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 、可持续性及其演化研究 *
黄彦瑜
摘 要 通过对可持续发展核心刊物中与治理相关的264篇文献分析发现，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呈现出随时间演化塑形的过程，由“客观、可度量的科学领域”，逐步转向“以描述性为特征的社会领域”。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正从“传统的科层制政府管制”转变到“社会行动者共同责任治理”之中，扁平化的治理网络将成为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治理 可持续性 演化 科层式 协商式 管制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治理(Governance )成为理解人类社会的重要分析框架。一线实践团队越来越多地谈及治理，他们开始意识到治理的质量是可持续发展项目成败的关键因素，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学者们从治理的视角观察人类集体行动，考察在不同空间维度之中，这些行为对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治理由此成为热门关键词，进入到创建“更可持续的世界”的全球性讨论之中。本文通过对可持续发展核心刊物中与治理相关的文献的分析，试图讨论以下问题：第一，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是如何演化塑形的？第二，治理的分析框架为可持续发展研究带来何种新的视角、何种新的见解？
一 、可持续性研究范式的演化塑形
可持续发展研究中与治理相关的学术文献近20年来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以每五年文献检索量计算，“学术谷歌”(Scholar Google )中检索与治理(Governance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同时相关的文献，1990～1995年仅有三千多篇，2011～2015年迅速增长至八万多篇。①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专业杂志《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②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1990～1999年该杂志收录的与治理相关的文献只有44篇，2001～2010年已经成倍增长至116篇。③本文对《可持续发展》杂志1990～2017年所收录的学术文章、与“治理”相关的264篇文献进行研究分析表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范式呈现出随时间演化塑形(Shape )的过程，可持续发展逐步从一个“科学问题”变成一个“经济社会问题”，由“客观可度量的科学领域” (如地球极限阈值的测定、生态可容纳性等)逐步转向以“描述性为特征的社会领域”(如生活质量、社会福祉等)。而“治理”作为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与重要评价因子，成为可持续性研究领域的热点。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 )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一定状态、实体及过程的能力。一项活动、投资被视为是可持续的，意味着其活动不会穷尽他所依赖的物质资源。随着可持续发展一词特定含义被广泛使用，其概念指向人类活动所引发的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气候脆弱性等问题，从而提出：人类活动能否成功维持其自身以及目标，而不会穷尽他所依赖的资源？④
最初的可持续性研究遵循科学研究的范式，它最早就是由科学家提出的自然科学问题。他们用科学建模模拟出“可供人类社会和蓝色星球持续运作”的9个生态边界阈值，并警告“人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地球已超出科学家模拟测算的9个生态边界阈值中的3个⑤”。又如Hueting 与Reijinders L .将可持续性理解为“用科学定义出生态边界的概念”。⑥
后来，学界开始反思可持续性研究的科学进路，社会学家对可持续发展指标构建的科学主义批判，使可持续发展研究进入社会学视野。社会学家麦科尔(McCool )和施坦克(Stankey )⑦认为科学和科学家对目标设定、过程监控、实施方案等过程的支配控制(dominance )，导致社会资本分配、公共资源投放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问题被排除在公众参与之外。他们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具有多重内涵，什么是可持续的不仅由技术和规范决定，还由道德和伦理等决定。同时，自然科学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缺乏对空间维度(dimension of scale )的先验性思考，尤其缺乏关注在不同国家地区间、不同层级空间、不同的社会经济和资源条件、相关者利益纠葛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问题有着不同的境遇(context )，以及它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进程与状态，更不用说忽略在解决气候脆弱性、生物多样性等问题过程中必须依赖多部门协作、跨地域、跨流域合作的问题。⑧由此，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关注从生态领域逐步转移至社会领域，将经济现状、环境目标与社会价值有机结合在一起的研究成为主流。⑨如今所有的研究均可以归结为“以社会、生态为两端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连续体’中的任意一个截面”，⑩现行的研究均是介于“社会治理优先”和“生态防治优先”两个极端的混合形式。
二 、可持续发展的治理
