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天雪[1]2003年在《私人信件写作中的语用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这篇论文以私人信件的写作为研究对象，探究中国学生在英语信件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问题。私人书信作为一种交流模式，与口语交流有很多相似之处，又具备书面交流的特点。以此为对象的研究对英语教学应该会有广泛而积极的意义。在过分强调语法、词汇的写作课堂上，语用学理论常常被忽视，因此经常可以在中国学生的英语作文中发现很多“失误”，这些失误不是语法或结构上的错误，而是由于他们对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欠缺了解而造成的“语用失误”。“语用失误”可能造成误会，甚至导致交际的失败。这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书信作者和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分析这些私人信件，找出两者间语言使用、礼貌策略等方面的差异。这篇论文的研究数据由120封私人信件组成，这些信是英语专业的中国学生写给虚拟的英国读者的。由于中国学生使用的英语并非他们的母语，而是第二语言，因此他们使用英语的方式有很多不同于母语使用者的特点，这些“特点”很有可能是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由此引出这篇论文的主要观点：这些所谓“特点”可以被看作是由于对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了解不完善而导致的错误。许多现代语言学理论应用于对这些信件的分析当中，特别是Grice的合作原则、Leech的礼貌原则，以及Brown和Levinson关于礼貌策略的观点。
霍旺[2]2016年在《中美商务信函写作互鉴研究》文中认为商务信函是贯穿于商务活动的一种书面实用文体,它的主要功能是传递商务活动所需要的信息,随着商务活动范围的扩大,商务信函的使用数量需求增大的同时对于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国和美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写出的商务信函也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些差异体现出各自的特点。本文在追溯了中国和美国的文化背景基础之后,通过对中国和美国的求职类、交易类、营销类、索钱类、感谢与投诉类信件的例文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出双方可以互相借鉴学习的部分,最后总结出中美商务信函写作的几点可以优化之处。
方明[3]2010年在《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研究旨在探索我国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的构建,力图探索构建一个先进的、科学的、实证的、动态开放式的、既具有国际标准的、又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系统。研究设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主要利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的方法。在理论研究所得的商务英语写作主要体裁与商务英语写作能力构成理论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商务英语写作能力社会需求调研问卷》,利用该调查问卷进行社会需求分析调研,再基于调研分析的结果设计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调研对象主要为在黑龙江省内的相关商务单位,主要是其人力资源主管、商务英语从业者及部门负责人。数据处理应用了Microsoft Excel 2003对数据频率进行统计。本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为：第一,界定了商务英语写作能力的概念并创新性的提出了商务英语写作能力构成的理论模型。第二,论证了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的理论基础。第叁,成功探索出了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的前期开发过程。第四,首创性的编制出我国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期望这些研究成果能对我国商务英语教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邵燕梅[4]2012年在《现代汉语商业隐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汉语隐语是汉语词汇系统的组成部分，也是汉民族共同语的词汇来源之一。对汉语隐语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其隐秘性的本质特征，而且有助于我们认识其词汇结构与造词规律。本文以20世纪以来的现代汉语商业隐语为语料，建立现代汉语商业基本隐语语料库和现代汉语商业数词隐语语料库，运用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语言学与社会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分别对汉语商业基本隐语和数词隐语进行较为全面地研究。本研究多为创新型研究。