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50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的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调整论文,中国论文,年来论文,主题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50年的历史，是一部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结构调整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结构调整。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即1961—1965年和1979—1981年的调整。1992年10月，我国正式提出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自此至今，结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考察后发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配置机制之间是相互对立的，政府机制对市场机制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配置机制一统天下，市场机制被逐出任何资源配置领域。我们认为，这是改革前各社会主义国家结构刚性和结构恶化以至结构调整屡次失效的深层原因。
一、对单一政府资源配置机制下的两次结构调整的实证分析
我们对1961—1965年和1979—1981年两次大规模的结构调整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表明，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之所以未能成功地走出“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结构恶化——结构调整——经济总量低速增长（负增长）”的怪圈，与单一的政府资源配置机制是息息相关的。特别指出的是，当时中国所处的不利的国外经济环境所引致的“赶超战略”的“左”倾指导思想，对结构调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但如果仅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结构调整问题，我们发现，两次大调整的直接起因和调整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正是单一的政府资源配置机制，两度造成重工业超常发展，引起结构恶化，然后又运用政府资源配置机制进行结构调整，这个结构调整恶性循环可以描述如下：
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倾斜扩张
政府资源配置机制─────────────→重工业超常发展
强制性高积累政府资源配置机制
──────→结构失衡→结构调整───────→
┌资源配置增量：抑制长线，拉长短线┐
└资源存量重组：强制性“关、停、并、转┘
→暂时结构比例平衡→重工业超常发展（改革后是轻工业、加工工业超
常发展）→结构恶化……
首先，考察1961—1965年的结构调整。
在1958年“大跃进”的一片吹呼声中，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高潮。1958年，完成钢产量1108万吨，1959年又要求比1958年翻一番。1960年，钢产量达到了1866万吨。1958—1960年，重工业年均增长50.9%。1960年，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占66.6%，创下了历史之最。重工业超常发展，引起产业结构急剧恶化。1957年，农、轻、 重比为43.3∶31.2∶25.5，还是较为合理的。1960年，农、轻、重比改变为21.8∶26.1∶52.1，轻重工业产值比为33.4∶66.6。基本建设超过国力承受能力，财政赤字增大。消费品供应紧张，引起物价上涨。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于1960年9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衡进行调整。在这次大调整中，政府资源配置机制得到了充分的运用，主要在于：第一，大幅度削减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对在建项目进行排队清理，区分停建、缓建、续建三种情况。第二，改善投资增量结构。降低冶金、机械工业投资比重，提高支农工业、原材料工业、国防尖端项目投资比重。加强对农业投资。第三，对企业结构进行调整，强制性实行“关、停、并、转”。
到1965年，这次调整已基本完成，产业结构渐趋正常。这次政府机制强制性调整，虽然暂时达到了理想效果，但是，由于深层的体制性原因并未消除，这种合理的产业结构不能长期维持。随之而发生的“三线”建设和大办“五小”，既是政府资源配置机制的又一次强制推行，也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资源配置机制的一次挑战。
大批在大调整中“关、停、并、转”的企业此时趁机复活，为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埋下了祸根。
直接促成1979—1981年第二次结构大调整的原因，是所谓的“洋跃进”。此次大调整仍然是由于重工业超常发展而引发的结构失衡引起的。1977年初，中国又一次开始狂热的工业化浪潮，这次工业化尝试仍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思路。与之相应，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急剧扩张。“洋跃进”结果使重工业发展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力，使产业结构又一次恶化。主要表现为生产与消费对立；人民生活消费品严重匮乏；重工业生产能力过剩。
1979年4月，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 提高”的方针，逐步把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这次结构调整的措施与前次相比，并无本质区别。第一，调整农业与工业关系，集中精力把农业搞上去。第二，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调整积累与消费比例关系。第三，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关系，适当提高轻纺工业投资比重。第四，对企业结构进行调整，对一部分企业实行“关、停、并、转”。
二、对中国结构调整的历史反思
（一）在中国的结构变迁中，反复出现结构恶化的现象，有人把它全部归咎于“重工业超常发展”的“赶超战略”。（注：林毅夫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我们认为，“赶超战略”本身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赶超”。中国工业化是在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状态下启动的，当时，面对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必须尽快建立自给率高的完备的工业体系，因而提前启动重工业是理性的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并非必然导致结构失衡。
资源配置机制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决定资源积累率问题，即如何为重点发展重工业调集资源问题。中国的高积累率是通过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直接掌握了大部分资源和强制储蓄，然后用于重工业的发展。日本的高积累率形成机制则刚好相反。
日本的高积累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而中国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实现，因而中国的高积累率牺牲消费，压抑了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这种高积累率所导致的重工业化基础是极不稳固的。
