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框架对风险寻求的影响 ：解释水平的作用
娄 宇1单雪菲2 刘 宁1
(1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济南 250358) (2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摘 要 通过四个实验探讨了权力与框架对风险寻求的影响，检验了解释水平的中介机制。首先，探讨了框架对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调节作用(实验1)；然后，通过实验分段检验权力影响解释水平(实验2A)，解释水平影响风险寻求(实验2B)；最后，改变权力的启动方式并排除情绪的潜在影响，重复验证框架的调节作用，并通过中介分析验证解释水平的中介作用(实验3)。结果发现：损失框架下，高权力比低权力个体更冒险，但收益框架下高低权力个体都更保守；解释水平是损失框架下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部分中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框架对权力影响风险寻求具有调节作用，解释水平是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心理机制之一，研究也为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提供了支持证据。
关键词 权力；解释水平；框架效应；风险寻求
1 引言
权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权力在不能善用它的人手中可以成为损害公平、攀比势力，甚至是个人贪腐的工具；而另一方面，权力也是智慧、谋略、决策力与领导力的象征。学术界对权力的界定多从资源控制和社会影响的角度出发，围绕“权力即控制”这一核心概念进行不同程度的阐释(Guinote & Vescio, 2010)。在此基础上社会心理学家从社会认知角度重新阐述了对权力的定义，认为权力不仅是一种社会结构变量，同时也是一种权力感的心理状态，它能激活与之相关的认知和行为倾向(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权力是抽象的，但权力感实际上是一种对权力的感受和体验，权力感才是一切权力效应的中介(Anderson & Berdahl, 2002; Mast, 2010)，将权力发展为权力感增加了权力的可操纵性，极大地促进了权力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进展。权力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既有积极效应，比如高权力者具有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解决问题时更具创造性，能做出更高质量的决策等；同时也有消极效应，比如高权力者更容易刻板化他人，有更多的压迫和强制他人的行为，贬低他人，给自己分配更多的利益等(韦庆旺, 俞国良,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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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问题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权力对风险寻求的影响一直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权力效应之一。所谓风险寻求是指个体在风险决策中表现出来的风险偏好程度，风险寻求高表明个体在风险决策中更偏好风险，态度和行为上更冒险；风险寻求低则表明个体更倾向规避风险，态度和行为上更保守。然而，在权力对风险寻求的影响方面，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有研究者发现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寻求。比如，Anderson 和 Galinsky(2006)的研究表明，高权力个体由于采取接近取向，更加关注收益和奖励，因此更加冒险；而低权力个体由于采用抑制取向，更加关注损失和风险，因而更加保守；管延华、迟毓凯和戴金浩(2014)的研究也表明，无论在收益框架还是损失框架下，高权力个体都比低权力个体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寻求。但是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高权力个体并不总是比低权力个体更为冒险。比如段锦云、卢志巍和张涵碧(2016)的研究发现，在收益框架下，相较于高权力启动，低权力启动条件下有更高比例的被试选择了冒险选项；而在损失框架下，高、低权力启动个体选择冒险选项的比例差异不大。除了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以外，以往研究也较少探讨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心理机制，并且，支持高权力个体表现出更强风险寻求的研究多从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进行论证，而缺少其他权力理论视角的探讨。因此，本研究从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出发，拟探讨解释水平在权力对不同框架条件下风险寻求影响中的作用。我们推断解释水平是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中介机制，即权力会改变个体的解释水平，而解释水平又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寻求。研究结果可以进一步澄清权力对不同框架条件下风险寻求影响的结论，并加深对权力影响风险寻求心理机制的理解，同时提供对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的实验支持。
1.1 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和社会距离理论
研究者们在权力的各种行为效应的基础上提出了各种权力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和社会距离理论(王雪, 蔡頠, 孙嘉卿, 吴嵩, 封子奇, 金盛华, 2014)。接近-抑制理论认为高权力能够激活个体的“行为接近系统”，在接近系统的作用下，高权力个体会更多地体验到积极情绪，更加关注奖赏和机会，将他人视为自己实现目标的工具，在行为上体现为追求目标；而低权力个体则会更多地体验到消极情绪，更加关注惩罚和危险，将自己看作是他人的工具，在行为上表现为抑制(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获得了较多实证研究的支持(e.g. Bri
ol, Petty, Valle, Rucker, & Becerra, 2007; 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 See, Morrison, Rothman, & Soll, 2011)， 其中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更为冒险(Anderson & Galinsky, 2006)也是重要证据之一。
