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在于党：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写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十周年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在论文,关键在于论文,十周年论文,江泽民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到今天，已经整整十年了。这是一篇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巨大影响的谈话，是邓小平理论体系成熟阶段的标志性文献。这篇谈话，既是邓小平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领导思路的积累，又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推进的关键时刻，提出的带有战略性、预见性、科学性的历史性文献。回顾90年代的实践成果，我们深切感到南方谈话的理论魅力；深切感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邓小平理论，实践和实施邓小平的一系列战略思想中，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新的贡献。
一代伟人解决一代人的历史课题
一代伟人领导人民解决一代人的历史课题。党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与时俱进，奔腾向前。
邓小平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基础上，坚定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克服毛泽东晚年错误产生的影响，带领人民走出“文革”阴影，摆脱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走出短缺经济的生活状态，改革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一面，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引进了市场经济，并将之扎根中国大地，领导中国走向了世界。中国各阶层的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积极性和活力重新被开掘出来，中国龙腾飞舞动，为世界所瞩目。在一系列战略性举措之中，邓小平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流砥柱，是建设的核心力量。国家有成果，祖国有威望，在于党的领导；同样，国家出现某些问题，比如腐败现象的滋生，主要也发生在党内、党的领导干部之中。
邓小平作为一代伟人，对国家民族已作出卓著功勋，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然而，邓小平也留下了历史课题，诸如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一些人埋头业务，对政治工作和政党建设的淡漠；经济发展以后，社会协调和稳定问题的显现；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后，社会公平问题、第二次分配问题的凸现；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问题的存在；市场经济活力和效率发挥的同时，它的“双刃剑”负面效应出现，黄赌毒等消极现象屡禁屡打不止，形成民众的烦恼；多种经济成分发育中，新阶层新人群出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注和兼顾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等等。邓小平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思想家对这些问题有他的感悟和分析，但当时亟须解决的其他问题更突出、更迫切，来不及处理；有的则是在他身后事业发展到新阶段，矛盾更加展开，也就是出现“成长的烦恼”。这些，需要后人继续努力奋斗，作出新的实践，新的认识，继续推进党的事业向前发展。这一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身上。
邓小平曾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十分关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形成了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框架。他曾说，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有完整的一套。邓小平在新时期对党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严肃纪律、增强党内团结，坚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反腐倡廉，要把干部和共产党员教育好，坚持处理同外国党关系的原则等方面都有重要而精辟的见解、思路，也有完整的一套。
江泽民同志把在新形势下发展和丰富邓小平理论看作为中央领导集体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庄严历史责任”。其中加强党的建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在与中央领导的谈话中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说明，邓小平对加强党的建设在80年代后期一个时间段中的力度不够，有一定“淡化”的情况是不满意的。邓小平在这以后11月的中央全会上要求完全退休，他的要求得到党中央的批准。因此，聚精会神抓党建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身上来了。
从这十多年的情况来看，江泽民同志遵照邓小平的嘱托，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是下了大力气的。1989年下半年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有关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规定，江泽民同志有关党建的讲话、批示，一个接着一个，形成了全党重视党建、抓党建的很好的政治氛围，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1989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1989年8月28日党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江泽民同志在国庆40周年的讲话，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1990年初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公布了改善党对工青妇领导的通知；公布了江泽民同志《为把党建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的讲话；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战略思路；1993年11月2日，推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1994年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提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1995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重要思想，并作为重要抓手，在全党开展干部教育活动；1996年6月21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论述了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详细提出了党的建设的重要战略思路；去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时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后多次强调；去年6月28日在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出“四个如何认识”的重大课题；今年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在党建方面很有理论创新力度；十五届六中全会，党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决定，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品格。
“三个代表”是江泽民党建思想的标志性论述
马克思主义在形成和推进中形成它的党的建设理论。列宁在领导十月革命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有一个完整的建党学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须臾也离不开党的领导，也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党中央领导都作出了他们杰出的贡献。
如果说，毛泽东党建理论可评价为完整一套，最重要的就是他对于一个农民成份占多数的情况下怎样建立和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作了系统回答，我们可以称之为“以思想建党”为特点的党建理论。邓小平建党理论从一个角度来评价，也有完整一套，最重要的是他从“文革”内乱阴影中走出来，在自我反省工人阶级政党、总结“文革”破坏制度的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并集中在1980年8月18日的谈话中提出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战略性思想，体现出以“制度建设”为特点的党建理论。那么，江泽民建党思想则集中体现为“三个代表”理论，也就是江泽民同志把党的任务和党的宗旨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提炼出具有时代动态感的、精辟的三句话：“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的纲领性的要求，形成他的党建理论的标志性论述。
“三个代表”的理论判断，可以理解为党适应时代变化，开发党的各方面功能的一种体现。“三个代表”的理论判断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体现。
首先，从世界观方法论层面来看，“三个代表”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三大原理：一是“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二是“文化是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在观念形态方面的反映，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巨大反作用”；三是“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三个代表”与三个原理完全吻合，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新的实践中的典范性应用。“三个代表”又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且是动态发展的。