首先，剖析汉语隐语的结构与造词，把握汉语隐语结构与造词的一般性特点和特殊性规律，构建汉语隐语的结构与造词法体系；其次，通过对具体汉语商业隐语词条的造词理据分析观察其造词理据的多元性，并对部分隐语辞书中的商业隐语词条进行校勘；第叁，对于仍在使用的活隐语“调侃子”的田野调查，通过对其性质、语域、使用主体等要素的分析，认为“调侃子”实为两种功用不同的隐语，并通过隐语表层的使用情况透视深层的社会、文化信息等；第四，对《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包括该词典的内容、版本、着作者与使用地域考辨、语言学价值等。本文包括八个部分：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主要介绍汉语隐语的性质及称谓，并对隐语与相关社会方言现象进行区分，通过隐语内涵与本质特征的分析，廓清学界对诸多概念的混同；划分汉语隐语研究的历史分期，并对各时期汉语隐语研究进行综述；界定商业隐语的性质、作用，介绍商业隐语研究概况、选题的语料来源、研究价值、研究方案、研究方法等。第二章为现代汉语商业基本隐语行业概貌。根据行业分类，汉语商业基本隐语共分为衣着、饮食、加工制造、建筑、医药、瓷器古玩、典当金融、其他、工商业通用等九大类，并对各类商业基本隐语进行概要性介绍。第叁章为现代汉语商业基本隐语结构和造词研究。本章是论文的核心内容之一，共分为叁部分：第一节分析了汉语商业基本隐语的结构，重点分析了隐语的特殊式结构；第二、叁两节分析了汉语商业基本隐语的造词法，重点分析了声音造词法、文字造词法、截取造词法、意义造词法等四大造词法的分类与规律。通过对汉语商业基本隐语结构与造词的研究，全面了解和把握汉语隐语结构和造词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规律，从而建立起对汉语隐语的客观、真实、全面的科学认识。第四章为现代汉语商业数词隐语研究。本章与第叁章共同构成论文的核心内容，首先通过行业和地域分布，了解汉语商业数词隐语的概貌及相关社会、文化讯息，然后对汉语商业数词隐语的造词进行分析与归纳，并总结出汉语数词隐语五大造词法：语音造词法、文字造词法、截取造词法、意义造词法、文化任意指代造词法。第五章为现代汉语隐语个案“调侃子”研究。“调侃子”是本文从田野调查中获得的正在使用着的活隐语语料，其名下实为两种不同的汉语隐语，“汉侃子”是汉族社会少数人所运用的游戏类隐语，“回侃子”是回族社会所运用的商业隐语。第六章为《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研究。该项研究填补了《全国各界切口大词典》历史上无研究的空白。本文从宏观的角度对该词典的内容和版本进行了全面介绍，并概括说明了该词典所蕴含的巨大语言学、社会学价值，并对其进行了使用地域、着作者等有关问题的考辨。第七章为现代汉语商业隐语造词理据分析及辞书勘误。本章分为两节：汉语基本隐语造词理据分析与汇释、隐语辞书中部分商业隐语词条勘误。第一节对前贤时修未分析过的商业隐语进行造词理据的分析与汇释，第二节从理据分析的角度对部分隐语类辞书相关商业隐语词条进行词形、引用、释义、理据分析等方面的校勘工作。第八章为结语。通过对20世纪以来汉语商业隐语的研究，我们认为：一、汉语隐语是汉语词汇系统的有机组成，也是汉语共同语词汇的重要来源之一；二、普通的汉语隐语结构和造词体现了其作为汉语词汇的一般性特点，而其独特的结构和造词不仅体现了汉语隐语的个性，也体现了汉语词汇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叁、汉语隐语由隐秘走向公开，是使用泛化的结果，该种情况表明汉语隐语不仅本身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其动态性的表现也反映着词汇与社会、文化间的互动；四、总结了汉语隐语研究的时代性、理据探求等方面所存在的难点问题，以及目前隐语研究中存在的、亟待改善的现状问题，并预测了汉语隐语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等。
王旭忠[5]2007年在《中职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计算机的效果研究》文中指出中等职业学校商务英语写作课程历来是商务英语专业教学的难点之一，尽管师生双方都花费了很多时间、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却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对于商务英语写作，学生常常会产生这样的困惑：1、无从下手，对于商务英语的常用写作格式不熟悉；2、学生写出来的东西让从事商务活动的人看了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没有能养成用英语思维的习惯，不少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在毕业时竟无法用符合商务习惯的语言写出一份英语个人简历或求职信，这样的学生只能在激烈的求职竞争中被淘汰。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主要是传统的商务英语写作教学模式的缺陷与不足造成的。随着多媒体计算机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尝试着把现代教育技术运用到英语教学过程中，以期提高教学效果。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英语、基础英语的听、说、读方面，很少涉及到中职商务英语写作方面的研究。本人借鉴国内外有关专家的研究成果、结合商务英语的学科特点尝试在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中引入多媒体计算机进行辅助教学，并探索出了多媒体环境下“交互式”、“协作式”教学模式，通过分组实验、调查问卷、考试考核等方法对运用效果进行研究。