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是新近提出的一种更加关注过程的权力理论，该理论将解释水平理论与权力效应结合起来，提出了两条基本原理：(1)高权力和低权力个体的依赖不对称性(低权力个体要依赖于高权力个体，但高权力个体较少依赖低权力个体)会导致高低权力个体感知到的社会距离不同，高权力者感知到更远的社会距离，低权力者感知到更近的社会距离；(2)社会距离的不同会导致解释水平(信息的心理表征方式)的不同，因此，权力会改变个体的解释水平，高权力者更倾向于抽象地表征信息，低权力者更倾向于具体地表征信息。权力的不同效应正是由高低权力个体的解释水平差异造成的(Magee & Smith , 2013)。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的主要原理得到了许多研究的支持，比如，有研究发现高权力个体因更加独立而采用更远的心理视角认知情景(Lee & Tiedens, 2001)，还有研究发现高权力者倾向于与他人保持较远的社会距离(Lammers, Galinsky, Gordijn, & Otten, 2012)。另有研究者用一系列实验进一步直接检验了权力与解释水平之间的关系：相对低权力个体，高权力个体与他人产生了更远的心理距离，并且采用更抽象的信息加工方式(即高解释水平)表征信息(Smith & Trope, 2006)。
利用GC-MS方法对采用混凝-加核絮凝组合工艺处理前后的废水进行定性分析，GC-MS全扫描参数值见表3。
2.3.3 管道固定不到位。医生没有将引流管缝于腹部皮肤,或是缝线不牢固,固定松紧不合适,未及时更换固定胶布等,导致管道滑脱。
通过解释水平效应预测权力效应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比如在目标选择与追求、自我控制、社会影响等领域都发现解释水平效应与权力效应非常类似。以社会影响为例，研究发现高解释水平条件下个体对自己的评价和观点更为自信，不容易受到其他人评价的影响(Ledgerwood, Trope, & Chaiken, 2010)，而这一解释水平的效应可以很好地预测权力的效应，相应地在权力与社会影响领域的研究也发现，权力会增加个体对自己评价的自信，更少受到其他说服信息的影响(Briol, Petty, Valle, Rucker, & Becerra, 2007; Eaton, Visser, Krosnick, & Anand, 2009; See, Morrison, Rothman, & Soll, 2011)。事实上，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通过揭示权力的解释水平心理过程本质，能够为更为广泛的权力行为效应提供合理的解释。但是，多数对权力社会距离理论的支持证据来自这种与解释水平效应的类比，仍缺少直接检验解释水平在权力效应中作用的研究。
1.2 权力影响风险寻求
权力对风险寻求的影响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权力效应之一，但高权力是否比低权力个体表现出更强风险寻求，目前的研究结论仍不一致。一方面，一些研究从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出发，支持高权力个体比低权力个体表现出更强风险寻求。比如，有研究发现高权力个体比低权力个体对风险的估计更为乐观，进而导致高权力者更为冒险(Anderson & Galinsky, 2006)。管延华等研究者(2014)也发现，无论在收益框架还是损失框架下，高权力个体都比低权力个体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寻求。除了高权力个体对风险的乐观估计以外，还有研究发现高权力能够增加个体的行动倾向(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增加个体对自己判断的信心(Briol, Petty, Valle, Rucker, & Becerra, 2007；See, Morrison, Rothman, & Soll, 2011)。这些研究结果都暗示，相比低权力个体，高权力个体可能表现出更强风险寻求。而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高权力个体并不总是比低权力个体更为冒险。比如段锦云等研究者(2016)发现，在收益框架下，低权力启动条件下比高权力启动条件下有更高比例的被试选择了冒险选项；而在损失框架下，高低权力启动条件下选择冒险选项的被试的比例差异不大。实际上，他们发现权力能够调节风险决策的框架效应，高权力个体由于采用整体信息加工而受到框架的影响更大，在收益框架下表现得更保守，而在损失框架下表现得更冒险；但低权力个体由于采用具体信息加工而几乎不受框架的影响。总之，权力对风险寻求影响的研究结论还存在不一致，收益-损失框架能否调节权力对风险寻求的影响也不明确。此外，以往研究较少探讨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心理机制，并且支持高权力个体表现出更强风险寻求的研究多从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进行论证，而缺少其他权力理论视角的探讨。
图8e、8f分别是850 hPa和500 hPa感热偏弱年减去偏强年的合成分布。从图8e看,850 hPa高空,长江以南地区处于槽前,而且温度槽线和气压槽线夹角明显,有很强的斜压性。同时,从图8f中看,在500 hPa高空,长江以南区域处于高压边缘,闭合的等温线和闭合的等高线不重合,所以也有很强的斜压性。综合得出,在偏弱年份,长江以南地区高空有很强的斜压性,更利于对流的发生和发展。
1.3 框架作为调节变量
所谓框架是指对本质相同的选项内容进行不同形式的描述，收益-损失框架是最早的框架形式之一。Tversky和Kahneman(1981)发现的风险决策中的框架效应表明，对选项的描述框架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寻求倾向：损失框架下个体更倾向于风险寻求；而收益框架下个体更倾向于保守。框架效应在经典风险决策情景“亚洲疾病问题”中首次被发现，后来的许多研究支持或部分支持了框架效应这一经典现象(比如，何贵兵, 梁社红, 刘剑, 2004; 孙彦, 许洁虹, 陈向阳, 2009; 王剑杰,王重鸣, 1999)。预期理论的损失规避(Loss Aversion)能很好地解释框架效应：在面对确定的小收益选项和有风险的大收益选项时，绝大部分人会选择保守的确定收益的选项；但如果面对确定的大损失和有风险的小损失或不损失时，大多数人则是风险寻求的，他们将这种个体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的心理现象称为损失规避(Kahneman & Tversky, 1979)。
有研究者直接比较了不同权力个体的损失规避现象，并更深入地探讨了权力对损失规避的影响到底是体现在对收益的主观价值估计上，还是对损失的主观价值估计上，或者是同时体现在这两个方面。结果发现，权力确实会影响损失规避，而且这种规避不体现在对收益的主观价值估计上，而是仅体现在对损失的主观价值估计上，更具体地，高权力个体会低估损失的价值(钟毅平, 陈潇, 颜小聪, 2013; Inesi, 2010)。基于此，我们推断：在收益框架下由于高低权力个体对收益的主观估计没有差异，因此高低权力个体在收益框架下的风险寻求也没有差异；而在损失框架下，由于对损失的规避，高低权力个体都比收益框架下表现出更强风险寻求，并且由于高权力个体对损失和威胁的低估，以及有更强的承受力，会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寻求水平。
1.4 解释水平作为心理机制
坂口安吾：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青春绝不意味着美丽，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倘若如此，青春是什么呢？青春只是使我活着的力量，是各种愚蠢但又一直多少支撑着我生命燃烧的东西，一切支撑着我生命的事物都是我青春经历的对象，这就是我的青春。
研究发现解释水平也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决策。比如，研究者发现高解释水平的个体比低解释水平个体更倾向于风险寻求(Lermer, Streicher, Sach, Raue, & Frey, 2015)，且其原因是高解释水平个体比低解释水平个体更容易低估风险水平(Lermer, Streicher, Sachs, Raue, & Frey, 2016)。在探讨框架与解释水平共同作用于风险寻求的研究中发现，高解释个体仅在收益框架下表现出比低解释水平个体更冒险，而在损失框架下则没有显著差异(Raue, Streicher, Lermer, & Frey, 2015)。国内研究者也探讨了解释水平与框架对风险寻求的影响，但主要是从解释水平对框架效应的调节角度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高解释水平条件下，个体会产生明显的框架效应；而低解释水平条件下，框架效应明显减弱(段锦云, 朱月龙, 陈婧, 2013)。
