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科学视角下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制度逻辑、契约治理与社会福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学研论文,社会福利论文,契约论文,视角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协同创新是产学研等创新主体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1]。协同创新可以促进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发挥各自的能力优势、整合互补性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这表明协同创新必须紧密围绕提升国家科研能力这一核心任务而展开，如何提高国家科研能力已成为全球化的热点问题。科学2.0、Web 2.0、开放源代码、开放存取(open acess)等，标志着人类已进入开放科学(open science)的伟大时代。随着开放科学运动的兴起，企业的R&D模式和类型发生了重大变革：越来越重视与外部组织的R&D合作、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2]，同时大学创业功能的兴起和知识资本化现象的出现[3]，均使得两者的知识功能开始重叠和交叉，这便引发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逻辑与治理机制等问题。开放科学作为经典的自主创新理论，它从社会契约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了新的框架。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属于异质性的知识共同体[4]，他们在各自的边界内遵循特定的规则，产学研的合作是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础[5]。在长期社会契约的支配下产学研形成了合理的R&D分工。该理论同时强调大学必须全面地向企业开放知识，企业在开放科学的环境中积极地吸收和转化公共科学知识[6]，这种合作是社会契约和制度选择的必然结果。可见，从开放科学视角来研究产学研协同创新，可以对合作的制度逻辑、治理机制等提供可行的理论阐释。
1 开放科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1.1 近代开放科学思想的起源
开放科学思想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整个中世纪的实验科学是一项非常神秘的事业，虽然当时的政治和宗教世界观坚决反对“庸俗的众多”知识的泄露，但开放科学的雏形正好起源于当时欧洲的宫廷资助系统，当时寻找赞助者和被赞助者是非常难的事情，如何鉴定被赞助者的能力，他们采取了让发现成果开放交流和同行评议的方法来确保相应的质量。这是近代开放科学思想的雏形。后来，基于这种“开放科学”体制的“新学术市场”在19世纪后期的国立大学开始盛行。这种“学术市场”的特性事实上是最早使用非货币激励手段(比如学术声誉)来引导资源配置的。因此，它保证了新创知识的快速传播[7]。早在近代科学体制化之初，大思想家培根在1605年的著作《论学术的进步》里就提出：应该以国家为主导投资研发，首先进行纯理论的学术性研究，再以此为基础开展应用性研究，从而使国家富强，政府要资助纯理论科学。这些近代开放科学思想的雏形为现代意义上的开放科学体制的形成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撑。
1.2 现代开放科学的实践与理论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开放科学思想和实践最早来源于布什1945年的报告《科学：无境的前沿》、波兰尼的“科学共和国”(republic of science)以及默顿的“科学共同体”思想。1945年的布什报告标志着线性创新模式的诞生，该模式强调科学是创新的源头，政府必须承担起促进新知识创造和培养年轻一代科学家的责任，并建议设立国家研究基金，对基础研究进行公共资助，实行开放科学体制。1945年的报告中提到：如果学院、大学和研究所要满足工业和政府对科学知识迅速增加的要求，那么，应该通过使用政府的资金来加强学院、大学和研究所的基础研究[8]。
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从事基础研究，没有商业化的目标，基础研究的成果为公共知识形态，具有商业化目的的研究成为应用研究，将应用研究成果进一步转化为特殊的产品和工艺，这些是由企业来完成的，因此企业的知识主要表现为私人知识形态。这一模式中大学和公共机构从事的基础研究成果属于公共物品：成果一旦产生就必须完全的、快速的向全社会公开和传播。另外，从社会收益和成本的观点来看，市场将导致基础研究的投资不足，因此政府应该对研发和创新进行干预来纠正市场的失灵。布什的报告主要论证了开放科学体制的重要性(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开放科学的概念)，论证了政府资助基础研究的正当性，最终促使美国于1950年正式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开始了开放科学体制的伟大实践，这一体制形成了美国科技政策的基本范式。
当前，美国从事基础研究最重要的机构是200多家研究型大学，他们主要承担着美国开放科学的主要任务。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的60多年里，美国联邦政府一直大力支持学术界的基础研究，大力提倡开放科学体制，它资助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约在60％以上，大学的研究成果明显地促进和提高了产业创新的步伐。