通过对调查问卷、期终考试试卷分析、师生座谈会、相关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考核的研究发现：在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计算机能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尤其可以为写作教学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并进而激发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可以使学生较好的掌握商务英语写作的文体特点、可以使学生很好地掌握商务英语写作的语用要求等，通过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学生的动手写作能力有较大的提高。实践证明，在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计算机可以提高商务英语写作效果。但由于中职学生年龄较小，语言基础较差，计算机辅助教学在促进学生对于商务英语词汇、短语记忆等方面的效果并不明显。另外，受中职学校英语教师多媒体计算机运用能力水平限制，在授课过程中出现过因为无法排除技术故障而中断的情况。为此笔者还对所在城市的六所中职学校的英语教师进行了抽样调查，通过调查得知，中职学校英语教师运用多媒体计算机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由此，笔者建议：一、在中职学校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中可以采用在不完全放弃传统的课掌教学的前提下运用多媒体计算机的教学方式，两者互相补充。二、加大对中职学校英语教师的多媒体计算机的培训力度，以提高英语教师的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适应新形势下的英语教学。
李先锋[6]2011年在《全球语境下的实用文章研究与教学应用》文中研究指明目前,我国语文新课程存在着“学用不对称”现象,课堂文章知识教学与社会所需严重脱节。对此,笔者立足全球跨学科的语篇研究,以实用文章为切入点,对全球实用文章研究和教学应用热点和难点进行了多维多角的梳理、探讨和初步的理论建构,以期为我国中小学相关研究与教学应用提供较为宽广的国际前沿视野和理论拓展思路。在全球语境下,语篇,也被称作话语、文本、语篇、篇章、文章等,指的是是语言在各种情境下的使用,包括文学作品和实用文章,并具有多维层面。它既可以被看作是书面文字团——文本；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体裁的实例；也可以被看作是职业或社会行为；更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符号资源。目前,由于整个社科与人文研究领域的“话语转向”(也叫做语篇转向),大量的语篇研究成果快速进入到了教学应用领域,并对世界中小学母语教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在跨学科的研究背景中,语篇内部研究又逐渐发生实用文章转向。在这种转向中,实用文章的体裁研究成为当今国际语言科学界与教学应用研究领域炙手可热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体裁本质、层面、属性等跨学科的文献探讨,可以知道,体裁早已超越文学样式的概念,成为人类有效交际的重要符号资源；并且具有复杂性、社会性、动态性、规约性等多维属性。具体地说,体裁是人类符号化的活动框架。在结构上,它由叁个层面构成：①宏观体裁层面,这个层面由交际功能成分组成；②语篇体裁层面,传统语篇体裁期望在这个层面操作；③语篇表层的话语模式层面。因此,体裁是语篇内外的多层级的复杂系统；它既可以是显性的语言样式,也可以是一种隐性的认知图式；更可以是高度程式化的人类符号活动类型,即社会行为框架。对体裁本质、层面、属性等前沿知识的教学应用,可以使人们在进行实用文章教学时,觉察到体裁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的属性差异,立足宏观交际目的,正确处理记叙、议论、描写等语篇表层的话语模式,慎重对待“文体淡化”等教学问题。同时,也可以加深人们对体裁多维多角的认识,自觉把人们的话语活动和社会实践联系起来,以更宽广的视角来分析作为语篇的体裁、作为认知图式的体裁、作为职业行为或者社会行为框架的体裁。这样,就为沟通课堂实用文章体裁教学与现实生活,提供了理论工具,从而也为培养学生有效交际和认知能力提供了知识保障。理论的繁荣,促进了相关教学法的风靡。为矫正传统母语教学过于浪漫的人文主义观,在澳大利亚、北美、欧洲、亚洲等地形成了众多实用文章体裁研究学派。其中,北美以米勒为代表的新修辞学派偏重于实用文章的社会属性研究。他们关注体裁作为社会行为的属性,强调大学实用写作课程应联系现实社会情境,进行有现实针对性的教学指导和学习。在研究上,它为未来国际实用文章体裁研究的社会文化批判开了先声。在澳大利亚,以马丁等为首的悉尼学派主要关注中小学实用文章体裁的语言学研究。他们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为理论武器,强调实用文章体裁的批判性文本分析,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批判性媒介素养教育模式。这为我国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国民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富有启示意义的课程开发与教学实施模式。在美国,以斯威尔斯为代表的“ESP”(意为特殊用途英语或者专业英语)偏重于实用文章语言和社会属性的研究。该派主要集中于研究生、博士生等高级阶段学术论文等的分析和研究。