（二）在过去的结构调整中，无论是资源增量的扩张或资源Ⅰ次配置，还是资源存量重组或资源Ⅱ次配置，例如沿海企业60年代中期后大量内迁和对一部分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对在建项目停建、缓建，都是通过政府资源配置机制完成的。市场机制自1956年后就被逐出了资源配置领域。其实，早在本世纪20、30年代，就中央计划资源配置效率与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在国际经济学界就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战。此后，探索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一直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停止过。50年代，卓越的中国经济学家孙冶方就提出，应以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划分为基础，在企业自主活动范围和中央保留的范围之间划定界限。（注：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80年代中期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历史性的理论贡献。
（三）在结构调整方式上，过多地强调了以增量扩张来拉长短线，或填补产业“空白”，这是一种外延式粗放型的结构调整方式。相反，资源存量重组在结构调整中并没受到应有的重视，往往被忽视了。即使是在第二次结构大调整后的80年代，为了克服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产业“瓶颈”与加工工业过度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主要依靠加大对“瓶颈”产业投资力度来解决。资源存量重组，资源再配置进程非常缓慢。资源存量结构刚性使资源增量结构优化受到制约，按照现有的产业资源存量结构进行增量配置，反过来会强化失衡的既有产业结构，使结构性矛盾不断累积，待到矛盾积累到难以为继时，就被迫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进行强制性的结构大调整。更为可怕的是，当资源存量流动滞阻，增量（投资）紧缩时，还会出现结构复归的现象，使结构大调整的努力付之东流。
改革进程中，我国在处理经济稳定与深化改革的关系上，往往过多顾虑经济稳定方面。采取“财政补贴”方式，“花钱买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既有结构。（注：陆百甫：《大调控——20年宏观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
探寻资源再配置滞阻的原因，我们应分阶段来考察。从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前，是中国主要通过高积累进行流量存量化阶段。这段时期主要针对我国工业基础薄弱，依赖政府资源配置机制进行大规模资源投入，力图尽快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客观地讲，此段时期的资源存量相对不大，又处于典型的卖方市场，因而资源存量结构性矛盾并不显现。所以，除非万不得已的情况出现，否则不会把注意力放到资源存量重组上去。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的资源再配置、存量重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以前资源再配置不足的补课。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中国的市场化是采取渐进方式推进的，这段时期的资源再配置受阻，我们认为是资源再配置领域内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双重失灵的结果。一方面，市场体系尤其是要素市场发展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完善，市场分割严重，导致资源流动受阻。另一方面，“分权式”改革使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得到了强化，地方保护主义盛行。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例逐年下降，中央直接控制的资源有限。因此，中央政府难以有效行使推动资源再配置的功能。因此，实现结构调整方式由外延式粗放型向以资源存量重组为基础的内涵型转换，需要从资源再配置的两种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与协调方面下功夫。
三、促进政府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融合，实现跨世纪的结构优化与升级
（一）新一轮结构调整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进入90年代以后，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中国结构调整面临的体制环境和国内外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是1993年实行新一轮宏观调控初见成效，经济运行“软着陆”后，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结构性矛盾日益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产品积压，生产能力过剩，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变动之间矛盾严峻。地方重复建设严重，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产业趋同造成企业规模经济不明显，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资本结构恶化，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据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调查，目前，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9%，如果扣除资产损失和潜亏挂帐，资产负债率高达76%， 其中资产负债率在100%以上的企业大约占企业总数的15%至20%。这些情况表明，新一轮的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势在必行。这轮结构调整内涵应由过去追求产业比例关系平衡，结构合理，消除“瓶颈”上升到结构合理基础上的产业升级的高度。
我国新一轮结构调整的紧迫性，还来自于国际产业新一轮重组浪潮的压力。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都纷纷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产业重组浪潮。在国际产业分工方面，美国夺取了高科技信息产业制高点，成功地将以汽车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换成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英国形成了以发达的抽象符号（金融）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德国形成了以具有世界顶尖水平的资本品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日本则形成了以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处于国际产业分工最低层的，是以生产劳动密集的最终消费品的发展中国家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注：华民：《从经济结构刚性到货币金融危机》，《复旦学报》1998年增刊。）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产业结构高度化，产业结构转换升级能力，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所在，决定一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成败。因此，面对国际产业重组咄咄逼人的严峻挑战，中国必须跟上国际产业升级的步伐，发挥后发优势，尽快促成新一轮结构转换的完成。
