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性逻辑、根本特性和原则——基于市场、社会和国家三者关系的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总体性论文,维度论文,深化改革论文,逻辑论文,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现实和政治任务，对此，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已作出总体阐述和部署。但是，如何具体解读和落实、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从(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来解读，抑或从教条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视角来解读，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方法论出发来解读全面深化改革，则不仅会使改革在路径、着力点等具体问题的选择上产生分歧，而且也会产生对改革不同社会历史意义的期望及其现实后果。本文在下面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方法论，从市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的视度，分析探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性的内在逻辑、核心环节以及改革中应遵循的几个原则问题。 一、全面深化改革的一般逻辑基础：市场、社会、国家的总体性关联 全面深化改革战略任务是在改革已经历3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依然突出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在于“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期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①进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②在这里，有三个层面的要求和指向至关重要，即：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方向；破除各方面各领域体制机制的弊端；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这三个层面的要求、指向，分别和交叉对应市场、社会和国家。进而，所谓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意味着市场、社会和国家三大领域及其三者关系的重塑。 全面深化改革首先将改革的着力点放在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方向上，这不仅因为经济是基础，更是因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三大形态理论，商品经济是人类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人类只有在经历了商品市场经济历史阶段之后，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③故而，改革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形态发展依次递进的客观规律而推进市场化改革，并依照这一改革的要求而在社会其他领域推进相应的改革亦即整个社会的全面改革以适应市场化发展的需要。 然而，经济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不可能只限于经济领域进行单一的改革，因为市场经济活动本身也是有条件的，不论是经济竞争、对利润的追逐、还是资本自身安全的诉求都“是在社会中靠社会来进行活动的”，它必须“以社会为前提”，即以某种“共同的目标、共同的需要、共同的生产资料等等为前提”。④在这里，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力图论证和构建一个自主(或说自律)的市场体系并让人们完全服膺于它，在本质上与“计划主义”者企图论证和构建一个完全统一统制的计划经济体系一样，都是一种乌托邦主义空想的表现。人类社会最近二百年的历史进程表明，尽管市场利己主义联动工业和科技的力量不仅不断地改变着物质生产方式，还不断地渗透到社会其他各领域并迫使这些领域按照自己的意志而改变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但是，另一方面，当它作出这些历史性推进的同时，同样遭遇到来自这些领域如政治、宗教意识形态和一系列社会关系的反制，进而也改变着自身的活动方式。尤其是作为资本对立面的劳动力量即无产阶级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的持续斗争，不仅压缩了市场(资本)活动的空间(如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且保卫以及发展出了人类社会各领域的非功利价值，如人格尊严、如民主理念。因而，市场化改革的范围决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更不是为了构造一个完全自主、自律的市场体系。 换言之，人类生活是多方面的，人类社会是由多领域构成的，物质生活及其整个领域虽然是基础，但并不是人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甚至不是主要的社会内容(如对古希腊城邦公民来说，他们主要的是政治动物；在未来社会当劳动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之后，物质生活、经济活动的意义也必然大为下降)。进而，市场的功利主义意识形态尽管是市场体系最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但它并不是唯一的精神价值，更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的精神价值，而只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特定时期全部价值诉求中的一个特定面相。从市场体系自身来说，它所包涵和透示出来的自由、平等、公平精神不仅与功利诉求具有同等的价值意义，而且市场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即资本的功利目的的实现必须以自由、平等、公平为自己的道义旗帜。