其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套紧密联系现实世界的体裁观念和分析框架,促进他们有效使用特定的体裁实现自己的学科、职业等交际目的。基于国际实用文章体裁研究与教学应用经验,本文把语言、社会、文化等世界图式知识整合起来,初步提出了一个汉语实用文章的体裁分析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既有体裁的外部交际功能,又有语篇类型和语篇体裁概念的区分以及体裁知识图式和社会行为交际的世界图式知识概念。此模式的教学应用价值在于：有助于教师在进行实用文章教学时,既注重文体的语言特征,又注重语言外的社会文化特征,即意识到作为职业行为或者社会行为框架的体裁特征,慎重对待复合体裁,避免“为文章而文章”的教学误区,从而为学习者以后的工作、学习打好实用文章读写基础。基于国际学术界,尤其是PISA、PIRLS、NAEP等大型国际基础教育评估研究项目的研究,本文对实用文章的体裁分类、电子阅读、读写素养评价、媒介素养教育等热、难点范畴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各种体裁分类法尽管存在着体裁交叉现象,但分类全面立体,较为接近现实世界中的体裁实际,并对日益出现的电子文本和多模态文本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本文借鉴这些分类思想,按照交际目的、媒介、使用环境、格式、文本类型等多元分类标准,对汉语实用文章体裁分类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框架建构。在这个框架中,既有侧重于具体句群层面区分的文本类型,又有侧重于抽象的交际目的区分。从而使文本体裁的归类与定性变得具有很强的教学操作性,同时也为缩短课堂教学与现实的距离提供了文本选择的理论框架。最后,针对信息社会的媒介现实,借鉴国际中小学生读写素养评价、媒介素养教育等国际前沿经验,对实用文章读写素养,包括BBS、新闻等电子阅读素养的交际功能、认知、情感态度等多维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把握与探讨；同时也对国际媒介素养教育特点进行了多元探讨,从而也为我国实用文章的媒介素养教育提供了最新国际经验和教学创新思路。
张瑜[7]2013年在《翻译的修辞学研究》文中提出翻译研究经历了语文学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与解构主义多元化范式之后,出现泛文化现象,远离了文本和语言。泛文化潮流为翻译研究开启了广阔的空间,但也让翻译研究淹没于其中。我们认为,因为翻译学与修辞学都是研究言语交际行为的综合性学科,具有许多共性和交叉点,所以翻译研究和实践可以借鉴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从而弥补结构主义译学范式的只关注文本内部的误区和解构主义只关注文本外部的误区,使文本内部和外部结合起来。在理论方面,胡塞尔、伽达默尔、巴赫金、哈贝马斯、福柯、伯克、布斯等哲学家、思想家、修辞学家、文学评论家的重要学说对人文、社会科学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因此,它们不仅被当代修辞学吸收为理论基础,而且能够为翻译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巨大的指导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兴起了新修辞学运动。哲学家们发现,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修辞的过程；修辞与思想共生,知识是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建构的。修辞现象无所不在——修辞不仅蕴藏在人类的一切交往活动中,而且组织和规范了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各个方面。所以,修辞绝不局限于修饰技巧,修辞是人类固有的行为,人是修辞动物。修辞哲学家肯尼思·伯克对西方修辞学的复兴的贡献巨大,他的主要修辞思想有：(1)人要生存就必须调节与他人的关系,就必须与他人合作。修辞的基本功能是用话语诱发同一、达到合作、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修辞活动的本质就是“认同”、即“同一”。(2)各种话语形式的背后皆有其动机。一切话语都带有“说服动机”,亦即都具有修辞性。语言是象征行动,语言本质上是修辞性的、劝说性的。语言不仅导致行动,而且建构了现实。(3)伯克修辞理论的核心是“戏剧主义的语言哲学观”。伯克认为,整个人类行为是戏剧。现实世界的人都是演员,人的言行举止都有象征意义。他用“戏剧主义”来论述人类动机。戏剧的五个基本元素是“表演／行动”(act)、“场景/情势”(scene)、“演员／行动者”(agent)、“道具／手段”(agency)、“目的”(purpose),它们的互动构建了话语的不同动机、观点、态度、价值观等。由此可见,修辞实质上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言语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它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一种社会行为。修辞活动最重要的因素包括：行动者(修辞表达者和接受者)、修辞目的、修辞方式、修辞情境及修辞效果。如果我们从修辞学的视角看翻译活动,可以得出：翻译活动的实质就是一种跨文化的修辞活动。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言语交际行为,涉及到很多因素：译者既是原文的修辞接受者,又是译文的修辞表达者；译者必须考虑“为何译”(翻译目的,即修辞动机)、“译什么”(原文文本,即修辞文本)、“如何译”(翻译策略,即修辞方式)、向谁译(译文读者,即受众)、语境(原文和译文的修辞情境),翻译效果(译文话语的修辞效果)。