现代开放科学理论的发展可以追溯到Nelson[9]和Arrow[10]的研究，它们主要论证了政府资助科学研究的制度基础。Merton描述了科学的规范结构，提出了“科学共和国”的规范CUDOS[11]，即：公有性“Communalism”、普遍主义“Universalism”、无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独创性“Originality”、有组织的怀疑主义“Skepticism”，默顿思想本质上也在于建构开放科学的基本规范。真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开放科学的是美国学者Dasgupta和David，他们在1987将经济学和社会学集成在一起来分析新科学经济学，为大学科学和企业研发各具特色的规范、习惯和制度上的不同提供了解释，指出知识的开放来源于制度的设计，提出一套基于优先权的报酬体制(priority－based reward system)[12]。他们在1994的“新科学经济学”的文章中，明确提出开放科学的概念，指出学术系统通过制度和激励机制的设计来促进新知识的生产和开放，公共出版是这一模型的重点[13]。研究人员通过科学共同体中的同行评价而开展学术声誉的竞争和优先权竞争。科学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市场激励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非市场的报酬(奖赏)体制，而且在科学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为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责任性行为提供了一个激励[14]。研究成果的无偿公开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学术科学家们定期地发表论文，无偿发布可能具有很大专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同行之间的学术声誉对科学家们很重要，而新知识的领先发现是这种声誉的主要部分[15]。正因为这种领先的重要性，所以科学家们一般都会尽快完成他们的研究，然后尽早无偿公布他们的发现，这种动态对社会福利具有很大的好处。
2 开放科学视角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逻辑
2.1 知识异质性制度逻辑
产业部门与学术部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组织在知识生产中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边界，学术部门作为“科学共和国”的知识开放型组织，主要从事基础研究，没有具体的商业目标，它不同于具有商业目标的应用研究和开发。学术部门的知识生产一般由科学家承担，他们在确定研究专题以及安排工作上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度，即学术自由和自治。研究结果通常具有一般的或普遍的正确性，成果常表现为一般的原则、理论或规律，并以论文的形式在科学期刊上公开发表或学术会议上交流。产业部门作为“技术王国”的知识独占组织，主要从事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产业研发具有明确的商业目标，并且研究成果多以技术、专利、产品和工艺为主，这些是企业获得经济利润的关键。
产业部门与学术部门知识互补性关系产生于知识的社会分工。Hayek指出：经济中存在一个基本的知识分工问题，它与劳动分工问题非常相似。以Drucker为代表的管理学家更是浓墨重彩地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范畴。知识分工隐含着知识空间互补性的特征，因为知识分工也是生产者知识结构专业化的体现，其结果是生产者之间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这意味着产业与学术部门两种不同的知识组织，在知识分工的协调下按照一定的社会秩序进行着不同类型的研究工作，从而使科学组织和技术组织的合作、协同发展成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知识异质性逻辑。
2.2 公共物品制度逻辑
传统观点认为，科学是一切新知识的源泉，离开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不会出现，技术进步所需要的知识很快就会枯竭。最早从公共物品和市场失灵角度来论证公共资助科学研究的是Nelson[9]和Arrow[10]。Arrow把知识看做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公共产品，知识转移的低成本意味着它会轻易地从企业流出，因此企业不能占有全部R&D带来的收益。这样，投资企业在R&D上的私人收益率就会低于社会收益率，从而造成私人企业在基础科学上的投资不足。Nelson认为国家应加大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把基础科学研究项目主要交给大学和政府实验室，私人企业则主要从事应用科学的研究与开发，这就是技术进步的“科学推动”说。他们研究的重点在于知识的公共物品性质，尤其是科学知识被认为是耐用的公共物品，它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和累积性特征。知识的非排他性主要表现为知识的自然外溢(外部性)，某一知识的私人收益和社会受益之间存在的差异若较大，则会出现市场投资不足的现象，尤其对于科学知识更是如此。基础研究可生产出被广泛使用的知识类型，但是基础研究由市场供应将会严重不足，企业将不会从事这种类型知识的生产。鉴于基础研究产生的知识对整个创新系统的重要性，最好的选择是公共提供，这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公共物品制度逻辑。
2.3 新制度选择逻辑
