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曾经常常引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但是，我们是否已经回答了：资产阶级统治中的哪些元素使这种统治具有如此的“威力”。邓小平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对此，我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创新机制和模式应当成为深入研究的对象，这项研究无疑对于我们的实践具有启发意义。
一、创新是资本主义历经重大冲击，渡过多次危机的关键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论断无疑已由世界历史和当今世界中的大量现实所证明。最早从理论上阐述创新及其意义的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他在《经济发展的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创新学说”（Innovqtin Theory）。根据这种学说，“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the setting up of a new production function）。社会上只有在采用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企业组织的情况下，即只有在实现“创新”或“革新”的前提下，才存在企业家（Entrepreneur）和利润、资本和利息，否则，在所谓“循环流转”（Circular flow）的情况下，这一切都不存在。（注：熊彼特：《经济发展的理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34年英文版。可参阅第二章《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第三章《信用与资本》；第四章《企业家的利润》；第五章《资本的利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质、动力与机制时，熊彼特认为：经济发展不是由外部推动的，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创新”。虽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存在着不足之处，但他关于创新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意义的揭示无疑是独到的。
历史上，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只能被动地听凭经济危机肆虐。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一直以十年左右的周期反复发作，愈演愈烈。对于危机，社会只能待危机的“自然经济暴力”破坏、浪费、消除了“过剩”的生产能力和产品后，才能慢慢恢复正常的生产、交换及消费。应该说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资产阶级统治的经验都还不足以使资本主义国家寻找到对付危机的有效手段。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制度弹性和政府功能尚未有充分机会获得显示和释放。最终使资本主义走出早期困境的无疑是创新。
首先是技术创新。从最早的蒸汽革命到现代的信息革命，每次重大的科技创新都导致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以美国为例，它之所以能从20世纪50年代的低增长中走出来并进入60年代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60年代的科技创新。当时美国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和开发工作，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7％以上。到60年代末期，美国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总人数已超过150万人。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尤其是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曾被其经济学家认为是无法解决的“滞胀”难题，但是从8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政治家和资本家却创造性地运用平抑石油价格、实现预算平衡并促成科技革命的重新崛起，使美国经济终于走出滞胀的“泥潭”。90年代“新经济”的到来同样可以归功于科技创新，包括信息革命以及克林顿政府的一系列战略性的创新决策，如大力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都为美国经济进入“新时代”提供了活力和动力。（注：参看杨天宇著：《经济制度批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65页。）
其次是理论和体制创新。理论创新是资本主义体制不断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以美国为例，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主张国家干预的思想观点的诞生，才促使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新政”为了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大胆地借鉴社会主义的计划和福利的优越之处，并部分地将其嵌入制度框架，形成了不同于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形式，从而突破了资本主义的传统模式，开创了资本主义的改革创新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理论创新就没有西方的现代化。
资本主义体制创新主要反映在政府、市场与企业三者的关系上。早期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到20世纪30年代后转变为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罗斯福新政”所实行的类似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不仅是单纯的经济举措和政策的实行，而且是代表了一种长远的制度创新。20世纪70-80年代，为了摆脱“滞胀”局面，美国又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等理论和政策。90年代以后又实施了后来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经济方针和经济政策。总的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及其职能不断地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变革，从而使其体制日益成熟和完善。可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历次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无不发挥着重要作用。
