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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滞后”与“忽视发现”
我开始关注“发现力”问题，是1985年深秋。当时，我随穆青同志到湖南张家界采访。这里奇峰连绵，怪石高耸，当地同志告诉我们，这一奇特的自然景观是20世纪60年代才被人发现的。
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没有被人发现，比较容易理解；绵延三县的张家界武陵胜景，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为什么这么晚才被人“发现”，简直不可思议。我向当地负责人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位负责人告诉我们，张家界曾经有过繁华的年代。明朝洪武年间，这里设“九溪卫”，辖四大关口，盛极一时；后来撤销了“九溪卫”，兵荒马乱，加上山洪洗劫，人烟渐渐稀少，张家界就变成贫穷落后、神秘莫测的地方。1969年1月，张家界范围内的慈利县举办“五七干校”，几百名机关干部被下放到距县城190多公里的索溪峪。干校驻地虽有10户人家，但他们天天砍柴、种地，为衣食而发愁，根本没有闲情逸致观赏景色，也不知道这里的山水与别处的山水有什么两样。下放干部就不同了，他们中间不乏有识之士，劳动之余，苦中求乐，品评张家界的奇特风光，有的说有“桂林之秀”，有的说有“华山之险”。“五七干校”撤销以后，这批“学员”大都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他们成了张家界迷人景色的义务宣传员。改革开放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吃饱了肚子的人需要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张家界的山水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而且具有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直到这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张家界才渐渐为人们所认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从张家界回到北京，我开始琢磨人类的“发现滞后”现象。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西北部的科罗拉多大峡谷，被人们称为地球七大天然奇景之一。大峡谷以其蔚为壮观的地势、色彩斑斓的天空、风光明媚的景致闻名于世。大峡谷经历了漫长岁月，直到16世纪一支远征队来到峡谷的边沿，这个大峡谷才初为人知。19世纪美国陆军少校约翰·鲍华一行9人乘坐小艇，首次穿越大峡谷底部的科罗拉多河，才真正揭开了大峡谷的神秘面纱。
“发现滞后”不仅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上，在科学研究领域，也有大量“发现滞后”的典型事例。1901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获得第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他发现了X射线。这一发现宣布了现代物理学时代的到来，同时引发了医学革命。伦琴发现X射线的消息传出以后，有人说伦琴是幸运的，X射线首先来到他的实验室。其实，这种伴随着阴极射线产生的新射线，在全世界上百个物理实验室里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比伦琴发现X射线早20年，英国科学家克鲁克斯在进行一项实验时，发现放在实验装置附近的没有打开的照相底片突然变得模糊不清。克鲁克斯没有想到这是一种新的未知射线照射的结果，误以为是照相底片质量有问题，还让生产厂家退了货。“发现滞后”，使这位很有才华的物理学家与X射线的发现失之交臂。
至于新闻工作者，“发现滞后”的现象更是不胜枚举。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在1976年7月28日，震级为7.8级，震中裂度为11度，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损失惨重。但是，在这次大地震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很长时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和个人向公众披露。直到1979年11月中国地震学会成立时，唐山大地震中人员伤亡的具体数字才透露出来。这一数字是新华社采访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的记者从地震学会的报告中发现的。记者从全面介绍地震工作的报告中把这组数字摘引出来，写成一条短讯，题目是《1976年唐山地震死亡24万多人》。作为新闻记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从大地震发生到死亡人数的公布，时间相隔3年零3个多月，这不能不说是“发现滞后”。综上所述，“发现滞后”的确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
在新闻界，另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是“忽视发现”。新闻界大多数编辑、记者比较重视“发现”。无论是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时候，还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时候，一大批编辑、记者深入生活第一线，发现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实，总结了不少对实际工作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的新鲜经验。然而，近几年也的确出现了一种“忽视发现”的苗头。有的记者呆在办公大楼里的时间越来越多，有的记者抄报纸、等请柬，热衷于参加“新闻发布会”。有一位记者还在文章中写道：“作为文字记者，有时坐在家中根据现场直播写新闻反而比亲临现场效果好，国际互联网络的普及更使得记者可以‘大偷其懒’。”他说：“利用国际互联网络记者一天可以浏览成百上千个新闻事件……若是记者亲临现场采访，纵有三头六臂，一天能采访几个新闻事件？”我并不反对适当地利用互联网广泛地了解国内外情况，也不反对适当利用报刊上有价值的文字资料编发、转发部分稿件，但是，用在互联网上抄新闻的便捷，贬低新闻记者采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放弃了新闻记者独立发现重大新闻的天职，这就违背了新闻采访的基本规律，造成了新闻理论上的混乱。
“忽视发现”至少有3个错误：
首先，新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新”。在大众传媒产生之前，新闻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传递的最新的所见所闻；在大众传媒产生之后，新闻是大众传媒向广大受众传播的最新的重要信息。“最新”的基本要求是“第一个报道新闻事件”。互联网上的确有许多“第一个”报道出来的新闻，但那是别的新闻记者的劳动成果，“最新”的优势早已被别人占据。如果我们放弃了新闻记者的职责，不到现实生活中去，不到事件发生的现场去积极“发现”，整天守着一台电脑抄来抄去，抄出来的新闻充其量是对陈旧信息的再加工，是一种“再生新闻”，久而久之，这家新闻单位就会给人一种“专门从二手货市场捡新闻”的印象。
