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哲理的凝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中华论文,哲理论文,民族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人类经历几千年文明史的发展，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为什么至今只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下称中华文化）不仅没有消亡，其历史反而从未中断？这决不是什么偶然，决不是什么侥幸，而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即在于中华文化的本身，在于这一文化所蕴涵的哲理，在于这一哲理所拥有的丰富情感与卓越智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在于这一哲理所凝现的民族精神，在于以这一民族精神作为脊梁骨所武装起来的中华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这一民族、这一生命力，历史已充分证明，决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压倒，相反，一定要压倒任何艰难险阻，并从中汲取营养而变得更加强大。
民族，主要是文化的概念而非基因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哲理，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我完全赞成这一论点：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党的十六大报告讲得多么深刻：“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凝聚力，主要取决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取决于民族文化情感的吸引力；创造力，主要取决于对民族文化精髓的掌握，主要取决于民族文化智慧的开拓力；而生命力，主要是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总和，是这一总和所体现的战斗力，是民族文化哲理在精神与物质层面上的总体现。正因为中华民族拥有如此富有深刻哲理的民族文化，从而具有无比的情感、智慧与无比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具有支撑中华民族赖以生存、成长、发展的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具有以此民族精神作为坚不可摧的脊梁骨。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史进化的征程中，承受了多少惨烈的天灾人祸与严峻的历史考验，但是，没有倒下去，而是顽强地站住了，以史为鉴，以事为师，吃一堑，长一智，天才地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曲折地然而胜利地向前发展，可谓玉我于成。就专业而言，笔者并非学习哲学的，也非研究中华文化的，而是基于一些学习与思考的结果，拟出此文，略陈固陋，求教大方。
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哲理所蕴涵的整体观、变化观与本质观，十分宝贵。所谓整体观，是全局地有联系地看问题；所谓变化观，是长远地发展地看问题；所谓本质观，是深入地辩证地看问题。而这三者又是紧密相联而不可分割的。
首先是整体观。中华文化哲理一大精华就是讲整体，讲全局，讲“天人合一”，讲“四海一家”，讲“古今一体”。世界是一个整体，事物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主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主、客观世界也是一个整体。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是一体的；庄子讲得对，“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按：“是”在这里是指彼此的“此”），“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但是，并生，为一，不等于并列，而是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前三个法，是指“效法”，“道法自然”却是讲“道”就是“自”“然”，“自”是主体，“然”是按主体本身的固有规律而动。世界这个整体是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而动，这决不可违反。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是这个意思。我国先哲从未否认人的重大作用，老子又讲了，“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我国先哲所讲的“天道”、“天命”、“常”等，本质上就是世界本身固有的规律。荀子主张的“制天命而用之”，并非要人去征服自然，要自然听从人的主观主义的意愿；相反，是要从自然界的整体出发，而非从一地一物一事一时出发，来运用其固有规律，以造福于社会。我国古代多少工程就是如此决策而完成的。都江堰工程就是杰出的典范之一，显示了李冰父子中华文化哲理的整体观，正确处理了分水、排沙等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不但整治了岷江水患，造就一个富饶的成都平原；而且丝毫无害于并有利于自然环境，泽被千秋，功垂万代。今天，一谈到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就似乎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要破坏环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这种只从一地一物一事一时而非整体地来按照“科学”办事，来开发，来“发展”，结果将是得不偿失，岂不令人三思？！我国历史上在水利、农业、医药等领域中的许多杰出成就，正是这一整体观在科学技术中的深刻体现。特别是中医，中医治病是辩证施治：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强调人是一个整体；同一病症，因人因时因地因势而异的诊断结论与治病处方，将人作为一个同季节、地方、心情、历史等因素有密切联系的这么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的人来诊治的，而非力求有一“万应灵丹”，来包治同一病症。还有，中医治病的中药往往是以改变人体细胞所含的化学成分及其浓度，来增强人的内部抵抗力，而非只着眼于杀死致病的细菌、病毒等。我国强调“胸中有全局”，正是整体观的深入浅出的表达。
