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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并能逐步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必须科学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这既是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实践创新的本质要求。多年以来，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以来，国内外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主张，污蔑为“乌托邦”，或者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歪曲为“民主社会主义”，甚至给伯恩施坦主义的继承者——社会党国际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戴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的桂冠。其实，这种人是根本不懂和根本不信科学社会主义；而我们要真懂和真信科学社会主义，并自觉地为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就必须正本清源从科学地理解、科学地看待科学社会主义开始。
一、必须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言和概念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是同义和通用的，并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1](P251)。而狭义的即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内在结构，特别是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三分法为依据，从而在他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论文中，明确地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相并列，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认为，要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应当真正弄懂弄清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何以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能不能统一这三个相关问题。
第一，马克思本人从其社会主义主张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对立的意义上，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马克思就在1847年上半年写成的批判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论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历史条件和思想内涵。马克思在肯定当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者阶级的理论家”的前提下，他指出：“在无产阶级尚未发展到足以确立为一个阶级，因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带政治性以前，在生产力在资产阶级本身的怀抱里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看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建立新社会必备的物质条件以前，这些理论家不过是一些空想主义者，他们为了满足被压迫阶级的需要，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且力求探寻一种革新的科学。但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日益明显，他们就不再需要在自己的头脑里找寻科学了；他们只要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当他们还在探寻科学和只是创立体系的时候，当他们的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2](P155) 在这里，马克思既讲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转变为科学的阶级基础和物质条件，又讲到了实现这种转变的实践根据和理论要求。因此，他也就比较完整地为科学社会主义规定了基本的理论内涵，并且使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呼之欲出。
我们知道，空想社会主义从1516年托马斯·莫尔写出《乌托邦》，再从1602年托·康帕内拉写出《太阳城》，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圣西门、傅利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示范活动的失败，其间有300年和200多年。在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著作中，既有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及其弊病的深刻揭露、辛辣讽刺和精彩批判，也有他们主张用以代替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的未来新社会的许多天才而具体的描绘、设想和憧憬。他们幻想依靠像自己这类天才人物的头脑，设计出尽善尽美的社会方案，通过劝说富人发善心交出财产，并通过示范群众，以建立人人劳动、财产公有、没有家庭、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友爱的社会。尽管这些主张都具有幼稚和空想的性质，然而，它们也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思想材料，从而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社会主义科学学说的理论来源。
但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正的。”当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创立之后，特别是它在此后20多年间在各国工人运动中逐步得到广泛的传播，并在70年代初期开始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的情况下，空想社会主义就开始走向反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时“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2](P305—305)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就正式把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以显示出自己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原则对立和本质区别。恩格斯在1872年5月至次年1月写成的《再论蒲鲁东和住宅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和“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精神”的用语，显然这同从中抽象出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只有一步之遥。马克思在大约过了一年左右，即在1874年至1875年初写成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正式提出和制定了“科学社会主义”概念。他写道：“‘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的，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3](P199—200、290)。这里讲得很清楚，其一，“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的，用以表示它们之间的区别和对立。其二，它们之间存在的是一种本质的对立。因为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并没有停止活动，而且仍然在用“新的幻想欺骗人民”；另一方面，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所以这是关于社会的“科学认识”与历史唯心论的“社会幻想”之间的本质对立。
第二，是恩格斯精辟和准确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是如何由空想发展为科学的。恩格斯先后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著作中，一再强调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与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关系。他指出，是由于马克思的“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从而使“社会主义变成为科学”[3](P366)。那么，我们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这个重大论断呢？
我认为，这是仅就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言的。因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从根本上说——是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之成熟所使然。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社会主义理论朝着科学发展和成熟。从理论发展的逻辑看，马克思的“两大发现”的意义极为重大：其一，马克思是由于唯物史观的发现，才揭示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历史上阶级斗争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作用，从而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了社会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更替演进的客观必然性。因此，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也就是发现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其二，马克思是由于在唯物史观导引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才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揭示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阐明了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而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消灭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历史大趋势。因此，马克思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也就是发现了肩负着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找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由于无产阶级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是最伟大、最先进和最革命的阶级，因此由这个阶级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力量和领导力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就有了胜利的保障。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3](P366) 而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特别是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分析，发现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发现了为其彻底实现而进行斗争的社会力量。所以，社会主义才由原来那种改良主义的空想，变成为指引无产阶级谋求本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既是科学的理论，也是革命的理论，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内在的和高度的统一。从其科学性上看，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4](P299)；而且它在被创立之后，还要继续从世界各国的实践、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中不断吸取营养。科学社会主义永远是人类思想精华的结晶。从其革命性上看，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性的改造和质的飞跃，即社会改良的理论质变为社会革命的理论；而且它还主张在实践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和改造，即用无产阶级、无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取而代之。