类比解释水平的风险寻求效应和权力的风险寻求效应，我们发现高解释水平个体比低解释水平个体表现出更强风险寻求，且会低估风险水平(Lermer, Streicher, Sach, Raue, & Frey, 2015)。与此相对应的是，高权力个体比低权力个体也更乐观，更低估风险，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寻求水平(Anderson & Galinsky, 2006)。加之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表明，权力能改变个体的解释水平，因此，我们推断解释水平是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心理机制，权力通过改变个体解释水平，进而影响风险寻求。
综上所述，本研究从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出发，探讨框架对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调节作用，以及解释水平在权力对风险寻求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我们预期框架会调节权力对风险寻求的影响：收益框架下高低权力个体风险寻求无差异，而损失框架下高权力个体更冒险；解释水平是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中介机制，即权力会改变个体的解释水平，而解释水平又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寻求。研究结果可以进一步澄清权力对不同框架条件下风险寻求影响的结论，并加深对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心理机制的理解，同时也是对权力社会距离理论的检验。
具体而言，本研究将通过四个实验，对权力与框架的交互作用以及解释水平在权力影响风险寻求中的作用进行研究。首先，实验1探讨了框架对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调节作用，之后在实验2中，通过实验分段检验解释水平是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心理机制，其中实验2A检验权力启动改变解释水平；实验2B检验解释水平启动影响风险寻求。实验3在此基础上改变权力的启动方式，并排除情绪的潜在影响，重复验证框架对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调节作用，并通过中介分析进一步检验解释水平的中介作用。
《地貌学原理》[13]书中认为：花岗岩在3组相互正交的原生节理切割下，形成许多长方形或近似正方形的岩块，由于风化作用将周边棱角磨圆，岩块逐渐球化，最后形成风化球又称孤石。孤石是原岩不断风化过程中尚且没有风化完全的残留物。如图1中(b)所示，该工程边坡上广泛发育形态多样的孤石，直径一般为1～6 m。根据场地勘察报告，区内地层主要为第四系人工堆积层、第四系残积层和燕山期侵入花岗岩，而燕山时期的花岗岩是形成孤石的主要岩体。工程需要对孤石进行稳定性分析，对不稳定的孤石进行治理。
例如，教学朱自清的《背影》一文，抓住“以‘背影’为线索表达深厚父爱”的方法，要求学生写一篇“母爱”的文章。有位学生这样写道：“曾经是那样温柔的手突然间给我的感觉却不柔软了，仔细一看，原来母亲的手已经结满了老茧。啊，这曾经抱起过我、喂养过我、搀扶过我的双手啊，在岁月的流逝中变化着，留下的不仅仅是皱纹，更是劳作的深深印痕啊！”
2 实验1: 权力感对不同框架下风险寻求的影响
2.1 方法
2.1.1 被试
使用前人研究(Smith & Trope, 2006)的5道情绪测项完成情绪自评。第一道题是在7点量表上评价自己当下的整体感受(1：非常消极；7：非常积极)，后四道是在7点量表上表明自己当下有多大程度的“紧张”“冷静”“快乐”和“失望”(1：一点也不；7：非常)。
2.1.2 实验设计
实验为2(权力感水平：高权力感/低权力感)×2(描述框架：收益/损失)被试间设计，因变量是被试的风险寻求得分。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种实验条件中，各实验条件下的被试数量均为30人。
2.1.3 实验流程
采用情境问卷施测的形式，被试首先要做一个权力情景回忆写作任务，然后完成风险寻求测量问卷。
2.2 实验材料
2.2.1 权力感启动
实验通过“经典回忆写作”任务(Galinsky, Gruenfeld, & Magee, 2003)启动权力感，要求被试根据所列提纲写一段小短文，并且没有时间限制。让启动高权力感的被试回忆自己生活中能够控制他人或者处于能评估他人的情景经历，启动低权力感的被试回忆一段自己曾被他人控制、管理、评估的经历。提纲由5部分组成，分别是“1. 情景发生的时间是”“2. 情景中牵涉到的人、物有”“3. 发生了什么事情，事情的经过是”“4. 我当时的角色是”和“5.我当时的感觉是”。
以风险寻求得分为因变量进行2(权力感水平：高权力感/低权力感)×2(描述框架：收益/损失)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权力感的主效应边缘显著，F (1，116)=3.73，p =0.056，η 2=0.031。框架的主效应显著，F (1，116)=83.28，p <0.001，η 2=0.418，被试在损失框架下(M =5.01，SD =0.88)比在收益框架下(M =3.59，SD =0.87)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寻求，出现了框架效应。更重要的是，权力感与框架的交互作用显著，F (1，116)=5.08，p =0.026，η 2=0.042。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收益框架下，启动高权力感被试的风险寻求程度(M =3.57,SD =0.81)和启动低权力感被试的风险寻求程度无显著差异(M =3.62,SD =0.93)，F (1，117)=0.03，p =0.86；而在损失框架下，启动高权力感被试的风险寻求程度(M =5.33，SD =0.67)显著高于启动低权力感被试(M =4.68，SD =0.96)，F (1，117)=5.15，p =0.025，η 2=0.026(参见图1)。
权力感的操纵有效性检验是通过让被试对经验回忆任务中体验到的权力感进行评估完成(Schmid, Jonas, & Hall, 2009)。评估采用7点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具体测项为：1.我试图去控制情境的过程；2.我感到自己占有优势；3.对于我在情景中的角色，我感到很舒适；4.对于我在情景中的角色，我并不喜欢；5.我感到自己很有权力；6.我感觉自己的意愿无足轻重。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较高(Cronbach’s α =0.88)。
2.2.2 风险寻求测量问卷
仍采用7点量表对权力感的启动进行操纵检验(Schmid, Jonas, & Hall, 2009)。对权力感操纵的有效性的检验表明，高权力组的被试(M =5.49，SD =0.69)比低权力组的被试(M =2.94，SD =1.06)产生了更高的权力感，且差异显著，t (117)=15.56，p <0.001，表明权力感操纵成功。
2.3 结果与分析
2.3.1 权力感操纵检验
对不同权力感启动条件下被试的权力感评估的平均分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高权力组的被试(M =5.49，SD =0.69)比低权力组的被试(M =2.95，SD =1.05)产生了更高的权力感，且差异显著，t (118)=15.69，p <0.001；表明实验中权力感启动的操纵有效。
