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转型研究述评与基本框架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企业战略论文,框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外部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和动态化，企业面临越来越多的生存挑战(Van De Ven和Poole，1995)，为了应对环境的威胁，保障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很多企业需要做出战略转型决策。企业战略转型于是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早期研究战略转型的学者包括Ansoff(1965)以及Rumelt(1974)等，他们更关注市场竞争决策的变更。之后陆续有学者针对企业战略转型的内涵、度量、理论基础、驱动因素及经济后果等进行研究，近期的研究着重考察了企业战略转型的驱动因素，尤其是董事会的特征及行为、高管的特征及行为、董事会与CEO关系等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战略转型决策的影响。 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如企业战略转型的内涵界定不清、度量与定义脱节、理论视角单一且多集中于资源视角、转型过程仍是“黑箱”等。特别是企业战略转型相关概念的内涵界定不清，使用混乱，如未能明确地区分战略转型、战略变革、战略变化等概念的内涵。这些不足不仅制约了学者们对于战略转型的认知和理解，也限制了不同研究之间的整合。本文从多个层面分析了战略转型的内涵，厘清了企业战略转型不同层面之间的关系，清晰地界定了战略转型的概念。同时，本文也对战略转型的内涵、度量方法、理论视角等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述评，并整合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框架。 本文的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从战略内容的变化和战略决策程序的变化两个维度并结合不同层次，论述战略转型的内涵及其主要测度方法；第三部分阐述战略转型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包括资源和能力视角、组织的外部环境视角以及管理者特征和动机视角；第四部分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研究战略转型的基础框架；最后一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二、战略转型的基本内涵与测度 战略转型与一般的战略变化不同，更加强调形成战略的多个组织要素的系统性变化，它既包括战略内容的变化也包括战略过程的变化(薛有志等，2012)。本文认为，与战略变革、战略变化等概念不同，战略转型是包含战略内容和战略决策程序两个维度，并且在战略内容维度内，公司层、经营层和职能层三个层次战略内容的变化相互支持和约束，从而使整个企业战略发生系统性变化的过程。而战略变革则是指战略内容维度内公司层战略的变化，包括企业战略资源配置模式的变化，产品、市场经营范围及经营地域的变化，战略方向、逻辑的调整以及组织使命或经营理念的变化。战略变革与战略转型的本质区别在于，战略转型是整个企业战略多维度、多层次的系统性变化，战略变革则涵盖战略内容维度内的某个单一层次，通常是公司层战略内容的变化。而战略变化通常是指公司战略内容的小幅度调整，更多的是指战略内容维度内经营层或职能层战略发生的变化，并没有发生公司层面甚至整个企业战略系统的重大变化。 从上述关于战略转型相关概念的辨析来看，现有研究大多是从战略转型的某个单一维度或单一层次对战略转型的基本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同时，从战略内容变化的角度来定义战略转型的学者通常关注公司层面、经营层面和职能层面战略的变化(Ginsberg，1988)，从战略决策程序变化的角度来定义战略转型的学者通常关注正式管理系统、结构的变化和组织文化的转变(Ansoff，1979；Tushman等，1985)。这两种对战略转型内涵的界定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涵盖了之后学者对战略转型内涵的定义。 (一)从战略内容变化的维度定义与测度企业战略转型 1.公司层面战略转型的基本内涵与测度。从公司层面战略变化的角度对战略转型进行界定的研究者很多，他们认为企业通过自身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不断进行内部资源要素的重新配置，因此，大部分研究者用公司在多个关键战略维度上资源配置模式的整体变化来界定战略转型。此外，也有部分学者用公司产品、市场的经营范围或经营地域的变化来定义企业战略转型，如Ansoff(1965)认为战略转型是公司特定产品或市场领域的重新组合以及它们之间资源的重新分配；Wiersema和Bantel(1992)将公司产品多元化水平的变化定义为战略转型；Sanders和Carpenter(1998)将地域多元化水平的变化定义为战略转型。