其次，从别人那里抄来的“再生新闻”容易以讹传讹。新闻的传播有一条规律，就是所有的新闻都有一个“起点消息源”。从“起点消息源”到新闻最终接受者的传播过程中，要经过许多个加工环节，每个加工环节都有可能使消息的准确性受到损伤。接近“起点消息源”的记者获取的信息受干扰较小，比较准确、可靠；反之，获取的信息受干扰较大，容易失真。有一次，我看到一则关于美国发现特大蝴蝶的消息稿，说是一个美国人坐在家里，突然听到一种很大的声音，出来一看，是一只特别大的蝴蝶。这只蝴蝶的翅膀有1米多长，像一架直升机。我立即同手头保存的资料进行核对，同时让人与中国科学院的昆虫学家取得联系，向他们请教。一位昆虫学家告诉我们，蝴蝶属于昆虫纲、鳞翅目。它的体格大小因品种而异，最小的蝴蝶展翅后只有1.6厘米长，大蝴蝶展翅可达24厘米，最大的也不会超过28厘米，这是由蝴蝶的身体构造特性决定的。昆虫学家断言，这种“直升机”一样的超大型蝴蝶，在地球上是不可能存在的。我把昆虫学家的意见告诉编辑，让他们向我提供这一稿件的“消息来源”。两个钟头之后，核查结果出来了：稿件是根据一张小报刊登的消息摘编的；这家小报上的消息是根据一本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摘编的。至于这本杂志的消息是从哪里抄来的，我没有再追问下去。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不难看出，东拼西凑，是很容易“以讹传讹”的。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要珍惜新闻的生命，就应该尽可能地接近“起点消息源”，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发现最有新闻价值的生动事实。
再次，一些人在写新闻时，往往会有意或者无意地隐藏一些东西、夸大一些东西。新闻记者如果不到事件发生现场去“发现”，单凭别人写的稿件编发新闻，就会成为新闻的“二传手”，这是很危险的。美国一所大学的新闻系曾经做过一次测验：当大街上发生游行示威时，教授《新闻采访学》的老师把学生分为两个小组，一组深入到游行现场进行观察，依据事实来写新闻；一组坐在教室里看游行现场的电视实况转播，根据电视记者的报道写新闻。结果，在游行现场直接观察的学生发现游行队伍稀稀拉拉，气氛并不热烈；而另一组学生在消息中反映出来的气氛要比游行现场的真实气氛热烈得多。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信息传播者在转达信息的过程中对信息进行了过滤，有意或者无意地对信息的某个局部进行了“强化”或者“弱化”处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到事件发生现场去观察事件，而不应该根据已经“强化”或“弱化”了的“报道”来描绘事件。
医治“发现滞后”和“忽视发现”的方法很多，最重要的是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2003年12月，我参加全国人大代表视察活动时，在河南省濮阳市农村参观了一个“无土栽培”大棚。所谓“无土栽培”，就是不用天然土壤，而用营养液进行灌溉的科学栽培方法，它的优点是省地、省水、省肥、省时、省力，缺点是作物的根离开了肥沃的土壤，一旦营养液供应不上，叶子就会枯黄。
站在“无土栽培”大棚里，听着技术人员的介绍，我忽然联想到新闻记者的作风。作为党的新闻工作者，我们有没有“根”，我们的“根”应该扎在哪里？我觉得我们的“根”应该扎在基层，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扎在人民群众中，扎在肥沃的泥土里。“无土栽培”虽然先进，只可惜新闻记者无法采用，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瓶装的“新闻营养液”。如果我们偏离实际、远离生活、脱离群众，离开了人民群众生活的沃土，我们就会营养不良，采写的新闻自然会枯黄。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就应该预防“发现滞后”和“忽视发现”这两种“常见病”和“多发病”，下决心养成深入调查研究的良好习惯，注意培养自己的发现能力，谨防自己的“根”离开生活的沃土。
新闻记者“发现”的着力点
什么是“发现力”？“发现”是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者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如果说发现是看到前人没有看到过的事物、找到前人没有找到过的事物，那么，新闻发现就是把前人没有报道过的新的事物和新发现的规律及时准确地传播出去。
我翻阅过一本《发明发现大典》。当时我突然间萌生了一个念头：假如有人编辑出版一本《新闻记者发现大典》，让全国的新闻记者自己推荐入选作品，我们究竟能选出多少真正称得上“有所发现”的新闻作品呢？我们会不会为自己“发现”得太少而感到愧疚和遗憾呢？为了少留下一些愧疚和遗憾，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积极开发自己的“发现力”呢？经过一番思考，我觉得新闻记者应该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去发现：
1.善于发现或者找到世界上迄今还没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传播的、鲜为人知的新鲜事实。
发现的第一要义是要看到或者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新闻发现必须是采访到国内外迄今尚未传播的新鲜事实。1994年4月17日，新华社记者张继民采写《我国科学家首次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一稿，就体现了这种敏锐的“发现力”。
长期以来，中外不少地理教科书都把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作为世界第一大峡谷。1993年10月，由中日两国队员组成的探险队赴雅鲁藏布大峡谷考察，日本队员武井义隆在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帕隆藏布江漂流时，由于江流水势太猛，他乘小艇刚一下水，就被激流卷入江中心，小艇翻了，人也被冲走，直至失踪。为了写这一探险故事，张继民借来有关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资料仔细研读，其中有一篇杨逸畴、高登义、李渤生3人合写的题为《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水气通道初探》的论文。当张继民读到文中描写雅鲁藏布大峡谷“形成几百公里长”、“峡谷平均深度在5000米以上”等处时，猛地一惊。在张继民的记忆中，世界第一大峡谷——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才两三千米深，如果科学家对雅鲁藏布江峡谷平均深度的描述是准确的话，这将是深埋于科学论文之中的一条重大新闻。张继民把这一发现告诉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登义、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逸畴。这几位科学家做了大量极其复杂的测量和计算工作。1994年4月16日，张继民还与几位科学家一起参加了关于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不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科学论证会。论证结果表明：中国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深达6009米，实际上是世界第一大峡谷；而素以世界第一大峡谷闻名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深为2133米，实际上是世界第五大峡谷。1994年4月17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重大地理发现。中国科学院一位院士著文指出，确认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是20世纪末全球一次重大的地理发现。
2.善于发现或者澄清社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大事件的事实真相。