因为翻译活动涉及两种语言和文化语境,叁个交际者(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翻译的复杂性不言而喻。我们认为,西方修辞学理论对翻译研究有着较高的参考价值：从理论上说,有助于我们把握翻译过程的实质,深化对翻译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活动的认识；从实践上来说,有助于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作出综合的考量和调整,也有助于翻译批评者作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翻译批评。除了西方修辞学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实质,当代汉语修辞学同样对翻译研究极有价值。当代汉语修辞学正在进行着从狭义修辞学向广义修辞学的转型。广义修辞学是语言学、文艺美学和文化哲学的结合部,包括3个层面：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从广义修辞学视域看,文学文本的本身交织着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的叁重话语,所以蕴涵了语言层面与文化层面两方面。因此,译者如果能够运用广义修辞学的方法来分析文学文本,即从话语建构开始,逐层向文本建构和主体精神建构延伸,就能拓展阐释深度,更深入地理解原作的内容和语言形式；然后选择准确的翻译策略和贴切的译语修辞表达方式。同时,广义的修辞分析方法能为翻译批评家提供一种新的评价译文方法,并帮助读者提高欣赏能力。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多年来,关于翻译与修辞的比较研究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就研究成果而言,论文多而论着少,具体语言层面的比较多而理论思辨层面的探讨少。本论文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第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从修辞学的视角对翻译进行的理论探索。论文借鉴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对翻译进行跨学科的吸融性研究；在阐述翻译学与修辞学的共性与特性的过程中,注意语言层而与文化层而相结合和微观的具体文本研究与宏观的文化研究相结合。因此,本论文从修辞学视角研究翻译,深化了翻译活动的实质,使翻译研究做到语言层而和文化层而相结合,有助于推动翻译研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
冯爽[8]2010年在《国际商务文秘英语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入世”及商务活动的全球化,国际商务文秘的英语应用能力越来越得到国际商务企业的重视。本文以专门用途英语理论、秘书学理论、语言能力理论、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语言量表理论为基础,依据需求分析理论,采用社会调查的方式,从社会需求的角度对国际商务文秘能力及英语能力进行了问卷调查及需求分析。并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基于国际商务文秘岗位的跨文化文秘沟通能力。本文研究的跨文化文秘沟通能力是以英语语言为基础的,实际上就是国际商务文秘英语能力。此外,本文还阐释了国际商务文秘能力的构成,构建了跨文化文秘沟通能力体系并对各个能力进行了详细地描述。
安建润[9]2016年在《顺应论视角下《伯爵家书》的翻译》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取《伯爵家书》中的第201至230封信作为翻译材料,将这些书信翻译成了汉语。根据原文语言特点,笔者以耶夫?维索尔伦(Jef.Verschueren)的语用顺应理论为指导,从语境关系顺应、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及翻译过程的意识突显等四个角度出发,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难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采用具体翻译方法,如引申、释义、重组等来阐述如何使译文的表达效果尽量接近原作效果。本文是对如何具体运用顺应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次尝试,希望能给其他译者在类似文本的翻译方面带来一些启示。
陈汉生[10]2010年在《英国都铎王朝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主要研究英国都铎王朝的语言与文化。英国都铎王朝所处的时代(1485-1603)是英国封建制度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产关系萌生并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政体改革、海外扩展促进了英国近代思想文化、英语语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文化则是世界各个民族对特定环境的适应能力及其适应成果的总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语言,语言又是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文化和语言的发展相辅相成,有着深厚的联系,而英国都铎王朝的悠久历史正是这种联系的见证。