其次是变化观。整体观同变化观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观就是将事事物物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就是要认识到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就是要联系地看问题。但重要的是，这一联系是动态的或运动的而非静止的，是变化的或发展的而非停顿的，是有机的或相互作用的而非僵死的。中华文化哲理精华之一就是承认“变”。《易》的“易”，实质就是“变”。毛泽东同志的诗句“人间正道是沧桑”，“人间”就是世界，“正道”就是固有规律，“沧桑”就是“变”。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在其《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东方宇宙观的两个基本主题是：所有现象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宇宙在本质上是能动的。”他又指出：“我们越深入到亚微观世界，就越会认识到近代物理学家是如何像东方神秘主义者一样，终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其组成部分是永远运动着的这么一个体系，而观察者本身也是这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近代物理学家都知道由爱因斯坦等人提出的思想实验中最著名的EPR实验，对这一实验的验证，真切地证明了宇宙的整体性。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与荷兰波密斯特合作，1997年9月就实现了这样的光子量子态的远程传输实验；在实验中，并没有实际的光子从一地飞往另一地，而是两地的光子量子态同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报道这一成果的《量子态隐性传输实验研究》论文不仅在《自然》这一权威刊物上发表，而且被《自然》誉为近百年来该刊物所发表的近代物理学研究论文21篇经典之一。这个世界，这个联系，是变化着的，是发展着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世界就是这么样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正因为我国先哲深知世界在相互联系中起着变化，因此，一方面，如实地将事物作为变化的而非静止的事物来看待，中医的“经络学说”最为典型，对活人，经络确实存在，针灸之类的治病实为有效，然而对死人，进行解剖，却确无经络存在。另一方面，努力地预测事物变化的未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反者道之动”，相反相成，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反面转化，因此，《中庸》告诫我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论语》也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正因为事物在变化，所以，《周易》指出：“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一定要顺天应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而不能僵死不变。
再次就是本质观。整体观、变化观同本质观是不可分割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其所有的组成部分，尽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变化，永恒运动，演化出大千世界，但在最深的层次上，却是统一的，即本质是相同的。俗语讲得极为精辟：“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本质。这体现着“道通为一”。是的，世界上万事万物，“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无毁，复通为一”。确系如此，“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切即一，皆同无性；一即一切，因果历然。”这“宗”，这“无”，这“一”，就是佛家的“空”，道家的“气”，就是物理学的“真空”，就是F·卡普拉所讲的近代物理学的“量子场”，就是大千世界的本质，就是宇宙整体的统一之处。F·卡普拉讲，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量子场，是一个具有连续能量的东西；在某种条件下，由于激发能量而凝集成粒子，粒子随着能量的变化，时而存在，时而消散。目前，物理学前沿又出现了还很不了解的“暗物质”、“暗能量”，但是，可以深信，物理学将来会有更大的突破，会更深入认识到世界的统一的本质，名称当然很可能不叫什么“量子场”，但世界的统一的本质确实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这一卓越的思辨结论，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中华文化哲理是如此地唯物地看待世界，所以在中华文化哲理中，就没有神，就没有“上帝的一棒”，就不是以神为本，而是“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以人为本。对天命的敬畏，实质上是对世界固有规律的尊敬，以及知道一切违反规律的行为必遭规律惩处而产生的畏惧。这一敬畏是极为科学的。中华文化深深了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齐报销。”多么通俗！多么深刻！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在最深层次上，是统一的，即本质是相同的。但是，万事万物有不同的层次，在不同层次上有不同的本质。此即，在较浅层次上，本质是互异的，而在较深层次上，本质却是相同的。在物质水平上，冰、水、水蒸气三者是互异的；在分子水平上，它们本是相同的，都是H[，2]O分子构成的；在分子水平上，氧与臭氧的分子是互异的；在原子水平上，氧与臭氧的原子却是相同的；在原子水平上，氧原子与碳原子是互异的；在电子、质子、中子水平上，它们的电子、质子、中子的性质却是相同的。我们还可以类推到粒子、基本粒子水平上去。“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家这一层次中，兄弟互异，有矛盾，还要打架；在对外这一层次中，兄弟相同，一家人，一致对外。正因如此，世界有众多的层次，事物有众多的相应的本质，事物从而就有千姿百态的相应的不同。当今科学四大基本问题，宇宙起源，物质结构，生命起源，思维奥秘（即大脑本质），就是人类对世界几乎是最深层次本质认识的追求。每一层次的突破，就是科学上划时代重大的发现，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划时代的重大进步。
在论及本质观时，不能不论及中华文化哲理所突出的“中”或“度”。《尚书·大禹谟》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一讲法，极其经典，明确提出了“中”，特别强调了“中”。《论语·尧曰》也引用了“允执其中”，“其”就是“厥”。允，是诚信，是公平。“允执厥中”，就是要实事求是把握其度，不要“过”，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度就会质变，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误。这就是辩证法讲的“量变到质变”法则，也是大千世界之所以成为大千世界的根源。我国古代所讲的“礼”，就是“中”在人际关系中的度量标准或规定。《论语·泰伯》讲：“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这就是讲，如果不合乎“礼”这个度量标准，恭敬、谨慎、勇敢、直率就走调了，变成了劳扰不安、懦弱畏缩、犯规作乱、尖酸刻薄，甚至走向反面。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强调人际关系必须遵循或合乎度量标准或规定，各守其位，各司其职，不能逾越，以保证社会的秩序与稳定。所以，孔子高度赞誉：“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就是“允执厥中”。
