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困境 ：庄子传播思想的一种诠释
张 兢
(西北民族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甘肃 兰州 730124)
摘 要 ：庄子以如椽之笔，对完美传播的图景进行了勾勒，对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成心之见”进行了批评与反思，对于语言文字的先天局限性进行了分析与阐述， 在此基础上对传播活动提出了诸多建议与忠告。庄子认为，人类陷入传播困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认识有限而生发“成心”，因“成心”而有“成心之言”，如此相摩相荡，使传播活动陷于成见之境难以摆脱。二是语言是静止的、有限的，以此静止有限的语言来表达无限变动的客观世界时，便会陷入传播困境。基于此，他提出，对于以撒播真理为使命的传播者而言，应该怀有“精诚之心”，理性看待认识的有限性，确立高远的传播主体境界观，这样才有可能从传播困境的泥淖中摆脱出来。这些深邃的洞见至今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关键词 ：庄子；“成心之见”；语言局限性；传播境界
“人类不能不传播”[注] 这是美国人类学家格雷格里·贝特森的著名论断。 ，然而人类传播从一开始便陷入了一种无奈的困境之中，即使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人们依然没有从这一困境中摆脱出来。西方知识界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深入讨论的是彼得斯。他在《交流的无奈》中不无悲观地说道：“‘交流’是现代人诸多渴望的记录簿。它召唤的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1]2事实上，早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已经洞察到这一“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的重要问题。那么，何谓传播困境？我们何以陷溺于传播困境之中？我们有无摆脱传播困境的可能性？本文将沿着庄子的心灵轨迹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庄子笔下的传播困境
《外物》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2]936语言和“荃”、“蹄”一样，本质上是一种工具。人类使用语言这种工具，在于表达和传递“意”；如果“言”已经充分表达了“意”，且此“意”被无遗漏地接收，语言自可遗忘。在这里，庄子虽然将“得意忘言”与“得鱼忘筌”、“得蹄忘兔”相提并论，却有着重要区别。“在鱼”、“得鱼”和“在兔”、“得兔”指向的是同一个行为主体，而“在意”、“得意”的行为主体是两个：“在意”指向传播者，“得意”指向受传者。“言者在意”就是传播者通过语言表达“意”，或者说赋予语言以“意”；“得意忘言”就是受传者充分地、无遗漏地体悟到语言中含藏的“意”。就此而言，传播活动就是传播者和受传者双方对于“意”的体认、表达与分享。然而，这个“意”所指为何呢？《天道》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2]492对此，成玄英解释说：“随，从也。意之所出，从道而来。”[2]492即是说，庄子反复陈说的这个“意”，指的就是他孜孜以求的“道”，或者说就是他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真理。准此，我们可以认为，庄子眼中的传播就是以语言为工具撒播与分享真理(‘道’)的行为或者过程。对他而言，完美的传播状态就是他所描述的“相视一笑，莫逆于心”[2]263，269, 即传播者赋予语言的“意”被受传者完完整整、毫无遗漏的接收与理解(“得”)。这种完美的传播被彼得斯称为“天使般的交流”：“天使的交流是精神交流，无声无息，不需要语言或者物质的手段。”[1]70
然而，庄子一方面宣称传播的使命在于撒播真理、分享真理，另一方面又反复强调“道不可言”：“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2]753；一方面渴望“莫逆于心”式的完美交流，另一方面又用“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2]606的说辞颠覆了完美交流的可能性。这样，传播活动便陷入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之中。在“轮扁斫轮”中，庄子集中表达了这一观点[注] 看到齐桓公专业阅读记载着“圣人之言”的书籍，正在斫轮的轮扁不以为然，他认为桓公所读不过古人“糟粕”而已。这反映出齐桓公和轮扁在“以言载道”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齐桓公看来，“书”是真理的载体，“书”所记载的“圣人之言”无疑是圣贤的智慧结晶，读书可以认识真理，增长智慧。但在轮扁看来，真理是不言自明、不可言传的(原文出自郭庆藩《庄子集释》)。 。庄子借轮扁之口强调了真理的不可言传性，同时将真理的横向传播与纵向传播的可能性一并封死：“臣不能以喻臣之子”是对真理横向传播的否定，即真理无法从一个人传至另一个人，无法从此地传至彼地；“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是对真理纵向传播的否定，即真理难以代代相传。与此相关，对于“莫逆于心”式的完美传播，庄子虽然心生向往，但更多持有的是一种悲观姿态。