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双重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代旋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精神论文,旋律论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强调思想道德建设。但精神文明有着广泛的内涵，不只是指思想道德，还包括科学文化，就实质而言，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两个方面。鉴于对这两个方面关系的认识目前存在的分歧，分析或揭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两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长期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形成的两种基本价值观念，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或瑰宝。一般来讲，真、善、美是人类世世代代追求的最高的理想的精神境界。科学精神是指人们奉行如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坚持理性等的态度或信仰，主要强调的是对真的价值判断；而人文精神是指人们对自身价值理性、理想人格和道德情操的关怀或追求，主要强调的是对善或美的价值判断。但由于真、善、美本身是相互渗透的，真是知识上的善，是知性的美；善是道德价值的真，是行为的美；美是表象上的真，是知觉上善，故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的知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才更全面更自觉。
不过，在历史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经历了一个从合一到分离的过程。在古代，哲学是囊括一切知识的大体系，既包括对人的探讨，也包括对自然的认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所含有的内容自然也被包容在了这个统一的哲学体系里。如中国古代贤哲提出的“天人合一”观念就体现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原初的朦胧汇流，这为近代文明的产生奠定了精神基础。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人和对自然的认识开始分离，产生了人文学科和科学学科的分野。人文学科如哲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关注的是人的价值，体现了人文精神。而科学学科主要指物理、化学、生物学和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则是对自然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自然显现了科学精神。值得指出的是自然科学的逻辑和实证精神后来也贯穿进了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中。正是这两种精神锻造了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如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维萨留斯等）和人文学者（如但丁、彼德拉克、簿伽丘、达芬奇等），他们借助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于摧毁宗教蒙昧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工业文明的创生扫清了思想障碍。但恰恰也是在这时，由于科学和人文形成了不同的认识领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两条迥然相异的认识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分离。尤其是自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至今，随着现代科学越来越呈现出强有力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功能，这种分离更趋严重。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严重分离，不仅给两者自身的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而且对社会的发展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如果说在启蒙运动之前人文精神批判的主要敌手是宗教蒙昧主义，那么在今天人文精神萎缩的主要根源是利润和权利等理性因素支配的科学技术使人为物役，即，“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的对人的奴役。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益高度发展，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也同时突现出来。诸如温室效应、核辐射、大气污染、能源迅速减少等全球问题的出现，从而导致“人类文明危机”，可以说与科学精神主导的现代技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于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这种尖锐对立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在哲学意义上，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中早已显示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之间的根本分野，并试图通过《判断力批判》来弥合这两种不同的精神。但这种努力毕竟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从现实世界出发的，所以，以后的新康德主义实际上又扩大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立。本世纪初，英国学者C·P·斯诺在其《两种文化》一书中指出当今社会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其间存在着互不理解的鸿沟，其实质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立。在他看来，为填平这一鸿沟，需要进行科学史教育和科普宣传。显然，这是过于偏重科学精神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后现代主义对诸如普遍性、技术性和精确性等表征现代性的理念精神（主要是指科学精神）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想借此重建一种新型的后现代人文精神，如地方性、德性、模糊性等精神状态。不过，他们在协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上又显然太偏重于人文精神了。
其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对立及其各自本身的缺点，绝对不能靠强调其中一个方面来解决或克服，更不可能以此来构建整体的人类精神世界。因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密切联系的。这一方面表现为科学精神渗透着人文意蕴，而人文精神也渗透着科学意蕴。按照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看法，科学的精神气质应当包括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合理怀疑性五个方面。这些都是约束科学家行为的具有情感色彩的价值和规范，既维护科学共同体的稳定秩序和促进科学的发展，同时与人类进步的目标也是相通的，而这恰恰是科学精神的人文意蕴所在。在人文精神中，虽然着重强调对高尚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的追求，但在寻求真理上与科学精神是一致的，都要求客观、公正、求实和献身精神等，而这又是人文精神的科学意蕴所在。另一方面，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还可以互相补充，互相促进。西方人文精神的危机并非科技发展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片面追求最大利润的表现，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并不排斥人文精神，相反，两者结合可以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在现代物质文明水平上，只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补和综合，使科学精神人文化和人文精神科学化，才能促进人类精神文明迈向更高的境界。
（二）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特别是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采。但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诸多冲突，其原因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或对立。一个时期以来出现的“人体科学”、“特异功能”、“气功预测”、“水变油”等伪科学现象是故意扭曲科学精神，夸大人的本能；装神弄鬼、求神拜佛等反科学现象是践踏人文精神；而物欲横流、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道德失范现象则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迷失的结果。这种情况给我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毒害。