科学社会主义是最彻底的社会革命理论。对此，列宁说：“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反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5](P83)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在于实践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是对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正确反映，是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质和发展前景正确反映，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反映。总之，它就是对社会现实的正确反映和对其发展前景的科学预见。然而，社会现实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转化为人们的认识、才能验证这种认识的真理性。所以，我们要科学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就要求我们科学地看待它据以产生的社会实践。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赖以立足的社会实践，首先和大量的是整个人类已有的全部实践，即大量的是间接的实践。它们表现为人类的文明成果、表现为人类文化的积累、表现为人类的特别是它的进步思想家和理论家的理论思维能力与政治洞察能力。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学说的酝酿时期也是这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当时，“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即“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我们的批判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和这些人的明确的政治立场结合起来，因而也就是把我们的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做同一件事情。”[6](P416—418) 这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在其产生的早期，只能在批判性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所遇到矛盾和问题之中，来构思社会主义的思想、观点和原理。它在这时的科学性主要表现为革命的批判性。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赖以立足的革命实践，是由它所指导的各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这种革命实践以夺取国家政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其直接目的。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工人们开始觉醒、并逐步形成一定形式的组织和联合（如组织工会和政党等），即开始从政治上组成一个阶级，以便捍卫和逐步实现本阶级的利益。因此，无产阶级需要自己的思想家、理论家和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和关心体察工人群众的生活，积极参加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他们二人的指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蓬勃兴起，迅速发展。他们把原来只是德国的一些政治流亡者的帮会性组织的“正义者同盟”，改造成为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即“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受这个同盟的重托所起草的、并于1848年初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最主要的标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4年创立了第一国际；随后在第一国际的帮助下，西欧一些国家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并形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尽管在事先马克思并不赞成巴黎工人搞武装起义，但是当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他和第一国际还是积极支持和指导公社战士的革命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斗争及其失败经验的科学总结，丰富和充实了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独自承担起理论创新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任。在恩格斯的指导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有所复兴。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作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作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3](P739)，是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赖以立足的直接的社会实践，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的任务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任务是要破坏一个资本主义的旧世界的话，那么，其后更重要、更艰巨、更伟大的任务就是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而言，当它们夺取了政权、确立了本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制度之时，就是它们革命到底之日。因为它们的历史任务，无非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去代替一种旧的剥削制度而已。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则与此根本不同。当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并确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之时，那仅仅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开始，更加困难、更加复杂、更加繁重的任务还在后头。这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而言，就更是如此。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创造性的宏图伟业，其探索性和艰巨性无与伦比。因为，社会主义不仅要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而且要消灭一切剥削；不仅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率；不仅要消灭贫富分化，而且要消灭“三大差别”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既是彻底的革命理论，又是崭新的建设理论。而这种新社会的建设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遵循，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照搬，只能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进行试验和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理论源泉，只能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这种实践探索是从列宁开始的，他的体会很真切。他说过：“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1](P466) 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经验，当然只能来自于他们投身的社会主义实践。所以，列宁又说：“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8](P381)。因此应当说，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的真正基础，是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社会现实的观念形态。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可以从工人运动中自发地产生；也不是说，凡是以社会主义为名义的实践，都能自发地体现社会的进步要求和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历史唯物论，同时也反对机械论和自发论。列宁指出，认为“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这是“极大的错误”。他极为赞同，认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的观点。他认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5](P317—318、325—327) 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这样。因此，那种认为只要广大群众的收入高了、生活好了，再加上必要的思想教育，才有助于他们真正相信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只能为社会主义理论提供现实的材料和客观的逻辑。而要把客观的逻辑变为理论的逻辑，即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和理论，还需要在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下的思维加工和理论创造。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有些政党和政府自称搞的是社会主义，但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在当今世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一些社会民主党所搞的“民主社会主义”。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放弃了推翻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和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他们认同资本主义制度，只图通过议会选举，使社会民主党争取上台执政，以期在资本主义法制的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制度作出某些修补、调整和改良。当然，这样有时也能使群众得到一些实惠。民主社会主义者在表面上也在批评资本主义，但这只是小骂大帮忙。因为，民主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背叛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滑向了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此，恩格斯批评道：“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是出于‘真诚的’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9](P274) 应当说，民主社会主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在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民主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反动和倒退；另一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这对老百姓或多或少有些好处。但不能评价过高。因为，如果不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解放，而仅仅争取工人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吃得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的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10](P274) 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对立表明：科学社会主义离不开社会主义运动，但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一定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性和科学性，也需要科学的理论来给予支撑和保障。在科学地社会主义的实践时，我们既要坚持历史唯物论，又要坚持历史辩证法。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体现为在实践运用中不断发展创新