本质观之所以重要，因为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才可不为事物的现象所迷惑，得出不妥的乃至错误的结论，而能准确地作出正确的结论或决策。不少现象恰同其本质所反映的现象似乎相反，其实这正是该本质在不同的条件下的反映而已。庄子批评得多好：“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他还讲，“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我们就应力求在工作中，在生活中，如此辩证地透过现象，明察本质，确定自己的行动。
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三者及其不可分割，是中华文化哲理所蕴涵的精粹，而最能反映这一哲理精粹的莫过于《易》。此处《易》指《周易》，是《易经》与《易传》的统称。东汉时提出“易”含有“简易，变易，不易”三义。显然，这三义就体现了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易》的“易”，就是“变化”，《易》就是讲“变化”的经典，《易》的英译名就是Change。《易》讲“变化”，卦有六十四个，每卦有六爻，它们就体现着变化、发展，体现着变化、发展的关系、规律。《易》讲整体，六十四卦是个整体，卦两两对应，不是“覆卦”（或称“综卦”）就是“变卦”（或称“错卦”），无此即无彼，无法分割；每卦六爻，也是整体，全面而发展地反映着相应的事物。《易》讲本质，“—”表示“阳”，“——”表示“阴”，世界就是阴阳的交汇、对立的统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有“正电”就有“负电”，有正粒子，就有负粒子。在《周易》中，由“—”与“——”组成了64卦与384爻，卦有卦辞，爻有爻辞，加上“乾卦”的“用九”与“坤卦”的“用六”这两条辞，共有450条卦爻辞，这是一个卓越的辩证哲理系统，黑格尔也不能不对《周易》所蕴涵的辩证哲理，赞不绝口。在此，还要强调指出，阴阳这一对立统一的哲理，一直活跃在中华文化中，到了北宋，张载明确认为：“有物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到了南宋，朱熹明确提出：“天地万物之理，莫不有对。”今天，我国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将“有对”之说誉为中华文化穷本究竟的辩证精神与理论基石。所谓“有对”，即承认事物是“有对”（矛盾）的，并从“有对”的相互关系中，即从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中，去探求世界的变化及其规律。
在此应特别提出，朱清时院士及其合作者姜岩博士在其近25万字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著作中明确提出，西方的科学思想是“将整体分解成若干组分的还原论思想”，并对这些组成，采用了分科别类进行深入研究、逻辑分析与实验验证的方法，取得了极为卓越的成就。日本将Science译成“科学”，显然，这个“科学”即指分科的学问。而对中国而言，朱、姜认为，“可以把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的整体和谐、演化发展、有机论、相反相成的思想用整体论这一概念表达”。显然，这一“整体论”同本文所讲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密不可分。相应地，中国古代所用的科学方法，他们认为，是在整体论的指导下，针对具体情况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目的的方法。他们强调了东西方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强烈的互补性，但更加强调“还原论”。由于忽视世界的整体性，孤立地重视事物的一个方面，片面地强调科技的自身及其功效，简单地以线性思维对待复杂的世界，机械分科而不有机整合，只顾此，不问彼，时至今日，导致了科技发展与人类文明整体利益之间产生巨大的冲突，西方文明陷入困境，社会不可持续发展；而东方科学思想可保证社会可持续发展，科学下一步革命性的发展有赖于以东方科学思想作为指导思想，以整体论作为灵魂。他们强烈地瞩望着中华民族，抓紧机遇，再次腾飞。朱、姜的看法是对的；这决不是讲，中华文化就没有“还原论”及相应的方法，西方就没有整体论及相应的方法，所谈的只是文化的主流而已。
二
中华文化哲理所蕴涵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实际上是中华文化哲理的世界观（宇宙观）的体现：世界是由千万事物所构成的一个既有层次而又不可分割的整体，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又是变化着、发展着的，并且所有事物及其相互联系又统一于共同的本质。由这样的世界观的引申，中华文化哲理还深深涉及人生观、价值观。既然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则作为世界观组成部分的人生观，就是对人生的根本看法。价值观，同人生观放在一起时，它主要指对处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及民族、人与自然、人与有关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根本看法。在此，价值观就是人生观的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最关键的是世界观，是对世界的根本看法。世界观要回答的问题，是个“是什么”问题，“天道有常”，“天人合一”，“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常，就是固有的规律。世界有世界的规律，相应，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均各有其固有的规律，人也有生老病死、离合沉浮、喜怒哀乐的规律，“不知常，妄作，凶”；“知常，……，殁身不殆”。中华文化强调格物致知，格物是研究世界及其规律；致知是了解世界及其规律，此即“实事求是”。格致是诚、正、修、齐、治、平的基础，是做人做事的基础。中华文化哲理是不承认“神”的，不承认有什么“神”决定着世界。《易》无神，《老子》无神，《论语》无神。它们所谈的神，所谈的天命，实际是指世界的规律。我国的佛教是外来的，但是传入我国之后，就受着中华文化哲理的影响，天堂化为了人间，最终中国化了。
世界是一个系统，任何事物也是一个系统。系统有层次，有大小。对任何一个系统而言。系统等于元素加关系，关系即元素之间的关系。系统要好，一是元素要好，一是关系要好，“和而不同”。元素总是有差异的，没有差异就没有世界，就没有世界的多姿多彩；关系总是要和谐的，没有和谐也没有世界，也没有世界中的相互依存。对人类社会这个系统，元素是人，关系是人际关系。社会要好，就要有好的人与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要好。已生动表现在中国谚语中，“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关系好，就能干；然而，“三个和尚没水吃”，关系坏，就什么也干不了。人要好，就是人的素质要好，就要正确对待自己，努力提高自己；要如《周易》“乾卦”所讲，要像天那么刚健正直地运行，“自强不息”。人际关系要好，就要正确对待别人，同外界友好相处，要如《周易》“坤卦”所讲，要像地那么宽柔敦厚地存在，“厚德载物”，和谐协调。孔子之所以特别强调礼与乐，正如《礼记·乐记》所讲，礼讲异、讲别、讲序，而乐讲同、讲和、讲化。礼乐就是讲不同而和。和谐不等于完全美满，不等于十分完善，不等于已“止于至善”。差异就是不同，关系中会有矛盾、斗争，变化、发展始终存在，而这正是为了求得进一步的和谐，“仇必和而解”，而且还可以发展到“量变到质变”，成为一个新层次的和谐。