在他看来，“莫逆于心”式的完美传播并非传播的常态。常人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是误解、曲解与不解，就像他在“濠梁之辩”中所说的：“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种姿态得到了施拉姆的响应，他引述约翰逊的话说：“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知道’另一个人的感受。”[3]66人与人之间非但不能心心相印，彼此相通，即使最基本的共识恐怕也难以达成。面对诸子纷起、相互争辩的局面，庄子提出了著名的“辩无胜”的观点[注] 在《齐物论》中，庄子对辩论的徒劳与无果进行了深入阐述，后世学者将其观点概括为“辩无胜”(原文出自郭庆藩《庄子集释》)。 。他认为各个思想流派之间的辩论是徒劳无益的，因为在辩论中根本无法确立共识，故此他悲观地宣称：“天下非有公是也”[2]831。
全球化时代营造的激烈竞争环境下，为了吸引更多的全球资本，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将城市营销作为城市竞争战略的重要手段，城市营销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城市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城市营销的中心聚焦于文化，赋予文化以振兴世界文明、提升地区形象的重任。
根据以上陈述我们可以认为，传播困境就是对完美传播难以实现这一境况的指陈。问题在于，我们何以陷溺于此传播困境之中？是主观作祟还是有着难以克服的客观因素？我们有无摆脱传播困境的可能性呢？这是庄子深入挖掘、刻意阐述的问题。
二、从认识有限性到“成心之见”
其次，语言是有限的。“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2]24“吹”是风吹万种窍穴发出的声响。窍穴的形状千差万别，发出的声响也迥然不同。风起时，万窍怒号，相呼应和，彼此交鸣，构成了生动而丰富的大地奏鸣曲。然而当用语言描述时，“万种窍穴”被抽象为“似鼻、似口、似耳、似趼、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万种声响被简化为“激者，稿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窈者，咬者”，风也被区分为冷风、飘风和厉风。与自然相比，语言显得何其单调、有限。这里涉及到“言”与“所言者”的关系问题。“言”就是语言文字等符号，“所言者”是客观世界。客观世界是变化多端、难以确定的(“特未定”)，语言则是有限的。人们用语言所呈现的世界是不是那个本然自在的世界呢？或者说语言文字能否表达客观世界呢？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退一步而言，即使语言文字可以表达客观世界，它所表达的也仅仅是客观世界的轮廓而已，无法表达其本质。《秋水》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也。”[2]571-572语言可以表达事物粗浅的表象，事物细微幽隐的部分也可以通过人心加以体悟，但是还有一种事物，语言难以表达，意念不可达致，这个超言绝象的事物便是“道”。因此庄子感叹道：“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2]492形色名声所呈现的只是一个有形世界，世人误以为把握了这个有形世界就把握了世界的本相，就拥有真理，这实在是可悲的。
基因漂流在自然界中极为普遍，对生物进化有重要意义。随着转基因作物的广泛种植，其对相关物种的生存状况影响引人思考。
最后，语言的意义具有不可控性。“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2]166语言传播如同风的播散：风播散之处会激起不同回响，语言播散之处也会产生不同的回响。然而万物对于风的回响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丝毫的隐瞒与猜忌，人类对于接收到的符号的解读与回应却难以预测，在此情况下，传播者极易陷于危险境地而不自知。“颜回见仲尼请行”一章对此有深刻阐述[2]137-154。卫国国君年轻气盛，骄横跋扈，“轻用其国”“轻用民死”，颜回怀抱救世之心，意欲劝谏卫君，于是向孔子请行，孔子却劈头盖脸说了一句：“你这是去送死啊！”随即为颜回做了分析。孔子认为，颜回德性淳厚，信誉卓著，劝谏动机大公无私，孔子本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是颜回的德性信誉尚未产生足够的影响力(“未达人气”“未达人心”)，在此情况下，贸然以仁义道德这样的高标言论劝谏卫君，会使卫君对其劝谏动机深感怀疑，以为颜回是有意借贬损别人来抬高自己，在世人面前博得美名，这样的人是害人的人(“灾人”)。害人的人必然为他人所害。因此孔子认为颜回此行凶多吉少。在这里我们看到，意义不受传播者控制的原因大体有二：一是传播者自身的品德、信誉度、影响力等因素会影响其本意的实现，二是受传者的秉性、地位、行为方式等决定了对意义理解的方向。受传者的理解方向可能与传播者期待的方向一致，也可能完全相反，或者在二者之间。总之，语言一经发出，意义便不受控制，极易产生“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这样的情况[2]103。
因认识有限而生发“成心”，因“成心”而有“成心之言”，如此相摩相荡，相因相循，使传播活动深陷于成见之境难以摆脱。在“成心”支配的言辞竞胜中，真实的意涵被忽视，思想的辉光被遮蔽，社会共识也蜕变成为权力宰控的幻象，多元观点与自由言论退隐至边缘。真理在成见的喧嚣中遭到肢解与切割。