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深刻地指出，“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⑤也就是说，一方面，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成为整个社会普遍的意识形态，源于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市场体系内含的种种价值原则，只有发展成一种普遍性的价值原则，即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价值原则之时，它才是可靠的、真正发挥意识形态保障功能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市场(体系)与社会、国家(法律的、政治的以及官方意识形态的)的互动关系中，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市场和社会的活动方式具有超越国界指向普遍性的意旨即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同质化；另一方面，对外仍需以民族的或地域国家的形式与其他地区、国家、民族的人们打交道，⑥进而，国家对市场、对社会也就有了双重的意义：对内，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调整和维持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秩序，调整意识形态的价值指向，对各种社会现象予以不同程度的褒贬；同时，视市场体系和社会结构状况的需要及博弈力量的对比而改变自己权力的边界和行使方式。在这里，从最一般和广泛的意义上讲，市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本质上是双向的，其中任一要素自身的变化在会引起其他要素发生变化的同时，也受到其他要素的影响；从社会体系是人的主体活动结构的视度来讲，从市场、社会到国家，前二者的变化和功能作用更具本质性和能动性；但从每一个具体事变的直观表现来看，则国家往往掌握着主导权、主动权，因为只有由国家的推动或批准或默许的情况下，这些具体事变才有合法性，才能生根，才能开枝散叶。对外，国家既是国内市场力量、要求、意志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代表者，更是它们的对外的防护墙、保护者和依赖者。 进而，国家(政府)的现代化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市场体系发育的必然要求，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且它在相当多的领域还充当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的动力源和火车头。这一点，对于后发现代化地区、民族和国家来说尤为显著和重要。同样，经济活动方式和国家形态的现代化将催生人的存在方式的现代化：独立个人的诞生，以及“统治和服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共同体的解体。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独立个体的产生，在历史上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生成的，比如，市民社会或说现代商品经济方式的诞生地自治城市是由逃亡的农奴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方式的现代化是以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及其现代化为前提的。更进一步，人的现代化，人对自身尊严和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追求，反过来成为经济活动的在内动力并影响着甚至规定着经济活动的具体样式和边界。总而言之，人类社会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市场、社会、国家处于一种联动的关系之中，改革虽然可以在特定的时期和场域采取单兵突进的方式，但是从中长期的历史过程来说，单兵突进的改革方式是难以为继的，而必须采取各领域协同推进的方式，在这里，可持续的改革，必然地是全面的总体性的改革。故而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和具体部署，深得马克思主义历史总体性原则。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特性：以国家改革为核心 从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和平的自我革命这一判断来审视市场、社会、国家三个领域的改革，严格地说来，真正名副其实的、配得上改革名称的，大概也就只有国家改革。从市场和社会方面来说，用生长和解放二词来指称这两个领域的改革可能更为恰当，因为，这二个领域所要变革的内容，本质上都不是自生的，而是由国家强加的，比如计划指令、比如户籍制度等等。这些改革，在本质上都指向或源于国家领域的改革。大家都用改革一词来指称市场领域、社会领域和国家领域的变革，可能一是由于词语使用的方便和时髦，二是由于这三个领域都具革故鼎新之意。 首先，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社会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国家机器特别发达，这种发达，相对应地可由中国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来说明，即小农生产方式(与小农生产方式相匹配的是发达的小商品生产伴随左右)和以血缘为单位的农村村落居住方式。这两个特征互为前提，互相支撑。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来说，小商品生产方式是现成的，是历史地给予的。经济领域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从商品经济历史发展的视度来衡量，在总体上讲，当前大致处于重建小商品生产方式和向现代市场体系转型的阶段。与传统小商品生产方式相比较，所不同的主要是将这种生产方式移植到大工业(包括信息化)的物质基础上。但是大工业这一物质基础，其自身的内在发展要求绝不是小商品生产方式所能容纳得下的，它所产生和要求的社会形式(从迄今为止的社会历史阶段来说)是社会化的市场体系。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我们将小商品生产方式的规模和交往方式推到了极致，但离社会化的市场体系却仍有本质性的区别，这是党的十八大下定决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不论是小商品生产方式还是社会化的市场体系，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即都要以市场为平台。这也是非专业人士往往不对小商品经济交往方式与市场经济交往方式加以仔细或严格区分的缘由。