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1)04-0012-04
自鸦片战争中国被强制地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起，中国的现代化已有160年的历史，但是，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现代化起伏不定、徘徊不前的局面才得到彻底的改变。在1921-2001年这个跨世纪的80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
在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现代化启动时间的不同，可以把现代化分为早发现代化和后发现代化；而由于现代化动力的最初和主要来源的不同，又可以把现代化分为内源现代化和外源现代化。一般来说，早发现代化国家常常是内源现代化国家；同样，后发现代化国家也常常是外源现代化国家。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无疑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因为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基本上还游离于现代化进程之外，按照一种“王朝循环”的传统轨道缓慢地向前发展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被外来力量强制地纳入世界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的现代化虽是一种外源的现代化，但当时的外来力量并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真正动力，再加上中国自身又缺乏强大的内部变革因素，所以中国的现代化一启动，往往就会出现中断现象，这使得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曾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这样“三起三落”的曲折过程。自此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一个内忧外患同时加深、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同步发展的时期。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之争，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斗争，这种斗争最终是以共产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启动而告结束的。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结果纯粹是历史的偶然，并把它归结于一些外部的历史因素，如日本的侵略、苏联的支持等等。但实际上原本十分弱小的共产党最后能够战胜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启动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这是因为：第一，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国际条件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脱离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而在世界上开创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使处在长期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其次，从中国的现代化启动的关键来看，当时国内政治分裂危机造成的内部混乱，与世界资本主义从1914年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性危机引起的外部混乱，是同步而行的。这就决定了成功启动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不是经济问题的解决，而是内乱和外患问题的解决。可是，国民党只顾自己的利益，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竟然喊出“攘外必须安内”的口号，所以它根本不可能解决外患问题，因而也不可能解决内乱问题。再次，从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基本力量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现代化，它虽然不可能像早发现代化国家自下而上的自发进行，但广大劳动人民依然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依靠力量。可是，国民党是少数剥削阶级的代表者，他们只依靠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最后必然为广大人民所抛弃。而中国共产党，一是代表了新的现代化方向；二是依靠了现代化的最基本的力量，即广大劳动人民；三是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的政治统一和社会稳定，这就为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启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能够成功地启动中国的现代化乃是历史的必然。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再次证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后建立的社会主义，也即建立在现代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基本上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现代化不仅不是它们的基础，相反要成为它们的奋斗目标。于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曾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十月革命胜利后，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理论权威”就诬蔑苏维埃俄国的建立“像一个怀孕的妇女疯狂万分地猛跳而引起的早产”[1]。在中国革命史上，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陈独秀也曾鼓吹过“二次革命论”。
然而，这些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对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到底孰先孰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通过社会主义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列宁早就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清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怎样，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2]我们知道，早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自下而上的自然演变过程，而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现代化，它们面临着追赶早发现代化国家的艰巨任务，如果再依靠自下而上的自然演变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这就需要依靠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现代化，权力因此要相对集中于国家。还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现代化的起步已不可能、也不应当像早发国家那样依靠残酷的原始积累、对外掠夺或者是非法的贸易来取得资金和资源，所以实行计划经济、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农业，就成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现代化起飞的最佳选择。此外，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是难以想像的，而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的保障。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是完全可能的。当然，由于列宁过早地逝世，所以并没有能够亲自充分地实践和证明上述理论。不过，后来在斯大林的继续领导下，苏联经过三个五年计划，也就是到二战前夕，就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使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了11倍，在欧洲排第一位，在世界占第二位[3]。苏联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初步证明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可以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
如果说苏联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列宁上述理论的初步证明，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建国初期所从事的社会主义实践和所取得的成就，则是列宁上述理论的进一步地、也是更有力地初步证明。我们知道，建国之初，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复杂，遇到的困难更是十分严重，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从1949年到1952年，经过三年努力，我国国民经济就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到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已经基本完成；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也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而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建设就成为我党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全新而重大的课题。这样，从党的八大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进入了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经济上，以1957年为基期，在1958-1965年的八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938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531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9.9%，工业总产值增长98.1%。在科学技术上，1956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均已达到。1963年又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65年，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在教育上，从1957-1966年，我国高等学校毕业近140万人，中专毕业生共211万人，分别为1950-1956年的4.9倍和2.4倍[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略威胁和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更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也更能证明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形成和采取的模式虽然较好地解决了现代化的初步问题，但是由于这一模式没有能够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地进行改革，结果变得越来越僵化，其固有的弊端：如所有制单一、平均主义政企不分、权力集中、官僚主义、以及对外封闭等日益暴露出来，严重地制约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不要一个统一和固定的模式这一问题就摆到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面前。
