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
黄书琪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00）
摘 要： 数字化的时代趋势允许更多公众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和公共事务的决策；平民公共领域的发展促使话语权的让渡，公众舆论的形成更具多元化色彩；传播媒介的拓宽和信息渠道的多样让公共领域的信息量不断扩大，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有了新的内涵和发展。虽然信息技术革命也给公共领域的完善带来一定限制，但互联网环境下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仍值得肯定和继续探讨。公共领域理论中的理性主义、批判精神和公民意识至今值得用于大数据背景下的公共领域制度化、体系化发展和治理。
关键词： 互联网；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公众舆论
在网络技术为发展核心的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技术推动新媒体行业的发展，信息传播多元化、灵活化、丰富化，社交平台普及促进了公众交流模式转变和公众舆论参与度提高。在大数据背景下，公众议题具有广泛性，公众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尤其在重大社会公共事件的发生、扩散与应对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公共领域正在面临向平民化、个性化方向转型，其中公民参与度的理性意识增强，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公共领域在逐步走向完善。
一、公共领域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发展
（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定义了“公共领域”：产生于资产阶级背景之下，以教育和财产为界划分了公众范围，构建出带有自由主义模式、公众具有市民社会特点的理想化公共领域。
以青海云杉林死体可燃物引燃含水率为基准，结合燃烧实验，按照国家防火办制定的《全国森林火险天气等级标准》，将祁连山东端青海云杉林火险等级分5级(见表3)。
“公共领域的主体是作为公众舆论之中坚力量的公众”[1]，在理性精神的领导下，公众自由、公开地表达观点和主张，关心群体的普遍利益。公共领域的客体是公共舆论，其核心是批判精神，通过批判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公共领域的媒介和公共场所是连接公众和公共权力必不可少的渠道。
（二）互联网时代下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公共领域”不再是狭义上的自由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更宽泛的现代社会中逐渐扩大的公共生活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国家与社会之间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2]。现代传媒利用数字化的媒体形式，将时间和空间“虚空化” “抽象化”，破除公众领域的边界，促使公共领域的结构发生改变。
（1）信息交互性强，传播迅速。互联网技术发展排除了空间和时间对建构公共领域的束缚，广播、电视、广告、报纸等依旧保持稳定发展，自媒体、直播等新型传播方式加强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公众自主参与到传播系统中，加速公共领域的信息传播。
（1）互联网为公共领域构建新型平台。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互联网作为不被垄断的新型传播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外部权威的控制，激发了人们对于公众事务的参与热情、对公共议题的讨论以及自我表达的欲望。作为公共舆论的传播介质，互联网提供去中心化的网络服务，使用户生产内容更加简便、多元，每个互联网使用者都能成为公众进行信息生产，使公共领域内的议题内容扁平化、多元化。
英文作为通用语言，在翻译成各国的文字时需要遵循每个国家的特点进行翻译，翻译时需要结合本国的文化特色，风土人情以及人们的惯用语，这样翻译出来的文章才能够被广大读者理解和接受。下面对翻译方法加以详细描述。
（3）良莠不齐、可信度降低。由于公共领域准入标准的降低，公共领域中的信息没有经过把关和筛选就得以发布，导致信息爆炸和某些信息的失真。大量自媒体对公共议题的讨论具有主观性，有时为紧抓热点而放弃真实性原则，导致公共领域内的观点可信度降低。
二、互联网对公共领域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由表1可知拟合系数R2达到了0.99，调整后的R2也达到了0.98，由此可以说明方程的总体拟合效果很好，所有解释变量能很好地对人均寿险保费收入进行解释。但是从参数估计的t值来看，所有自变量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显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说明该模型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显著影响均被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隐藏了。
（2）信息茧房加剧公共议题的局限性。信息茧房会使各个信息域之间无法进行顺畅的信息交流，形成圈内同质、圈外异质，扩大信息鸿沟。[3]各个信息孤岛之间的鸿沟加深，社会黏性基本消失，会使公众视野拘泥于自己的狭隘兴趣之内，导致个人判断力和整体认知能力下降甚至丧失。不同领域的公众难以形成相互理解和认同，产生沟通障碍，社会分歧加剧。因此，公共议题的讨论会被局限于某个孤立的信息域或者某种群体极化的观点上，恶化公共议题的局限性。
