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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献标识码：1008-7516(2002)04-0009-04
近几年来中等职业教育的萎缩引起了整个职业教育界的关注，许多人针对职业教育的现状对职业教育的课程、体制、办学方式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但笔者认为中等职业教育之所以沦落至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对职业教育某些方面的认识不清所致。因为，认识不清，思路不明，要想促进一个事物的良性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对职业教育本质的理解
直至今天，人们对职业教育本质的理解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具体表现为对职业教育定义的不同。《教育大辞典》第三卷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传授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必须的知识、技能的教育”[1]。元三先生认为职业教育的定义还应把职业教育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本质，职业教育与人的个性的发展，对职业教育内容的概括，职业教育敬业精神的培养，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联系以及职业教育高层化发展的趋势包括进去。[2]第一种定义是从教育内容的角度来定义的，而没有规定这种教育的目的何在，于是就可能产生以下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对劳动必需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就是这种教育的目的；二是对这种技能和知识的传授是手段性的，其目的在于其他方面，如它可以是继续升学的跳板，也可以是就业准备的必要条件。显然，我们对职业教育定义的理解不应局限在第一种解释的现象描述上，而应放在对职业教育实质的理解上。职业教育的实质不仅体现于其教学活动中传授内容的不同，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其教育目的的特殊性上，即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受教育者的就业着想，而不是像普通教育那样，主要目的是为了受教育者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校，拿到更高一级的学位证书。如果像普通教育那样，职业教育的功能就已经发生了异化。元三先生的定义方法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这样对职业教育进行定义太为烦琐，不适合定义的简洁性，同时定义内涵的扩大将有损于外延范围的广泛性。笔者认为要理解职业教育的本质，只要把握住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受教育者的就业、再就业或职业素质的提高，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有助于受教育者提高其职业素质即可。
对职业教育的定义把握不准，首先就会混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关系，漠视职业教育固有的特征，盲目照搬普通教育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方法，在发展目标上不明确或各种重心不突出，办不出特色，错过一次次的发展机会，最终使职业学校沦为一般的学校。目前，一些职业学校所处的被动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这种原因。
其次，是把职业教育等同于学校职业教育。即认为只有在校园内进行的职业教育才是真正的职业教育，而校外的职业培训则不是。这其实犯了把狭义的职业教育等同于广义的职业教育的错误。狭义的职业教育是指在学校内进行的职业教育，如我们经常所说的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等。广义的职业教育包括以在校生为主要对象的职业准备教育，其中有普通学校的“职业基础教育”与职业学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在职人员为主要对象的岗位培训；与以失业人员为主要对象的再就业培训。就职业教育的形式而言，则包括学校本位的职教模式、企业本位的职教模式、社会本位的职教模式以及“学校—企业”综合模式。[3]如果局限于这一狭隘的职业教育观，一方面会使大量有职业需求的年轻人不屑接受这种职业教育，白白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会使职业教育固步自封，因循守旧，不能及时满足市场的需求，失去了大量的生源和发展的机会。这种认识即使在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中也同样存在，如一些教育理论工作者尽管在讨论时把职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种，但在对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进行统计时，往往不把培训和学徒制等其他非常珍贵的职业教育形式统计在内，这其实是狭义职业教育观的一种潜意识的流露。更有甚者，一些人竟把中等职业教育等同于学校职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如果我们留意一下某些有关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状况的文章，便不难发现一些同志以近几年来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发展的数据来说明整个职业教育发展状况的情况。这当然有一时失误的可能，但未尝不可以说这些同志其实根本就没有分清职业教育、学校职业教育与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不重视兼职教师的作用
适量的兼职教师可以密切学校和社会的联系，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办学活力。但在我国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中，专职教师所占的比例非常大，兼职教师却少之又少。仅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例，1997年有专职教师64.93万人，而兼职教师仅有3.99万人。[4]1999年有专任教师335501人，而代课教师只有13065人，兼任教师有26159人。[5]而国外的情况则正好相反。1992年德国的巴登一符腾堡职业学院有专职教师245人，承担了18.7%的教学量，兼职教师数高达5000人，承担了81.3%的教学量。