有些学者在定义战略转型时着重突出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公司通过调整或重新制定自身的战略方向、逻辑来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对战略转型的界定方式基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以及公司发展战略的变化。例如，Quinn(1978)认为，基础性变化或战略的重新定位也是战略转型。另一些学者则从组织经营理念变化的角度进行界定，尤其是在战略转型的初始阶段，组织成员需要理解转型的含义或者适应经过改进的意义系统(Ranson等，1980；Bartunek，1984)，因此需要重新定义或适当改进原有的组织使命或经营理念，这也是企业战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Gioia等(1994)认为，战略转型是“一个包含组织使命的重新定义或在全部优先顺序和反映新的重点、方向、目标方面的持续改变过程”。 基于公司层面战略内容的变化来界定企业战略转型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几种度量方法：(1)从资源配置模式变化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战略转型概念的学者通常采用加总企业广告强度、研发强度、厂房和设备更新、非生产性支出、存货水平和财务杠杆6个战略性指标的变化程度来构建战略转型指标，或者分别构建战略偏离度和战略背离度两个指标来代理战略转型(Finkelstein和Hambrick，1990；Carpenter，2000；Zhang，2006；Karaevli，2007；Zhang和Rajagopalan，2010；Haynes和Hillman，2010；Karaevli和Zajac，2013)。(2)从公司产品、市场经营范围或经营地域重新组合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战略转型的学者主要采用两种度量方法：一种是采用企业产品组合或结构的增减(Kelly和Amburgey，1991)或业务构成的变化(Zajac等，1991；Goodstein等，1994；Golden和Zajac，2001)来度量战略转型，如运用样本中基础年份3年后核心业务(公司销售额最大的业务)规模比例的最终变化来捕捉公司范围内的战略转型(Nakauchi和Wiersema，2015)；另一种是基于多元化组合的变化情况，采用企业多业务变化的熵值的变化(Jacquemin和Berry，1979)或企业产品与市场多元化水平的变化(Miles等，1978)来度量企业战略转型。(3)从公司对自身战略方向、逻辑的调整或重置的角度界定企业战略转型的学者首先将战略转型指标削减到两种极端形式变量(0=战略一致，1=战略再定位)，在此基础上通过开发5点量表(Virany等，1992；Romanelli和Tushman，1994)或7点量表(Feitler等，1997)对比企业3年前与当年战略类型的等级差异。(4)从企业经营理念或使命变化角度的度量主要通过编码员审阅企业年报，从年报的文本中判断该公司是否发生了战略转型(Fiss和Zajac，2006)。 上述界定与度量方法是从公司的整体战略目标、经营范围以及公司战略发生变化的角度来认识战略转型的。公司层面的战略转型通常与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相关，企业希望通过调整或重新制定公司层面的战略来实现与变化的外部环境相匹配的目标。 2.经营层面战略转型的基本内涵与测度。战略转型不仅包括公司层面战略的变化，也包括经营层面战略的变化(Ginsberg，1988)。Ginsberg(1988)和Fombrun(1993)都将经营层面的战略转型作为企业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认为战略转型的内涵界定不仅包含公司层面的转型，而且涵盖了业务层面的转型。经营层面的战略转型反映的是企业具体某一业务的发展方向、经营水平、竞争方向等经营目标的变化，因此应该包括企业产品与市场竞争性行为的变化、企业竞争战略的改变等。Rumelt(1974)认为，企业战略转型是在特定产品或市场领域内的竞争性决策的改变，如企业从追求市场领先者的竞争性行为转变为市场追随者的竞争性行为。此外，企业竞争战略的变化，如从成本领先战略转变为差异化战略等也应被界定为企业战略转型，但是现有战略转型研究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针对经营层面战略转型的定义，Kelly和Amburgey(1991)利用产品矩阵从产品变化的角度对企业层面和业务层面的战略转型进行了测量；Boeker(1997)根据熵值测量了公司层面和经营层面的20个产品与市场战略转型指标；Barker等(1997)将战略转型划分为公司层面与经营层面两个层面进行了测量，业务层面的战略转型由市场转型、生产制造转型、研发转型、财务政策转型4个测量维度共19个测量指标构成，测量内容主要为业务层面管理活动或产品—市场竞争决策活动。 3.职能层面战略转型的基本内涵与测度。职能层面的企业战略转型主要是针对公司层面和经营层面的战略转型决策，由公司职能部门做出的相应的职能性战略转型。如为配合新的业务领域或竞争战略，职能部门需要调整自身的战略。Hoskisson和Hitt(1988)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变化视为一种职能层面的战略转型；也有学者采用企业内部职能性资源配置的变化来衡量职能层面的战略转型，具体度量指标如企业销售费用、研发费用以及管理费用的变化(增量或减量)之和(Quigley，2012)等。 