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研究的又一个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视角论文,语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语文教材的研究，大致有三种视角。一种是微观的，着眼于文本，即研究语文教材中的单篇课文，研究它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特点、疑点、重点或难点；一种是中观的，着眼于一册或一套语文教材，研究它的体例、选文特点以及与此有关的诸种问题；一种是宏观的，着眼于语文教材建设的背景及编制理论，研究一般语文教材的基本类型、内部构成要素及其结构特点，甚至探讨对语文教材的评价标准等等。这三种研究视角，在建国以后的50年中，都有人在研究，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如果有必要作时间上的划分，那么也许可以这样说，“文革”以前似乎以微观研究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实行了“在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教材多样化”，人们除了对一些新选课文作微观研究外，更多的人就开始以中观和宏观的新视角把语文教材建设的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中观和宏观的研究成果，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对当时的语文教材改革和发展曾起过切实的指导作用。
但是，最近读到一部新著，使我对语文教材建设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又有了新的发现。这部新著的书名有点特别，是《鲁迅〈故乡〉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以下简称《阅读史》），著者是日本专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藤井省三。
这部《阅读史》，看书名便知，著者的本意是想从阅读学的角度写成一部独具特色的中国新文学史。译者对此理解得十分透彻，他在“丛译后记”中说，这部书就研究对象而言，仅仅是研究一个短篇小说70余年间被阅读、被解析的历史，与那些以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等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的“正宗”文学史相比，甚至与《鲁迅阅读史》这样以个别杰出文学家为研究对象的“个案”文学史相比，无疑是“最小”的中国新文学史。然而，董先生说：“恰恰是这部最小的文学史，以20世纪中国的文学空间为背景，涉及了许多大文学史未曾涉及或较少涉及的学科领域。在叙述《故乡》的孕育与创作过程的时候，它运用比较文学方法，论及文本与俄国作家契里诃夫《省会》的关系。在探讨《故乡》与中学国文（语文）教科书之关系的时候，它涉及本世纪的中国教育史。在论及《故乡》与读者之关系的时候，它又运用了传播学、接受美学方法。在这个意义上，又可以将其称之为最大的中国新文学史。”
在这里，译者董炳月先生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证了这部《阅读史》为什么又可视为“最大”的中国新文学史的理由。其中第二个方面就是“《故乡》与中学国文（语文）教科书之关系”，从中可以窥见20世纪“中国教育史”的概貌。其实，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中国语文教材建设史”，因为它论述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故乡》自20世纪20年代初发表以来，直至90年代中期这70多年间在中学国文（语文）教科书中被选录、被解读的历史概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阅读史》可以给我们研究中学语文教材在更新视角和方法方面以重要的启示。
首先，它是以现代语文教科书中一个传统名篇鲁迅的《故乡》作为研究对象，以此勾勒出不同历史阶段的读者群（包括一般知识阶层和中学语文科的师生等）对这篇名作的不同诠释。
《故乡》最初发表于1921年5月《新青年》杂志第九卷第一号；两年后的1923年，北京新潮社出版鲁迅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收入此篇。《新青年》当时是广为流传的进步月刊，《呐喊》则是北京大学进步师生创办的新潮社出版的鲁迅小说集，它们的读者群大致都是以大学师生为主的新兴的高层知识界。这样的读者群，不但因其进步急潮的趋同而爱读《故乡》，而且他们的经历又多半与《故乡》中的“我”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故离乡——在外思乡——回乡惊变——离乡思绪，因而阅读《故乡》不免引起强烈的共鸣。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些目光锐利而倾向进步的中学国语教科书编者就把这篇鲁迅刚刚发表的《故乡》选作课文，这样一种新制中学国语教科书一经出版，即被各大书局的同类教科书所仿效，一时间，《故乡》的读者群便迅速扩大了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据《阅读史》著者估计：“通过教科书阅读《故乡》的读者从1923年至1937年的十五年间累计起来大约超过了一百万。这个数量远远高于通过单行本《呐喊》阅读《故乡》的读者数量。”
以中学生（主要是初中生）和一部分师范生为主的读者群，他们读《故乡》后的体验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教科书的编者和使用者语文教师的理解和诠释。但是，自1923年至1928年，由商务、中华、世界各大书店所刊印的国语教科书，都只收录《故乡》文本，而对文本的注释、解说、习问等等一概还没有。据《阅读史》著者掌握的资料，较早给《故乡》文本编写“注释”和“习问”的是中华书局于1937年出版的《（修正课程标准适用）新编初中国文》上下篇，其上篇后附的习题是：1.作者回故乡时所见的景象怎样？2.幼年的闰土是怎样的一个人？下篇后附的习题是：1.就闰土的话看，那时农村的情况怎样？2.本篇的结束，表示什么意思？这套教科书，由于习题编得比较精要，比较符合文本所揭示的思路，所以受到当时语文教师们的好评，后来其他同类教科书也仿效这些问题的提法，以致在30年代教科书编者心目中这几乎成了一个定评。这样看来，1949年建国前，国语教科书中凡选录《故乡》的，大致都按这样的问题所体现的思路来指导教学的，学生们读《故乡》后的体验也大体如此。