[6]1995年，加拿大的塞尼卡学院有专任教师6000多人，而注册兼任教师竟达1000多人[7]，在我国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由于很少使用兼职教师，专任教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样，有限的教育经费很大一部分就花费在教师的工资和福利上，用于改善教学环境和办学条件的资金则少之又少，这势必造成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发展实力不够；理论型教师多，实践型教师少，学生动手能力差，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没有校外人士的参与，尤其是企业有关人员的参与，学校缺乏对企业和社会的了解，不能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逐渐疏远了与社会的联系。兼职教师比例过小一方面说明我国教育人事管理体制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学校在聘请兼职教师方面态度不积极主动，对兼职教师不信任也可见一斑。一些学校的有关人员认为兼职教师教学不认真，教学质量没有保证，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只要措施得力则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如加强对兼职教师的入口管理，严格入聘条件，对教学质量严格评价等。
三、在职业学校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过分依赖国家政策支持，市场意识淡薄
虽然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在我国已基本建立起来，但市场意识还没有完全融入人们的思维。有时说起来是市场经济，做起来依然是计划经济，这种现象在职业学校教育中并不少见。典型的就是职业学校教育中的学校本位，不是市场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是我能教什么就教什么，想怎样教就怎样教，对社会的需要和市场的要求则完全不顾。市场意识淡薄使他们相信可以不顾及社会的需求及学生的就业状况如何，只要学校获得了发展，如规模的壮大或学校级别的提升，便是自己的成功；认为一所学校的发展状况怎样，不是自己对市场规律的顺应程度怎样，而是在于国家的支持程度怎样。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则往往寄希望于国家的干涉，而不是重新审视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困境。这种思想在目前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如近年来，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规模连年下滑，一些人便强烈呼吁由国家有关部门出面，以法令的形式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定为一比一，并强制实行。当然他们有很多自己的理由，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比较落后，人才的需求为金字塔型，中等人才的需求量最大等。但无论多少理由，都无法否认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自1995年以来，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规模连年下滑。1997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与普通中等教育在校生的百分比为60.4∶39.6，1998年为58.1∶41.9，1999年为53.5∶46.5，到2000年则下降为50∶50[8]。与此相反的是社会职业培训的规模连年攀高，其中1999年的年增长率高达16.98%[9]。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经济形态对劳动力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对劳动教育的新需求。他们不仅要求接受正规的教育，以系统地提高自己的知识能力水平，还要求以短、活、快的方式在短期内提高自己的能力与素质，而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正满足了这种需求。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由于多种因素的干扰，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一次次错失良机，自陷囹圄。故此，如果我们的职业学校教育还继续无视市场的作用，抱着学校本位的卖方思想不放，在发展中过度依赖于国家的干预是必定发展壮大不了的。
四、职业教育发展中狭隘的地域情结
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地域情结具体体现在把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仅仅定位于学校所在地域之内，这个地域大到一个省，小到具体一个市、一个县。如一些地方职业教育部门把当地职业教育的服务对象仅仅局限于本地区，其冠冕堂皇的理由便是《职业教育法》第二十三条“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为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与企业密切联系，培养实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10]。然而，笔者觉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该条款的误读。当然，该条款中提出了职业教育应为当地经济服务的要求，但要看到这不是该条款的真正宗旨之所在。笔者认为该条款的真正目的在于强调通过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对当地的经济服务，提高职业教育的产品质量，造就实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进而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毕业生的就业营造一个良好的空间。一些地方部门把强调的重点限于前面的一部分而忽视了后一部分，实在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歪曲。这种狭隘的地域观念在实践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首先是使学校的生源和毕业生的就业都仅仅局限于本地区，既不能扩大学校的生源，又不能给学校的毕业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就业空间，限制了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如在对毕业生的限制中，一些地方对出省或出市找工作的学生明确规定要交纳一定的出省费或外地就业费，于是就出现了一方面一些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一些毕业生虽然找到了工作，却无法上岗，人才大量闲置，给学校、当地政府和学生及其家长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其次是使得学校越来越脱离时代的发展，不能随时代发展对学校的专业设置作出及时的调整，逐渐被社会所淘汰。