总的来看，现有研究较少划分企业战略转型的层次并从多个层次界定企业战略转型的内涵，而是更多地采用了战略性资源的重新配置等较为模糊的概念。这种模糊的概念界定导致了度量上代理变量的选择偏误风险的增加，进而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多层次的战略转型内涵界定方式则可以从更加全面的角度考察公司战略的变化，更加准确地测度战略转型，因而有利于建构更为全面和准确的模型和理论。 (二)从战略决策程序变化的维度定义与测度企业战略转型 有学者指出，战略转型并非仅仅改变战略的内容，还包含构成企业战略的其他组织要素，如企业文化、组织结构与管理体系等发生的战略性变化(Greiner和Bhambri，1989；薛有志等，2012)。从战略决策程序变化的角度定义战略转型的研究相对更为关注企业的正式管理体系、组织结构和组织文化的转变(Ansoff，1979；Tushman和Romanelli，1985)。例如，Snow和Hambrick(1980)认为，战略转型离不开有效追求新战略所需的技术、结构以及过程的变化。从战略决策程序变化的视角界定战略转型的相关研究将构成企业战略的其他组织要素的战略性变化纳入战略转型的内涵，是对战略内容变化视角的一种补充。 战略决策程序的变化主要是为了支持战略转型的实施，它考量企业结构、过程以及激励制度方面的变化，具体的度量方法为考察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如集权化和分权化的增减)、重组或程序的变化(完成一项活动步骤的增减)、雇员数的增减、执行团队成员头衔职称分布的变化(如功能的、产品的、地理的、混合的)、给予高管们的正式激励的变化五项指标(Herrmann和Nadkarni，2014)。 表1 总结了不同维度和层次下对战略转型内涵的基本界定。
图1 不同维度、不同层次战略转型之间的关系 (三)不同层次企业战略转型之间的关系 企业战略一般是由公司层、经营层和职能层三个不同层次的主体所制定的战略构成的一个系统，其中，高一级层次的战略对低一级层次的战略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而低一级层次战略的有效管理对高一级层次战略的有效管理具有支持作用(蓝海林，2013)。由于企业战略管理本身是一种层次化的管理，因此企业战略转型不是单一维度、单一层次战略的变化，而是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的企业战略发生的系统性变化。当高一级层次的战略发生变化时，会对低一级层次的战略形成新的约束，并需要低一级层次的战略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支持高一级层次战略变化的要求。局限于单一维度、单一层次的企业战略转型将无法有效地发挥不同维度的战略转型之间的互补关系和不同层次之间的支持与约束作用，从而不利于企业战略转型的高效实施和转型效果的保障。因此，企业在进行战略转型的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单一维度、单一层次的变化，而应该注重战略转型不同维度、不同层次之间的系统性变化(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公司整体战略的转型实际上是不同维度、不同层次战略的变化所构成的整个战略系统的变化，其中战略决策程序的变化能够支持战略内容的变化，职能层面战略内容的变化能够支持经营层面战略内容的变化，而经营层面战略内容的变化又能够支持公司层面战略内容的变化。反之，公司层面战略内容的变化则约束和指导着经营层面战略内容的变化，而经营层面战略内容的变化则进一步约束和指导职能层面战略内容的变化。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战略系统的整体变化研究企业战略转型实际上是从更为全面、系统、动态的角度定义企业战略转型，进而能够保障企业战略转型制定的系统性和实施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在战略转型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战略转型的定义视角和层次划分不清晰，导致各层次之间战略转型相关概念的混用。而明确战略转型的基本视角和层次划分并厘清各维度和层次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清晰地界定战略转型。现有企业战略转型的度量主要采用企业单一层面战略内容的变化作为企业战略转型的代理变量。然而战略转型往往不是只发生在单一层面，而是同时伴随着多个层面的变化，因此，单一层面的定义和度量方式无法全面地解析企业战略转型的本质。实际上，已经有少数研究突破了单一层面的定义，综合了战略内容和战略决策程序变化的部分内容，将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企业战略转型的定义与度量(Herrmann和Nadkarni，2014)。此外，现有研究中企业战略转型的度量方法与定义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即代理变量的选择与定义不符。例如，采用广告强度、研发强度、厂房和设备更新、非生产性支出、存货水平和财务杠杆六个指标的变化程度来代理公司层战略内容的变化。实际上，这六个指标衡量的主要是企业的经营性资源，并非都是战略性资源，它们的变化可能只是企业进行的常规资源配置调整，因此这种度量方法存在定义与度量方法不一致的问题。