世界观包含了人生观，也是人生观的基础。人生观是对人生的根本看法，特别是对生与死的看法。中华文化哲理对人生的根本看法，在整体观的指导下，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是同对自然界的根本看法紧密交融的，即人生观同自然观是紧密交融的，由对自然界及其变化而感悟人生。孔子讲：“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李白讲：“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生是短暂的：比之于人类历史，极为短暂；比之于宇宙，忽略不计。庄子十分深刻地看待这一“短暂”，“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何等辩证！中华文化哲理高度珍视这一短暂的人生。人生的确是短暂的，似过眼烟云。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就是把人生看成一梦。他讲，你在做梦时并不知在做梦，何况，梦中还有梦，大觉才知有大梦；孔子与你都是梦，我这么讲你，本身也梦。所以，在《庄子·齐物论》最后一段，无怪乎他讲，是庄子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子。这是著名的深刻的寓言。中华文化哲理对人生是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孔子正因为感悟到“逝者如斯夫”，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李白感悟到“浮生若梦”，就“秉烛夜游”。佛教的最主要的经典《金刚经》在最后有首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世上的一切，都不过是空幻而已。然而，中国化了的佛教，例如华严宗，在《华严金狮子章》中明确提出：“虽复彻底为空，不碍幻有宛然；缘生假有，二相双存。”不可能只有空，而五色、无幻有；不可能只有量子场，而无粒子，无粒子的生成物。空与色，实在与幻有，真空与物质，量子场与粒子，都同时存在。纵然空与量子场万万岁，永恒存在，尽管幻有稍纵即逝，粒子一生即灭，但是幻有与粒子毕竟存在过。人出生之后，总还生存了、活着了一段时间，度过了“短暂”的人生。哲理不能不回答应该如何对待这一“短暂”的人生的问题，人生应该是什么这一问题。人，刚出生时，双拳攥得紧紧的，似乎来到人间想抓取一把什么；然而，在死去时，双手却张得开开的，确实什么也没有抓到。“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人来到世上，享受了前人创造的成果；如果，后人取之多，付之少，社会财富何能积累？！社会何能进步？！巴金讲得多么好：“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与；而不是在于接受，也不是在于争取。”巴金就是这么度过一生的。自古以来，志士仁人就是这么度过一生的。明代陈继儒有幅对联：“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边云卷云舒。”对人生的看法，豁达固然豁达，但积极向上不够。我给上、下联各续了两句，上联的是“细品尝，终归有味”，下联的是“深追究，毕竟多姿”。人生是十分有滋有味的，是非常多姿多彩的，应如同孔子所讲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去求知，去生活。人的一生，“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是爱人。所以，他讲：“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人，应有能力去做实实在在有利于别人的事。从我国的古代名言，老子的“既已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孟子的“乐民之所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所忧者，民亦忧其忧”，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现代的名言，朱光潜讲：“人生应该如同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雷锋讲：“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是的，这都是一脉相承的。人生，对于个人而言，应是豁达的，出世的；对于人民而言，应是积极的，入世的。人，人的一生，应是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孔子讲，“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讲的是如何对待自己，“博爱之谓仁”。孟子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讲的是如何对待别人，“行而宜之之谓义”。文天祥来了个概括，“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面对生死，应该如何？活，活要活得重于泰山，而不能轻于鸿毛；死，死要死得重于泰山，而不能轻于鸿毛。春秋时期郑国子产讲得十分清楚：“苟利国家，死生以之。”林则徐作了进一步发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明代于谦宣称：“粉骨碎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就是中华文化正视人生的哲理。
价值观，人生观必然的延伸，可以认为是，对处理有关人的各种关系的根本看法，即关系应如何处理？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孰重孰轻？孰先孰后？孰可孰不可？《四书·大学》讲得多么深刻：“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尽道矣！”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核心是，国家重于家庭，家庭重于个人。《四书·大学》一开始讲的八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显然，格致是基础，修身是关键，齐家是初级目标，治平是高级目标。即使是个离群索居者，不要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但至少应无害于治平。我国讲忠孝节义：忠，“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对国家负责；孝，我国蒙学读本就有《孝经》，“百行孝为先”，对父母、长辈负责；节，相敬如宾，携手偕老，对配偶、家庭负责；义，荣辱与共，重于泰山，对朋友负责。负责，就是负起责任，就是先于个人。