再次是经营管理创新。从最早的以注重对工人监管为特点的“泰罗制”，到后来注重产品标准化和生产工艺流程合理化的“福特制”，一直到现代更加灵活多样的“后福特制”，无不使资本主义生产要素的组织不断走向科学合理。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资本主义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企业重组、公司治理、研发联盟等创新，有助于企业恢复活力；在金融领域，金融体系及其工具创新，如投资公司、共同基金、创业板股市、风险资本机制等，为高新科技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提供资金支持。风险投资、高技术小企业和创业板股市这种三位一体的体制是新经济的直接动力。在企业管理机制方面，资本主义告别了过分集权、多层次和纵向的金字塔式的体系，代之以分权、少层次和横向的网络式的体系，以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工作效率；以高科技改革生产管理体制，使大规模生产制转向“定做”生产制，使生产更加接近市场，从而减少了盲目生产和生产过剩。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实行以人为本的劳动管理改革，充分发挥职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总之，一系列管理机制的创新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强大活力和效率，成为其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保持繁荣昌盛的动力。
二、资本主义创新的动力和机制
马克思曾经把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追求和资本主义竞争作为资本家扩大资本积累以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在新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来自于投资者对利润追求和与之相伴相生的竞争压力，只是利润的来源及竞争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无论是获取高额利润还是要在竞争中取胜，创新业已成为每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依托。
首先，资本的本性即追求利润最大化，既是资本开放特性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创新的原动力。资本本性是要实现价值增值，因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属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通过自由竞争中所造就的企业家阶层的个性发挥、市场的风险催化、以及国家的规范干预，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即熊彼特所说的毁灭性创造（创新）。为了利益最大化，投资者通过发达的市场体系不断寻求新的投资渠道和投资空间；经理人通过管理革新不断地发掘潜在的利润；政府则利用其资本总代表的身份，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以维持社会稳定，保证资本获得最长久最经济的投入产出。同样因为这种“精神”，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具有不断变革和拒绝封闭的特性。哪里有利润，他们就奔向哪里；哪里有效率，他们就不惜做出变动。正是由于这种开放性，使得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能够对影响自身发展的弊端进行相对自觉的改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也能够利用其他社会形态中（比如社会主义）对其有用的机制和政策来完善自己。譬如推行社会保障、普及教育、出台遗产税和累进所得税、充分发挥国家的经济职能等等，实际上都是吸收和借鉴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理念、经验和做法。同样，他们一旦认识到市场与计划两种经济体制的特点，便马上将两者结合起来：利用市场使资源配置、技术创新和经济效益达到最佳状态；利用计划一定程度地削弱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和经济的盲目性。对此，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论证说：“过去的150年间，是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国家制度提供了这种新思想的来源。来自这两种制度的某些因素渗入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注：[美]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其次，就创新主体而言，技术发明和经济创新同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是对某种（些）激励的反应，其中，制度是激励因素里最基本的。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离开了利益，思想就要出丑。”（注：马克思：《神圣家族》，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02页。）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所以能获得不断创新的动能，一个根本性的奥秘在于：善于操纵物质利益的杠杆，把社会力量的主体投入到创造财富的活动之中，从而形成创新乃至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一般而言，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是促进全社会私人和私人联合体把时间、精力和金钱大量投放到发明、创新领域的正向因素，当这个制度残缺时，人的发明和创新只能靠信仰、好奇心等非货币收益支撑，这样，大多数人将被排除在发明和创新的领域之外。今天，知识、创新的作用已经超越资本、劳动的作用而跃居第一位，企业价值与利润来源的这一变化导致了资本主义投资模式的变化，这种新的投资模式表现为“风险资本”与“车库资本”的结合。在以新的投资模式建立的新经济企业中，掌握知识、具有创新能力和创新成果的人，可以与掌握资本的人分享企业的所有权，成为拥有部分企业所有权的“知本家”。而且，在新经济条件下，对创新的激励更与旧经济时代不同，在以成本竞争为主的旧经济中，只是对作为创新客体的创新成果进行专利保护，以确保创新者有利可图。而在以创新竞争为主的新经济中，除了需要对创新成果进行专利保护外，更为重要的是对创新主体进行激励。如在新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这种激励主要是股权的激励。即要想激发创新者的创新激情，就必须通过企业股权来界定他们的知识价值，把知识、创新与企业所有权挂钩，以创新为资本获取利润，从而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创新热情。