新中国建立后，从1949年起到1961年，多种版本的初中语文教科书都选有《故乡》，由于当时的思想界、教育界都开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分析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都试着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所以《故乡》中的“我”、闰土、杨二嫂都分别隶属于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市镇小手工业者。这样，在新中国，以中学生为广大读者群，对《故乡》的诠释，必然以教科书或教学指导书（教师们大体上都是按此来确定教学内容的）为基准，着重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和评价人物和人物关系。
至于从1963年起直至“文革”十年，《故乡》几乎在国家和地方出版的所有中学语文教科书中被删去了。这种状况颇值得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十多年中《故乡》在学校里完全失去了读者群，也就无法了解当时的中学生是怎样理解这篇经典作品了。直到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故乡》又重新被多种版本的语文教科书所选录。然而，由于思想禁锢已被逐步解除，对《故乡》中人物的地位和命运（尤其是杨二嫂）时有观点上的交锋，从中可以看到思想的空前活跃。
由上可见，在70多年间，不同历史阶段的读者群，由于种种原因而对《故乡》有不同的解读，可见语文教科书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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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围绕语文教科书中的这篇名作，《阅读史》充分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思潮的变化和教科书编辑思想的更易。
《故乡》发表后，立即引起评论界的关注。1921年8月，刚刚改组后的《小说月报》就发表了新任主编茅盾（笔名“郎损”）撰写的文学评论《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对当年第二季度发表的短篇创作120多篇作了综合评述。茅盾认为，在这100多篇短篇小说中他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因为“这篇《故乡》的中心思想是悲哀人与人之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但是，评论指出：“作者对于将来却不曾绝望”，相信未来的“新生活”总要到来。茅盾的这一观点，反映了当时重要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一派成员的共识。至于与之在文学观念上有某些歧见的钱杏邨、成仿吾、郭沫若等人则重点评述了《故乡》“揭露农村经济的破产”“封建制度因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崩溃”的思想内涵。直到1947年上海出版面向中学生的期刊《读书与出版》第12月号上，孙起孟以通信形式对《故乡》作了符合当时时代特征的阐述，指出：“（《故乡》）这篇文章的主旨是什么？就在写艰涩的世道和凄苦的人情。这样的世道和人情反映出一个经济濒于崩溃的农业社会……它刺入相当广大的人民的感觉和情绪却又不陪伴他们老是沉湎在这样的感觉和情绪中，它要引导他们到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生活理想中去。”文章中饱含着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经济崩溃时期生活依然日益贫困的人们对建立新的民主政府的殷切期待。
早在1922年实施“新学制”时期，商务版《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率先于1923年把《故乡》选作课文，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出版的新国语教科书，《故乡》与蔡元培的《舍己为群》、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冰心的《笑》、周作人的《日本的新村》、都德的《最后一课》、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孩》等一批颇有时代气息的优秀作品一起，提供给新一代中学生以丰富的精神营养。此后的许多中学国语教科书，差不多都循着这一编辑思想把《故乡》选作课文，以致在五四以后的各种国语教科书中《故乡》成了超稳定的传统名篇。
新中国建立，直到“文革”爆发的前夕，《故乡》也还是一直被作为给中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重要课文。只是从1963年开始，《故乡》忽然从新编初中语文教科书中消失了。至于在“十年浩劫”中，绝大部分的语文教科书，除了《红灯记》《沙家浜》等少数新编革命样板戏，以及相当数量的毛泽东诗词以外，现代文学作品一概未收；后来，鲁迅的作品，只选少量的杂文，如《友邦惊诧论》《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短篇小说仍一概未收；到“文革”后期才选了小说《一件小事》《孔乙己》《药》和《祝福》，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几篇，就是没选《故乡》。说起来，“文革”中鲁迅是惟一受到超常尊重的现代作家，而他的《故乡》却竟然从拥有最广大读者群的特殊媒体——语文教科书中绝迹了。语文教科书编辑思想的这种“反常”现象，真值得深长思索。《阅读史》著者藤井省三作了这样的推测：这也许是因为，在“文革”中由于阶级斗争理论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因此，展示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阶级的“我”与农民阶级出身的闰土以及常常被归入小市民阶级的杨二嫂之间复杂的阶级关系的《故乡》，是一篇解释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视为反革命的危险教材。尤其是面对寂寞的“故乡”，“我”那种动摇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心理，在要求信仰“革命”、绝对忠诚于毛泽东的“文革”时期是不被允许的。日本学者搜求资料之广、之细，联系“文革”非常时期思考问题之实、之深，确是令人佩服的。