首先，语言固有的局限性是导致传播困境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庄子认为，语言具有先天局限性。语言的局限性首先表现在语言文字是凝固静止的。“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2]89客观世界原本是混沌的整体，事物之间并无差别与界限。语言最初也不过是形、声、义的自然结合体，就像小鸟破壳之前出乎本能的嘤嘤鸣叫，其本身并无确切的意义。对此，成玄英解释说：“道理虚通，既无限域，故言教随物亦无常定也。”[2]90然而，为了争夺话语权，人们限于无休止的是非争辩之中，于是便有了上下左右之分、亲疏远近之别、尊卑贵贱之等级、善恶美丑之差异。语言将世间万物强行区分为非此即彼的畛域：说大就不是小，说长寿就不是夭折；说生便同时否定了死，说美就排除了丑；善是恶的对立面，黑与白不相容……这种非此即彼的认识和判断，是对浑然一体、变动不居的客观世界的强行切割。这不仅使人们陷入认识困境，也陷入了表达与交流的困境。
“成心”是有我之心。心中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同时也就意识到了非我，以致形成了我与非我的隔阂与对立。或者说，“成心”是被“妄我”控制和主宰的精神状态[注] 方东美先生认为，庄子的“自我”包含五种含义：一是“躯壳之我”，二是“心理之我”，三是“心机之我”，此三者集结而成“妄我”。“自我”还包括自发精神之“本性”和永恒常在之“常心”，这两种是真正的“自我”(原文出自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 。在“妄我”的宰控下，心灵便呈现出异样的状态：睡觉时精神错乱，醒来时形体不宁；面临人事，好恶之情涌上心头，勾心斗角，不能暂止；面对功名利禄，百般计较，患得患失，片刻不得安宁。
三、难以克服的语言之限
在“成心”支配下发而为言，则是“成心之见”或者“成心之言”。“成心之见”的表现有种种。择其大者，约略有三：第一，“成心之见”形成于事物发生或变动之先，主观片面。人出生以后，便被灌输了诸多排他的是非观念。这些观念内化于心，成为判断事物的恒定标准。当事物发生或者变动之际，不顾其具体情境和复杂情状，妄作道德评判，妄下是非结论。大鹏“绝云气负青天”的行为，对“腾跃而上不过数仞”的斥鹌而言，显然是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因此对大鹏的行为加以质疑和嘲讽。斥鹌的质疑与嘲讽，便是“成心之见”。第二，以自己的观点为确论，以异己的观点为谬说。“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注] 此句原本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陈鼓应先生根据严灵峰之说校改为“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 ，人们往往基于片面的成见进行争辩，且武断地认为自己是真理的拥有者。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以儒墨为代表的诸子百家的是非之争。他们肯定对方所否定的而非议对方所肯定的。真理在纷纷攘攘、此起彼伏的浮华言辞中被遮蔽，公议、共识难以确立。第三，强求一律。各家各派均以真理代言者自居，企图以自己的真理观作为绳墨天下的标准。然而在庄子看来，是非标准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因人因事因时而异。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腰疼偏瘫，而这样的处所却是泥鳅最适宜的居住环境；人爬上高树就会惊惧不安，猴子在树上攀缘腾跃却感觉自由自在，这三种动物谁的生活习惯才正确呢？人吃肉类，麋鹿吃草，蜈蚣吃蛇，猫头鹰和乌鸦喜欢吃老鼠，这四种动物谁的饮食习惯最佳呢？毛嬙与西施是世人公认的美女，然而鱼见了她们潜入水底，鸟儿见了她们飞向高空，麋鹿见了她们骤然奔逃，什么才是美的标准呢？因此庄子总结说：“以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2](P98-99)
首先，传播以真，要有一颗“精诚之心”。“精诚之心”就是清明澄净之心，不沾染一丝主观成见，就像一面镜子，可以映照事物的本来面目。“鉴明则尘垢不止”[2]203、“至人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2]313，庄子喜欢以镜喻心，这使我们想起了西方现代哲人库利的“镜中我”[注] “镜中我”(the looking glass self，也称“镜中自我”)为库利提出，意指他人的姿态充当了镜子，从中可以看到并衡量自身，正如他们在社会环境中看待和衡量其他事物一样(原文出自[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不同的是，库利以镜作喻是为了观照自我，庄子不仅要用镜子观照自我，还要关照他物。当以镜观心(或曰以心观心)之际，就要时刻不停地擦拭，不使它染上尘埃，永远保持其清明澄澈、纯粹不杂[5]325。当以心观物之时，既真实客观，又公平超然。任何物事，只要来到镜子面前，就会得到如实反映，毫无隐瞒保留，毫不回避躲藏，所以真实；世间百态，尽摄其中，不刻意筛选，不妄加评议，所以客观；不因身份尊贵而迎来送往，不因身份卑微冷漠睥睨，不增加一分，也不减少一分，所以公平；物来则应，物去则静，不牵累，不动情，所以超然。