我曾借用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来说明这一点：“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生命，讲个人，当然可贵，生命属于个人只有一次而已；爱情，讲家庭，价更高，无家何能繁衍后代；自由，讲国家，讲民族，其重要性远在个人、家庭之上了。中华文化哲理并不是摒弃、不顾、否认个人的利益、个性、自由、权力、作用等等，完全否认个体，集体又是什么？完全否认个体利益，集体利益又是什么？完全否认个人作用，集体作用又从何而来？一个好的企业，企业富，人人富；一个先进单位，单位先进，人人努力。我国谚言讲“家和万事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家庭利益等集体利益之下，严格讲，置于其中，以其为个人的最大利益、最高品德，将其熔铸于个人灵魂之中了。我国彪炳史册的圣人、贤人、忠臣、民族英雄以及一切志士仁人就是杰出的代表人物，其实，在我国古今芸芸众生中，这类人物也不胜枚举。他们深深了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不存，个体安在？当然，毛之不存，皮将焉保？个体不兴，整体安盛？胡锦涛同志讲的“群众利益无小事”，就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机整合的生动而深刻的表达。这一整合，就是中华文化哲理所凝成的杨振宁先生所讲的中华民族的韧性。正因为有了这一主要因素，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方能繁衍至今，而且还将实现伟大的复兴。
三
中华文化哲理所蕴含的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以及由其所支持与融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它们经过历史的洗炼而凝现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在历史中发展着的，是有时代性的。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撑”；在今天，“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再读一读江泽民同志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读一读演讲中关于我国优秀传统的内容，就可以清楚知道，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于民族精神的深刻论述，正是这演讲有关内容的重要发展。
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正是中华文化哲理整体观、变化观、本质观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最集中的凝现，正是爱国主义这一决定性的因素确保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了历史上的暴风烈雨、千难万险的考验，胜利地发展到辉煌的今天。季羡林先生上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是什么？中国人文精神是什么？这一优秀传统就是人文精神；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爱国，二是有骨气。我曾向季羡林先生讲过：“我能否对此作个注解？爱国，文天祥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有骨气，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爱国一定要有骨气，爱国加上有骨气就是爱国主义。我国历史上有多少忍辱负重为国家、为民族而忠贞不屈、感天泣地的壮烈史绩！汉代班固讲得十分简炼：“国尔忘家，公尔忘私。”宋代苏洵讲：“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现代画家李苦禅讲：“画的价值，在于人格。人格——爱国第一。”而明代顾炎武的“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话，早已成为我国世代广为流传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
爱国，决不是抽象的。爱国实质上是爱民。民为邦本。“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早就提出了这一论点。春秋齐国管仲就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并指出：“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爱国必然爱民。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沉痛呼吁：“欲摇桨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由于不可避免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我国古代，爱国与忠君往往不可分割，但我们不能超越历史去苛求古人，不能闹出“文革”十年浩劫中的荒谬结论：我国历史上的清官比贪官还坏，清官麻痹人民，强化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贪官激怒人民，加速了封建王朝的崩溃。我国历史上的志士仁人，是致力要实施仁政的，仁者爱人。他们知道，民为邦本；实质上，他们承认了国家应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是否应属于人民？他们承认劳动人民是“官”的“衣食父母”，而非“官”是人民的“父母官”。范仲淹的《江上渔者》，张俞的《蚕妇》，梅尧臣的《陶者》，李绅的《悯农》等诗篇就是证据。唐代白居易在《观刈麦》诗中写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明代哲学家吕坤是个大官，位居正二品，他在自挽诗中写道：“我亦轩冕徒，久浸民膏脂。”深沉真挚感人！是否应为了人民？闻一多先生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讲，屈原之所以“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这“行义”是追求真理，“虽九死犹未悔”，“哀生民之多艰”。闻一多先生这位爱国诗人，同屈原的心声一样，热爱着自己的人民。而具有民族硬骨头的鲁迅先生，公开宣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否应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历代有见识的人士，深深了解，民犹水也，唐初名相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明确指出，“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党的十六大报告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显然，人民当家作主，讲的就是应属于人民的问题。坚持党的领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讲的是应为了人民的问题。