再次，对于资本家而言，创新的积极性还源于外在的竞争压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竞争的透彻的认识在于：“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于每个资本家起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6页。）“时间的节余，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正是为了获取高额剩余价值和在竞争中获胜，资本家总是千方百计地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说，是竞争催生创新。而且，在新经济条件下，经济竞争实质上是创新的竞争。表现在：（1）旧经济下的竞争具有负反馈的性质，当商品的价格上涨时，生产商会增加供给，但是消费者却会减少购买，由此产生的结构便是马歇尔所说的均衡。但是，在新经济中，市场竞争具有正反馈的性质，以电子商务为例，需求的增加会导致供给成本的下降，而供给成本的下降又会引致更多的需求，以致人们可以说新经济是一种报酬递增与成本递减的经济。（2）新经济的正反馈性质使得市场竞争变得更为残酷，竞争的必然结果只能是胜者通吃。可以预料，目前正在一个特定专业领域中进行竞争的数十家或上百家网络公司，只要有一家最终胜出，那么其余的处境将会异常艰难。（3）正因为有了以上的区别，创新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在新经济中，如果不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东西，要想战胜竞争对手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创新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最重要的生命线。
最后，为促进资本的自由活动和创新的顺利进行，国家需要建立可靠的制度来引导和保障。创新是有风险的，创新过程的核心问题是必须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做出财务和制度的担保。国家和企业必须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体制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和创新，以降低某些不确定性，至少将不确定性的后果降低到更能容忍的程度。因此，创新需要制度为其引导和保障。从企业角度看，创新活动意味着承担较大的财务风险。为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降低风险的最重要形式是个人通过选择购买和保留他们的投资组合来多样化法人资产而降低财务风险。在资本主义历史的长期视野里，风险投资公司就是最近的制度创新，它通过遏制过高的财务风险而鼓励创新活动。在美国，风险投资业运作良好的原因是，它包括一套所有利益相关主体从企业家成功中获取利益的激励系统——即潜在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和投资资本的制度补充者。风险投资系统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在寻求提高生产力的创新上带来更有效率的资本配置，也因为它为准备承担较高风险的参与者降低了失败的成本。可见，在众多有关创新不同途径的预期不确定性面前，资本主义制度鼓励沿着各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探索，并为人们不断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三、资本主义国家创新的文化背景
如前所述，利益的追求和竞争无疑是社会个体或团体不断创新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但把对利益的渴求转化为创新动能，使竞争成为公平的有序的竞争，归根结底要依托特定的文化环境。十八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中心和工业重心从英国转到德国、再到美国，实质上是创新能力强弱转换的结果，其中无不包含着深厚的文化根由。因为“创新文化”既作为环境因素，影响或制约创新过程，又作为一种渗透到创新主体的潜在因素，影响创新者的行为和表达。一方面，创新活动的超越性、风险性特点要求社会对创新活动及其后果的宽容、理解和激励。创新的前奏是怀疑和批判，因此，社会对创新的宽容、理解和激励是个体创新的前提。另一方面，任何创新，都需要创新者具备创新的文化气质，如求索和进取精神、怀疑和批判精神、求实求真精神及创造性思维等。在当今中西文化碰撞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元素正是其不断创新的精神土壤。
首先，强烈的主体价值实现的欲求，使西方人普遍不甘于现状而崇尚创新。他们不满足于概念化的人，而是要充分体现自己的个性和才能，崇尚标新立异、出人头地；他们肯定人是现实世界的创造者、主宰者和享受者，强调个性解放，鼓励冒险和个人奋斗，尊重和奖励发明创造。受这种以个人和个人勤奋努力为本位的人文精神的浸润，社会成员一般能形成较健全的、不同于伦理行为中的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一方面，对于自然力量和自然规律，这种自我意识能使人认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能力及价值；另一方面，相对于社会共同体，特别是体现共同体利益的国家的关系，这种自我意识能不将自己湮没在共同体之中而科学地认识共同体与个体的内在关系，即共同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关系。因此，经受了这种文化洗炼的社会个体，往往把创新看作是生存的需要，是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重要体现，当然也是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手段。
其次，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和自我批判精神也促使人们形成崇尚创新的生存理念。西方文化中有追求真理、崇尚理性的传统。理性永远是社会、人生健康发展的人性根据，也是其保证。只有具备理性的头脑和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才能做到不随大流，不迷信权威、不满足和停留于前人的思想。正是在理性光辉的普照下，才可能使创新成为世俗化的全民性活动。实践证明，对真理的执著追求是决定原始性创新取得成功的精神条件，而怀疑和批判则是一切创新活动的基本出发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之初确立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固然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但却有助于培养勇于探索、不断进取、不迷信权威并具有创造性思维的社会个体。在理性主义的文化氛围中，勇于辨析是可贵的品格，只有具备这种品格，权威崇拜才没有市场，无论是大科学家还是刚刚步入科学殿堂的年轻人，无论是科技管理者还是科研人员，在讨论科学问题时基本上能体现平等，真正做到尊重和保护任何个人的首创精神。