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认为，权力会改变个体的解释水平。所谓解释水平是指个体对事物不同抽象程度的心理表征。高权力会导致更为抽象的高解释水平，低权力会导致个体更为具体的低解释水平(Magee & Smith, 2013)。解释水平理论最初是从时间距离角度提出的，之后逐渐一般化为适用于其他心理距离维度(空间距离、社会距离、概率等)的统一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的解释水平取决于个体与认知客体的心理距离，当与认知客体的心理距离较远时，个体通常会采用高解释水平表征客体；心理距离较近时，则会采用低解释水平进行表征。在不同解释水平条件下，个体对事物属性的关注权重不同：个体在高解释水平条件下更关注事物的渴望性(desirability)，即与“为什么做”有关的属性，而在低解释水平条件下更关注事物的可行性(feasibility)，即与“如何做”有关的属性，而这种对不同属性关注权重的不同，对个体的决策又有着广泛的影响(Liberman & Trope, 1998; Trope & Liberman, 2003)。
2.3.2 情景回忆启动权力感对不同框架下风险寻求的影响
马铃薯消解动态试验设1个处理，重复3次，每小区面积15 m2，随机排列，小区间设置隔离区，另设空白对照小区。施药时期为播种时拌种(参照BBCH Monograph对应的图谱和编号)施药，施药时应保证用于动态试验的马铃薯种均匀拌种。甲基硫菌灵拌种量为1.05 g a.i./kg种薯，在马铃薯出苗后(2片真叶)开始第一次取样，并以0天计(2 h)、1 d、3 d、7 d、14 d、21 d、28 d、35 d、42 d，随机采集马铃薯植株10～20株，每次采样量不少于500 g。采集样品后装入样本容器中，在样品容器外贴标签(下同)，并用透明胶带固定，制备样品待测。
图1 经典回忆写作启动权力感对不同框架下风险寻求的影响
之前的研究者已经发现拥有权力感会增加个体的风险寻求倾向，实验1不仅验证了这一结论，还发现框架会调节权力感对风险寻求的影响，收益框架下高、低权力感个体都倾向于保守；损失框架下高、低权力感个体都倾向于冒险，且高权力感个体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寻求倾向，这一结果符合研究的假设。
实验1的结果支持了框架对权力感影响风险寻求具有调节作用。在实验2中我们通过实验的方法，探讨解释水平在权力感影响风险寻求中的作用，具体而言，实验2分段检验了权力感改变解释水平(实验2A)和解释水平影响风险寻求(实验2B)。按照研究假设，启动高权力的个体应该比启动低权力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解释水平；解释水平与框架的交互作用结果应该与实验1中权力与框架交互作用结果类似。
3 实验2A: 权力感对解释水平的影响
3.1 方法
3.1.1 被试
120名山东某高校学生参与本实验，剔除漏题的1名被试后，有效被试119人，其中男生37人，女生82人，平均年龄20.71周岁(SD =1.70)。
3.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单因素(权力感水平：高权力感/低权力感)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解释水平得分。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种实验条件中，高权力感条件下的被试数量为60人，低权力感条件下的被试数量为59人。
3.1.3 实验流程与材料
首先将被试随机分配为两组，通过“经典回忆写作”(同实验1)分别启动两组被试的高或低权力感。之后用行为识别量表(the Behavioral Identification Form, BIF)测量他们的解释水平(Freitas, Gollwitzer, & Trope, 2004; Smith & Trope, 2006)。这里采用BIF量表的翻译版本(Vallacher & Wegner, 1989)，其中共有25个测项，每个测项列出一个简短的行为，并有对该行为的两种备择定义选项，一种是高水平解释，阐述行为目标；另一种则是低水平解释，阐述行为具体过程。例如，对于“阅读”这一行为，选项“逐字逐句地看”是低水平的解释，而选项“获得知识”就是高水平的解释。被试选择高解释水平选项，计1分；选择低解释水平选项，计0分。被试在BIF量表中的总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的解释水平也越高。
3.2 结果与分析
该问卷共包括四个决策情景，其中三个情景是生命救助情景，分别改编自Tversky和Kahneman(1981)的“亚洲疾病问题”、李纾等(2000)的“登山队遇难问题”和“煤矿爆炸问题”；另一个情景是公共财产拯救情景，改编自Wang(1996)的“博物馆名画拯救问题”。决策情景的选择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首先，它们是前人研究风险决策时应用的较为经典的情景；其次，在生命救助情景和公共财产拯救情景中，被试具有选择救助方案的权力，更加契合权力与风险寻求的研究主题。每种决策情景均有收益和损失两种描述框架，每种框架下又各有两种方案，即确定方案(确定的小收益)和风险方案(具有风险的大收益)。被试需要在7点量表(1：一定选择确定方案；7：一定选择冒险方案)上做出自己的选择，选择的数字越大说明被试越倾向于风险寻求。
BIF量表得分的内部一致性较高(Cronbach’sα =0.83)。将被试的BIF量表总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高权力感被试(M =17.43，SD =5.07)比低权力感被试(M =15.27，SD =5.00) 拥有更高的解释水平，且差异显著， t (117)=2.34，p =0.021，说明启动高权力感能够提高个体的解释水平。
实验2A成功验证了权力感启动能够影响个体的解释水平这一结论，这符合已有研究的结果(Smith & Trope, 2006)与本研究的假设。实验2B将在此基础上探究解释水平对不同框架下风险寻求的影响，推理逻辑如下：既然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认为，权力会改变社会距离进而影响解释水平，而解释水平才是权力效应的直接原因，那么通过其他方式(非社会距离)改变个体的解释水平，也应该得到与权力效应类似的结果。基于此逻辑，我们在实验2B中通过Why-How任务范式启动解释水平，检验是否能够得到与权力启动(实验1)类似的结果模式。
4 实验2B: 解释水平对不同框架下风险寻求的影响
4.1 方法
4.1.1 被试
130名山东某高校学生参加实验，剔除漏题的4名被试后，有效被试126人。男生57人，女生69人，平均年龄20.65周岁(SD =1.24)。
4.1.2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2(解释水平：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2(描述框架：收益/损失)被试间设计，因变量是风险寻求得分。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种实验条件中：收益框架下，高解释水平组的被试数量为30人，低解释水平组的被试数量为31人；损失框架下，高解释水平组的被试数量为33人，低解释水平组的被试数量为32人。
4.1.3 实验材料
实验2B借鉴前人的Why-How任务范式(Freitas, Gollwitzer, & Trope, 2004; Smith, Wigboldus, & Dijksterhuis, 2008)来启动被试的解释水平。通过对15名大学生的访谈，最终确定大学生最为关注的三个主题，分别是“保持健康，增强体质”(Freitas, Gollwitzer, & Trope, 2004)、“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休闲娱乐”，并以此作为本实验Why-How任务中的启动材料。启动高解释水平的被试被告知“将注意力集中于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即将行为和人生目标相联系”；启动低解释水平的被试被告知“将注意力集中于如何通过一步步的具体行动去实现目标”，从而都可以提高生活满意度。通过让被试的思维聚焦于 “为什么”(或“怎么做”)的问题，来直接启动被试的高(低)解释水平，具体问题形式如下(以Why启动为例)：
图2 Why-How范式示例
对于高解释水平组，被试要从“为什么”角度对三项活动进行4句话的详细描述，并保证每一个原因都比前一个更深层次、更抽象；对于低解释水平组，被试要从“怎么做”角度对三项活动进行4句话的详细描述，并保证每一个行为都比前一个更细节化、更具体。之后被试完成风险寻求测量问卷。