有些研究(Miles等，1978；Jacquemin和Berry，1979)运用公司业务、产品或市场多元化水平的变化作为代理变量来度量企业战略转型，这种度量方式的确能够捕捉到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变化，但是多元化战略仅是公司层战略的一种类型，完全运用公司多元化水平的变化来捕捉公司战略转型具有片面性。总之，系统地、清晰地界定企业战略转型概念是确立精确的战略转型度量方法的前提，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代理变量的选择偏误风险。 三、多理论视角下不同要素对企业战略转型的保障与约束作用 国内外学者对战略转型的相关研究分别从“企业主动”、“制度约束”与“管理者应变”的管理逻辑出发，主要可以划分为资源和能力、组织的外部环境、管理者的特征和动机三个理论视角。在现有的企业战略转型研究中，资源和能力视角的相关研究占据了主要地位。企业通常被视为各种资源的集合体，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经营管理面临关键转折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通常会对自身战略进行方向性调整，并通过组织构成要素及要素间关系的变动，来适应环境的变化或克服经营危机(唐孝文等，2015)。组织的外部环境视角则主要是从外部环境与组织互动关系的角度强调制度环境在组织战略中的约束作用与驱动作用(Zajac等，2000)。而管理者特征和动机的视角则强调在不同组织或环境要素下，管理者特征和动机对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重要作用。表2对三个视角下的战略转型研究进行了总结，突出比较了三个不同视角下不同要素对战略转型的驱动、保障与约束作用。
(一)资源和能力对企业战略转型的保障与制约作用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资源和能力视角下，基于不同的理论，企业资源和能力要素是如何影响战略转型的(参见图2)。实际上，资源和能力对企业战略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保障作用和制约作用两个方面。 Carpenter(2000)等学者认为，充分利用企业现有资源能够保障战略转型的顺利进行，帮助企业快速进行自我调整，重新与外部环境相匹配(见图2中的A)。这类研究主要基于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theory)、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动态能力理论、创新理论和组织合法性理论。基于资源基础观和资源依赖理论的战略强调了构建、维持和利用已有的人员、物质、财务、信誉、社会或组织资本的好处，因此，现有的资源配置基本模式和计划的资源配置基本模式之间的差距(Rajagopalan和Spreitzer，1997)，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竞争优势和公司存续的主要来源(Carpenter，2000)。他们认为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充分利用和重新配置，弥补与计划的资源配置模式之间的差距，能够快速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而保障战略转型决策的制定和顺利实施。与之相似，基于动态能力理论的企业战略转型研究者也认为，企业通过培育自身的新的资源配置能力，能够快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加速实施战略转型决策(Yi等，2015)。也有学者将资源作为企业凭借自身实力进行扩张和创新的驱动力，并强调了历史性资源在促进和引导企业战略转型和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Penrose，1959)。此外，在战略转型中，保证新战略被理解和接受是组织所必须获得的合法性的核心要素(Fiss和Zajac，2006)。因此，很多学者的研究都表明，需要更加关注象征性的过程，因为它能够为企业进行战略转型创造意义或使战略转型的意义更具有合法性(Dutton和Duncan，1987；Gioia等，1994)。这一类研究着重于分析企业现有资源和能力对企业战略转型的保障作用。 也有学者认为企业现有资源阻碍了企业战略转型，强调过去累积的独特资源成为了组织惯性或形成了与环境变化之间的缓冲，构成了环境防御机制，从而阻止组织资源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或降低了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效率(Kraatz和Zajac，2001)(见图2中的B)。这类学者的研究主要基于组织学习、组织惯性、组织承诺和组织剩余等理论视角。基于组织学习理论(organizational learning)和组织惯性理论的相关研究认为，在新的环境下，组织过去累积的有价值的资源可能会制造“能力陷阱”(competency trap)(Levitt和March，1988)，妨碍企业进行必要的组织学习并降低其感知和搜索外部环境信息的能力，并且使企业相对于探索新的资源，更倾向于对现有资源的开发，此时企业过去的核心能力成为核心刚性，不利于企业通过战略转型行为进行有效的适应和创新(Romanelli和Tushman，1994；Zajac和Kraatz，2000)，从整体上看制约了企业战略转型的实现。