如果让这些毕业生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择业，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则完全可以避免上述的一些难题，既能实现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就业率的上升，密切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又能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降低当地的就业压力。如果从全球化的观点来看，这种狭隘地域观的危害性就更加明显。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失业率已是政府急需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而在人口急剧老龄化的欧美地区，尤其是北欧的瑞典、芬兰等国急需输入大量有一定专业技能和文化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以弥补其国内劳动力的不足，而对环卫工人、医护人员的需求则更为强烈。如果我国的职教、劳动部门能与当地的有关部门联合起来，使我国的职业教育与他们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其发展空间之大不言而喻。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教育和劳动部门，尤其是一些学校在这方面的作为还少得可怜。我们固然有太多的借口，但与我们在狭隘的地域观下，缺乏与外界交流，目光不够远大，视野不够开阔不无关系。
五、重大职教观，轻新职教观
大职教观是一种终身教育的职业教育观，认为职业教育应包括职业预备、职前就业、职业转换教育以及技能提高和再就业教育等，不能仅仅局限于职前教育上，把职业教育看作是一种终结性的教育。新职业教育观则认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日新月异的技术革命，学生面临的未知领域越来越多，过于狭隘的专项技能训练再也适应不了这种需求，必须训练他们适应这种变化的新技能、新能力。职业学校教育也应随着社会的发展，根据时代的需求及时调整学校的专业设置和办学模式。就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状况来看，大职业教育观已经深入人心，成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事业也在我国发展得红红火火。但新的职业教育观尚未真正确立，其影响相当有限。教育界外人士对此知之甚少，他们的反映至多是一种潜意识的对新专业新技能的渴求。教育界内对新职业教育观有认识的更多的是一些理论研究者，他们的行动更多的是一种理论探讨，而另外一些对职业教育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如各校的校长和教育行政人员，或者知之甚少，或因某些条件的限制实施起来心有余而力不足。由于缺乏新职教观，使得我们的职业教育在现实发展中缺乏忧患意识，进取心不强，只知亦步亦趋地效仿国外，没有自己的模式。如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上，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劳动力应是具有中等技能的劳动力，为此中国应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这似乎言之成理，但仔细一想，其合理性颇令人怀疑。首先，职业教育是否仅应当服务于国内？其次，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劳动力是否都一定是中等程度的劳动力？最后，中国是否真的应该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第一个问题前文已有所论述，不再重复。有关第二个问题的事实是，从目前和长远来看中国最为紧缺的是高等技术人才，而不是具有一般技能的中等人才。《科技日报》至今仍在刊载《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专题，每一期的报告都告诉了我们一个相同的结论：阻碍我们发展的“瓶颈”是一些高技术的难题，而不是一般的中等程度的问题，中国急需的是一些高技术的人才而不是一般层次的人才，造船业和电力业就是最典型的领域。《中国教育报》也曾刊载由于中国高等技工不足，日本高级技工纷纷登陆中国的报道。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是中国商品之所以在国际市场上还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是因为中国的商品价格低廉，中国的商品之所以竞争乏力是因为加工精细程度不够，质量不高，科技含量低。中国商品要提高国际竞争力，目前最为紧要的任务是提高科技含量，完善加工工艺。至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坚持培养中等技术人才呢？有关第三个问题的事实是，就世界范围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的高科技知识应用于生活和生产领域，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等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与现实的需要已有一定的差距，中等职业教育已出现逐步萎缩并上移至高等教育的趋势，有的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甚至开设了研究生教育，如台湾、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从规模来看，世界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占中学总人数的比例连年下滑，如日本这一比例1980年为31.7%，1999年则降为25.12%，美国这一比例1984年为34%，1994年则降为25%。[11]同样，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个趋势的影响，职业教育在校生与普通教育在校生的比例连年下降，1997年这一比例为60.4∶39.6，1998年为58.1∶41.9，1999年为53.5∶46.5，到2000年则下降为50∶50。因此，认为应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观点也是值得怀疑的。另外，从中国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我国在发展过程中追赶发达国家是必要的，但追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在于发展自己壮大自己，追赶只是一种发展的手段，必要时跳跃式的迎头赶上也是可取的。为此，在现在已树立大职业教育观的情况下，最紧要的是树立新的职业教育观，不然的话，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只能在低水平上缓慢地发展、徘徊。
当然，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误区并不仅限于以上几点，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仅就这几点发表一下自己粗浅的看法，抛砖引玉，以求教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