小商品生产交往方式与市场经济体系的本质性区别，并不在于量上的规模，而在于社会性质的不同，首先，这是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商品交换方式，前者的本质特征在于将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变成商品，用之于市场交换，后者的本质特征则在于不仅劳动产品成为商品，而且生产要素也成为了商品，可用之于市场交换；进而，其次，商品交换的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小商品交换方式上，它并没有对主体独立的严格要求，比如中世纪的属臣、农奴，他也可以成为交换主体，反之，市场体系下的交换主体必定是摆脱了“统治与服从”为特征的依附关系的独立的主体，在这里，市场体系才发展出独立、自由、平等的价值要求并转化成为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而，再次，正是由生产全要素的市场化和交换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化，市场才从嵌入于社会之中的一个补充领域而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独立而又庞大的社会系统，并因此而改造整个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具体存在样态。也正是因为这一缘由，现代社会才成为不仅在社会结构系统(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层面上，而且在人们的感官视觉上是由经济的变化发展所直接推动的社会。 与西欧社会市场体系的发育发展是一个不断从封建关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有所不同，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关系的发育发展，则注定是一个不断地从国家对社会及经济的控制和束缚中挣脱出来的过程。市场从无到有，从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发展过程表明，所谓市场化改革并不是或主要地不是指市场领域本身的改革，而是指国家(政府)改革，首先是国家对市场态度的转变，如，市场从不可以有到可以有的转变，这涉及观念变革；其次是市场边界的划定，如，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到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这涉及国家根本性的经济政策、国家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型塑；再次，是对市场秩序管理手段的选择，人治的还是法治的，行政管理为主还是法律管理为主，等等，这涉及国家治理手段和能力现代化的认知和选择；第四，是对经济收益在各社会领域和阶级、阶层之间分配比例的确定和调整，这涉及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分配政策。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本身的作用主要地限于提出要求并在国家所给出的范围之内按可能达到的市场化程度来运作市场要素。比如，劳动力、土地、资本三大市场化生产的基本要素，市场力量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提出市场化的要求，但是这些要素实际可能达到的市场化程度则取决于国家的宏观政策及这些政策的执行力度。因此，所谓经济改革，其首要的含义本质上是国家宏观制度和政策供给的改革。 其次，国家宏观制度和政策供给的改变，必然带来国家自身利益的改变，这种改变意味着国家机器的自我革命。其一，首当其冲的是国家权力的自我收缩。市场的归市场以及社会的归社会，意指市场能自主进行的经济活动应由市场自主进行，社会能自主进行的社会活动由社会自主进行，亦即国家(政府)进一步从经济领域、社会领域退缩，收缩自己的权力范围；其二，权力的运行方式将发生彻底的变革，国家权力不能再以自己的意志为意志，不能再以自己的喜好而随意作为，而必须按民主、法治和权利本位的原则在阳光下运行，并把自己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进而，其三，国家利益的空间和实现利益的方式将发生根本的改变：比如，国家要尽可能少地成为经济活动领域的微观利益主体，国家应主要通过提供社会公共秩序、法治秩序和其他有形的公共产品实现宏观利益目标等等；进而，其四，作为国家权力普遍性的人格化象征的官僚阶层的特殊利益因国家利益本身的存在方式和实现方式的改变而变得更加规范、透明且被束缚。 第三，众所周知，国家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弥补社会以及后来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市场行动能力的不足，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依据就在于国家具有社会与市场所不具备的行动能力。所不同的是，社会和市场的行动能力主要体现在一个个具体的社会行动或市场行动上，而国家行动能力则主要体现在制度和政策供给方面。因而，全面深化改革能否顺利推进，不仅需要国家权力的收缩和运行方式的民主化、法治化，同时也取决于国家行动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制度和政策供给的科学化，即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是否合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是否合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现实可能性。比如，推进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市场化，最为根本的就是要使生产要素市场化。但生产要素能否实现市场化，以何种形式在多大的程度上实现市场化，却并不完全取决于市场自身，而更多地取决于社会制度和国家政策。以劳动力的市场化为例，当前我国虽然普遍地构建起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平台，但因户籍制度及附着其上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分配体制的约束而严重地妨碍着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不仅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信号被严重扭曲，且劳动力流动渠道被各种非市场因素所阻塞，而且也给社会财富的分配打上了非市场的即等级制的烙印，进而严重地阻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这样的劳动力市场形态，与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体系仍有相当的距离。这就需要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及附着其上的权利和义务分配体系，逐步推进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城乡一体化就业及劳动报酬制度，城乡一体化的养老、医疗及居住保障体系，城乡一体化的受教育制度，等等。 