同时，战略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组织承诺(Ghemawat，1991)，借以说明战略中包含着一组难以逆转的决策。Selznick(1957)和Ghemawat(1991)都主张对环境变化进行一种资源驱动型的防御，认为应该维护过去帮助企业构建独特能力的资源，一旦构建成功，这些资源就成为一种组织承诺，不应被轻易地改变，而应该积极运用这些独特资源构建环境防御机制。因此，组织的现有资源成为防御外部环境变化的要素，从而阻碍了企业战略转型的发生。此外，资源也被认为是一种使组织在与环境关系的互动中更被动的组织剩余(Cyert和March，1963)，它通过放松组织和环境之间的耦合，降低了决策制定者对外部趋势的敏感度，从而限制了转型(Kraatz和Zajac，2001)。这类研究着重分析了现有资源和能力对企业战略转型的制约作用。 (二)外部环境对企业战略转型的驱动与约束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图2 资源和能力对企业战略转型的保障与制约作用 Buckley(1967)认为，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开放系统具有自我维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基础是加工从环境中获取的资源。因此，环境是系统维系自身能力、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根源。基于组织的外部环境视角的企业战略转型研究强调外部环境在组织战略中的驱动作用与约束作用(Zajac等，2000)。例如，Pfeffer和Salancik(1978)等都强调，公司需要重视竞争、技术、政治和制度环境中的不可预见的改变，并与之保持匹配。这一视角下的企业战略转型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制度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 基于制度理论的战略观认为，战略选择要受到决策者在特殊的制度框架下面临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因素的影响。此时制度不再被视为企业选择和行动背景的外生变量，而是制定战略的至关重要的“内生变量”。基于制度理论的相关研究着重分析了内、外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环境对企业战略转型的驱动或约束作用。一方面，战略转型可以被视为企业对动态变化环境的一种适应(邓少军等，2011)，随着企业外部环境的日益复杂化和动态化，它可能在为企业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造成严重的生存危机。此时，企业只有走向战略转型的“再创业”之路才能获得持续发展(芮明杰等，2005)。因此，外部环境的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压力，驱动企业进行战略转型。另一方面，战略转型也是一种理性的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Zajac和Shortell，1989；Zajac和Kraatz，1993；Zajac等，2000)，在这种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中，企业会受到在更大范围的环境层面运行的制度的约束，如外部规则和法律，同时也会受到被参与者内部化的准则的约束。基于组织生态学(organizational ecology)理论的企业战略转型研究认为，环境会以组织形态与环境特征之间的适应为基础，有差别地挑选存活的组织(Hannan和Freeman，1977；Aldrich，1979)。这一理论基于公司战略决策程序的变化维度，将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视为一种战略转型，强调组织结构的改变并非内部计划或主动行动的结果，而是来自大范围的环境—群落层面整体演变的动态过程，以及国家政治上的要求或专业规范的压力等。因此，组织生态学理论着重强调了外部环境尤其是外部宏观环境对企业战略转型的约束作用。 (三)管理者特征和动机对企业战略转型的保障与约束作用 管理者特征和动机视角下的企业战略转型研究强调，在不同组织或环境要素情境下，管理者特征和动机经由管理者行为会对企业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作出差异性反应，因此，理性的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一种公司与环境之间的匹配来实现经济绩效的最优化。这一视角下的企业战略转型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高层梯队理论和管理者理性，其对战略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保障与约束作用两方面。 