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11](P636) 这里讲得很明白，要科学地理解和看待科学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对它的科学研究。这当然包括对它的文本研究和学理研究，不过更重要的，是在实践运用中对它的坚持、发展和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就在于它能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逐步取得进展和成功，同时它自身也会得到不断地验证、发展和创新。
科学社会主义如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主要是指由其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构成的体系；而且它是关于整个世界的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主义、是世界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代的主义。因而，它具有普遍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同各国的国情和时代特征即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有效的和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12](P163) 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考虑各国各民族的特点、必须与之相结合。而它与各国国情、文化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的过程，也是坚持运用和发展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和曲折发展，包含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和创新。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坚持科学的态度，审慎和辩证地对待和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其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的同一性与形态模式的多样性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立足和依靠无产阶级，履行其历史使命，团结和领导广大人民，走历史必由之路，实现无产阶级解决和人类解放，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必须领导人民，进行社会政治大革命，夺取和执掌国家政权，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保障实现广大人民的平等权利，保障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为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完全胜利，并为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逐步创造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显然，其中最根本的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和共享。所以，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P373)
但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如何进行革命，如何夺取和执掌国家政权，如何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如何选择和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体制模式，才能适合自己的国情、才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逐步实现，如此等等，都应当由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事求是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创新。各个国家从中可发创造出切合自己国情的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即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形态。当然，其中最大的难题和科学性的要求，是既要坚持和贯彻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又要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道路和发展模式，并使这两者达到具体和历史的统一。我认为，坚持在科学社会主义实践中这种统一的集中体现，就是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探索解放革命、改革和建设中一切具体的矛盾与问题。
其二，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其在各国实践的特殊性的关系。应该说，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反映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本质和共同规律，故而对于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都具有现实的指导作用。但是，各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是个别的和具体的，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任何事物及其矛盾都是共性和个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而且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普遍寓于特殊之中。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具有现实性和科学性，才能胜利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我国，就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来实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经验，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在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性的探索中，无论中外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当警惕和防止两种情况：一种是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的普遍真理，照搬它的普遍原则，而不考虑自己国情和实践的特殊性，这容易使思想僵化，容易犯“左”的教条主义的错误。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之前一个时期的主要教训。另一种是片面的把国情的特殊性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从而忽视和否认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这容易犯经验主义的、或“右”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防止和反对这种情况。在经济改革中，邓小平同志一方面主张“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包括要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3](P370、142)。这是为了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所必须遵循的两条“根本原则”。
其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和理论内容的变动性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就是向实践和时间开放。理论是现实的反映。随着时代、实践和各门科学的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必须与时俱进，必须放弃那些已经过时的个别判断、个别结论和个别估计，必须在总结实践经济中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使之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以保持理论的活力和获得时代气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容的这种变动、发展和进步是一种常态，它往往还表现为阶段性的发展。但是，只要它还是马克思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那它就必须保持自己在“质”①上的规定性，还必须有相对不变的、一脉相承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体系的相对稳定性。这种情况，是由认识对象的客观原因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运动所规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还在继续，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社会形态不是人类的末日，即它终究要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必将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总趋势，以及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阶级必然获得解放的历史潮流的科学分析与正确预见，就依然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的“变”中，也有相对“不变”的一面。尽管它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运用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并且也会不断地深化，但它的基本原理的体系是相对稳定的。
其四，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归结到一点，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在我们党和我国理论界早已达成了共识，就是为了使科学社会主义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焕发生机和活力，必须使它切合中国实际、必须实现中国化、必须使之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不断与时俱进，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发展和创新，是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伟大的思想旗帜。
我们党的这种成功经验表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其中，首先是坚持，是坚持它的基本原理，这种坚持是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甚至会走上邪路。但是，这种坚持只能在实践运用和发展创新中坚持，不发展创新就无法坚持。因为，如果不在实践运用中发展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就会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就会思想僵化，就会用理论来剪裁现实，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就会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停滞和失败。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江泽民同志曾经作出过精辟的概括，这就是他所强调的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是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是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他认为，这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20](P335)。据此，我认为，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做到坚持与发展的辩证统一，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必经的发展道路。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21](P100—104)
注释：
① 黑格尔说，“质是与存在同一的直接的规定性”，“某物之所以是某物，乃由于其质，如失掉其质，便会停止其为某物。”见小逻辑[M].P202商务印书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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