人类总是有种致命的自负，认为自己可以认识一切，宰制一切。对此，庄子抱有高度的警觉。《养生主》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2]121人的生命与苍茫悠远的宇宙过程相比，就像“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在一生当中所知道的总不及所不知道的。人生有限而宇宙无限，认识主体的有限性与认识客体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深刻而永恒的矛盾。这是人类难以逃脱的宿命。《秋水》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也，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2]562井蛙生存在狭小的水域空间，其所知不外乎于此。生活空间决定了它们认知的宽广度，这是空间环境对认知的限制。在夏虫、朝菌、蟪蛄身上，则体现了时间对认识的框限。对夏虫而言，冰封雪冻是永远无法理解的，对朝菌而言，黄昏及夜间发生的事情它们永远无法知道；同样的，在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眼中，一年不过两季而已。生命的短暂决定了认识的时间长度。所谓“曲士”，就是《天下》中指称的“一曲之士”，即笃信某派思想的读书人。“曲士”之所以无法和他们论道，是因为所受教育蒙蔽了他们的心灵，偏于一端，固执己见，无法参悟道的真谛。
生活空间、生命时间和教育背景等因素禁锢着人们的认识，但是人们对此毫无自省，依然故我。这种认知被庄子称为“俗知”，以此认识世间万物的结果便是“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2]80，爱恶情感占据上风，真理分崩离析，思想进退无据，人渐渐被“成心”左右。
（76）三裂鞭苔 Bazzania tridens （Reinw.，Blume＆Nees）Trevis. 马俊改（2006）；杨志平（2006）；余夏君等（2018）
四、超越传播困境
传播中的人，是进入藩篱套上枷锁的人：欲望的诱惑，功利的逐求，各种成见的围追堵截，使传播活动越来越偏离其本意。功利逐求者可以嘲笑单纯欲望满足者的无知与浅薄，成见笃信者可以蔑视功利逐求者的低级与庸俗。对于以撒播真理为使命的传播者而言，应该以“真”作为传播活动的至上追求，如此才有可能从传播困境的泥淖中摆脱出来。
毋容置疑，数学素养的形成一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想要用省力气、走捷径的方式达成目标，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何况，承载数学素养形成的数学知识本身就往往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它需要用有“长度”的教学去达成有“深度”的教学.这些认识清楚地提醒我们：循序渐进的教学是正道，是培养学生数学素养的有效途径.
齐海峰也从一个小工人，一步步混到了厂办主任。官职升了，脾气还是没见长。妻管严就妻管严吧，半辈子不都吵过来了。
其次，传播以真，就是要理性看待认识的有限性，为传播活动找到一个切实的立足点。“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至矣。”[2]229三景晦明，四时生杀，云行雨施，川源岳渎……这是天的所为。天的所为绝非人力所能为。认识到人类所知所为的有限性，便不会自陷于以有涯随无涯的“迷乱”与“危殆”之中，也才能为人生事业找到一个切实的立足点。“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2]229生命是知识探求的中心。人类探求知识的目的是为了让生命有尊严、有活力。以此推至人类传播，则有两方面的涵义：第一，要清醒地认识到传播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为人类传播找到恰当的定位。庄子认为，儒家倡导并大肆宣扬的“仁义圣智”，是“乱人之性”的行为。所有厚此薄彼、诉诸感官的传播内容，都是对深不可测的欲望的唤醒、刺激与强化。欲望苏醒，便有满足欲望的强烈动机和实际行为，缺德败性、战争杀戮由此产生，人类也将陷于无尽的灾难之中。因此，传播当以培植人的本心本性为旨归，不应以声色犬马、名利欲望等传播内容惑乱人的本性。第二，传播当以生命为核心。生命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也无肤色、种族、国家之异，传播应无差别地对待所有生命，应将生命作为关注的焦点。生命的快乐与幸福，生命的挣扎与哀号，生命的抗争与沉沦，生命的摧残与杀戮，都应得到真实而全面地呈现。这才是传播的“知之盛”。
最后，传播以真，更要确立高远的传播主体境界观。这就是庄子所谓的真人境界。何谓真人？真人志向高远而不浮华、心胸如天地般辽阔广大，真人对事物的流变性有充分体认，任由事物发展变化而不横加干涉；真人对现象世界的相对性洞察于心，不固执己见，不主观偏私；真人超越了一切外在的束缚，“知者不得说，美人不得滥，盗人不得劫。”[2]724