其次，从党建学说层面来看，“三个代表”又继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继承并丰富了党的性质、宗旨、纲领、任务方面的学说。
党的性质一般地说包涵两个要素：阶级性和先进性。共产党的工人阶级性质与资产阶级政党相区别；共产党的先进性与工人阶级中的工联组织相区别。有的同志以为，“三个代表”没有说“工人阶级性质”，是否要搞“全民党”了。这是错误的，至少是一种误解。我们党从来都是鲜明地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江泽民同志在去年的广东谈话中说：“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更好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现实问题。”“三个代表”论述丰富了党的性质方面的理论。如果说，以前我们讲到党的性质，是更强调阶级性，在阶级性的前提下谈先进性，那么如今，我们是更强调先进性，而且说“先进性也在发展”。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党的中心任务发生变化，我们要更多地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来审视党的工作，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当前第一位的“审视目光”，当然一定范围的阶级审视目光也是尖锐而鲜明的。但阶级审视目光已在总体上不是“第一目光”。
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要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然完全一致。“三个代表”思想又渗透在党的纲领之中，成为一条红线。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三个代表”要求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二者不仅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是有新的时代感的概括。有的同志认为“三个代表”论述新意不够，认为党过去一直说“发展生产”、“发展文化”。我们赞同石仲泉同志的一个分析，他说，过去我们党讲发展生产、发展文化，一般是从“党的任务层面”来说的，“三个代表”论述则是将党的任务和宗旨形成有机整体，提升到纲领性要求来规定的，这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判断。
再次，“三个代表”理论判断又突出了具有新世纪动感的四个理念：
一是突出了“先进生产力”的理念，认为这是“第一要务”。我们党以前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上，较多地关注“生产关系”，以为生产力没阶级性。在实践中出现的没有把生产力发展放到应有位置的问题，与这种理论认识有一定关系。新时期，邓小平总结这个教训，在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五句话”中就凸现了“生产力”问题。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说的五句话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第一、二句就是生产力问题。现在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论述继承了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也突出了“生产力”问题，而且又有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当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没有离开生产关系，这“发展要求”四个字，是要求我们认识和把握规律，这是既包涵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又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
二是突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理念，重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又重视先进文化的发展，这是十分明白的。从“代表先进生产力”和“代表先进文化”这两方面来说，这两者也形成有机整体。发展先进生产力，需要先进文化的智力支撑和文化依托，没有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化知识、理论的武装，就难以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中有更大的作为。同样，先进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最新经济运行方式和新科技手段的介入，否则文化发展就难有更大的实力，也难以有更多的魅力。国际文化发展中的文化产业手段的运用，高科技对文化表现力的提升，成功例子不胜枚举。这些方法在我国的文化发展中也开始运用。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三个代表”中所体现的“两手抓”的重要性。
三是突出了“最广大人民”的理念，认为“最广大”是“最紧要的”。“三个代表”思想中的前两个代表，一是代表先进生产力，二是代表先进文化，一般地说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发挥的作用相对说是更大一些，这是应该承认的。然而有些同志由此认为，党是否主要不再依靠工农群众，而是依靠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了。这种想法至少是一种误解。首先，知识分子、科技人员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另外，发挥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的作用，与依靠工农并不矛盾，社会的发展在任何角度来观察，每一项工程，每一个活动都一天也离不开最广大民众。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经说过，在中国，因经济落后，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他分析了农民阶级，由此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最广大群众基础。如今，我们实践“三个代表”，既要发挥直接从事发展和冲击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重点“部分”——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群体的作用，同时，一定不能忘记“最广大”三个字，这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执政基础所在。这“最广大”三个字，我以为除了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群体，特别要注重联系四方面人群，一是最广大工农，从单位来说是最多数职工群众，我们的方针、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一定要考虑对“多数人群”影响怎么样；二是困难群众，也有人称之为“弱势群体”，包括下岗的人群、困难企业、贫困地区、受灾地区、工资受拖欠单位的人群，还包括退休的人群，患病的人群，体察他们的困难，尽可能伸出社会援助之手，体现社会公平；三是发展市场经济后产生的新阶层、新人群，“七一”讲话所概括的“六类人”或“七种人”，他们也是党的执政基础，也要兼顾好他们的利益，使他们更同心同德与我们一起搞现代化建设；四是青年群体，他们是祖国的未来，特别要予以关照，他们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政治判断能力相对又欠成熟一些，我们要从政治上、生活上、事业上多关心、多培养他们，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四是突出“共产党员主观能动性”的理念，“三个代表”是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是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要求党组织和党员认识生产力发展、文化发展、民众利益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由此产生理性思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再将此落实到群众之中，去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也就是共产党员在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上应该有自己的作为。
党的建设已形成系统工程
江泽民同志的党的建设理论已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体系，这些重要思想正在指导我们完成“新的伟大工程”的各方面要求。
江泽民党建理论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标志，并以“三个代表”思想为主线在政治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方面有一系列的论述，形成党的建设的一个系统工程。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论述主要有：
（一）在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重新强调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克服党内存在的只埋头经济、埋头业务、以业务代替政治的不良倾向。这种政治意识包括了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
（二）在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中，经过十四大到十五大，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新时期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成为带领我们前进的三面旗帜。并号召全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进程，要与时俱进，永葆青春。
（三）克服在80年代后期党建力度下降的问题，提出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即“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成为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总目标。