1979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正在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可是在部分地区，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倒春寒”。有的说：“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要纠偏了。”有的说：“过去常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如今，地富反坏右一风吹了，资本主义的路也不让堵了，丢了纲，往后没个抓手，农业还怎么大上？”有的说：“过去批的，是现在干的；现在批的，是过去干的，这样下去，不就乱了套了吗？”一时间纷纷扬扬，闹得人心惶惶，莫衷一是。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当时在《辽宁日报》工作的范敬宜同志选择了曾经“插队落户”10年之久的辽西贫困山区建昌县调查研究。他从干部那里听到的几乎全是“现在农村乱套了”的议论，而一到老百姓中间，听到的就是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提起三中全会，农民一致叫好，他们认为新政策的最大好处是“活起来了”。回到县城，范敬宜同志又同思想比较解放的几位领导干部座谈，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许多干部对三中全会路线很不理解，错把开头当“过头”，错把支流当主流。于是，范敬宜同志写了一篇题为《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的新闻述评，在《辽宁日报》上发表后，《人民日报》在一版突出位置转载，并加了编者按语，新华社也转发了这篇述评。范敬宜同志的“发现”对引导干部群众正确理解党的三中全会精神起了积极作用。
3.善于发现或者提炼出有助于解决当前各种困难和社会矛盾的新鲜经验。
1997年，我国农民增收问题越来越突出。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到苏北农村作了专题调查。在1998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我对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一方面想到要为国家做贡献，另一方面，他们的市场经济观念明显增强，在种植农产品时，不仅关注能不能增产，而且关注能不能“赚钱”。让农民赚钱的有效办法之一就是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把加工环节和销售环节产生的巨额附加值让农民分享。以种小麦为例，从播种到收获，历经耙压、施肥、除草、浇灌浆水和麦黄水、开镰收割等22个生产环节，但每斤小麦带给农民的纯利润是以角和分来计算的。可是到了第23、24个环节，即农产品加工环节和销售环节，就开始“赚大钱”了。一斤小麦几毛钱，加工成饼干，能卖好几块钱。如果在面粉里面加上一点黄油、鸡蛋、巧克力，变成“曲奇”，400克一盒能卖好几十元。由此看来，种地的农民要想赚钱，必须发展加工业，尽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我还算了一笔账：我国城镇居民家庭1997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为4946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同期“恩格尔系数”即用于食品消费的比例为46.4％，全国城镇居民家庭的餐桌经济规模全年达8489亿元。于是，我建议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大力扶持“餐桌经济”的发展。“两会”闭幕后，我把这个题目交给新华社熟悉经济报道的编辑吴锦才和蒲立业。又经过两个月的深入调研，他们采写了《我国餐桌经济增长潜力巨大》、《我国餐桌经济正处在剧烈的调整期》、《餐桌上的结构调整带起和壮大一批新行业》、《农民要分享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益》等系列稿件，餐桌经济系列报道在全国各地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有的领导干部向新华社索要全套稿件，准备在本地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印发；有的新闻单位还就这组报道召开了专题研讨会。我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杨雍哲认为，新华社以发展“餐桌经济”为题，组织系列报道，有利于促进农业面向市场，有利于解决农民增收的难题。
4.善于发现和捕捉能给人以启迪的新思想，深刻地揭示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观念上的新变化。
2000年7月5日，新华社驻东京记者采写了一篇题为《日本计划构筑“失败学”》的科技新闻，我从中受到很大启发。近年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我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失败”是一种知识资源，并且开始对各个领域的“失败”进行初步的研究，80万字的《误诊学》和20万字的《失败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是，我国对“失败”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还停留在无组织、无计划的自发阶段。日本科技厅专门设立“活用失败知识研究会”，把科技领域里发生的事故和失败搜集起来作理论上的探讨，构筑一部“失败学”，这种做法，对我国是有借鉴价值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许多新的知识和新的发现，都是建立在前人“失败”的基础上的。人们通过对失败的研究，可以开发出新的思路、新的知识和新的财富。我们国家不乏“事故资源”和“失败资源”，问题在于要借鉴他山之石，尽快唤起各级领导干部研究和利用这种特殊知识资源的自觉性。我们应该鼓励编辑、记者在这一领域去大胆发现。这种发现可以给人以启迪，进而可以演化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5.善于发现和表现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对人们有较大激励和鼓舞作用的典型人物。
谈起对典型人物的发现，不能不说《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和《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1995年，新华社就这两个典型人物报道专门召开过一次研讨会。大家认为，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发现，都从宏观上把握住了时代的主旋律，抓住了整个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重大问题，抓住了全社会关注、迫切要求回答的重大问题。为什么说时代呼唤焦裕禄，时代呼唤孔繁森，原因就在这里。典型人物报道的成功离不开时代特色。这两篇人物通讯播发时间相差近30年。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在一些重灾区，人们的精神状态很难说“昂扬”，这就需要倡导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对领导干部来说，必须弘扬一种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这种形势下，穆青、冯健、周原同志发现了焦裕禄这一具有时代精神的重大典型。