“抗解问题”是由里特尔(Rittel )和韦伯(Webber )提出的术语，他们用“抗解性”(wicked )来描述这样一类问题，即“计划的关键进展为计划本身注入了多层次、相互矛盾的新变量，从而使得计划达成的最终结果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抗解问题常发生在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界面上，其特点是解决问题的方案中蕴含并创造出大量的新问题。以可持续发展实施过程为例，当针对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成功实施以后，新的问题和目标又同时产生，由于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目标均在不断变化，可持续发展问题与解答均无法被清晰地定义。这种问题与答案都无法被清晰定义的问题，被称作“抗解问题”
。区别于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抗解问题无法用简单方法解决，因此，过去用来处理简单问题的思路、工具和方法无法使用，路径依赖、方法惯性将会阻碍抗解性问题的解决。其次，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社会复杂性。所谓的社会复杂性(social complexity )指的是元素数目大、要素多样性或异质性、相互关系多，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交互联系强的系统所具有的性质。
可持续发展见诸于多层次的社会系统内，涉及不同尺度多重空间，与其利益相关的主体数目众多，主体具有多样性或者异质性，行动者网络异常复杂，时空因素和主体因素在同一范畴内构成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复杂性图景。
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含义逐渐由“褒”变“贬”，王婆成了令人反感，自吹自擂的商家身份符号。
(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模糊性与理论困境
②可持续发展杂志(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SN ：1099-1719)是由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会(The Inter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Society ，ISDRS )出版发行的杂志，是一个广泛的跨学科出版物，旨在进一步讨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概念，从哲学理念到社会实践，在地方、国家或全球各大层面的可持续发展均有所涉及。
综上所述，aEEG是一种简易可行且准确性高的神经监护方法，急性胆红素脑病的足月新生儿aEEG监测结果有异常表现。联合aEEG及BIND评分可为评估足月新生儿重度高胆红素血症脑损伤神经系统预后的评估提供参考价值，协助胆红素脑病分级，早期指导临床进行神经系统干预，并对其远期神经系统不良预后有较大的预测价值。
惟希望也，故进取；惟进取也，故日新。今天的开磷，是创新的开磷，是绿色的开磷，也是开放的开磷。我们坚持以深化改革为先导，以创新驱动为引领，以提质增效为核心，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安全环保为底线，以做强做优做大开磷为使命，不断加强与国内外科研院所、知名企业交流合作，我们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企业的生命力越来越强。
乳腺增生性病变与早期乳腺癌在常规超声诊断过程中存在重叠现象进而容易发生诊断误差，需要予以重要补充，降低诊断重叠部位的误诊和漏诊率[7-8]。
(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内在质性：“抗解性”与“社会复杂性”
要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人们需要从治理理论、从多元主体协作的实践中寻求答案。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治理理论内在质性的高度契合，正是两者在实践中的“联姻”得以有效展开的理论解释所在，也是治理分析框架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兴起的关键原因。
(三)可持续发展的治理：概念的明晰与理论实用化
许多学者试图从治理的角度搭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他们认为一旦可持续发展所蕴含的理念与相应的治理模式结合在一起，它将有望成为可指导实践、具有清晰内涵的概念。贝尔(Bell )和莫尔斯(Morse )观察到，虽然可持续发展常被看作是“圆形和无限”的概念，但一旦进入治理实践,“它即变成令人惊喜的线性”
——只要可持续发展目标敲定，政策文本颁布实施、预算金额到位，项目方案实施就会如行云流水般达成。由此，学者们尝试将可持续发展概念与治理理论两两结合在一起，简化成四种类型和模式，即科层式生态管制(The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Hierarchical Type )、协商式生态治理(The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Deliberative Type )、科层式社会管制(The Well -Being -Hierarchical Type )、协商式社会治理(The Well -Being -Deliberative Type )。四种模式犹如坐标系中的四个象限，可持续发展在现实中的治理实践均可在其中找到合适的位置。
表 1可持续发展治理四种简化模式及特征
资料来源：Annemarie van Zeijl -Rozema ,Ron C örvers ,Ren éKemp ,and Pim Martens ,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Framework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20,no .5(November /December 2008),pp .418.