依法治国，国家的法律代表人民的意志，体现人民的力量，讲的是应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既然人民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社会的一切，当然一切就应属于人民；既然人民能创造历史，能创造社会的一切，当然，一切就应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既然人民在创造历史，在创造社会的一切，人民的创造就是为了人民自己，当然，一切就应服务于人民。邓小平讲得多么感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与人民。”邓小平的话正充分体现了这点。发展到今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自然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文化哲理这一中国实际与时俱进相结合的表现。属于人民是最基本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正体现这一点。为了人民，不是以救世主的立场去挽救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不是以救世主的观点，利用人民的力量来达到自己救世的目的。历史上许多救世主的人物，“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不正是如此吗？！
作为民族精神第一个内涵就是“团结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团结，国家统一，版图统一。如果讲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那么，“团结统一”就是爱国主义的核心与实质。团结是最强的力量，统一是最大的责任；团结是统一的基础，统一是爱国的标志。我国多少民族英雄、爱国志士，为了捍卫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乃至抛头颅，洒热血，谱出气壮山河、光耀日月的爱国主义壮歌，为我国人民世世代代所歌颂。“人心齐，泰山移”，团结统一实实在在保证了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顽强存在，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断发展。众所周知，在我国历史上，分裂是短时的，不占主要地位，统一是长期的，占有主要地位。还有与此有关的，兄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由于中华文化哲理而产生的文化巨大包容性，文化迅速融合，中华文化的强大与发展，促进与形成了民族之间更广泛更深刻更牢固的融合，为我们国家、民族抵御风险提供了更强大的基础与保证。江泽民同志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深刻指出：“中华文化是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台湾同大陆，不但同种，更是同文，本是同根生，源远流长，不可分离。显然，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公开闹“台独”，必将遭到包括台湾人民在内中华女儿的坚决反击，必将自取灭亡。这是我国历史上已一再作出了的不可改变的结论。
民族精神第二个内涵就是“爱好和平”。如果讲，“团结统一”，是对国家内部的；那么，“爱好和平”，就是对国家外部的，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尚书·尧典》一开始就声明：不仅要“以亲九族”，而且要“协和万邦”。我国历史上，对周围邻邦，只要不危及我国的根本利益，就力求睦邻；即使由于种种原因，最多只要求“臣服”，而非侵占，非吞并，还不干涉其内政，乃至应邻国要求，维护其对外独立与对内稳定。2005年，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七下西洋，不是兵舰大炮，不是武力征服，不是掠夺，不是贩卖黑奴，而是情谊礼品，结交朋友，是和平外交，堪称典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震响着我国和平传统的心声。上世纪50年代，由我国与友好国家一起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国际关系准则，正是“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时代表现。一直到今天，我国本着“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精神，睦邻，安邻，富邻，来同邻邦相处。如有国际友人来访，那么，《论语》第一篇第一章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亲切之言，就会被一再引用。其实，“爱好和平”，就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哲理的国际凝现，求同存异，崇尚国际关系的和谐。处理人际关系，处理国际关系，我国文化哲理就是“厚德载物”，民胞物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可见甚至兼及自然。孔子所力主的“仁”，从正面讲，是“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成人之美；从反面讲，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成人之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为孔子认为是“可以终身行之”的一句话，历代崇尚，而且在国际上，曾被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认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就是今天，也得到高度的赞誉。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之所以伟大，不但在于最古最大的民族及其文化得以复兴与崛起，而且在于这一复兴与崛起极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利于人类的繁荣与昌盛。我国一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和平崛起。我国一贯反对以武力去解决问题，“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更反对以武力行不义之事，“多行不义，必自毙”；只是在不得已时，被迫以武力对付武力，以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如果有人妄图以武力来危害我国的根本利益，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很明确：一反对，二不怕，我国将被迫以武力还击。今天，在台湾与大陆的统一的问题上，外国势力胆敢以武力来干涉，我们仍然如此，必坚决还之以武力。