当前人工智能算法根据浏览、搜索记录进行个性化推荐，将视野局限于狭隘的兴趣范围，公众陷入信息茧房困境。进一步升级完善计算机算法可以促使人工智能推荐更加全面，以传统媒介和新媒体结合的方法，拓宽信息接收渠道。
（二）消极影响
（3）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的缺失。公众舆论的产生是进行思想碰撞、意见交锋、思维批判的理性过程，跟风主流思想或是发表情绪化的个人言论，都不能构成哈贝马斯所言的公众舆论。信息碎片化让公众很难进行具有思辨性的审议，舆论缺乏正确、权威的思辨方向。只有走出话语权不平等、理性缺失的困境，才能构建理想的公共领域。
（2）平民化、个性化。处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人们在媒介提供的虚拟空间里互动交流，公众领域的群体从“旁观者”转变为“当事人”，利用互联网构建个性化社交网络。互联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哈贝马斯以教育和财富为准入门槛的限制，公共领域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空间，而开始向“平民公共领域”转变。
（2）促进公众主体的增加，提高公众的政治参与。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由一定规模的、关心普遍利益的公众自愿形成。每一个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个人都能够设置议题、制造热点，成为公共领域的主体，而不是被动接收信息的客体。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和作为公共领域主体的责任感促使理性精神和批判思维的产生，越来越多的公众加入其中，对于社会热点问题开展广泛讨论与思考，产生思维的碰撞、冲锋和融合。
（1）数字鸿沟带来的不平等。社会地位不平等和信息技术的使用加剧了阶层、地域差距，许多人仍无法接入网络或被排斥在网络讨论范围之外，陷入数字鸿沟。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离开数字化信息就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脱节。同时，由于知识水平和自身综合素养的不同，公众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出现差异化：意见领袖往往掌握较大的话语权，而部分公众则因知识水平的限制无法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
三、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建议
（一）构建多元化信息接收渠道，拓宽信息获取范围
（4）要正确合理选择分片刚性楼盖和整体非刚性楼盖的结构抗震设计计算模型，比如楼板在大震下不能处于基本弹性状态时，要先研究出合理的计算模型后再进行抗震设计验算。
（二）加强公共领域的规范性建设
目前对于公共领域，尤其是对互联网平台的法律监管还处于未完善阶段。塑造一个良性的公共领域，加快进行互联网法治监管建设，正确引导舆论方向，对公众言论和行为的普遍性以及基础性进行引导与约束，培养公众的秩序感以及对规则的认同感，在保持中心话语的同时构建平民话语，有效引导公共议题。
从表2分析求得的传统效率值(综合效率)可知，综合效率值为1的决策单元总共有5个，难以再对这几个的优劣性进行排序，为了使决策结论更具有客观性，引入交叉效率评价模型，将原始数据代入Excel 2010软件中，利用线性规划求解，得出各个市州的交叉效率值，得到如表3所示的交叉效率矩阵。
（三）公众要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培养公共理性
罗尔斯认为，“公共理性是一个国家的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在公共领域中的理性”。[4]实现公共议题有效传播，需要建立公共理性和公众意识，建立对话交流机制，促进公众理性表达与沟通能力的培养。
公众要主动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培养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客观地分析、识别、评价公共事务，合理运用信息技术提高自我修养和思辨能力。
四、结语
互联网发展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推动公共领域结构向平民化、个性化转型，提高公众素养、加强公共领域规范性建设会促进公共决策的正确推进和公共领域的变革性建构。虽然网络化进程给公共领域的建构带来了信息茧房、数字鸿沟等问题，但是仍可以看到理性意识和公民意识不断形成，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得到提升，互联网视角下的公共领域也在逐步完善和成熟。
参考文献：
[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13-114.
[2]张殿元.技术•权力•结构：网络新媒体时代公共领域的嬗变[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06)：138-144.
[3]孙士生,孙青.大数据时代新媒体的“信息茧房”效应与对策分析[J].新媒体研究,2018(22)：7-10.
[4]【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2：16.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5079（2019）11-0168-02
作者简介： 黄书琪，女，汉族，安徽马鞍山人。研究方向：文化产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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