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认为，管理者的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影响了其对相关信息的解释能力，因此管理者特质会影响其战略选择，进而对企业行为产生影响(Hambrick和Mason，1984)。当管理者特质通过管理者行为表现出来时，会在组织和环境条件下对利益相关者、组织结构和体系以及战略内容的改变产生影响(Rajagopalan和Spreitzer，1997)。差异化情境下的管理者特质会影响管理者将现有资源应用到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方式，因此，基于高层梯队理论的研究者强调，管理者行为对战略转型的影响取决于管理者对组织或环境要素变化的认知，尤其是企业高管的认知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企业的战略转型决策。 而基于管理者理性的战略转型研究认为，战略转型是基于之前定义的公司目标而进行的一种连续的、有计划的对于明确定义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的寻找过程(Ansoff，1965；Mintzberg，1978)，而公司进行战略转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绩效。基于这一理论的研究强调，理性的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一种公司与环境之间的匹配来最优化企业的经济绩效(Rajagopalan和Spreitzer，1997)，从而保障企业战略转型的实施效果。 管理者特征和动机视角下的战略转型研究按照治理主体的差异及关系可以进一步细化为董事会特征和动机、高管特征和动机以及董事会与高管关系对战略转型的影响。现有董事会特征角度的研究包括董事会规模、任期、平均年龄、性别构成等人口统计学特征(Golden和Zajac，2001；Triana等，2014)、董事会资本(Haynes和Hillman，2010)等对战略转型的保障与约束作用；高管特征与动机角度的研究包括CEO性格特质(Herrmann和Nadkarni，2014)、来源(Zhang和Rajagopalan，2010)、薪酬(Carpenter，2000)以及高管继任(Nakauchi和Wiersema，2015)等高管特征与动机对战略转型的保障与约束作用；董事会与高管关系的研究包括董事会与CEO的制衡关系、董事长/COO与CEO两职分离等对战略转型的影响(Zhang，2006；Haynes和Hillman，2010)。 虽然每个单一视角都有其独特的理论观点，但是多种理论的整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复杂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在研究企业战略转型问题时，多种视角下不同理论之间的互相补充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全面的观察视角。例如，在资源视角和能力视角下考虑资源配置方式、提升企业能力时需要同时考虑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情况以及重要的管理者特征和动机的作用，而相关研究往往仅聚焦于自己的研究点，未能考虑或者只考虑部分外部环境和管理者的作用。实际上，企业资源配置的变化需要与内、外部环境相匹配并得到关键管理者的支持才能保障企业战略转型的成功。 四、战略转型研究的一个基本框架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当前的企业战略转型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的不足：第一，战略转型的概念内涵缺少统一界定，战略转型、战略变革与战略变化等定义没有被明确地区分；第二，战略转型的度量方法与定义不完全相符，这一方面与战略转型内涵本身的界定不清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代理变量的选择存在偏差；第三，大多数研究从单一理论视角分析战略转型的驱动因素，缺少多理论视角的融合性研究，且对于驱动因素的影响机理分析不足；第四，对于战略转型过程的研究仍处于“黑箱”中，虽然有少数学者通过案例研究的方式试图打开转型“黑箱”，但整体来看仍然缺乏对转型过程机制的探索性研究；第五，对战略转型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局限于财务绩效，忽略了市场绩效、公司价值、股价反应等非财务绩效的研究。 针对战略转型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尝试构建一个战略转型研究的基本框架(如图3所示)。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厘清当前战略转型研究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是希望结合当前研究的逻辑链条找到逻辑缺失，在弥补逻辑缺失的同时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转型研究框架。当前的企业战略转型研究也是从驱动因素、转型本身及其经济后果的基本研究逻辑出发的，虽然对战略转型逻辑链条的各环节均有所涉及，但是明显存在内、外部环境要素的驱动和约束作用分析不够，影响逻辑分析不清，驱动因素的多视角整合不足，对转型内涵、转型后果以及各环节之间的影响机理分析不清等逻辑缺失。