其实，现代化虽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必然是相同的。事实上，即使同属资本主义现代化或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模式不仅是千差万别的，而且也是不断发展的。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5]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变动性，恩格斯早在1890年8月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曾说：“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6]正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确定性和变动性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不断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模式。
应当说，我党对这一问题早就有所认识，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我党在借鉴苏联模式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已经发现这一模式存在着弊端。于是，我党从1956年就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党的八大决议等。遗憾的是，从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开始，党内“左”的思想就不断发展并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上述成果基本上都被否定，我们的路线越来越偏离现代化的轨道。在以后的20多年中，我党都没有能够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也没有探索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
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确立，我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一再强调：“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7]。“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8]。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伟大而又深刻的“第二次革命”，逐步打破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在这个基础上，我党在十二大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十三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但是，这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模式探索的终结，实践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这种探索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要求我党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进行深层次反思，以及对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进行更新的探索。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于1992年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尔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至此，以富强、民主、文明为目标；以经济上的市场化改革和政治上的渐进民主化改革为主要动力；以三步走为战略步骤；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政治保证；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依靠力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模式基本形成。
由于这一模式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又符合中国国情，因而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呈现出了勃勃生机。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时，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自己站稳了脚跟，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鼓舞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为他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现在，朝鲜、越南、老挝和古巴这四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继续高扬社会主义旗帜的同时，正根据他们本国的国情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如朝鲜已提出要建立市场机制；老挝实行了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政策；古巴公布了《吸收外资法》；朝鲜也设立了一些自由贸易区。这些国家的探索虽然才刚刚起步，但都已初显成效，这使我们看到了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现代化
传统的观点常常把现代化等同于经济的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并且认为落后国家的发展关键在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于是，在50-70年代期间，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实施了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增长第一”的经济现代化战略。我国也不例外，我党在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两大基本任务，其中一项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后来我党在1954年宣布的和1964年宣布的两个略有不同的“四化”目标，其内容也都是经济、科技方面的，而无政治、文化方面的规定。
这种片面的现代化目标和战略的实施结果常常是经济有所增长，但社会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问题还日益突出，如人口、资源和环境关系的紧张，贫富分化的出现，社会道德的失范等等。在我国，由于忽视现代化的全面建设，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以及科技教育事业的极大破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和现代化发展。建国后二三十年的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现代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全面发展的过程；经济增长和工业的现代化也不是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只有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要素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现代化；此外，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都有其相对独立性，所以经济的增长和工业的现代化并不能自动带来政治、文化等的发展和进步。不过，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经济增长和工业的现代化虽不能等同于社会进步，但是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在整个社会现代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确定现代化目标时一定要处理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文化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把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提出来的同时，也开始关注社会的全面发展。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大会上，叶剑英同志代表党中央首次对现代化的内容作了扩充解释，他说：“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9]接着，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建设“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双重目标。以此为基础，党的十三大又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目标。我党的第三代领导沿着邓小平设立的目标继续探索，及时地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战略地位问题。早在1989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就提出了“社会全面进步”的新思想。他说：“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0]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江泽民总书记的这一战略思想越来越受到我党的重视。在后来党的历次重大会议上，我党反复强调，在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的同时，一定“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1](P16)“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11](P1486)。后来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系统而又具体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基本纲领。这清楚地表明了我国现代化的内容已从单纯的经济发展过渡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上来。
收稿日期：200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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