新科学经济学(new economics of science,NES)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兴起，针对旧科学经济学的缺陷展开了深入地研究。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公共资金资助基础研究的目的是政府为了纠正市场失灵的现象，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公共资助基础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纠正市场失灵，更重要的是推动开放科学体制的实行，从而不断的生产和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并实现快速的商业化，最终到达持续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目标。Hicks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有9％来自企业，大企业发表论文的数量与一个中等规模的研究型大学相当，这表明传统的“市场失效”论并不可靠[16]。新科学经济学认为科学首先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具有特殊的基于优先权的规则和报酬体制，这种制度可以刺激知识的开放和披露。其他的机构和组织都被不同的目标所驱动，但也同样执行研究任务。执行不同类型研究任务的决策是内生的、并依赖一定的激励体制。大学生产知识，然后企业将其转变为技术，大学与企业之间更复杂的交互作用或反馈过程，在旧科学经济学中未得到讨论[17]。旧科学经济学没有解释企业和大学知识生产的两种不同制度机制，而新科学经济学则首次对科学知识和技术知识的生产制度规则进行了比较，并明确指出大学和企业分别属于科学和技术两种异质性的制度组织范畴，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是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础，这是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新制度逻辑。
3 开放科学视角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社会契约与治理
3.1 委托－代理的社会契约
经济系统中的三大主体：政府、企业、大学在知识生产和创新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分工，三者之间长期的合作形成了固定的社会契约行为。企业作为“技术王国”(realm of technology)的典型代表，支配他们研发活动的主要回报是经济利益，企业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独占他们的技术知识，由于基础研究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公共物品特性，使得企业放弃了基础研究而转向专有性更强的技术知识，但是技术知识的生产离不开科学知识，因此，企业必须加大对外部公共科学知识的吸收。这本身自然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公共契约行为，即面向基础研究的社会契约：企业自愿地向政府纳税，政府对税收进行资源配置，并通过同行评议的方法将资金资助给大学进行基础研究，大学通过开放科学的行为不断地丰富公共科学知识库。然而，产学研合作的路径存在多元化的现象，另外还包括委托研究、技术转移、合作开发等，这些也都是建立在公共社会契约行为基础上的委托－代理关系。
3.2 基于优先权的治理机制
在“科学共和国”中，支配人们研究活动的主要回报是学术声誉，由于重复发现的可能性[11]，科学家之间展开激烈的“优先权竞赛”(priority race)，开放式科学与私有科学形成鲜明的对比，私有科学的系统的特征是从为了研究中获取合适的租金而限制外部对知识的获得。两个系统的标准和奖励机制有很多的不同之处，因此导致了不同的行为和结果。基于荣誉的奖励体制、相关的产权拥有和同伴的评论基础上的优先权竞争，结果导致了学术部门的知识及时、全面的向企业和社会披露与开放。学术部门向产业部门开放知识的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科学知识库开放给企业；二是通过人力资本向企业的流动而进行知识开放。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这一社会契约行为主要是通过政府的协调而进行的，主要的运行机理为：企业向政府缴纳税金，政府对税金进行再分配、并给予大学公共资助；学术系统通过同行的专家评价机制原理来评估出版物的质量和水平以及科学家的创造能力，同时为科学家提供适当的报酬；学术系统通过公开出版和教学对科学知识进行生产和传播，从而形成科学知识公有的空间：企业通过吸收大学培养的人力资本和公共科学知识而开展创新活动，一方面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快速实现知识的产业化。
图1 开放科学视角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运行机理
4 开放科学视角下产学研协同创新的社会福利
4.1 提高公共资助体制的社会效益
开放科学制度所提倡的公共资助，可以使基础研究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最优化。政府的公共资助一方面可以不断的生产经济的有益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通过科学中的公共披露传统可以使知识广泛的传播。因此，产学研通过开放科学路径进行合作创新，本质上就是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对产学研协同创新进行合理的社会分工，强调两者R&D互补基础上的自发性合作，从而逐步消除、调和企业与大学之间合作创新的各种矛盾，并不断提高公共资助体制的社会效益。
4.2 提高公共科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学术部门属于公共非营利组织、遵循科学共和国的基本行为规范，即开放科学体制，学术部门的研究人员最基本的激励机制在于科学发现优先权的竞争和学术声誉的获得，因此研究人员必须及时、快速地公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Adams认为产业知识库可以通过阅读学术期刊和雇佣科学家而建立，他发现了科学出版物(知识库)和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18]，认为二战期间科学家生产力的下降，即知识库的下降将会造成20世纪70年代经济下降15％左右。公共资助的科学研究，不仅出成果，而且出人才。Premus指出大学在区域知识生产系统中主要发挥两大知识功能，即发挥知识库(stocks of knowledge)和人力资本库的作用[19]。