同时，国家组织存在的合理性还在于国家在资源动员资源组织方面有可能达到市场和社会所无法达到的广度和深度，这一点对于背负赶超使命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和民族来说显得尤为突出。比如，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有一重要任务是实现保证一定速度下的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但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不能仅仅依靠市场，经验表明产业升级、产业创新不仅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来引导，也需要政府的引导性投资，而创新驱动对非物质创新要素的需求、组织和动员，更是需要政府的科技、人才、教育等相关政策、计划、工程项目的配合和辅助。在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国家或政府要不要发挥自己的享有高度权威性的组织功能，而在于如何科学地发挥这种组织功能作用。其中核心的关键在于提高政府发挥资源组织和动员功能的能力，如精准地确定产业导向、政策性投资，组织重大科技工程项目及技术转化，以及精准、合理地实施税收优惠、财政、金融扶助等等。而要提升这些政府的资源动员及组织能力，则需要政府自身作出一系列的改革，比如政府机构配置需更加合理、相互间的协调需要更加便捷，政府机构与市场、社会之间的互动需要更加密切、顺畅，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决策人员的知识需更加专业、更为广博、更富远见，等等。顺便指出，当前我国各地地方政府普遍依赖“土地财政”和政府债务高筑，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地方政府在资源组织和动员方面的能力不足。地方政府要真正实现一个地方的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创新，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要提升自己的资源动员和组织能力。 最后，从全能型国家(政府)向服务型国家(政府)的转变。全能型国家也是管制型国家，在管制中给社会各领域和社会成员提供国家公共产品。管制型国家存在两个缺陷，一是社会的独立性和自由度受到束缚，二是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品种稀少、简单划一，且存在供给与需求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巨大浪费。这种形态的国家管理模式的社会经济基础是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而与大工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相矛盾。当社会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时，国家的管理模式也亟须向服务型管理模式转化。所谓服务型管理模式，它与管制型管理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国家能够向社会和个人直接提供多少福利和劳务(这一点与管制型管理模式并无本质区别)，而在于：一是国家支持并扶持、引导市场和社会不断地拓展自己的自组织能力、自我服务的能力，这是服务型管理模式最为核心的内容；二是在市场和社会力所不及的领域建筑活动平台，铺设行动管道；三是为市场和社会充当矛盾的调和仲裁者角色。因此，当我们将服务型管理模式设定为国家管理模式改革的方向和内容时，实质上也意味着国家管理职能的创新，一种基于市场体系和社会自我治理需求和导向的政府管理职能的创新。这是一种比国家直接向市场微观主体和社会个人直接提供物质福利和劳务更为宏大、细致、持久和全新的任务，这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全面深化改革既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又是党为了更快更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克服前进路上种种困难的主体实践，改革动力既来自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内在动能，又来自改革宏愿的理想牵引，是现实与理想性两种力量交互作用的历史性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凭着主观热情盲目冒进，更不能囿于客观环境的制约而畏缩无为，而应该在科学认知社会现实图景及其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形成改革的宏伟计划，又在改革理想的指引下将改革计划化为科学的行动，进而实现改革的理想性、计划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依据改革需保证理想性、计划性和科学性有机统一的客观要求和前述市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内在逻辑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国家领域的改革这一基本特性，本文作者认为，在整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当始终坚持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一)坚持以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规制和导引市场的原则 与任何社会存在物一样，市场、市场体系作为人们交往方式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具有客观品性的同时，它也具有主观品性，表现为一种观念性存在。起初它(单纯的市场阶段)以人的利己心、自利行为为灵魂，后来它(市场体系阶段)又以商品货币拜物教为自己的灵魂。因而，市场经济在道德价值层面上绝不是像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言说的那样：它是中立的!其实，从它与外部社会形式的联系上来看，当它还不能独立自主的时候，它可与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形式相勾连，如与奴隶制相结合，并呈现为奴隶制资本主义样态(如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南方种植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权贵相结合，呈现为权贵资本主义样态(这种样态更为普遍，虽然很少表现为独立的社会形态，却在各国各地区市场体系早中期发展阶段程度不等地存在过)，等等，而从市场、市场体系的内在逻辑展开形式方面来看，由于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及其趋利性，如果没有外部力量的强制和市场体系内部劳动力量的抗争，则必然带来：财富和贫困同时积累；资本通过竞争、积聚最终形成垄断，并导致技术进步的停滞；进而，市场从所谓的自由、平等及公平竞争走向它的反面。