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孔繁森这个典型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也离不开大的环境和大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对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共产党员，作为党的领导干部，还要不要真心实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能不能建立起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不能保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廉政勤政的高贵品格，诸如此类的重大问题，全党都在思考，人民群众也在思考。就在这个时候，记者写出了孔繁森，的确抓住了整个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重大问题。这两篇报道的成功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作为新闻工作者，不能忽视对典型人物的发现。我们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不断发现各条战线具有社会震撼力的重大典型，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时代的主旋律。
6.善于发现能够体现事物发展规律的新的苗头、新的动向，准确地预测和描绘事物发展趋势。
有作为的记者大都善于发现苗头、发现趋势。以综合国力的竞争为例，时至今日，世界各国的决策者都意识到综合国力较量的重要性，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要想深刻地认识这个问题，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1989年，新华社记者李长久在一篇报道中，就把这个问题鲜明地提出来了。他从综合国力的三大要素开始分析：一是国际贡献力，包括经济、金融、科技和财政实力，对外活动的一致性，在国际社会的活动能力；二是生存能力，包括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实力、防卫力量、国民意识、同盟国的关系；三是强制能力，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外交能力。在对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进行了一系列的比较和分析之后，李长久写了一篇题为《综合国力的比较和竞争》的新闻分析。他写道：“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今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将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加快国内的改革和调整，并且都将把增强综合国力作为发展目标。”“随着世界形势从紧张转向缓和，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各主要国家的发展战略，将着重于增强综合国力。”10多年过去了，世界经济发展和竞争的实践，验证了这篇新闻分析对综合国力竞争趋势所作的预测和描绘。如果记者都能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认识世界、分析形势、把握规律，那么，我们就会有许多独到见解和崭新的发现。
影响“发现力”的十大要素
年轻记者大都热爱新闻事业，富有献身精神，不怕吃苦，愿意深入到实际工作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中去，这是培养和强化发现力的基础和前提条件。为了不断增强自己的发现力，防止发现力受到抑制而日渐萎缩，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和思考影响发现力的10个要素：
1.观察意识与发现力
“观察”是年轻记者发现新事物、探索新规律的最常用的武器。“发现力”减弱的主要原因不是生理“视力”的减弱，而是观察意识的淡漠。每一位年轻记者都应该成为我们国家职业的“观察家”。观察家的观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看”，不能像一群看热闹的人那样漫不经心地瞟上一眼。在采访和调查研究中要想发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必须有意识地观察、集中精力观察、随时随地观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视而不见”的现象发生，才能真正做到“见人之所未见”。
在采访和调查研究中，有许多通过仔细的观察发现重大新闻和独家新闻的典型事例。1989年2月13日早晨，新华社记者马光、葛相文从阿富汗外交部得知苏联一批军队要在下午撤离首都喀布尔。他们立即抢发了一条消息，随后又到现场采访。撤离的苏联军队只有15名官兵。苏方说这15人是最后一批，但是，新华社的两名记者发现为士兵送行的一名苏联军官并未撤走。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也报道说这是最后一批撤离的苏联军队，外国通讯社上当的也不少。新华社记者经与苏联使馆核对事实，在报道中做了必要的说明。新华社记者预报，最后离开阿富汗的苏联军人将是苏军驻阿司令格拉莫夫，他将于2月15日跨过苏阿边界。无疑，我们的两位记者靠仔细的观察发现了“独家新闻”。由此看来，眼睛是记者发现新闻的最锐利的武器。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观察意识还不那么强烈，观察的范围还比较狭窄，观察方法也有待改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些“盲区”和“盲点”。每个人眼球后部视网膜上都有一个凹陷点，叫做盲点。这个地方没有视觉细胞，物体的影像落在这个地方也不能引起视觉。其实，在我们观察社会时，也存在着这种“盲点现象”。我们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些现象往往视而不见。比如，星期天上街买菜，只顾买菜，往往忽略对蔬菜市场的观察和研究；上百货大楼买东西，往往不注意观察客流量的变化以及商品滞销旺销的冷热变化；到学校参加家长会，往往不那么注意观察学生的情绪、教师的情绪和学校的气氛。其实，只要自觉地消除“盲点”，随时随地注意观察和研究，我们就有可能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新闻。就拿上街买菜这件事来说吧，蔬菜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保障和社会的安定，菜价是老百姓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买菜不仅可以了解菜价，还可以听到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的意见和呼声。新华社播发的《菜价追踪》这篇通讯的主题就是在买菜过程中捕捉到的。1994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同家里人一道到新华社附近的新文化街蔬菜市场买菜。我很少有工夫逛菜市场，一走进这条小街，我就开始打听各种蔬菜的价格。这里的蔬菜价格贵得令人吃惊：一公斤小辣椒8元多，一公斤圆白菜4元多，一公斤黄瓜3元多。我同买菜的市民交谈起来，他们说新文化街的菜贩子最“宰”人；宣武门附近有个蔬菜市场，大都是菜农直接运菜进城，菜价比这里低得多。有的菜贩子一大早从宣武门菜市场买一点菜，用三轮车拉到新文化街，1元一斤的黄瓜卖到1.6元，菜价陡涨60％。我想，这两个市场相距一公里多，“菜价落差”就这么大，从大钟寺蔬菜批发市场到新文化街，“菜价落差”又是多少呢？从农村的蔬菜生产基地到新文化街，“菜价落差”又是多少呢？