为了检验改良后的Why-How任务对启动解释水平的有效性，我们进行了前测，因变量为BIF量表得分(同实验2A)。139名大学生参加了前测，其中How启动条件下70人，Why启动条件下69人。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Why启动条件下的被试(M =17.64，SD =4.35)比How启动条件下的被试(M =16.16，SD =4.64)具有更高的解释水平，二者差异边缘显著，t (137)=1.94，p =0.054，说明Why-How启动能较有效地改变被试的解释水平。
4.2 结果与分析
以风险寻求得分为因变量进行2(解释水平：高解释水平/低解释水平)×2(描述框架：收益/损失)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解释水平的主效应显著，F (1，122)=7.36，p =0.008，η 2=0.057，启动高解释水平的被试(M =4.53，SD =1.42)比启动低解释水平的被试(M =4.02，SD =1.20)表现出更多的风险寻求。框架的主效应显著，F (1，122)=97.50，p <0.001，η 2=0.444，被试在损失框架下(M =5.11，SD =0.93)明显比在收益框架下(M =3.38，SD =1.10)更寻求风险。解释水平与框架的交互作用显著，F (1，122)=4.92，p =0.028，η 2=0.039。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收益框架下，启动高解释水平的被试的风险寻求程度(M =3.43,SD =1.09)与启动低解释水平的被试的风险寻求程度(M =3.34,SD =1.12)差异不显著，F (1，123)=0.12，p =0.73；在损失框架下，启动高解释水平的被试(M =5.53，SD =0.81)比启动低解释水平的被试更加寻求风险(M =4.67，SD =0.86)，F (1，123)=7.46，p =0.007，η 2=0.058(参见图3)。
图3 解释水平对不同框架下风险寻求的影响
4.3 讨论
实验结果表明，高解释水平被试比低解释水平被试更冒险，损失框架条件下比收益框架条件下的被试更冒险。更重要的是实验2B发现了与实验1一致的交互作用：在收益框架下高低解释水平被试的风险寻求水平差异不显著，而在损失框架下高解释水平被试比低解释水平被试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寻求，这一结果与实验1中权力与框架的交互作用结果模式是一致的，符合研究的预期。
在收益框架下高低解释水平被试的风险寻求差异不显著，可能主要是由于收益框架下无论高解释水平还是低解释水平的被试都倾向于更为保守，因此掩盖了他们风险寻求方面的差异。而在损失框架条件下，无论高解释水平还是低解释水平的被试都倾向于更为风险寻求。在此基础上，根据解释水平理论，高解释水平条件下，个体更关注目标，倾向于渴望得到更多的收益，更偏重“渴望性”；而在低解释水平条件下，个体更加关注达成目标的路径，会倾向于考虑过程中可能要承担的风险，更偏重“可行性”(Liberman & Trope, 1998; Trope & Liberman, 2003)，因此，对于在损失框架下，为什么高解释水平比低解释水平更冒险，我们给出这样的解释：个体在风险决策中本质上是在收益(即渴望性)和风险(即可行性)之间进行权衡，高解释水平的被试会更关注收益而忽视可能存在的风险，最终导致比低解释水平被试更冒险；低解释水平被试在风险和收益的权衡中则会更关注所要承担的风险，因此相对高解释水平的被试会更保守。
实验2A、2B初步分段验证了权力感通过改变解释水平影响风险寻求的假设。实验3的目的是通过改变权力启动的方式进一步重复验证框架对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调节作用，以及通过中介分析检验解释水平是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中介机制。此外，有研究发现权力感与情绪相关：高权力感与积极情绪相关联，低权力感与消极情绪相关联(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而情绪会影响个体的风险寻求：积极情绪下的个体倾向于风险寻求，消极情绪下的个体倾向于风险规避(Yuen & Lee, 2003)。因此，为了进一步排除情绪影响风险寻求的可能性，研究在实验3中加入了情绪自评，以排除情绪对风险寻求产生的影响。
5 实验3: 解释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
5.1 方法
5.1.1 被试
126名山东某高校学生参与实验，有1人未能完整做完实验，有效被试为125人，其中男生53人，女生72人，平均年龄20.66周岁(SD =1.48)。
5.1.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权力感水平：高权力感/低权力感)×2(描述框架：收益/损失)被试间设计，因变量为被试的风险寻求得分。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四种实验条件中，收益框架下，高解释水平组的被试数量为30人，低解释水平组的被试数量为30人；损失框架下，高解释水平组的被试数量为31人，低解释水平组的被试数量为34人。
5.1.3 实验流程
被试首先完成权力的角色想象写作任务启动，然后完成权力感操纵检验测项，之后完成情绪自评量表和BIF量表，最后完成风险寻求测量问卷(同实验1)。
5.2 实验材料
5.2.1 权力感启动
采用角色想象写作启动范式操纵个体的权力感(Guinote, 2008)，这种范式要求被试想象特定的权力角色以启动个体的社会权力感(Lammers, Galinsky, Gordijn, & Otten, 2012)。在高权力感条件下，被试想象自己是某一大型企业的“销售部经理”，领导20名员工工作、有权决定他们的薪酬和工作量，拥有诸多决定权，且完全胜任这个职位等；在低权力感条件下，被试想象自己是一名“业务科员”，每天必须完成经理下达的各种工作指令，薪酬和工作量由经理决定，记录细节并准备文书材料，且要严格遵循部门规章制度等。然后，被试要充分发挥想象力，按照提纲将其某一天的工作中可能发生的事详细地记录下来，没有时间限制。提纲的主要项目有：1.情境发生的时间;2.情境中牵涉的人、物;3.发生了什么事情、事情的经过;4.我当时的角色(任务);5.我当时的感觉。权力感操纵检验的题目与实验1相同(Schmid, Jonas, & Hall, 2009)。
5.2.2 情绪自评
120名山东某高校学生，其中男生38人，女生82人，平均年龄20.95周岁(SD =1.71)。所有实验中，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变量未产生任何显著效应，因此不再纳入分析。
5.2.3 解释水平的测量
使用BIF量表测量权力感启动后被试的解释水平，BIF量表同实验2A(Freitas, Gollwitzer, & Trope, 2004; Smith & Trope, 2006)。
5.3 结果与分析
5.3.1 权力感操纵检验
对被试体验到的权力感自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高权力感条件下的被试(M =5.47，SD =0.86)比低权力感条件下的被试(M =3.60，SD =1.17)产生了更高的权力感，且差异显著，t (123)=10.18，p <0.001，表明实验中权力感操纵成功。
5.3.2 情绪测量
采用前人研究中排除情绪因素影响的数据分析思路(Smith & Trope, 2006)：首先，通过计算区分出情绪的4种复合指标，分别是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趋近相关的情感和规避相关的情感。对被试在“快乐”和“冷静”维度上的评分加和求平均，测出积极情感。对被试在“紧张”和“失望”维度上的评分加和求平均，测出消极情感。通过计算“快乐”和“失望”维度上的平均分测得趋近相关的情绪，计算“冷静”和“紧张”维度上的平均分测得规避相关的情绪。对总体测项和4个复合指标进行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权力启动条件对任何情绪指标[t (123)=1.069,p =0.287;t (123)=-0.684,p =0.495;t (123)=0.431,p =0.667;t (123)=1.223,p =0.224]，或者总体情绪测项评分均未产生影响[t (123)=0.061,p =0.952]，即高低权力组的被试在情绪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进而排除了情绪对被试风险寻求的影响。