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的基本研究框架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逻辑缺失，同时引入企业资源和能力、管理者特征和动机以及外部环境多理论视角融合的思路，将现有的战略转型研究加以扩展和整合，并重点分析关键驱动因素对战略转型的差异化影响机理。 首先，现有研究对于转型驱动因素的研究通常仅从资源和能力、外部环境或者管理者特征和动机中选择某个单一视角进行研究，且尚未真正厘清这些驱动因素对战略转型的影响机理。资源和能力、外部环境以及管理者特征和动机要素都是企业战略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只有将它们整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把握战略转型的驱动力并对其影响机理形成更准确清晰的认知，进而正确地引导企业战略转型决策的制定，产生积极的战略转型效果。因此，本文构建的框架中突出了资源和能力、外部环境以及管理者特征和动机3种不同视角下的整合研究以及每个视角下对于企业战略转型影响机理的分析。其次，从战略转型自身的研究来看，战略转型的内涵尚缺少统一界定，主要原因是不同的研究仅从转型的单一维度、单一层次对转型进行界定，忽略了战略转型的整体性变化，这会导致战略转型与战略变革、战略变化等概念的混淆和误用，以及战略转型的度量方法与定义“脱节”。因此，本文构建的框架中对于战略转型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界定，旨在突出战略转型的系统性变化特征，从而清晰界定战略转型概念。此外，战略转型本身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过程，对战略转型过程的研究则会关系到转型的成败。只有打开战略转型的“黑箱”，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转型的机制和过程，从而保障转型的实施效果。因此，在本文所构建的框架中突出了转型过程的探索，旨在强调转型过程在战略转型研究中的重要性。最后，战略转型的经济后果是衡量战略转型成功与否的主要依据，但是衡量标准不应仅包括财务绩效，还应包括非财务绩效，因此，本文提出的框架在转型经济后果部分增加了市场绩效、公司价值、股价反应等非财务绩效，以补充现有研究中过度关注战略转型的财务绩效的不足。
图3 战略转型研究的一个基本框架 五、未来研究展望 现有的关于企业战略转型的研究在内涵、度量、过程、理论基础等方面均存在不足，而这些不足可以成为未来新的研究指向。本文认为，战略转型的未来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对战略转型的概念和内涵进行深入探讨，从不同维度、不同层次系统性地构建战略转型概念模型。根据本文对当前企业战略转型内涵的界定，可以从战略内容的变化和战略决策程序的变化两大维度以及公司层、经营层、职能层三个层次的系统性变化构建战略转型概念模型，从而更清晰地界定企业战略转型内涵。 2.深入开发战略转型度量指标和量表。现有研究普遍存在着度量和定义不完全相符、代理变量选择偏差的问题，因此，未来研究应依据战略转型的基本内涵和概念并结合研究问题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度量方法的设计，采用符合研究定义的度量指标并开发测量项目、维度结构合理的战略转型量表。 3.从多理论融合视角分析战略转型驱动因素及其影响机理。现有理论研究大多从单一理论视角分析战略转型的驱动因素，且集中于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战略转型决策的影响研究。未来研究可以尝试融合本文总结出的三大视角，综合分析资源和能力、组织的外部环境以及管理者特征和动机对战略转型的作用机理，克服单一视角的理论局限性，并且深入分析不同关键因素对战略转型的差异性影响。此外，除了本文总结的三大视角，后续研究还可以从组织的内部环境要素，如公司章程、企业文化等内部化准则的视角分析其对战略转型的影响机理，进而丰富现有战略转型研究的理论视角。 4.深入探索企业战略转型的过程研究。企业战略转型的过程机理仍是一个“黑箱”。近两年开始有少数几篇探索性研究，然而这些研究仅从单一视角，采用单案例研究的方式识别出一些转型过程中的关键因素，缺少对于转型过程机理的动态、深入分析与检验以及多案例比较研究。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针对企业战略转型的过程机理进行深入探索并采用多案例比较研究的方式对提出的过程机理模型进行验证。 5.分析战略转型对企业非财务绩效的影响。战略转型作为公司重要的战略决策，不仅会影响公司未来的财务绩效，也会对公司的非财务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现有研究大多考察战略转型对于企业未来财务绩效如下一期ROA、ROE的影响，而鲜有研究者考察战略转型对于公司股票的市场反应以及未来的企业价值、企业创新、企业并购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企业战略转型决策对这些非财务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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