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转了大半天。当天晚上，我找到分管国内报道的副总编辑曹绍平，告诉他最近京城菜价猛涨，有些菜比肉还贵，老百姓实在难以承受，我看到有的困难户在蔬菜市场捡烂菜叶子。菜价上涨，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供求关系的变化，但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流通秩序混乱，中间环节太多。从菜农的“菜园子”到市民的“菜篮子”，形成了巨大的“菜价落差”。我对曹绍平同志说，这种“菜价落差”，就像“黄果树瀑布”，这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那么合理的新现象，新华社要派记者跟踪调查，研究和剖析这种“菜价落差”。新华社国内部负责同志很快就调集了力量，具体组织了这一报道。4月2日凌晨，山东分社记者王进业赶到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抄录了当日蔬菜的批发价格。当天下午3时，王进业又搭乘寿光一家蔬菜购销公司的一辆运菜的卡车上了路。经过12个小时的长途跋涉，于次日凌晨3时进了北京的大钟寺。两个小时以后，记者所乘的运菜卡车上的蔬菜成交，每公斤圆白菜和黄瓜的售出价比寿光的收购价高0.4元。扣去1400元的租车费、180元的蔬菜代购费，千里迢迢，一公斤菜净赚一两角钱。3日早晨7时，记者顾不上休息，又跟随一辆刚从大钟寺批发完蔬菜的三轮车，来到西城区新文化街农贸市场。记者发现大钟寺的蔬菜一到这条小街，价格猛涨，平均菜价上涨80％左右，最高的涨幅达125％。随后，王进业同北京分社记者苏会志又采访了北京市有关部门，了解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两位记者从观察现象入手，最后触及事物的本质，提出建立价格调控机制、抓好菜园子建设、增设蔬菜销售点等具体建议。这篇2400字的通讯见报的当天，许多读者就打电话给编辑说：“新华社记者坐运菜的大卡车跟踪采访，替老百姓说话，请代我们感谢这两位记者。”如果中青年记者能够注意消除观察的“盲区”和“盲点”，深入社会生活，不放过任何一次观察的机会，真正做到“目光四射”，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符合人民群众愿望的重要发现。
观察意识淡薄还有一个表现，就是看得多，想得少，在眼睛和大脑之间缺少一根连接线。《参考消息》上刊登过一篇文章，介绍科学家格林和美国国立眼睛研究所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将鱿鱼体内与眼睛形成有关的一种基因提取出来，注射到果蝇幼虫细胞里，结果在成年果蝇的翅膀、腿和触角上生成了许多果蝇的眼睛。这些眼睛的外观和果蝇的真眼睛完全一样，但由于它们与果蝇大脑之间没有联系，所以，这些眼睛根本看不见任何东西，是地地道道的假眼。年轻记者要想有所发现，就必须使自己的眼睛同自己的大脑紧密地联系起来。如果不同大脑联系起来，即使能够看见一些东西，也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属性，跟“假眼”也差不了多少。我们说的深层次观察，就包含着记者对生活的独立思考和深刻的理解。
2.生活空间与发现力
新闻记者的发现力与他的生活空间呈正比例。生活空间越大，他发现新闻的机会就越多；反之，发现新闻的机会就越少。近几年，少数记者的生活空间有逐步变小的倾向。现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提醒人们警惕“高楼病”。据说在高层建筑里住久了，会患一种“高楼病”，轻者表现为乏力、眼花、胸闷，重者甚至会出现晕倒。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更应注意防止患上“记者高楼病”。如果我们整天呆在大墙阻隔的高楼上，与老百姓的交往越来越少，久而久之，会得一种新闻记者的“自闭症”，新闻嗅觉就会失灵。有作为的中青年记者应该走出高楼大厦，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生活空间，经常到老百姓中间去观察、去发现。只有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才能看到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比如农民工问题，当前，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人在一亿上下。对于他们的生存状况，在新闻报道中很少触及。今年1月中下旬，新华社国内部利用春节前后的一段时间，专门组织了“走进打工村”系列调查。新华社湖北分社记者詹国强、袁志国来到大别山区的湖北省蕲春县刘河镇石马山村。刚从外面打工回来的农民胡爱华，是为了还清家里欠下的3000多元债务才外出打工的。1991年年初，19岁的胡爱华来到广东一个建筑工地打小工、提灰桶，一天6元工钱，年底攒下500元回了家。1992年春节没过完，胡爱华就到广东，换了一家建筑工地做事。辛苦了一年，包工头跑了，胡爱华找老乡借路费返乡，夫妻见面哭成一团。打工5年，胡爱华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没有一技之长，在外面很难混下去。1996年，胡爱华学会了开汽车；1998年，胡爱华成了一名司机；2001年，胡爱华嫌替人开车工资低，他借了2万多元，买了一辆汽车，雇了两个小工，自己当上了小老板。回想10年打工生涯，胡爱华感慨万千。他说，农民工在外面立足很难。城里再好，根还在家乡。他准备再打几年工，就把在外面学到的东西带回家乡谋发展。如果记者不走进打工村，就很难发现农民工的酸甜苦辣，也很难理解中国农民工在困境中的执著追求。
3.大局观念与发现力
“发现力”并不表现在把随便碰到的事情传播出去，而是表现在对某一典型事物在全局中所占位置能有比较准确的判断。要提高自己的发现力，就必须注意研究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紧密相连、为绝大多数人所关注的问题，当前实际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对实际工作能起推动作用的问题，人们议论纷纷的、成为争论焦点的问题。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努力揭示典型事件在全局中的地位，阐明眼前发生的事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准确地判断这一新鲜事物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发现力较强的记者总是善于抓住那些整个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重大问题，进而得出站在局部无法得出的结论。
当前经济生活领域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如果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整个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重大问题上，就“发现”不到点子上，报道也难以形成“破竹之势”。比如，谁都知道国有企业存在的困难之一是经营机制没有及时转换过来，而要想转换企业内部的经营机制，遇到的一个突出难题就是富余人员无法安置。成功地破解这一难题，是国有企业顺利进入新体制的关键。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经过调查研究，创造出了一种由政府支持、社会资助、企业出面组建的专门承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服务中心”。这种社会中介性机构好比一座桥梁，承载着下岗职工从原来所在的企业过渡到社会，再去选择新的职业。如今，这已经成为上海市安置下岗职工的一种崭新的管理模式。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对这种带有创造性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在报道中把最能给人以启发的经验报道出来了。这篇报道和评论文章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的劳动部部长李伯勇在全国劳动厅局长会议上指出：各地学上海的再就业工程，关键要学一条，就是主要领导敢破难题。领导干部有了这种精神，具体经验是可以创造的。