民族精神第三个内涵是勤劳勇敢，第四个内涵是自强不息。如果讲，团结统一，爱好和平，是就国家、民族而言，是整体观的凸显；那么，勤劳勇敢、自强不息，不仅是就国家、民族而言，而且更多的是就个人而言，是变化观、本质观的凸显。国家、民族要繁荣强大，根本是要提高国民素质，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战国时期，吴起讲过：“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管仲讲过：“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内因就是同本质紧密相关的。只有提高国民素质，才有基础提高综合国力。中医用药治病，最能体现中华文化哲理高度重视本质、重视内因的思想，其特点在于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就是要增强细胞的抵抗力，增强人体内部的抵抗力，增强内因；而非西药那样，用来杀死侵入人体的细菌、病毒等，即改变外因。《周易》在“乾卦”中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向天学习，刚健有力，自强，不息！永不停步！这就是强调内因，强调本质，顺天应人，与时偕行，日积月累，以求质的飞跃。“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自强不息”这一伟大精神，正是国家、民族、集体、家庭、个人向前发展的原动力。阿斗是无法扶起来的。相反，“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讲这话的司马迁，在受宫刑之后，就完成了伟大的《史记》的写作。只有有了“自助”，才可能有“人助”、“天助”。
勤劳勇敢，是自强不息外在的最具体的体现；自强不息，是勤劳勇敢内在的最直接的推动力。勤，勤快，勤勉，就是不懈，就是日积月累。劳，辛苦，劳累，就是吃苦负重，就是殚精竭虑。只有勤劳，才能不断地有效地积累，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去量变，一旦瓜熟就蒂落，水到就渠成，就发生质变，事物就提升了层次。“道，行之而成。”“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勇，英勇，无惧，“夫水行不避蛟龙者，渔父之勇也；陆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敢，有胆量，含冒昧之意，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之敢，是“敢为天下先”之敢，是开拓创新之敢。《老子》讲的“不敢为天下先”，不是讲不去开拓创新，而是讲不去同别人直接争，因为老子深刻认识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以不争的手段而去达到争的目的。只有勇敢，下定决心，以愚公移山的勤劳努力，排除万难，才能开拓创新。人类总得不断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才能有所前进。特别是在今天，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时代更是要求改革创新。中华文化哲理一贯主张格物致知，知天道，晓天理，明天命，以能“制天命而用之”。《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寓言，就是讲的这点。要创新，就要去认识客观规律，按照客规律办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我们论及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时，必须特别强调，这些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两个务必”同唐初名相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两大要点一脉相通，一一相应，是我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这“两个务必”，这两大要点，实质上，同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是一致的，都是要怀有忧患，脚踏实地，开拓创新，奋勇前进的。
四
党的十六大报告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毫无疑问，正如报告所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包括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包括吸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从来不是排外文化，而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中华文化本身就是相互交融的多源文化。孔子编纂《诗经》，就把汉江流域两岸的民歌选编为《周南》、《召南》，放在《诗经》的前面；并且孔子告诫他的独生子伯鱼要学《诗经》，特别要学《周南》、《召南》，强调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告诫他的十分好强的学生子路：“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孔子属于中原文化，是当时中华文化的主体，但他却高度重视汉江两岸的南方文化，主要是荆楚文化。南北朝时代，南北文化大交流与大融合。佛教，印度创造的，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经历六、七百年，到了唐代，差不多已中国化了，中国佛教的各派纷纷而出，确有中国特色，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同中国的儒、道并立，而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三大主流之一。
近两、三百年来，西方科学技术蓬勃兴起与快速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特别是20世纪的科技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更是天翻地覆。我国落后了，极大地落后了。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又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但在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很有差距。但是，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十分严峻的问题，发展不可持续。我们应如实地面对这一现实，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既不应妄自菲薄，自暴自弃，归咎于中华文化，全盘否定中华文化，搞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来个全盘西化；也不应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知其一，不知其二，搞狭隘民族主义，重蹈历史覆辙。