三 、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全球样本
利用可持续发展治理四种简化模式的分析框架，结合可持续发展治理的案例，作者试图对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全球样本进行类型化分析。
大学生在参加一项志愿服务活动的过程中，偶尔会因为在当时特殊的场景和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大脑突然“灵光一现”，激发了一个新兴的构思，这也许是一项新的技能、是一类新的发明、是一种新的发现，又或许是对困惑自己已久的难题的一种顿悟等等。
(一)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基于政府的科层式生态管制
科层式生态管制模式中，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目标设定到具体实施，均是由主导者(中央政府)决定，主导者与其他行动者(主要是各层次的地方政府)是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关系，其他行动者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仅有少数的自由裁量权，仅依靠追随主导者的战略意图来执行政策。该模式的支持者认为，物理环境的可持续将直接推动社会可持续性的达成，因此，社会目标被摒除在关键目标之外。同时由于战略实施需要明确的目标和可操作性的策略，该模式的目标均由量化指标构成，目标达成与否依靠科学证据客观认定，解决问题也沿着技术性修复、替代的科学化路径。该模式的潜在风险在于“目标简化”和“集中治理”两个方面：追求科学证据的指标设置将现实中各种要素的内在联系高度简化，可能忽视了可持续发展情境中的重要联系，不利于总体战略目标的达成。“集中治理”的优点在于执行力强、效率高，但缺点在于无法快速通过调整目标和方案，适应执行过程中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
84例酮症酸中毒患者经治疗病情缓解81例，治疗成功率96.42%，死亡3例，均为高龄合并严重感染者，且其中一例合并高血糖高渗状态。
2006年中国风能资源评估采取典型的科层式管制模式。
风能评估设定了若干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目标，该项目由国家气象局主导推动，作为主导者，国家气象局在订立实施方案方面掌握主导权，地方气象局与当地政府作为其他行动者，配合中央气象局的工作。风能评估自中央至地方逐级推动的过程很顺利，但由于没有对准经济部门、地方决策部门的需求，该项目效益未尽如人意。作为数据采集执行者，地方气象局选取的采集点大多数并不具有规划建设风电设施的可能性，因而偏离了潜在风能开发者(企业)以及负责编制风能发展规划的地方政府的关注点。自上而下的科层式管制模式难以有效地响应地方需求，即使有地方部门参与，但由于自由裁量权不足，项目管理摆脱不了临时特设的性质，是目标难以有效达成的原因所在。
我们刚走到峡口，就看到一条“大龙”活灵活现地盘旋在半山腰上。我想这是什么呢？妈妈曾经给我讲过，世间是没有真龙的，人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创造出这样的大龙呢？我带着好奇心走向那条大龙，哇！那条龙里竟然是一部电梯，人类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怪不得这里叫龙庆峡呢！
(二)非政府机构主导参与：协商式生态治理模式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提出 “通过当地社区创建的系统可能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治理”。
她提出“除政府管制与市场调节之外的第三种道路”，那就是依靠地方与社群的智慧，对当地的资源系统实行适度治理，这就是协商式生态治理模式的雏形。该模式中，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行动者共同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来自不同领域的行动者通过充分协商、相互学习来决定最佳的解决方案。该种模式能够充分地理解回应本土化的生态治理需求，政策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对目标达成十分有利。
新疆与广东两地的风力资源评估采取了协商式的生态治理模式。
2007年年底，新疆自治区发改委推动实施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省级风力资源评估项目，不同于国家气象局推动的调查，新疆没有动用财政资金，而是借助新疆地区最大的风电企业——新疆风电，利用企业拥有的风电场长期积累的风能数据，以及与它拥有长期合作关系的风电涡轮制造商所进行的数据交换，完成了新疆地区的风能资源普查。
半年后，以普查成果为重要依据的新疆风能发展规划颁布实施。
案例中，发电企业、能源设备制造商与政府三方构建的成本分担和信息共享机制，推动互利共赢格局的形成：发电企业通过项目运作，主体能力得到有效提高；能源设备制造商通过数据交换，获得设备调试与开发所需的关键数据资源；政府借助企业的技术信息数据和社会网络、在充分响应潜在开发者需求的基础上、以极少的资源完成普查，并为规划编制积累重要参考资料。
2005年进行的广东风能资源普查也是采用协商式生态治理模式，非政府机构的主导参与成为该项目成功的关键。绿色和平、加拉达·哈桑(英文名称：Garrad Hassan ，国际风能顾问公司)、中山大学(本地大学)和红海湾风电公司(本土风能开发商)作为行动者全程参与整个项目运作。
案例中，本地大学、本土风能开发商在与国际风能顾问公司的合作中获得经验与知识，最终获得国际权威机构的认可和认证。同时，风电开发商提供的经验数据为大学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材料；反过来，研究者对数据资料的重新分类整合，为风电开发商提供更加精确、可理解的模拟分析，两者的互惠互利的合作创造了新的价值。协商式治理将利益相关的各个主体聚合在一起，在多元主体共治的治理结构中，各主体将自身长期累积的社会网络、人脉关系、专业知识技能、信息资源、实践经验都注入到治理组织结构当中，成为公共池塘里共享资源中的重要组成，推动可持续发展治理的有效达成。
(三)以发展目标设定为重点：科层式社会管制模式
科层式社会管制模式的关注点从“生态防治”转向“社会福祉”，发展目标与生活质量相关、由社会偏好所决定。主导行动者(通常是政府)积极引导、敦促各方在可持续发展目标问题上，寻求并达成共识。与生态科层式管制模式不同，该模式在目标设定过程存有一定自由裁量的空间，除主导行动者以外的其他行动者参与目标设定，但一旦目标设定完毕，决策权随即回归主导行动者，他将按照其拟定的实施方案自上而下推动贯彻，直至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 )发生改变，主导行动者重新启动目标制定和实践进程。
可持续发展全球目标(The Global Goal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简称SDGs )是科层式社会管制模式的典型例子。主导行动者(联合国)在其举行的首脑峰会上，促成193个国家行动者达成共识签署协议——《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目标体系，2016年元旦正式实施。在17个优先发展目标中，有8个是社会层面的指标，这使得SDGs 更能体现平等团结、公平正义等的人类价值，并有效回应存在于国家之间、国家内部阶层、人群之间收入、财富和权力的不平等现状。