大局观念还要求我们学会运用“全局性视角”来观察和研究重大问题。人们观察任何问题都有一定的角度。拿挤公共汽车这件很小的事情来说吧，当一位乘客一只脚踩到汽车门的台阶上、一只脚还悬空的时候，他看问题的角度是“车外乘客”的角度，最常用的语言是：“里面还有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不往里挤一挤？”几秒钟之后，当这位乘客的另一只脚也踩到车门里面的时候，立即转换成“车内乘客”的视角，最常用的语言是：“别挤了，别挤了，看挤成什么样子了。”几秒钟之差，半步之遥，同一个乘客所持的立场竟然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这足以说明一个人所处地位会明显影响他的视角和感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区、各部委和社会各阶层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新闻记者的水平主要表现在有可能站在全局的高度研究和观察问题。为了更加有效地发现，我们应该强化全局观念，而不应该弱化全局观念。千万不要站在地方角度和部门角度来观察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观察问题的视角缩小了，我们的发现力就会随之退化。
4.理论素养与发现力
发现力并不是神秘莫测的东西。曾获得诺贝尔奖的奥·圣捷尔吉医生曾经说过：“所谓发现，就是见人之所皆见，而思人之所未思。”新闻记者的发现应该包括他对生活意蕴的正确的、深刻的独立思考。没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就不可能有重要发现。
对于年轻记者来说，理论根底尤其重要。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何平，近些年写了不少带有理论思辨色彩的新闻报道，如《科学的理论伟大的实践》、《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坚持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凝聚在伟大理论的旗帜下》等，借新闻报道浅显的文字，阐明深刻的理论问题，让大众传播媒介承担一些深刻的哲学命题。就拿《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来说吧。1997年4月，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一场音乐朗诵会《在大海中永生》，著名配音演员乔榛、丁建华朗诵了何平、刘思扬写的这篇通讯，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篇作品的成功不仅在于记者使用了抒情诗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作品中蕴含着哲学的思考。记者着力描绘了邓小平同志的“三落三起”，描绘了1978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揭开一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序幕，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正是这些富有哲理色彩的描绘，震撼了亿万读者的心。从何平同志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出年轻记者提高理论素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5.知识领域与发现力
登高才能望远。记者登高的阶梯就是各种各样的知识。记者的知识领域愈宽广，发现新鲜事实的机会就愈多。记者的知识领域如果过于狭窄，新鲜事实就是送到面前也难以敏锐地发现。从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中我们就不难看出记者的知识领域与发现力的直接关系。1974年3月29日，陕西省临潼县西场村打井抗旱的农民挖出了完整的陶俑，当地人不知道这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县文化馆把这些陶俑修复陈列，并未作为重大发现报告上级文物部门。两个月后，正在临潼县探亲的中新社记者蔺安稳，偶然来到爱人所在的县文化馆。当他走到陈列室一个偏僻的角落时，只见几个形同真人的陶俑，身披铠甲，手执兵器，好不威武。这位记者熟读《史记》、《纲鉴易知录》、《资治通鉴》，凡书中涉及家乡历史的章节，他都格外注意，对秦始皇陵的记载更是熟悉。他立即意识到这是2000年前秦代士兵的形象，是国家的稀世珍宝参攘⒓锤系轿鞒〈褰猩钊氲牡鞑椋闯隽艘黄恼隆肚厥蓟柿瓿鐾烈慌卮涫刻召浮罚?974年6月24日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很快，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指示国家文物局与陕西省委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有关单位立即行动起来，抽调专业人员，组成了秦始皇陵秦俑考古发掘队。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就是这样被一位新闻工作者发现的，如果这位记者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兵马俑虽然迟早会被发现，但要推后许多年。
6.透视能力与发现力
透视能力指的是看穿表面现象、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批了一段话：“非本质的东西，外观的东西，表面的东西常常消失，不像‘本质’那样‘扎实’，那样‘稳固’。比如，河水的流动就是泡沫在上面，深流在下面。然而就连泡沫也是本质的表现！”这段话通俗地阐明了现象同本质之间的必然联系。事物的本质总是透过许多“泡沫”一样的现象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本质的表现，规律是本质的反映。有经验的记者总是透过漂浮在水面上的“泡沫”，潜入深流，揭示和反映许多人都感受到了但还未能理清头绪的“本质”。
拿中国老百姓排队这种常见的社会现象来说。外国驻京记者数以百计，许多人都看到过中国老百姓排队购物的现象，可是，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种现象后面蕴含着的本质意义。日本朝日电视台评论员杉木依津子就与众不同。杉木依津子从1976年到1983年在北京当记者。她经常被市民组成的长长的行列所吸引，好奇心使她凑上前去看个究竟。她发现1979年在市民排成的队伍前面堆的是“小山似的、沾满泥巴的大葱”，有时是“泡在水里的豆腐”；1980年盛夏在市民排成的队伍前面是“刚刚采摘下来的西红柿”；从1981年到1982年，出售电视机的商店前开始有人排队了；而到1983年，在一些大商场的门前，从清晨起就排起了购买名牌洗衣机的长龙。杉木依津子对北京市民“排长队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产生了带有规律性的认识，终于写成了一篇题为《从排队看变化》的特稿。作者写道：“北京‘排队’的内容在六七年间发生的变化如此之大，使我感到很惊讶。‘排队’不会弄虚作假。我认为，它从一个侧面最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的生活变化。”当这篇报道在日本《国际贸易》杂志上刊登后，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