故而，在深化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水平的过程中，固然需要遵循市场体系的内在逻辑，但是，另一方面，绝不能任由商品货币拜物主宰市场体系并导向资本主义，而应该由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规制、导引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健全和发展：一是运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法制的及意识形态的手段，坚决切断和堵塞任何通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通道和缝隙；二是切实运用政治的、法律的、组织的手段保护和增进劳动的权利和福祉，特别是劳动工资、劳动工时、劳动条件、劳动保障等环节防止资本对劳动的伤害，支持工人在法律的范围内组织起来维护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三是切实运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及意识形态的手段支持和维护资本的合法权益和与劳动的共同利益。进而在法治的制度平台上充分调动资本和劳动两方面积极性，使之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积极力量。 (二)以国家(政府)改革为轴心的各领域改革全面统筹、协调推进的原则 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断推进，当今中国，一方面，社会各领域的独立性、丰富性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各领域之间的关联性也在不断加强和深化，整个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它的主体性、有机性。在这样的社会宏观大背景下，改革必然地要向宏观性全局性转向，向“顶层设计”转向。全面深化改革需全面统筹、协调推进，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改革需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设的要求相协调，改革措施的推出，需要服务于满足于五大建设的具体要求；二是三大改革(经济体制或说市场体系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国家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协调、各项措施应相向而行，各项改革步调的不一致、措施的不一致甚至相矛盾，不仅将损失改革的效率甚至还会人为地制造改革障碍。这是各级党委和国家机关、市场微观主体及各类社会组织在进行改革活动时都需共同遵循的原则。当然，说改革需遵循协调推进的原则，并不等于市场、社会、国家三项改革的力度和轻重缓急要均衡施行。诚如本文前节所述，依据国家始终处于支配地位这一基本国情，改革的轴心无疑是国家改革(前30年的改革，广义地说来，改革的重心也是在国家领域，因为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放权)，全面深化改革语意下的国家改革，与前30年的改革所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利益调整的内容和对象指向有所不同：改革以经济利益调整为主向社会权利、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调整并重转变，改革措施以惠及经济活动主体为主向惠及经济活动主体、社会活动主体、政治活动主体及其他活动主体并重转变，让改革红利包括物质与精神的红利、社会与政治的红利由全民共享。这两大转变都涉及一个核心性的问题即国家制度的创新以及因国家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社会制度体制、市场制度体制的创新。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例，最表层的是民生问题，中层的是社会结构、社会序列和经济结构(劳动力进一步市场化)问题，最里层的则是国家人口管理、国家治理的政治结构问题，具有巨大和深远的政治涵义。户籍改革绝不是个人感性直观所感觉到的改个户口那么简单，蕴藏在这背后的首先是国家管理人口方式如何改进、如何适应；其次是户籍改革后社会公民的各项物质权益、社会权益、政治权益如何一体化；再进一步的问题则是现存的政治制度即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包括国体政体)如何转型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说1949年的政权更迭是党和无产阶级在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条件下所取得的“政治革命”、“政治解放”(借用马克思的用语)成就，那么，户籍制度改革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意义则在于它是一场在党和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条件下自觉推动的“社会革命”、“社会解放”(借用马克思的用语)过程，其对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解放更具深刻性、广泛性。在这里并由此推而广之，本文认为，改革，一方面要从由市场、社会所提出的客观要求为改革的切入点，另一方面，改革的具体布局、落实和推进则要以国家治理方式的改进、创新为导引、为边界，进而，以国家改革为轴心，市场(化)改革、社会改革为翼面，相互支撑、相互推动。顺便指出，由于深层次的社会改革、国家改革，涉及国家体制的转型问题，现有流行的政治理念、范畴及理论解释方式(包括西方政治学)对中国全面深入改革所可能产生的政治实践、政治状况将出现部分失效、失语的现象，为此，亟须学术界在政治理念、政治范畴和理论解释方式等诸方面作出创新努力。 (三)权利本位、权利平等、权利有序发展的原则 与传统自然经济历史时期整个社会建立在“统治与服从”基础上、个人处于对他人或共同体的依赖关系中不同，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人们的社会关系建立在对物即商品的依赖关系之上，人与人之间获得了独立性、平等性的外观，进而权利本位、权利平等的价值要求逐渐上升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原则。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历史贡献。 