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和“做事”：以码头工人为例看民国前期工会与旧式工人团体的关系———个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论文,旧式论文,为例论文,社会学论文,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0)01-0175-06
一、民国前期码头工人的状况及其旧式团体
虽然陈达在统计都市化劳工的数量时并未将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包括在内，但他们还是被视为“都市化工人的重要项目”①。清朝中后期，随着清政府在长江中上游的移民开发，以及后来帝国主义殖民者沿着江河湖海深入内陆的进程，商品贸易在长江沿岸各通商口岸日益兴盛，码头工人的数量也与日俱增，他们主要是来自城市周边农村的破产农民。据1920年刘云生对汉口码头工人的调查统计，仅汉口江岸从事驮货之搬运工人“实有一万余人，火车站街头巷尾，皆有此辈足迹”②，同时期上海的码头工人则有五万人之众。据有关统计，1919年全国各城市中码头工人总数大约达到了三十万③。
与拥有技术资本的工匠不同，这些从乡村来城市谋生活的普通农民自然大量地涌向基本没有技术门槛的都市苦力行业，也因此结成了自己的团体来应对他们在异地他乡都市生活的压力。这种团体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带着一定的经济上互助的性质。瞿秋白在《中国职工运动的问题》中写道，“苦力和劳动者极大多数是离着家乡很远，并且很难找着工作，所以他们自己也有这一类（会馆式）的组织，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同乡的帮口是互相帮助寻找工作，和别帮人争夺工作的组织，这不仅是一种什么地方主义，而且是极残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④。但是，和同样建立在地缘关系上的手工帮相比，苦力帮的组织结构相对比较扁平，“与熟练工人组织的手工帮不同，无师傅与徒弟的关系，除头目外，各劳动者都处于同一的地位。头目代表他们交涉工作及收取工钱，把其中几分之几自取，几分之几则贮藏着作疾病或因他事而不能工作者的生活费、扶助废疾者费、给死者葬仪费，余下的才分给各劳动者”⑤。
由于各地民间传统不同，有时候帮口也在地缘关系上附加一层血缘关系纽带，并以此为界限将日益增多的码头工人分等，按亲疏远近决定谁能优先获得劳动工作权和享受较好的拆账比例，在家族主义较为兴盛的福建地区我们可以看到码头上的家族势力： “他们依恃权势，霸占码头，按同姓家族组织诸如‘家族自治会’这样的封建行会和帮派，作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把头联合统治码头的工具。在这种封建家长制的法西斯统治下，厦门码头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统治码头的反动家伙们……强迫同姓家族的工人加入‘家族自治会’，并交纳高达工资百分之三十的会费，否则就不能在码头做工；非同姓家族的工人只能做‘散工’，却同样要交纳会费，并受家族自治会大小工头的统治”⑥。
无可否认，码头工人中的帮会帮口等旧式团体具有权力主义的色彩并对工人进行程度不同的剥削，但正如裴宜理所说的那样，它也同时为码头苦力工人“提供了进入令人生畏的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入场券”⑦，同乡身份（或同帮身份）和工作机会之间存在密切关联，这使得大量无法采取个体脱离策略的底层苦力工人不得不依赖这种团体组织。帮口和帮口之间一般会根据长期以来的习惯原则，按港口的位置和装卸货物的种类划分势力范围，但由于总是僧多粥少，工人之间争抢货物和码头时有发生，并引发帮与帮之间惨烈的械斗，也即“打码头”⑧，地缘冲突引起的劳劳纠纷甚至超过了劳资纠纷，在码头工人的械斗中可以看出“地缘关系压倒了阶级关系”⑨。共产党早期的劳工组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它所要面对的正是这个“阶级知识不足”的工人群体。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 “中国‘现代’式的工会运动，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开始的”，“中国劳动者的团体，有它自己的特殊历史，有种种特殊的形式，但无论如何是不能与现代式的工会同日而语的……中国很少产业工人，主要都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因此在工人中也就只有行会，只有帮口，只有秘密结社”⑩。
二、早期的码头工人工会工作
（一）“正名”的要求——以阶级的组织替代帮口
虽然码头工人人数众多，但早期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只是注重对其进行，“劳工神圣”的启蒙，而并没有过多关注其内部组织。1920年，陈独秀在对上海船务、栈房工人的演讲中提出“盼望做工的人快快觉悟自己有用，贵重”(11)。直到1923年12月，邓中夏在总结共产党成立后工人运动情况时仍感到，“尚有两种有力的工人没有组织起来，其一便是各口岸的码头工人”(12)。有研究者认为，之所以会如此，首先与党成立初期的工作方针和重点有关。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共产党公开领导全国职工运动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不久（1921年8月）即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13)，其成立宣言提到了工会组织面临的挑战，“劳动者把他们自己分成什么宁波帮、广东帮、江北帮等等是不行的。这是把自己分裂的方法，怎样能拿这种团体来和资本家奋斗呢？我们只能把一个产业的地下的劳动者，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少，都组织起来，做成一个产业组合。因为这样一个团体才能算是一个有力的团体，要这样的组织法，劳动者才能用他们的组织力，做奋斗事业，谋改良他们的地位呢”(14)。简言之，党制定的工会工作的宗旨是：铲除帮口，按产业组织工会。