在我国，所以产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或对立，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首先，在历史上中国在引入西方科学的同时忽视了对其内核的理解、关注和传播，更不知科学方法仅是工具而已。那时，一面是西方科学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一面是民族的耻辱和强烈的自尊，一面又是急于图强而又不知所从。这样，中国的科学主义者便迅速坠入当时蔓延的急功近利、浮躁盲从的情绪中，在接受西方科学实验方法的同时，既疏于对作为西方科学文明内核希腊理性精神和希伯来宗教精神的理解，又未能对自身传统人文特质做相应的调整。期间，虽然有过激烈的“科玄论战”，但忽视人文精神的科学方法一元论还是为大多数人接受，并一直影响至今。其次，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哲学）长期落后于改革开放实践的需要，影响着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弘扬。哲学既可为科学的智慧提供完整的解释，又可为科学的功能提供对人的终极关怀的价值导向。伪科学、反科学的流行从根本原因上讲与哲学的滞后相关。科学本来无法也没必要回答人们的精神信仰和宇宙生命的意义问题。这应是哲学回答的问题。而伪科学则要模糊科学的作用，套用现代最新科学名词或方法，来回答或解决诸如神灵、信仰、命运等宗教意义的命题，欺骗群众。另外，教育目标的失当也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离的原因。真正的教育是以人为核心并以人的本质规定为对象、人的思维发展为目标的教育。然而，我们的教育体制不是这样，它是在引进欧式教育体系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不再把人们培养成专制王朝的奴隶，但却普遍地把整个科学体系分割成一些毫不相干的“专业”块灌输给学生，并把升学、文凭、技能和就业作为唯一的价值目标。这样，人们就不再追问人身的价值和宇宙的意义，从而使人文精神同科学精神割裂开来了。
当前我国在转换经济体制、优化经济结构、发展科学技术以及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方面正在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这就需要一定的精神基础，而市场经济所强调的竞争、创新、公平、守信、守法等意识实际上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集合的延伸。全面合理地把握市场经济所拥有的科学精神和人文内涵，有助于对市场经济的规范，可以避免市场经济动作中可能会出现的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等诸多弊端。同时，我国已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一项既涉及物质文明建设又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诸如人口控制、生态环境保护、有效利用资源等方面，如果离开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弘扬，不注意培养人们的社会责任感、生态意识、勤俭节约习惯、关心他人生活质量等，那是不行的。因此，处理好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理所当然地摆在了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面前。
（三）
究竟怎样协调和融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呢？着眼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取向，在现实精神文明实践层面我们应该达成如下共识：
第一，正视意识形态，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通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范畴。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它有自己的导向，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并以此来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两个方面，不可缺一，也不可分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包括这两个方面，并使其融通，但融通必须要为社会主义服务。
第二，把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及人文精神与人文主义区别开来，避免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通仅仅限于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的沟合。近来，关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关系的讨论越来越多，其中有些学者错误地把科学精神与科学主义及人文精神和人文主义等同起来，把当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分离看作是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或纷争。这势必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通仅仅局限在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之间。其实，科学主义主要强调科学方法万能，人文主义主要是强调人性的伟大，而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虽是科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分别奉行的显性精神状态，但绝不是为他们所独有，而是人类精神的两种普遍状态。因此要在广泛的大众范围来融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第三，鉴别和吸收西方文明的科学精神核心，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实质，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互补。我国传统文化中渗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诸如过去一度被忽视的“仁者爱人”、“义以为上”、“孝为百善之道”、“仁民而爱物”等在当今时代仍然值得大加弘扬。事实上，当现代西方文明出现巨大冲突时，许多人转而求诸东方文明，特别是以强调人文精神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当然，现代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核是科学精神，而这恰恰是我们以往匆忙引进科技手段所忽略的而今天又必需的现代化精神基础。只有鉴别和吸收这一精神内核并结合我国传统人文精神加以发展，才能使我国现代化步入健康、持续的发展轨道。
第四，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影响的负效应，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价值取向。应该说，现代科技的应用确实加快了诸如生态破坏、能源短缺、资源减少等全球性危机的蔓延，但并不能因此而将它们归罪于科技本身，甚至算在科学精神的帐上。这实在是事出有因，它是人们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权利结累所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改变过去科技发展那种单一的经济、政策价值导向，将保护生态环境、关心人的社会生活质量等人文精神灌入科技发展之中，融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使科技发展为人类造福。
第五，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改革教育目标，提高公众的科学和人文两方面的精神质素。我国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往往着重于两个极端，要么偏于立足科学，要么偏于立足人文。今后必须要在哲学、历史、文学等方面注意协调科学和宗教、科学和艺术的研究，在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重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和统一。至于教育，我国正在一些高等院校设置人文基地，这是融通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一个很好的兆头。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教育应当越来越接近于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基于这些，再加上科学普及、人文知识宣传等广泛的社会舆论活动，便会提高全民族适合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统一的科学—人文精神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