西方科学技术之所以迅速发展，就是由于西方有着相应的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爱因斯坦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一封信中指出，西方科学技术之所以比中国发展迅速，一是由于有系统的逻辑思维，一是由于有严密的实证方法。早在晚清时期，严复也同样认为西方文化长于分析，重于实证。是的，逻辑，长于推理分析，系统明晰；实证，不凭臆断，同推理分析结合，以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形成严谨的分科别类的学问，即科学，并在其相应的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还可预期，在一定的时期，还将取得巨大的成就；而这正是我国传统科技所不够的，也是必须向西方学习的，也是我们正在努力学习的。但是，诚如《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所提出，西方科技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只注意分科别类，而忽视整体联系，是还原论的思想，它导致了人类发展道路的不可持续。中、西方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差异，实质上是中、西文化哲理的差异。没有一种文化，十全十美，中、西方文化各有利弊。但必须强调指出，我国近两三百年来科技的落后，固然反映了我国文化的某些弱点与弊病，但落后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文化，而是江泽民同志对美国《科学》杂志谈话时所指的两大原因，内部政治腐败，外部帝国主义侵略。妄自尊大中华文化是没有根据的，妄自菲薄中华文化更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近两三百年中国是由于中华文化而落后，特别是由于儒家文化而落后，那么，同一个中华文化为什么造就了这两三百年前中华民族的辉煌？为什么汉代“独尊儒术”，宋代的“儒学复兴”，反而没有阻碍汉、宋时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为什么一贯尊儒的“亚洲四小龙”，儒学反而没有压制他们的经济腾飞？有什么理由只根据近两三百年中国的落后，就断定中华文化落后，应该摒弃？如此等等，这在逻辑上是无法回答的。当然，决不是讲中华文化完美无缺，但是，中华文化是伟大的。正因为中华文化的伟大，正因为中华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因此，我们必须向一切先进文化学习，老老实实地学习。
目前，我国在科技水平、经济实力、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同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我国建设发展极为迅速，在世人刮目相看的形势下，固然，要反对妄自尊大，更要反对妄自菲薄，我们要高度警惕中华文化实质上的“断裂”。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解读“五四运动”批判精神，既要充分肯定“五四运动”批判矛头的指向及其实质，又要充分肯定中华文化及其哲理的巨大生命力；其实，“五四运动”批判精神也是中华文化哲理与当时西方先进文化结合的凝现。现在，我们的科学文化，基本上是学习西方的；如果加上对中华文化之寡知，对中华人文文化之陋见，对中华文化经典之不读，对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之不承，对中华文化哲理之无知，甚至，对相反者，鄙视，讥笑，甚至斥为倒退；这样，中华文化会不会断裂？这个严重的危险是存在的！如何认识与对待中华文化的问题，是个深层次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如何认识与对待民族精神的问题、爱国主义的问题，是个极为根本、极为原则的大问题。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没有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哪还有什么中国特色？又哪有什么民族精神？所以，中国特色一定是：一是要背靠五千多年，一是必须要坚持“三个面向”，实实在在扎根在中国历史中与在中华大地上，真正体现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抛弃了五千多年，断裂了中华文化传统，就是丧失了民族的根本，丧失了生命的灵魂，就是丧失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必致自我埋葬；抛弃了“三个面向”，忘记了“与时俱进”，就是丧失了源头的活水，丧失了前进的动力，就是丧失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遭时代淘汰。我愿引用爱因斯坦两段话，以引起我们的深思：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度过一生，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问题的答案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欲望和需要，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这就需要大量的自觉思考和自我教育。不可否认，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中，开明的古代希腊人和古代东方贤哲们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的学校和大学。”“人是为别人而生存的。”
爱因斯坦说：“我们犹太祖先，即先知者，和中国古代贤哲们了解到并表明：铸就我们人类存在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目标的产生与确立。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内心不懈的努力来摆脱反社会的、具有破坏性的天性，使人类成为一个幸福的群体。”
爱因斯坦谈的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希腊文化是西方科学文化的源头，犹太人是爱因斯坦的祖先，爱因斯坦在谈话中将中国古代贤哲同古希腊智者与犹太先知者并列，这充分肯定了以中国古代贤哲们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及其哲理。在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的今天，思考一下一位举世公认的极为卓越的国际伟人爱因斯坦的话，是大有裨益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满怀信心地预期：对世界将面临的下一次的科学革命，东方科学思想将具有指导作用，整体论思想将是这次科学革命的灵魂。我认为，这一预期是有根据的。我们也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中华民族精神的有力弘扬，也必将极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合作。“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本文在写作期间，在许多论述上，深受涂又光教授的指点与启发，同时，又得到欧阳康同志、余东升同志的指教。本文初稿写成后，在我校文化素质教育开展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中作过报告，又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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