仍以“排队”现象为例。长期以来，沿用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有一个难以克服的弊端，就是物资供应紧缺。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还写了一部取名为《短缺经济学》的专著，断言“短缺”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可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首先告别“短缺”，首都各大商场日用品琳琅满目，老百姓排长队购物的现象也随之消失。一位外国驻京记者敏锐地抓住“购物长龙在北京消失”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正在建立一种有别于苏联严格的计划经济的新经济体制。1992年党的十四大时我们才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外国记者竟然能够透过“排队现象的消失”，揭示出中国正朝着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一深刻变化，足以体现他们敏锐的发现力。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本质是不可知的。我们的新闻记者绝不能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只抓取一大堆表面的社会现象，而对于现象背后的本质一无所知。我们的新闻记者不仅要大量地观察各种社会现象，而且要不断地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深入思考，研究和探索这些社会现象意味着什么、蕴含着什么、预示着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深入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实现“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飞跃。
7.预见能力与发现力
记者的预见能力指的是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预先料到将来的能力。作为新闻工作者，要想增强自己的发现力，必须善于用科学的眼光观察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对各种社会现象作历史的考察，以便从中发现苗头、掌握动向、预测未来、描绘趋势。这样做，往往能够发现别人难以发现的重大新闻。
1990年12月18日，新华社记者王崇杰写的一篇题为《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稿件，就敏锐地揭示出一种大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旧格局的瓦解，是1990年在国际关系史上留下的重要记载。放眼全球，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有了明显发展，但是新的格局尚未形成。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的转折性变化之际，国际上各种矛盾纵横交错，出现严重的动荡和危机。在世界格局的变动之中，有三条主线是清晰的：一是国际事态的变化表明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的两极体系已基本瓦解；二是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格局的显著特点；三是在世界新旧格局转变时期，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当务之急。记者在对大量的事实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说：“旧的世界格局已经瓦解，但新的格局尚未形成。过渡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成为当前国际关系和世界局势的特点。涂上新油彩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时有表演，实际上各种矛盾交织发展，东欧震荡的余波未息，海湾危机又愈演愈烈。”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雅尔塔体制”的解体、当今世界格局的显著特点和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五项原则等重大问题一一阐明。这不是一篇哲人式的预言，而是一篇经过科学分析的理性推断。稿件发表之后十多年间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印证了新华社记者在这篇新闻分析中得出的结论。
8.应变能力与发现力
应变能力指的是新闻记者应对突然发生的情况的能力。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反映。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许多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稍纵即逝，当我们闻讯赶赴事发现场的时候，有的事件已经发生，有的事件已经改变了原来的程序，还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件突然发生。如果机械地执行原来的采访计划，“俗儒不知变”，就会丧失很多发现新闻的机会。
1997年5月29日，新华社记者采访陕西省农机局主办的一个“小麦机械化‘东进西征’收获活动开机仪式”，本来是采写一篇粮食主产区收割小麦的正面报道，到了关中东部大荔县朝邑农场开机仪式现场之后，记者却看到了另一番情景：在一片上万亩的麦田里，12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一字儿排开。上午10时40分，仪式开始，各级领导讲话、剪彩后，一台台收割机开始收割。30分钟后，参加仪式的人们陆续离开，这时，记者意外地发现3台尚未进地的收割机掉头离去，4台在麦田中间的收割机向回转向，5台收割了有400米左右的收割机也边收割边返回。
在“龙口夺粮”的“三夏”，为何不一鼓作气持续收割？农场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儿的小麦还要三四天才能完全成熟，现在收割有点可惜。省农机局5月26号就派人来打前站，为了应付这个会，我们场140多名干部职工整整准备了3天，兄弟农场支援了5台收割机，向外单位借了6位礼仪小姐。从早晨7点，我们等了3个多小时。”一位在农场干了30多年的老师傅指着快装满的卡车对记者说：“麦子熟了才能割嘛，何必搞这个‘仪式’。这样的麦子不光减产，还要费更大的工夫去晒晾。”
这样的结果的确出乎记者的预料。当时记者有两种选择：一是放弃原来的采访计划，提前打道回府；二是随机应变，改换采访和报道思路，如实揭露这一形式主义现象。“应变能力”帮助记者做出后一种选择。1997年5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题为《夏收何必搞仪式小麦未熟遭“剃头”》的消息。没有想到，这篇只有800多个字的消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麻烦。稿件播发当天深夜12时半，我们就收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发来的文传电报，电报说《夏收何必搞仪式小麦未熟遭“剃头”》一文失实，要求新华总社停发此稿。31日凌晨1时许，我们找到采访这篇稿件的记者和陕西分社社长，再次核校稿件中涉及的所有事实。由于事实准确无误，我们不仅没有撤销这篇稿件，而且还表扬了记者敢讲真话的精神。这篇稿件受到媒体的普遍欢迎，有的报纸还配发了评论，认为这是一篇“鞭挞形式主义的檄文”。