在当前临床医学技术不断更新状态下，超声检查因微创性以及操作便利得到了大量应用，当前，超声检查已经成为诊断急腹症的有效方式，同时不会受到患者年龄以及病症程度限制。临床经常采用的超声检查形式为腹部超声检查以及阴道超声检查，腹部超声检查的扫查范围较为广泛，阴道超声检查受到周围组织干扰性较轻，也不需要进行憋尿，本次研究中，结果证实，C组诊断准确率96.7%高于A组73.3%，组间对比χ2=6.4052，P=0.0113。
以风险寻求得分为因变量进行2(权力感水平：高权力感/低权力感)×2(描述框架：收益/损失)方差分析，发现权力感的主效应不显著，F (1，121)=1.49，p =0.224。框架的主效应显著，F (1，121)=80.89，p <0.001，η 2=0.401，个体在损失框架下(M =5.04，SD =0.97)明显比在收益框架下(M =3.44，SD =1.12)表现出更强的风险寻求。更重要的是，权力感与框架的交互作用显著，F (1，121)=10.64，p =0.001，η 2=0.081。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收益框架下，被试的风险寻求程度在高权力感启动条件下和(M =3.26,SD =0.99)低权力感启动条件下(M =3.63,SD =1.22)无显著差异，F (1，122)=1.21，p =0.27；在损失框架下，启动高权力感被试的风险寻求程度(M =5.46，SD =0.77)显著高于启动低权力感被试的风险寻求程度(M =4.65，SD =0.98)，F (1，122)=5.25，p =0.024，η 2=0.035。由此，本实验的结果与实验1得到的结果一致，具体见图4。
5.3.3 角色想象启动权力感对不同框架下风险寻求的影响
图4 角色想象写作启动权力感对不同框架下风险寻求的影响
5.3.4 解释水平的部分中介效应检验
2.锅置火上，放入青红椒煸炒，并用锅铲按压青红椒，待其变软、表面发白并有焦煳点时，倒入适量油翻炒，调入盐炒匀，制成虎皮椒待用。
首先对BIF量表中的个别项目进行反向计分，然后按照之前介绍的计分规则计算出被试的解释水平(BIF得分)。BIF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Cronbach’sα =0.78)。对实验3的结果进行解释水平的中介效应检验，我们假设解释水平是权力感影响不同框架下风险寻求这一过程的中介机制。采用Baron 和Kenny(1986)的中介分析标准程序，通过线性回归检验解释水平的中介效应，其中，权力感为预测变量，分析中处理为虚拟变量，BIF得分为中介变量，风险寻求得分为结果变量。第一步，采用预测变量预测结果变量；第二步，采用预测变量预测中介变量； 第三步，同时采用预测变量和中介变量预测结果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对于收益框架下的风险决策情景，第一步分析的预测变量权力感对风险寻求结果变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t =-1.27,p =0.208)，因此收益框架下的中介效应检验终止。对于损失框架下的风险决策情景，预测变量权力感对风险寻求结果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t =3.73,p <0.001)，权力感对BIF得分的回归系数显著(t =3.65,p =0.001)；BIF得分对风险寻求的影响显著(t =2.64,p =0.01)，加入BIF得分中介变量以后，预测变量权力感的回归系数有了明显改变，并且其显著性系数降低(t =2.85,p =0.01)，这说明解释水平在权力感对风险寻求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Definition,Essentials and Responsibilities Yan Hai&Guo Ge
洗后浆残碱和I段黑液波美度是评价纸浆洗涤质量的2个重要指标[5]；然而，这2个要求是相互矛盾且难于直接测量的。要平衡这2个质量指标须建立一个二者的预测模型。
图5 解释水平在权力感对风险寻求的
影响中的部分中介作用
表1 解释水平在权力感对损失框架下风险寻求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注：
p <0.05,p <0.01，p <0.001。
实验3在更换权力启动方法和排除情绪潜在影响后，仍得到了与实验1一致的结果，框架会调节权力对风险寻求的影响：收益框架下，高权力个体与低权力个体的风险寻求水平无显著差异；损失框架下，高权力个体比低权力个体更为风险寻求。更进一步地，本实验还通过中介分析检验了解释水平是损失框架条件下权力感影响风险寻求的部分中介机制，该结果与实验2的结果也保持一致，实验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6 综合讨论
本研究从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出发探讨了权力与框架对风险寻求的影响，并检验解释水平是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中介机制。结果发现：(1)框架调节了权力对风险寻求的影响。(2)解释水平是损失框架条件下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部分中介机制。对于这些研究结果，我们进行如下讨论。
6.1 对权力理论的意义
权力对风险寻求的影响的研究为比较和检验权力的两种理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领域窗口。以往权力对风险寻求的相关研究多从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出发提出假设，而高权力个体比低权力个体更冒险的研究结果也被作为支持接近-抑制理论的重要证据之一。本研究通过权力社会距离理论在风险寻求领域的应用，整合两方面的研究发现(一方面，权力会改变个体的解释水平；另一方面，解释水平会影响风险寻求)，采用实验和中介检验的方法，检验权力-解释水平-风险寻求的心理机制路径。研究结果支持了解释水平是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心理机制的假设，这也为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之前，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的支持主要来自一些间接证据，即通过比较解释水平效应和权力效应的相似性，证明权力是通过改变解释水平进而产生其效应(Magee & Smith, 2013)。
对权力社会距离理论的支持，并不意味着对权力接近-抑制理论的否定，实际上，二者可能只是关注重点不同：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更加关注权力效应的内容，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则更关注权力效应的产生过程(王雪, 蔡頠, 孙嘉卿, 吴嵩, 封子奇, 金盛华, 2014)。因此，在对权力效应产生过程的解释上，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比接近-抑制理论可能具有更好的解释力。具体到权力对风险寻求影响的心理过程，按照权力的接近-抑制理论的预期，低权力个体会更多地关注损失和威胁，更加保守；而高权力个体更关注收益和奖赏， 更加风险寻求(Keltner, Gruenfeld, & Anderson, 2003)，但是这一预期与损失规避效应预期相矛盾(对损失更加敏感导致为了避免损失的风险寻求，而对收益敏感则导致了为了避免损失的保守)，并且接近-抑制理论的预期与本研究的结果也不一致。而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对此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由于高权力和低权力个体对收益的主观估计无显著差异(钟毅平, 陈潇, 颜小聪, 2013; Inesi, 2010)，因此在收益框架下，无论高低权力个体都更倾向于保守，而在损失框架条件下，尽管高低权力个体由于损失规避，都更风险寻求，但由于高权力或者高解释水平条件下，个体更关注目标和收益，低估风险和损失，因此表现出(相对低权力个体)更高的风险寻求水平；而低权力个体或者低解释水平个体更关注实现目标的可行性和风险，高估风险和损失，因此表现出(相对高权力个体)更低的风险寻求水平(钟毅平, 陈潇, 颜小聪, 2013; Inesi, 2010; Liberman & Trope, 1998; Magee & Smith, 2013)。