联合国作为该目标的积极引导者，在敦促各方达成共识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包括中国在内的签署国作为其他行动者，在SDGs 框架下，迅速根据自身国情完成国别指标的编制。如中国在2016年9月完成《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的编制。
SDGs 自上而下的实施贯彻在各国、各地区有条不紊地进行。
人们常常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大致分成三类：简单问题(simple problem )、复杂问题(complex problem )和抗解问题(wicked problem )。简单问题指问题和答案都很简单、可以很容易的定义的问题。复杂问题指问题有简单固定的定义、但没有简单固定的答案的问题。抗解问题指的是问题和答案均无明确定义的问题，最初由学者Horst Rittel 和Melvin M .Webber 在1973年系统阐述。见Horst W .J .Rittel and Melvin M .Webber , “Dilemmas in a General Theory of Planning ,” Policy Sciences vol .4,no . 2 (June 1973),pp .155-169.
(四)自下而上的本土化治理：协商式社会治理模式
⑦Stephen F .Mccool and George H .Stankey , “Indicators of Sustainability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t the Interface of Science and Policy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vol .33,no .3(March 2004),pp .294-305.
荷兰垃圾治理是协商式社会治理模式的典型例子。
在战略层面，包括政府、私营垃圾处理厂、企业、非政府组织在内的社会行动者在充分协商之后，以法律的形式设立由多元主体构成的垃圾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家、各省、各市之间政策协调和协商动员的平台。平台所采取的行动均是由问题驱动，对现实问题所采取的策略经过相互学习、充分讨论达成共识，进而采取行动。该平台对现实存在的问题采取逐个击破的方式，先后制定针对生产企业包装材料使用的“包装公约”、分离垃圾收集系统的结构和程序等法定文件，促成“最大限度减少消费者产生的废物”的生产者责任、“家庭垃圾分离处置”的消费者责任等，直接促进个体行为改变。
随着生产、消费方式的转变，该平台又重新调整垃圾回收利用系统的流程，采取向家庭分发有机废物绿色盒子、调整关税等刺激回收再利用政策，使之更适应治理新情景。经过治理，荷兰产生垃圾的80%被重复利用，垃圾填埋场的数量急剧下降，垃圾收集、运输、处理和回收的费用大大降低。
从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转向研究中，我们看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正从“传统的科层制政府管制”转变到“社会行动者共同责任治理”之中，连接“私人(市场)、非政府组织和政府行动者”的扁平化治理网络成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可持续性与治理之间连结，使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理论得以具象化、实用化。它在实践中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在案例研究中可见一斑。可持续发展研究范式的治理转向，也为社会评估、项目监测等研究子域提供新的理论框架。新的治理理论成果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共同进化理论、抗解问题与社会复杂性的研究，也将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详尽的分析框架，为搭建理论与实践中的桥梁起到重要作用。
① “学术谷歌”网站(https ://scholar .google .cn /)检索关键词“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与“Government ”，检索时间为2017年4月5日10点整所查询到的结果。
当前，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并不清晰，未能获得学界的普遍认同。不仅如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中还有诸多误读和误判，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使其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从1972年罗马国际智囊俱乐部发布《增长的极限》(报告名称：Limits to Growth)可持续性理念得到公众关注开始，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已流行了40多年，累积了大量的理论文献，形成了诸多流派和观点，以至于耶鲁大学出版《国际可持续发展百科全书》，将研究领域相关的114位国际知名学者的150项成果汇聚在一起，全方位、多角度对“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流派和相关词条进行梳理。
最为公众熟知的可持续发展概念是1987年《布兰特报告》
提出的著名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自身需求能力的发展。”
但学界却认为此定义“为了弥合争论，留下许多模糊空间”。定义模糊、难以形成严谨的理论分析框架成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缺陷：一方面其意义被“泛化”，模糊概念可形成不同的衍生物，“可以被解释为任何人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其作用被无限放大，为政治家和商业领袖频繁使用，以证明各种政策的公平性与合法性。
这使其未能成为有效指导实践的理念。
③2017年4月5日10∶30，用治理(Governance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两个关键字，搜索可持续发展杂志在线网站(http ://onlinelibrary .wiley .com /journal /10.1002/(ISSN )1099-1719)得到的结果。
④ [美]威利斯·詹姆斯 主编：《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朱婳玥、张靓、游敏慧、彭文曼 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70页。
⑤这三个分别是温室气体负荷量、氮污染程度和生物多样性损失。John Rockstrom et al .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 Nature, vol .23,no .9(September 2009),pp .472-475.