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结构调整也面临着历史机遇。中国的渐进式市场化已推进到了全面改革、纵深突破的历史新阶段，市场体系已初步形成，市场主体也逐渐成为新一轮结构调整的主体。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规划，到2000年，要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制变革与结构调整的二重奏，是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显著特征，也是新一轮结构调整成功的根本保证。
从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上看，中国政府的着力点已从过去的总量平衡转到了结构优化上来，结构调整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因，这是上下统一的观点。与此同时，对过去那种应急式的、被动的结构调整战略进行了反思。把那种应急式的结构调整转变为主动的战略性调整。所谓主动的战略性调整，指在市场机制发挥主要作用的前提下，主动预测市场需求结构变动方向，利用政府产业政策，制订科学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则，促进结构向预定的方向转换。简单地讲，即指政府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相融合基础上的结构调整。因此，战略性结构调整是新一轮结构调整的目标取向。
（二）新一轮结构调整中，政府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相融合的改革取向
1、合理界定政府资源配置领域
政府干预结构调整，可采取两种途径：其一，政府将直接支配的资源配置于不同的产业、部门和地区，使结构朝预定的方向转变；其二，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通过政策引导结构转变。但是，必须合理界定政府资源配置的领域。从理论上讲，凡是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就是政府资源配置的领域，典型的市场机制失灵领域是公共产品领域、经济外部性强的领域、自然垄断性强的领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资源配置领域会不断扩大和改变，这是由于公共服务范围扩大决定的。
从中国资源配置的历史和现状看，主要应缩小政府资源配置领域，扩大市场资源配置领域。必须对国有资源配置领域进行战略性重组，还政府资源配置功能的本来面目。考虑到目前处于转轨时期，政府承担着许多非正常政府功能，如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减少贫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等，一下子推卸很不现实。因此，政府配置资源的领域比正常的、标准的政府配置领域要大。 但政府支配的资源总量仍应以不超过GNP的17%为限度。要把政府资源存量中处于竞争领域的资源（约占政府资源总量60%），逐渐退出来，相应扩大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
2、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程
新一轮结构调整必须扩大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作用。其前提是实现结构调整，由以前单一的政府主体向以现代企业为主，辅之以各级政府的主体结构的转换。新一轮结构调整就是在产权明晰与分散化前提下的现代企业自组织过程。所谓自组织，就是企业在市场面前，为了生存和发展，自动地重选产业，适时地重组内部结构，以求得利润最大化。在政府资源配置机制一统天下时，企业是政府附属物，因此，自动的经常性的结构调整机制不能形成。只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条件下，企业自我调整的机制才会发挥功能。在新一轮结构调整中，要以优势企业为核心，通过产权纽带，建立大规模企业集团，让它们充当结构调整的中坚力量。
3、进一步完善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
通过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资源再配置，这是当今发达国家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对中国来讲，利用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实现庞大资源存量重组，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完善的产权市场和资本市场就是横向资源再配置的渠道。中国的产权交易发端于80年代初。1984年7月5日，河北保定纺织机械厂以承债式方式，兼并了该市针织器材厂，开企业产权交易之先河。进入90年代以后，产权交易市场得到迅速发展。到1994年，全国建立了20多个产权交易市场。中国的产权交易绝大部分都是在政府参与下完成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在产权交易走过初始阶段后，政府应适时退出，让企业充当交易的主角。中国的证券市场如果从1984年第一支企业股票——飞乐音响发行算起，只走过了短短的15年时间。然而，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异常迅猛。至1999年4月底，在沪、 深两个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已达878家，市价总值19676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证券市场投资者达3982万。新兴的证券市场对中国的资产重组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太强， 严重影响了上市公司质量和证券市场的规范动作。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开始生效。应以《证券法》生效为契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规范券商行为，使证券市场稳健发展。
4、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步伐
银行系统是政府低效配置资源的一个工具，加强中央银行独立性，使国有专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这是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国有专业银行要以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为原则配置信贷资源，必须在内部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解除因政策性亏损和因承担财政功能而积下的不良资产两大包袱。199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所有政策性业务均从国有专业银行中分离出来，由三家政策性银行承担。为了降低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国家财政每年核销一定的企业“两呆”贷款。中央还准备组建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负责经营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不良资产。1999年4月20日，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正式成立， 该公司负责盘活中国建设银行2000亿元的不良资产。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银行经营状况会有一个大的改观，成为优化资源配置的一个渠道。
标签：市场机制论文; 重工业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存量资产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