9.创新意识与发现力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简称“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新闻单位对“两会”报道高度重视，今年报名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有2900多人，与全国人大代表的总数不相上下。这么多的记者，要在每年召开一次的例会上发现人民群众感兴趣的有价值的新闻，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尽管“两会”蕴涵着丰富的新闻资源，但无论是组织报道的形式，还是报道的方法，多次参与“两会”报道的编辑、记者都会感到驾轻就熟，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因为缺乏新鲜感的记者难免会丧失敏锐的发现力。为了鼓励新华社编辑、记者发现新闻，我们在“两会”召开之前，反复提醒编辑、记者认真领会美国石油地质学家普拉特撰写的《找油的哲学》中的一段话：在新油田找油，可以用老办法；在老油田找油，必须用新办法。普拉特在这段话里阐述的道理非常简单，在一个已经开采多年的“老油田”里，别人采用老办法把该找的油大都找了出来，后来者如果采用同样的办法，是很难有新的发现的。“用新办法在老油田里找油”，努力寻找“两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共鸣点”，成为新华社“两会”报道组的共识。为了创新和发现，新华社组织了一系列社会调查，详细了解受众对往年媒体“两会”报道的评价；受众对今年“两会”报道的欲求信息；受众对今年“两会”报道的预期。这些调查报告，帮助新华社编辑、记者找到了“两会”与人民群众的“共鸣点”。3月5日，新华社播发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7个时间表》，就是3位记者创新意识的体现。他们在反复阅读《政府工作报告》时发现，报告中有7件与老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大事。他们认为这7件大事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精神。比如，5年内取消农业税；今年预期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力争用3年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和救治体系，提高应对重大传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记者敏锐地抓住这些关系百姓利益的大事，排出了一张清晰的时间表。这篇只有400多字的消息，用事实给人以信心，起到了统一意志、凝聚人心的作用。再比如，新华社播发的《百姓眼中的新一届政府》、《超额增加的59万个“饭碗”从何而来？》、《政府工作报告让城乡群众直接受益1936亿元》、《坚决刹住“圈地风”》、《修宪离百姓有多远？》等。这些新闻报道把严肃的政治性话题与老百姓的切身感受结合起来，把我们想说的与老百姓想听的结合起来。创新意识帮助编辑、记者在“两会”这块“老油田”里找到了“油”。
10.联想习惯与发现力
什么是联想？联想就是由于某人或某事物而想起其他相关的人或事物；由于某概念而引起其他相关的概念。事物之间的这种相关联性，其实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事物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有的联系比较明显，有的联系不那么明显，不容易被人发现。不养成联想的习惯，许多即将到手的新闻也会悄悄地消失。
1994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新华社国内部组织播发了一大批国庆特稿，其中有一篇是《“新中国第一”的更迭》。这篇通讯的主题思想的萌生，就得益于“联想”。1994年7月下旬，中国新闻奖评委会在长春召开会议，评委们顺便参观了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当地一位负责同志对我说，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水电站装机容量13万千瓦，曾经是全国最大的水电站，现在已经不行了，早被别的水电站超过了。当时我只是记下了这一事实，并没有思考这句话的内在价值。国庆前夕新华社研究国庆报道时，我觉得不能尽写一些“新中国成立45年来我国各条战线取得了巨大成就”那样的大综合，国庆报道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应该有所突破。这时，我突然联想到在丰满水电站听到的那句话。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有许多曾经令人自豪的“全国第一”，后来随着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这些原来的“第一”渐渐被甩到后面去了。这其实并不是坏事，它反映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大趋势。与其概括地讲45年来的成就，不如抓住“新中国第一的更迭”这一个具体的变化，从一个侧面烘托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我们把采访这篇稿件的任务交给国内部的张超文、楚保平、丛亚平3位年轻记者。这些年轻人领受了任务之后，分头跑统计局，查阅资料，与有关省市和单位核对事实，没用几天时间，就把稿子拿出来了。这篇通讯一开头就写道：“在我们可爱的祖国，哪个油田最大？哪道桥梁最长？哪座大厦最高？对于这些问题，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答案。”新中国诞生时，全国最大的石油城是玉门油矿，年产原油不足10万吨。1954年，在大西北沉睡多年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第一个百万吨油田诞生了，一曲《克拉玛依之歌》赞颂了克拉玛依的巨大变迁。6年后，在东北松辽盆地，数万名石油工人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庆石油会战，这个油田跻身世界10大油田之列。如今，新中国的大地上竖起了数不清的钻井架，胜利、辽河、塔里木、中原、南海、东海、渤海……一朵朵盛开的“石油花”把我们这个世界产油大国装扮得艳丽多姿。
记者还写道：电力建设中“全国第一”的纪录改写的次数最多。50年代，丰满水电站的电力工人自己刷新了自己的纪录，把装机容量由13万千瓦扩大到55万千瓦。1960年新安江水电站以66.5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取代了“丰满”夺得全国第一的称号。1968年当辽宁清河电厂竣工发电的时候，我国有了第一个百万千瓦电厂。1974年电力工人又在西北的黄河上建起了更大的刘家峡水电站，使我国最大的装机容量增加到122.5万千瓦。1988年这一纪录被长江上新建的葛洲坝水电站打破，装机容量跃上了271.5万千瓦的新台阶。当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工程建成之后，发电装机容量预计可达1800万千瓦。三峡电厂不仅将是中国最大的电厂，而且将会取代巴西的伊太普水电站成为“世界第一”。
这篇通讯通过一个又一个准确的事实，不仅在全国范围内作纵向对比，而且站在世界的高度作横向对比，生动地记述了新中国建设事业一步一个台阶的发展过程，形象地反映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稿件发表后一些读者来信来电反映，这篇通讯对新中国建设成就的宣传报道既实事求是又令人鼓舞。
上面谈到的10个方面，带有举例性质。要开发自己的发现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里只是点个题目，意在引起年轻朋友们对开发自己的发现力的重视，倡导一种愿意发现新鲜事实、善于发现新鲜事实的良好风气。
（责任编辑注：本文在《新闻战线》2004年第7、8期分上、下两部分刊载，本刊转载时为便于读者阅读，将其合并为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