把语言与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是论文作者从事英国都铎王朝语言与文化专题研究的一种尝试。在阐释语言文化学和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把对英国都铎王朝语言与文化的研究置于跨学科、多模态的理论研究框架中,整合英国都铎王朝语言和英国都铎王朝文化的研究成果,对构建语言文化学和社会语言学科的理论基质进行梳理解析。本研究比较全面、系统地勾勒了英国都铎王朝时期语言与文化的发展及其互动关系。本研究在对英国都铎王朝的文化特征(宗教改革、政体改革、文艺复兴、海外扩张等)以及英国都铎王朝的语言特征(语言是性别的折射、语言是阶层的镜子、语言是地域的见证、语言是语域的创新等)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语言文化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有效利用了早期英语通信语料库(CEEC)的相关资料,揭示了英国都铎王朝语言与文化的互动过程以及相辅相成的关系。本研究还从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语言的文化气质、语言的文化交流等角度出发,系统探讨了社会文化因素与语言使用关系、社会生活因素与语言结构的关系以及社会政治文化与语言发展的关系,从而证明英国都铎王朝语言与文化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系统分析英国都铎王朝语言与文化的研究结果需要满足叁个效度要求：实证效度、社会效度和历史效度。论文作者以早期英语通信语料库(CEEC)为研究对象,以语言是性别的折射、语言是阶层的镜子、语言是地区的见证和语言是语域的创新为切入点,通过研究性别变量、阶层变量、地区变量和语域变量,对英国都铎王朝时期文化与语言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地研究。本研究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英国都铎王朝语言与文化的研究结果分别给予具体论述：1)促使语言发展的地区因素；2)语言反映社会阶层的构成；3)展示语言发展的性别因素；4)语域揭示语言与文化互动。研究结果表明,到英国都铎王朝时期,伦敦已经发展成为英语发展的中心。财富与权力的高度集中是伦敦得到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伦敦地区成为促使英语语言发展最重要的地区因素。特别是1558年前后,英国在人口统计、政治生活、经济状况、社会阶层、宗教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而社会阶层变量对研究英国都铎王朝时期语言的特征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男性,在英语书信写作中,引领部分英语语言演变的过程。本研究把地区、性别、语域作为自变量,把ye/you、-th/-s、动名词短语、mine,thine/my,thy以及the which/which等语言变异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分析,以揭示语言与文化的互动性。研究结果显示,在整个都铎王朝英语语言发展的过程中,地区和性别是对英语语言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语域是对英语语言发展影响最小的因素。口语体裁的私人信件比官方文件的书面体裁更有可能催生语言创新。早期英语通信语料库CEEC收集到的大部分历史语料来自于具有上等或中等社会地位的男性,而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历史语料相当有限。因此,“英国都铎王朝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所作的分析仅代表英国都铎王朝所研究语言发展的部分社会分布,不能全面代表英国都铎王朝所研究语言发展的社会分布,这种历史语料有待更深入、全面的挖掘。如何把“英国都铎王朝的语言与文化研究”成果有效地运用于指导今后的英语教学实践和英国学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素质、文化背景知识及英语语言的运用能力,这些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是论文作者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 私人信件写作中的语用分析[D]. 连天雪. 大连海事大学. 2003
[2]. 中美商务信函写作互鉴研究[D]. 霍旺. 长春理工大学. 2016
[3]. 商务英语写作能力量表研究[D]. 方明. 黑龙江大学. 2010
[4]. 现代汉语商业隐语研究[D]. 邵燕梅. 南开大学. 2012
[5]. 中职商务英语写作教学中运用多媒体计算机的效果研究[D]. 王旭忠.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6]. 全球语境下的实用文章研究与教学应用[D]. 李先锋. 西南大学. 2011
[7]. 翻译的修辞学研究[D]. 张瑜.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8]. 国际商务文秘英语能力研究[D]. 冯爽. 黑龙江大学. 2010
[9]. 顺应论视角下《伯爵家书》的翻译[D]. 安建润. 兰州大学. 2016
[10]. 英国都铎王朝的语言与文化研究[D]. 陈汉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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