再次，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理念和文化传统也是一个社会保持创新活力的文化前提。人是理性动物，会思想有自由意志。《人权宣言》写道：“自由交流思想和意见是最珍贵的人权之一；因此，所有公民，除了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滥用自由应负责任外，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写作和出版。”（注：洪永宏等编《世界经典文献》，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创新意味着标新立异，没有思想自由的个体和没有放飞自由思想的文化背景和政策，实现创新不可设想。所以，民主和平等是创新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平等既可以是身份和财产的平等，也可以是人格和法权的平等。资本主义社会鼓励竞争，财产和身份的不平等是其应有之义，但他们也强调人格和法律面前的平等，这就使他们能够在学术等领域确立公平、有序竞争的机制，鼓励在公平的环境下参与竞争、参与创新。英国十七、十八世纪较为宽松的宗教背景和培根、莎士比亚等人推动的人文主义思潮，为牛顿、胡克、波义耳等科学家们进行自由的科学探索并提出有创见的理论提供了优越环境。同样，开放性的美国移民文化和自由精神为各种文化观念的撞击创造了条件，人们在竞争、迁徙中形成的实用主义思想观念，导致了更加重视策略、看重效果的行为模式。可以说，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国，说明美国在吸引人才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除了优厚的物质利益和实验室条件外，其优良的人文环境是无法回避的。
四、资本主义的创新经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
在当今原始性创新已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重要源泉的年代，在创新性人才已成为民族振兴的重要战略资源的年代，社会主义所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如何形成并持续确保有全社会创新的动能。创新活力和动力形成的机制是多元的，其中必然关涉到体制、政策、教育、国民素质和人文环境等多方面的条件。比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新的特点，至少有以下一些方面可以给我们以启迪。
第一，坚持马克思的“物质利益原则”，不断完善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创新的激励旨在调动主体的创新积极性，一般包括物质激励、精神激励和情感激励。就物质层面的激励而言，主要是政府或企业通过物质奖励调动研发人员创新积极性，可以是工资、奖金形式，也可以是产权和股权形式。其中产权和股权激励是最经济有效、持久的创新激励手段。产权保护保证了研发人员的创新成果不受侵害，满足了研发人员个人对拥有成果的成就感。而要形成完善有效的激励机制，关键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在其新著《自由市场的创新机器》一书中，很有说服力地指出：市场经济体系能够克服创新活动的偶然性、随机性，不断推动创新浪潮。因为，任何经济体制都存在企业家（创新者）的冒险精神，不同的是，这些企业家（创新者）是否能够把他们的聪敏才智，贡献给推动创新，取决于经济系统能否为创新提供激励机制。关于激励的规章制度特别是财产保护的法规，以及合同的强制执行效力，可以有效地保护革新者从自己的努力中获得收获，从而激发他们为之奋斗。
第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创新成为全民性的行动。创新活动应该是全方位的，它会涉及社会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和层次，无论一个人在什么岗位上从事何种工作，都可以通过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作为国家、政府、行政部门乃至企事业单位，都应该致力于创新活动的世俗化，不管创新的成果出于何人之手，只要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有利我们的事业，都应该“纳新如流”。这一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政治家的务实精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往往不拘泥某一学派，只要看到对国家发展有用，就拿过来用。如罗斯福的“新政”就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和制度学派的混合物；而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则是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混合。据有关资料分析，20世纪中后期，美国基础研究中的重大科学成就，75％来自于不为人们所普遍关注的小项目，诺贝尔科学奖的得主也往往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注：徐冠华：《科技创新和创新文化》，《解放日报》2003年6月5日。）
第三，重构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再造中国创新文化的辉煌。正如徐冠华先生认为的那样：“观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体制的创新，无不回归于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要实现科技和体制上的创新，必须把建立创新文化当作一个重要的前提。”（注：徐冠华：《科技创新和创新文化》，《解放日报》2003年6月5日。）对于创新，足够的认识和热情自不可少，但要形成并保持一个国家或民族长期不衰的创新能力，最根本的是要构建“创新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文化实际上就是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文化环境。首先，创新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它需要保障公民的个人利益、肯定和尊重现实个人的价值、欲望、幸福、利益和权利。只有在这种世俗的自由文化精神下，才能激发社会成员的创造热情，培养国民的创新能力。其次，创新文化是一种“开放性”文化。“开放性”文化反映到创新层面，不仅指创新过程中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之间的互通互动，而且意味着对原有创新成果的突破和超越，这不但需要社会普遍的宽容度，更需要现实个体具备执著求真、无私奉献、敢于冒险、敢于突破的科学精神。其三，创新文化是一种崇尚平等的文化。不断开放的环境，不断更新的知识，要求我们必须永远保持一个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文化氛围。只有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文化环境才是最适合创新的文化环境。最后，创新文化是一种批判性文化。创新的前提是反思和批判，一个缺失批判的社会是不正常的社会，同样，缺乏批判精神的文化不可能造就有能力创新的人，更不可能获得创新的动能。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改变教育理念，实现教育形式的不断创新，这是重构创新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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