⑥Roefie Hueting and Reijnders L ., “Broad Sustainability Contra Sustainability :The Proper Construction of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50,no .3-4(October 2004),pp .249-260.
协商式社会治理模式是对可持续发展抗解问题特性的治理回应。由于没有可识别的最终目标或者结束状态，它是一个连续变化的、多维、动态概念，是永不停歇、不断进步的社会变革进程，它每次的进步都“以前一个发展为基础”
。由于任何新的进展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和新的风险，治理体系必须要更开放，更利于学习和创新，对突发事件具有更好适应能力。社会行动者之间必须产生新的共识、采取新的行动，发展才能持续。在协商式社会治理模式中，政府与其他社会行动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他们在互动学习和制度调适过程中取得共识，进而采取行动；行动产生的新问题和新风险需要通过新一轮学习协商进行重新调整、形成新的共识。这一“权衡利益-达成共识-采取行动”循环往复过程被称为“社会行动者共同进化(co -evolution )”
。模式中，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行动者相互塑造、共同进化、持续推动发展。
⑧ 张晓玲：《可持续发展理论：概念演变、维度与展望》，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1期，第10～18页。
1.2.1 治疗方法 两组均按2013ACCF/AHA心力衰竭治疗指南用药(GDMT)[2]；针对休克病因治疗。
运用“问题探讨”栏目设疑，引发学生思考： 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病菌，身体无时无刻不在病原体的包围中，但通常情况下我们并未感到不适，原因是什么呢？通过学生的交流、汇报，教师总结出人体依靠免疫调节对付病原体及体内出现的异常细胞，而免疫调节是依靠免疫系统来实现的。在学生掌握了问题探讨栏目中的知识的基础上，自然过渡到免疫系统的组成。通过多媒体展示科学家探究过程(图1)，并设置相关问题，组织学生探讨。
⑩Annemarie van Zeijl -Rozema ,Ron C örvers ,Ren éKemp ,and Pim Martens ,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Framework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20,no .5(November /December 2008),pp .410-421.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由前挪威首相布兰特夫人(G .H .Brundland )任主席。该委员会在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的报告，也称为《布兰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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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UNESO ,E -Governance Capacity Building Website .http ://portal .unesco .org /ci .en .ev .
为保证磷酸根沉淀完全，要检测废水中的钙离子：取沉淀池B中的废水加100 g/L的碳酸钠溶液，有碳酸钙沉淀生成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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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警方至今仍未回应中国使馆交涉要求的情况下，互联网上指责使馆“护短”、没有了解清楚事实就“鲁莽”发声的声音便已层出不穷，更有“阴谋论”者恶意揣测使馆发声的时机和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6年9月19日在北京发布。
Ali Bagheri and Peder Hjorth ,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 Paradigm Shift Towards a Process -based Approach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 15, no . 2 (March /April 2007),pp . 83-96.
3.按“可视即可得”标准配置物资：海上医疗物资的搬运和存储除大型医院船外都是以各箱组为主要载体进行装载固定。通常配备的箱组为制式装备，颜色和款式统一，里面物品以各医疗功能组别和序号清单进行相应配置。由于箱体完全封闭，实际使用中不便于查看，工作中建议在各箱组外直接张贴物品清单和可视彩色图片，可视即可得，方便医疗人员对物资的熟悉，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中的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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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农药领域专家、学者结合当前我国农药行业发展现状和国家相关政策，深度探讨并剖析了目前我国农药行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大家纷纷表示，我国农药行业发展将朝着生态、高效、低毒、低残留的绿色新型农药方向转变，并逐步实现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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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 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 (2019)02-0205-08
*本文系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项目号 2015A 020220013)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黄彦瑜，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广州 510635
[责任编辑 左晓斯 陈泽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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