6.2 框架调节权力对风险寻求的影响
研究发现无论是通过回忆启动(实验1)还是角色想象启动权力感(实验3)，结果都表明，框架会调节权力感对风险寻求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收益框架下，高低权力个体在风险寻求程度上无显著差异；而在损失框架下，高权力个体比低权力个体更风险寻求。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相较于收益框架，在损失框架下无论高权力还是低权力个体都倾向于冒险，但高权力个体更容易低估损失的价值以及损失带来的痛苦(钟毅平, 陈潇, 颜小聪, 2013; Inesi, 2010)，因此，在损失框架下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有更高的风险寻求程度；而在收益框架下，高权力和低权力个体均表现出对风险的规避，且权力感的启动并未明显改变个体对收益的敏感程度(钟毅平, 陈潇, 颜小聪, 2013; Inesi, 2010)，因此，高低权力个体在收益框架下的风险寻求程度均较低且无显著差异。
4.2 体育课上有声语言特别重要，在动作要领的解说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无声语言即眼神、大拇指的鼓励和一个微笑的点头在课上虽然用的地方不多，但往往都用到重点上，在评价上不但简明扼要，而且效果显著。
这个结果与已有研究并不完全一致。管延华等研究者(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收益还是损失框架，高权力个体的风险寻求水平都高于低权力个体。对此，我们通过比较发现，管延华等研究者所采用的风险决策情景主要涉及人身风险、经济风险和情感风险决策三种类型，其中既包含为他人决策也包含为自己决策。而本研究中为了提高研究的效度，采用了更契合权力与风险寻求研究主题的公共决策情景(亚洲疾病问题、登山队遇难问题、煤矿爆炸问题、博物馆名画拯救问题)，这些决策情景都属于为他人决策的情景。而已有研究表明，为自己决策比为他人决策更关注选项的可行性(徐惊蛰, 谢晓非, 2011)，因此，决策情景类型的不同可能是导致两个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此外，段锦云等研究者(2016)也探讨了权力与框架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并发现权力与框架的交互作用。但其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讨权力对框架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权力能够调节风险决策的框架效应，高权力个体受到框架影响更大而低权力个体不受框架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探讨不同框架条件下，高权力个体是否比低权力个体更冒险，并且研究中所采用的决策情景主要包括生命救助、物质金钱、房产经济以及就业问题四种类型，与本研究采用的决策情景也不一致。
6.3 解释水平作为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心理机制
本研究发现无论通过实验分段检验，还是通过中介分析检验，结果都一致表明解释水平是权力对风险寻求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之一。本研究的创新之一是通过实验分段检验权力对解释水平的影响和解释水平对风险寻求的影响，这主要是希望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有研究者认为，通过实验的因果联结解释心理过程机制比中介分析更为有效(Spencer, Zanna, & Fong, 2005)。其中，权力启动会改变解释水平符合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预期(Magee & Smith, 2013; Smith &Trope, 2006)，而解释水平与框架存在交互作用，即收益框架下高低解释水平个体无风险寻求差异，损失框架下高解释水平比低解释水平更风险寻求，这一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Raue等人(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收益框架下，高解释水平个体比低解释水平个体更为冒险，而损失框架下高低解释水平个体的风险寻求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决策情景的差异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差异的原因。Raue等人(2015)的研究在收益框架下的决策情景采用的是亚洲疾病问题，损失框架下采用的是公司裁员问题，两种框架下的决策情景并不一致，而本研究收益与损失框架所采用的决策情景均为公共决策情景(与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实验一致)。有研究表明，决策情景的不同会影响风险决策的结果(Wang, 1996)。
段锦云等(2013)也探讨了解释水平与框架对风险寻求的影响，但主要是从解释水平对框架效应的调节角度进行分析，并没有直接比较不同框架条件下高低解释水平个体的风险寻求差异，但从数据描述的趋势看与本研究的数据趋势一致，均为收益框架下高低解释水平个体的风险寻求差异较小，而损失框架下高解释水平比低解释水平表现出更强风险寻求。
6.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首先，在决策情景的选择上，我们仅选择了生命救助和财产抢救情景，并没有对决策情景的类型进行系统的操纵，但通过与相关研究的比较可以发现，决策情景类型对个体的风险寻求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未来研究中，为了能够更深地理解决策情景对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调节作用，需要系统探讨风险决策情景类型的作用(比如为自己决策和为他人决策)。其次，本研究由于限于大学生被试群体，仅采用了权力感启动的方法操纵权力，未来可以考虑研究社会人群中实际权力拥有者对风险寻求的态度和行为，如此可以更大程度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再次，本研究在实验2B中Why-How启动解释水平后，未对解释水平操纵有效性进行直接检验，虽对Why-How启动改变解释水平进行了前测，但仍暴露出实验设计的不足，在以后的研究中应注意避免此类疏漏。最后，由于解释水平是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心理机制，因此，解释水平的改变(比如，采用Why-How思维启动范式)有助于调整不同权力个体的风险寻求的倾向，这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未来的研究可以就此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7 研究结论
(1)框架会调节权力对风险寻求的影响。
(2)解释水平是权力影响风险寻求的部分中介机制。
参考文献
段锦云, 朱月龙, 陈婧 (2013). 心理距离对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 心理科学, 36 (6), 1404-1407.
段锦云, 卢志巍, 张涵碧 (2016). 权力感对风险决策框架效应的影响. 心理科学, 39 (2), 412-417.
管延华, 迟毓凯, 戴金浩 (2014). 权力对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 心理研究,7 (4), 42-47.