进入改革开放的1978年后，各种新编的、带有探索性的语文教科书纷纷编成出版。有人说，语文教材改革响起了改革开放后语文教育改革的第一声春雷，这是符合事实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惊喜地发现鲁迅的《故乡》又重新在语文教科书中出现了。只是因为当时的编辑思想相当活跃，多种教材形成了众多的、各有所长的编写者队伍，所以对《故乡》的构思特点和人物形象的评价，都能做到容许同中有异，不强求一致。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对市镇小手工业者的看法有所改变，于是杨二嫂便被看作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者，值得同情。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政治倾向和语文教科书编辑思想也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这在《故乡》被阅读的历史过程中得到鲜明的反映。
再次，以《故乡》为轴心，向四方辐射，形成纵横交织、连类而及、不断延伸的格局，使全书在单纯中显丰富，骨架清晰而血肉丰满。
从《故乡》的创作，引出鲁迅于同年以日本版《契里诃夫选集》为根据，选择了其中的《省会》。而契里诃夫这篇小说的故事梗概恰恰与《故乡》近似，都是写知识分子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回忆起难忘的少年时代，再次离乡时居然生出种种愁绪，竟而至于绝望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创作《故乡》分明受到《省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翻出新意。
从《故乡》的发表和随后收入《呐喊》小说集，引出以北京大学师生为主的“新兴读者群”，而这批新兴读者群又往往聚居于北京的四合院中，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四合院共同体”。“在异乡北京的‘四合院共同体’中，生活在共通的方言与习俗维系的生活中的学生们，以房间为单位或以院落为单位，轮流阅读一本杂志或者一份报纸，并且交流读后感。”这种盛行于“五四”前后的北京“新兴读者群”的特殊阅读方式，在一般的新文学史著作中是很难涉及的。
1923年《故乡》首次被国语教科书选作课文。以此为起点，《阅读史》依时间为序展开夹叙夹议的阐述：中华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时代教科书中的《故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邓小平时代教科书中的《故乡》。对不同历史阶段作为教科书中这篇传统课文的种种被阅读、被诠释、被评价的过程及其内容作了充分的论述。更为难得的是，《阅读史》著者在搜求资料过程中还为我们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语文教科书史料。如1938年日军侵占北京后设立“新民印书馆”，当年12月便出版《初中国文》，全套六册，其中第四册就收有《故乡》。又如“文革”后期的1975年，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语文教科书均未收录《故乡》的背景下，著者却发现昆明市编辑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文选读》中却收有《故乡》，编者还专门写了长篇的解题和分析文字。这些史料，均为一般语文教材史所未见。
除了上述连类而及的丰富史料以外，研究作为经典名篇《故乡》的阅读史，竟然还全面引述了中国当代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钱梦龙讲授《故乡》的著名教例实录，这就使《故乡》阅读史的研究不仅止于理性的和静态的，而且切入课堂教学实践，使研究富有感性色彩和动态特征。著者最后说：“在邓小平时代，与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开放政策并行，教育界也重新提倡独立思考，这也具体反映在对《故乡》的阅读史与讲授之中，于是出现了1981年钱梦龙的授课风景。”
读完《鲁迅〈故乡〉阅读史》一书，颇多感喟。一个日本学者，克服语言交流中的障碍，在中国北京、上海等地大量搜寻资料，以致使北京等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深为感动，目的只是为了把鲁迅名作《故乡》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语文教科书中被收录被阅读的历史过程搞清楚，使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开创出一种新的格局、新的视角，其精神确实令人感佩。由此我联想，如同《故乡》一样，冰心的《笑》和《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背影》和《荷塘月色》、梁启超的《最苦与最乐》和《敬业和乐业》、都德的《最后一课》、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孩》、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顾颉刚的《怀疑与学问》等都是几十年来语文教科书中的传统名篇，都可以作为跨越若干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的典范选文作深入的研究；至少可以把这些研究成果作为结撰现代语文教材史的基础。可惜的是至今还没有人涉足这一领域。我写这篇读后感言，无非是呼吁我们的学术同行都能读一读这部由日本学者藤井省三所著的具有独特视角的《阅读史》，并由此产生扩展中国现代语文教材史研究领域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