其中人力资本库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是长久和持续的，大学毕业生通过严格的基础研究训练，不仅掌握了最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相关的研究技巧，更重要的具备了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关键能力，因此，企业雇用大学的人力资本不仅可以成功地实现知识的转移，而且还可以获得具备一定创造能力的优秀科技人才。Nelson指出大学的研究人员对企业创新的贡献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大学既可以和企业一起进行相关的研究，也可以为企业提供他们想要的知识和信息。Senker指出企业雇用大学毕业生，既可以给企业带来“心灵的态度”和“隐性能力”，还可以帮助企业以一种崭新的和强有力的方式来获取和使用大学的公共知识[20]。可见，开放科学体制可以使大学的知识快速的开放与传播，从而充分发挥知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4.3 提升企业的外部吸收能力
学术部门生产的科学知识对企业创新起着关键的基础作用，知识经济时代很多产业的知识大部分都来源于大学的科研成果，企业只有不断提高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才能充分利用大学的公共知识。Cohen和Levinthal指出企业的R&D具有两张面孔：内部R&D和外部吸收[21]，内部R&D主要侧重于新知识的创造，利用外部知识是企业吸收能力的重要表现；企业吸收外部知识的来源主要是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政府公共资助大学研究，可以有效地补充企业R&D所不愿投入的领域，从而对企业的R&D形成很好的补充作用。日本和韩国之所以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非常强，这使得他们可以在模仿的基础上实现二次创新，从而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除了大力增强内部的R&D能力之外，还必须不断提高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两种能力都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至关重要。Cohen等人对美国34类产业中的1780家企业吸收大学知识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研究，得出了重要的研究结论，即企业吸收大学开放知识的途径，按重要性排序分别为：吸收大学的出版物，与大学非正式的合作、雇用研究人员、参加公开学术会议、合作研究、委托研究、技术许可等[22]。可见，在开放科学体制中企业的主要任务就是积极地吸收和利用大学有用的知识，并及时转化为高效的经济价值。
5 结论与建议
开放科学理论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描述了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制度逻辑、治理机制与社会福利。该理论认为产业和学术部门分别属于不同的制度组织，两者合作的关键在于知识异质性基础上的社会，分工与互补，两者合作创新的治理机制在于通过发现优先权的报酬体制激励大学向企业开放知识，企业积极地吸收和利用大学有用的知识，并在专利制度下将知识转化为经济利润。因此，开放科学视角下两者的合作是社会契约和新制度选择的必然结果，也是维护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础所在。
尽快构建开放科学体制，实施科学的治理机制，强调学术与产业部门功能互补基础上的协同与创新，具体应做好以下几点：
(1)构建基于优先权与学术声誉的治理机制，加快学术知识的生产与开放。开放科学制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生产制度，它强调学术与产业部门是两种异质性的知识组织，两者的合作必须建立在不同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建议确立大学“知识开放型公共组织”的地位，建立基于优先权与学术声誉的治理和报酬机制，弱化物质激励机制的作用，这是加快学术知识生产与开放、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关键。
(2)加大公共资助科学研究的力度，促进公共物品知识的生产与应用。开放科学制度的实施是建立在公共资助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特别是基础研究，由于基础研究成果具有公共物品知识的特性，导致企业一般不会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而主要集中在大学与公共科研机构。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大公共资助科学研究的力度，激励公共物品知识的生产与开放，从而为企业对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与转化提供根本的保障，这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环节。
(3)明确企业与大学的边界、强调功能互补基础上的协同与创新。学术部门属于“科学共和国”组织，崇尚学术自由与开放，是基础研究、高技术前沿探索、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播的发源地。产业部门属于“技术王国”组织，是新知识、新技术实现商品化的主体，是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的主体。建议构建新型的科技管理体制，明确划分企业与大学的边界，强调大学以基础研究为主，企业以试验开发为主，强调两者功能互补基础上的合作，消除两者功能上的重叠性，这是优化科技资源、提高创新效率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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