何贵兵, 梁社红, 刘剑 (2002). 风险偏好预测中的性别差异和框架效应. 应用心理学,8 (4), 19-23.
李纾, 房永青, 张迅捷 (2000). 再探框架对风险决策行为的影响. 心理学报, 32 (2), 229-234.
孙彦, 许洁虹, 陈向阳 (2009). 封面故事、选项框架和损益概率对风险偏好的影响. 心理学报,41 (3), 189-195.
王剑杰, 王重鸣 (1999). 投资决策任务和决策者风险知觉与决策效能的结构关系. 心理科学, 22 (6), 553-554.
王雪, 蔡頠, 孙嘉卿, 吴嵩, 封子奇, 金盛华 (2014).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权力理论的发展与比较. 心理科学进展,22 (1), 139-149.
韦庆旺, 俞国良 (2009). 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17 (6), 1336-1343.
谢晓非, 王晓田 (2002). 成就动机与机会-威胁认知. 心理学报,34 (2), 192-199.
徐惊蛰, 谢晓非 (2011). 解释水平视角下的自己-他人决策差异. 心理学报, 43 (1), 11-20.
钟毅平, 陈潇, 颜小聪 (2013). 个体权力高低对其损失规避的影响. 心理科学, 36 (2), 429-433.
Anderson, C., & Berdahl, J. L. (2002). The experience of pow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83 (6), 1362-1377.
Anderson, C., & Galinsky, A. D. (2006). Power, optimism, and risk-tak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36 (4), 511-536.
Baron, R. M., &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 (6), 1173-1182.
Bri
ol, P., Petty, R. E., Valle, C., Rucker, D. D., & Becerra, A. (2007). The effects of message recipients’ power before and after persuasion: A self-validation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3 (6), 1040-1053.
Eaton, A. A., Visser, P. S., Krosnick, J. A., & Anand, S. (2009). Social power and attitude strength over the life course.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5 (12), 1646-1660.
Freitas, A. L., Gollwitzer, P., & Trope, Y. (2004). The influence of abstract and concrete mindsets on anticipating and guiding others’ self-regulatory effor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 (6), 739-752.
Galinsky, A. D., Gruenfeld, D. H., & Magee, J. C. (2003). From power to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85 (3), 453-466.
Guinote, A. (2008). Power and affordances: When the situation has more power over powerful than powerless individual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95 (2), 237-252.
Guinote, A., & Vescio, T. K. (2010). Introduction: Power in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 Guilford Press Inesi, M. E. (2010). Power and loss aversi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12 (1), 58-69.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47 (2), 263-291.
Keltner D., Gruenfeld D. H., & Anderson C. (2003). Power, approach, and inhib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110 (2), 265-284.
Lammers, J., Galinsky, A. D., Gordijn, E. H., & Otten, S. (2012). Power increases social distance.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3 (3), 282-290.
Ledgerwood, A., Trope, Y., & Chaiken, S. (2010). Flexibility now, consistency later: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construal shape evaluative respond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9 (1), 32-51.
Lee, F., & Tiedens, L. Z. (2001). Is it lonely at the top? The independence and interdependence of power holders.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3 (1), 43-91.
Lermer, E., Streicher, B., Sachs, R., Raue, M., & Frey, D. (2015). The effect of construal level on risk-taking.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5 (1), 99-109.
Lermer, E., Streicher, B., Sachs, R., Raue, M., & Frey, D. (2016). Thinking concrete increases the perceived likelihood of risks: The effect of construal level on risk estimation. Risk Analysis, 36 (3), 623-637.
Liberman, N., & Trope, Y. (1998). The role of feasibility and desirability considerations in near and distant future decisions: A test of temporal construal the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75 (1), 5-18.
Magee, J. C., & Smith, P. K. (2013). The social distance theory of power.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7 (2), 158-186.
Mast, M. S. (2010). Interpersonal behaviour and social perception in a hierarchy: The interpersonal power and behaviour model. European Review of Social Psychology,21 (1), 1-33.
Raue, M., Streicher, B., Lermer, E., & Frey, D. (2015). How far does it feel? Construal level and decisions under risk.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4 (3), 256-264.
Schmid, M. M., Jonas, K., & Hall, J. A. (2009). Give a person power and he or she will show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The phenomenon and its why and whe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97 (5), 835-850.
See, K. E., Morrison, E. W., Rothman, N. B., & Soll, J. B. (2011). The detrimental effects of power on confidence, advice taking, and accurac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16 (2), 272-285.
Smith, P. K., & Trope, Y. (2006). You focus on the forest when you’re in charge of the trees: Power priming and abstrac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90 (4), 578-596.
Smith, P. K., Wigboldus, D. H., & Dijksterhuis, A. P. (2008). Abstract thinking increases one’s sense of power.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 (2), 378-385.
Spencer, S. J., Zanna, M. P., & Fong, G. T. (2005). Establishing a causal chain: Why experiments are often more effective than mediational analyses in examining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89 (6), 845-851.
Trope, Y., & Liberman, N. (2003). Temporal construal. Psychological Review, 110 (3), 403-421.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 (4481), 453-458.
Vallacher, R. R., & Wegner, D. M. (1989). Levels of personal agency: individual variation in action identificat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57 (4), 660-671.
Wang, X. T. (1996). Framing effects: Dynamics and task domai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68 (2), 145-157.
Yuen, K. S., & Lee, T. M. (2003). Could mood state affect risk-taking decisions?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75 (1), 11-18.
The Influence of Power and Frame on Risk Seeking :the Role of Construal Level
LOU Yu1; SHAN Xuefei2; LIU Ning1
(1School of Psycholog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China ) (2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China )
Abstract
Four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ower and frame on risk seeking and test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nstrual level. Firstl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rame was explored( Experiment 1);Secondly, two experiments were designed to test the effect of power on construal level(Experiment2A), and the effect of construal level on risk seeking (Experiment2B). Lastly, Experiment 3 provided converging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rame and mediating role of construal level(via mediation analysis) in the effect of power on risk-seeking,with different power priming methods and ruling out the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of the emo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between power and frame on the risk seeking, specifically, under the loss frame, both high-power and low-power were more risky, and high-power was even more risky than low-power; under the gain frame, both high-power and low-power intended to be conservative.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wer influenced the construal level, and the construal level influenced the risk seeking.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frame plays the moderating role and the construal level plays the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power on risk seeking,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direct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power theory of social distance.
Key words : power; construal level; framing effect; risk seeking
分类号 B849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04.001
基金项目: 山东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1810445497、201610445187)；山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科研基金立项(2018BKSKYJJ76)
通讯作者: 刘宁, E-mail: liun@sd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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