传播主体境界的完成，绝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艰难的培蓄过程。第一，去除常见的八种传播痼疾，即“八疵”[2]1023-1024：摠、佞、谄、谀、谗、贼、慝、险。四处打探非分之事，道听途说，以讹传讹，叫做摠；不管他人感受，强行进言，叫做佞；引用圣哲名言，讨取他人欢心，叫做谄；不辨是非曲直，一味迎合对方，叫做谀；散播他人过错丑闻，暗地里诋毁他人，叫做谗；离间亲友，叫做贼；诋毁与己疏远的善者，称誉与己亲近的恶者，奸诈虚伪，叫做慝；善恶两方，都不得罪，左右逢源，虚与委蛇，暗中窃取私利，叫做险。这八种传播痼疾的后果是恶劣的，无论对于个体生命而言，还是对于人际传播和社会秩序而言，这八种传播痼疾必须去除。第二，去除遮蔽心灵的种种因素。《庚桑楚》说：“彻志之勃，解心之谬，去德之累，达道之塞。”[2]804功名利禄、权势地位会侵蚀人的心志，声色犬马、患得患失会扰乱心灵的宁静，喜怒哀乐、憎恶爱欲会左右是非判断，贪婪施与、知虑伎能会阻碍对真相的探求。唯有彻除妨碍认知、阻塞心灵的种种因素，方能以清澈洞明之心看待万事万物。第三，“心斋”是抵达高远的精神境界的唯一之途。“心斋”是“吾丧我”的过程，或者说是“吾”与“我”对话的过程。“我”即小我、妄我，是以私我为中心，排斥或者隔绝异己思想的自我。“吾”即大我、真我，是消弭了一切偏私、一切主观、一切滞碍的自我。“吾丧我”就是抛弃小我回复大我，是“同于大通”的过程。当其完成时，便映现出“精神的灵光”，它“逐步贯彻了一切宇宙的层级，揭露了宇宙一切的秘密，同时也把黑暗都驱遣掉，而照耀出来成为普遍的真理。”[4]55
五、结 语
自有人类，便有传播。传播之于人类，犹如水和空气。人类对于传播问题的探求，也从未停歇。无论世道人心如何盛衰升沉，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达腾跃，也无论传播媒介如何增叠进化，人类传播至少在两个方面从未发生过变化：一是传播就是使用可视可感可听可闻的语言文字等符号表情达意的实践活动，二是传播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尤其是传播者的价值立场、思想取向、爱恶情感会极大地左右受传者的认识乃至行动。就此而言，庄子对于人类认识有限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成心之见”的批评与反思，对于语言文字的先天性局限的分析与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诸多建议与忠告，这些深邃的洞见对古代中国的传播活动产生着重要影响，至今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值得认真研究深入讨论。本文勉强使用“传播困境”一语，试图对庄子传播思想的一个侧面进行梳理与诠释。这种梳理是初步的，可能挂一漏万；诠释也可能有主观偏颇，难免错讹，希望大方之家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M].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2]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 [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2版.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 [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邱泽,张茂元,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
Communication Dilemma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n Chuang -tuz ’s Communication Thought
ZHANG J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Minzu University, Lanzhou 730124,China)
Abstract :With his powerful pen,Chuang-tzu described a perfect communication prospect, criticized and rethought profoundly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cognition and the resulting “self-centered cognition”, analyzed and elaborated of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language. On these basis, he put forward many suggestions on communication activity.These profound insights are still enlightening and worthy of further study.In this paper,we use “communication dilemma” to try to sort out and interpret of Chuang-tzu’scommunication thought.
Keywords :Chuang-tuz; “self-centered cognition”; language limitation;communication realm
中图分类号 ：B223.5∶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817(2019)01-0111-05
收稿日期 ：2018-07-09；修回日期： 2018-11-18
作者简介 ：张兢(1970-)，男，陕西周至人，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播思想、传播符号学。
(责任编辑 ：王晓红 )
标签：庄子论文; “成心之见”论文; 语言局限性论文; 传播境界论文; 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