然而，由资本的逐利本性和对劳动的支配性地位所决定，资产阶级关于资本权力自由的要求与人的一般权利要求产生深刻的矛盾，进而，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为反对封建势力提出的一系列革命性要求：自由、平等、人权，到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资本的社会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的时候，这种革命性就开始逐渐暴露出它的不彻底性、一般原则与现实社会关系的矛盾性，如资本权力对劳动(者)权利的支配，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其理论接过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最初所创立的学说，作了进一步全面的、彻底的发展，并将它对准了资产阶级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支配劳动，提出消灭这种关系的历史性要求。⑦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越性在于：第一，它提出了更为全面的人的解放思想，不仅在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领域，而且在经济的领域提出了人的权利平等的要求；第二，它不仅仅是理论的，而且是实践的，它把自己的理论直接贯彻于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一系列斗争之中；第三，它是历史现实主义的。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为着无产阶级的解放提出最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制的根本性要求，但对每一个无产阶级具体的现实行动，马克思恩格斯总是结合生产力水平、结合无产阶级的自觉水平和实际力量，提出和评述现实中可能达到和要完成的具体任务，既将工人关于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理解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内容和组成部分，也在革命形势高涨时热切地期盼和支持无产阶级直接夺取国家政权并主导社会历史进程。⑧ 依据上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实践，我们当确立以下三个原则：首先，权利本位、权利平等以及权利有序发展是人类进入商品经济历史阶段以来的基本特征和历史趋势，也是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和构建未来社会的基本价值原则。进而，它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应成为评判改革方向和成败得失的基本价值准则；其次，在贯彻执行权利本位原则的具体过程中，当看到我们还处于商品经济历史阶段的初始阶段，在这一时期，资本的力量仍然是推进权利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那种以为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主导下的商品经济可以排斥或无视资本的力量、作用及权利(力)的想法是天真的。故而，改革尤其是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当平衡资本的权利要求与劳动的权利要求，在坚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各阶层权利共同发展、劳动权利优先发展的前提下，依法实现、依法促进资本的权利；第三，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还处于民族国家体系的历史阶段，不论是人们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还是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思想权利，不论个体的权利还是阶层阶级的权利，都必然地要反映到国家体系中成为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并在国家体系的庇护下或在国内或在国际层面得以实现和发展，故而，平衡个体权利要求、阶级阶层权利要求与国家权益要求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当成为改革的基本原则，将人的权利发展与民族复兴、国家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 (四)解放思想、依靠人民勇于改革的原则 30多年来的改革过程，本质上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是一个领导者阶层基于社会和历史运动必然性的反思性认知而带动整个社会解放思想的过程。全面深化改革更需要我们尤其是领导干部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既要破除陈腐的、过时的传统观念的束缚，更要破除和抵制对“洋教条”、“洋八股”的权威及其迷思。进一步科学地准确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中国化的最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推进改革实践，走科学发展之路。 全面深化改革不仅需要解放思想，更需要改革勇气。没有大无畏的勇气，即便观念变了，行动上也难以迈进。而大无畏的改革勇气，首先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坚定信念，来自于一切为着人民群众的无私的道德情操，那种既想改革，又想在改革中不触动利益甚至借改革之名偷运私利的想法和做法，不仅难以推进改革，甚至是有害于改革的。其次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历史伟力之源，只要我们的出发点是为着人民群众，并依靠群众、问计于群众，必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进而冲破改革的阻力，并找到破解改革难题的路径和办法。 注释： ①见胡锦涛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见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③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二章，恩格斯《反杜林论》开篇第一段。 ⑧参见胡承槐：《马克思历史总体观视度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历史意义》，《浙江学刊》，2014年第6期。标签：社会改革论文; 创新原则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生产方式论文; 时政论文; 深化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