（四）针对新时期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面临的各种挑战和考验，江泽民同志提出并实施以整风精神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讲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学习中央文献和其他法律的、市场经济的、科技的、历史的知识，开阔眼界，提高党员的基础素质。讲政治是核心，讲正气是党的作风的反映。这“三讲”形成有机整体，对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发挥了重大作用。
（五）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来加强党的建设。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党的建设要紧密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来进行，要求我们要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要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并在今年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四项基本原则有新的认识和发展。
（六）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坚定党员的社会主义信念，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江泽民同志提出“四个如何认识”，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历史课题，为党员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指导。
（七）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纲领的思想，创造性地表达了我们党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七一”讲话对最高纲领的表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创造性的概括，克服了过去对最高纲领实现时间估计比较短，对最高纲领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设想比较具体的毛病，更切合实际地来对待和规定最高纲领，并强调实践现阶段的最低纲领，一步一步地去实现最高纲领。这个理论阐述是我们看待和规定党的奋斗目标上的一次进步。
（八）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加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的制度建设，重申邓小平关于“一靠教育，二靠制度”的思想，重申“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强调加强制度建设，切实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在决策程序上提出要坚持贯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十六字方针。
（九）积极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执政方式的理性认识。在处理党委与人大、政协、政府的关系上，我们逐步形成了党委站高一步、看前一步的总揽全局的格局，然后发挥人大、政协、政府各方面的作用，并发挥好协调的作用。这就形成既发挥各方面的功能和积极性，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执政方式。
（十）总结苏东发生剧变的教训，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江泽民同志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基层组织建设。”要求围绕贯彻基本路线，做好基层组织工作，要加强责任制，并探索党在新经济组织中的工作方式和途径。
（十一）适应新形势，提出吸收各阶层各方面人群的优秀分子入党的新举措。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了正确判断一个人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正确认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提出“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是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这是党建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造。
（十二）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江泽民同志指出“培养讲政治、懂全局、善于治党治国的领导人才尤为重要。”要求在实践中锻炼干部，抓紧培养优秀年轻干部，并注重干部实绩，坚持人民公认、改进选拔、任用方法，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形成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政治环境。
（十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80年党的历史的重要启示之一，是必须始终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前进的不竭力量。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党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基础所在，宗旨所在，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要保持这种血肉联系，就必须切实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做到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为民办实事。
（十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江泽民同志提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优良学风的精辟概括。
（十五）从严治党，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江泽民同志继承从严治党的优良传统，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重要指示，要求把党要管党落到实处。还指出，从严治党的关键在于“从严治吏”，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十六）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树立党的廉洁形象。江泽民同志提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重要论断，反映了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决心。他还提出反腐败斗争的六条原则，即“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重点”、“从领导干部做起”、“严格依法办案”、“不搞群众运动，人人过关”、“惩治腐败与扶持正气相结合”。还要求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腐败，做到标本兼治，并把治理腐败与深化改革结合，以系统工程的运作来做好反腐倡廉的工作。
总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取决于我们党。这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同志的一贯思想。江泽民同志强调：“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不仅取决于党的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取决于各级党组织贯彻落实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水平，也就是说，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可以说，江泽民同志的一系列党建方面的思想，就是贯穿“三个代表”的红线，落实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上。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进入现代化，对于后来者，它们是“先发”的现代化国家。它们“发”起来，是伴随着剑与火的洗礼，对内压榨，对外掠夺，资本帝国膨胀起来了。而且它们占据了科技、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它们在国际科技、经济竞争中就处于优势地位。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要在强手如林、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中脱颖而出，十分不容易。现在也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已经富了起来，有的靠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有的靠西方发达国家遏制东方共产党国家的“星月形”包围圈地带的“壁垒功能”性投资。我们要在这种国际形势中发展，除了地理等自然条件和民族的勤奋刻苦以外，很重要的优势是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动情地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组织像我们党这样集中了那么多先进分子，组织得那么严密和广泛，为中华民族作出了那么多牺牲，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以有这样的共识：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形成的社会改造力量，是现代化的最大的可利用资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领导我们解决一个历史性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好党；并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圆民族振兴之梦。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邓小平论文; 党的纲领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党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