通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共产党这时期的工会工作宗旨在两个方面与在码头工人中开展工作存在潜在矛盾：第一，从工会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早期的工会组织要求“正名”的强烈意愿。前述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宣言强调了其组织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的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的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15)。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不但主张劳动者的联合，而且联合要建立在阶级的基础上。因此，在共产党早期的工人运动领导者眼中，码头工人帮口等劳动者原有的旧式团体“当然不是阶级的组织，而是同乡性质的组织”(16)。它们只能造成工人阶级内部分裂，以地域为特点的组织方式限制劳动者的组织力，无法和强大的资本家对抗。它并没有被视为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而是必须去除的封建包袱。如何破除封建帮口的影响，真正按团结整个阶级的目标将所有的劳动者都联合起来，共产党的工会组织需要不断做出“正名”的努力，强调其与原来的工人团体的区别。
第二点，码头工人相比于产业工人来说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我党成立初期并没有以其为工作重点。在中国共产党早期论述中，与机器大工业相联系的产业工人，也即工业无产阶级才“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17)。在从事新式工业的产业工人中建立产业工会既是任务所需，也是因势利导，例如在上海印刷界便成立了上海印刷总工会(18)。也就是说，按产业组织工会的工人运动方针本身就是适应新式工业的组织方式而提出的，这也反映了早期共产党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所制定的工作重点。尽管码头工人作为都市苦力工人所蕴含的革命力量也引起了党的注意，“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但“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生产上的重要”(19)。再加上码头工作劳动地点不集中，各码头依附的产业也不尽相同，这一点与党按产业去开展工人工作的方针存在矛盾。其结果是，“中共以行业划分来开展工作的战略进一步削弱了将码头工人团结起来的可能。例如，英美烟公司码头与邻近的日华纱厂码头就属不同的党组织开展工作的范围”(20)。
（二）“做事”与“正名”张力下不断调整的工会目标与行动
“阶级互助的大道理”如何能够为普通工人所理解，这的确不是理想主义的宣言所能解决的。在“正名”之外如何“做事”，也即如何具体开展工人运动，的确是经历了一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其间工会对旧式工人团体的态度也经历了一番变化。
虽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宣言声称要按阶级的原则来组建工会，但在组织力量尚弱小的时候还是没有完全另起炉灶，而是决定“工会组织采用下级组织”。这里以广州的工会工作为例，1924年《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决议案》决定，以重新注册、认定旧有的工人团体的方式，党着手对工会内部的组织进行整顿改组：“在此次代表会闭会之后，各工会应设法整顿各工会内部组织，以增加团结力量。其组织之法，需依照下列方法：一、将旧时工人小团体如俱乐部、寄宿舍、外寓、馆口、堂口等等，在工会注册，认为正式团体，作为工会之单位，受工会指挥”(21)。
但工会即便是组织起来了，工会与工会之间还是时常大打出手。对于工人之间常常发生的械斗互殴，党的工会组织会做出批评，并以此作为开展阶级教育、启发阶级情感的契机：“你们组织工会，不去对付剥削你们的敌人，拥护自己的利益，而专门对付同阶级的兄弟，抢夺自己家人的饭碗。你们不去打倒帝国主义、资本家，而来争打自己家庭的兄弟，你们是何等的错误！……切不可因为一点小事，就失掉同阶级互助的大道理！”(22)。
有学者认为，共产党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将革命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成功地本着阶级自觉性扫除了工人帮口帮会的障碍(23)。但至少从上海码头工人看来，情况不尽如此。裴宜理指出，国共两党干部都竭尽全力去吸收关键的码头工人，但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码头把头对工人有着严密的控制和绝对的权威。共产党也曾经利用过同乡关系，派出湖北籍的学生接近湖北籍的上海码头工人，传播革命思想，但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之后这种积极影响也就风流云散了(24)。在五卅运动中，大部分参与罢工的码头工人是为了得到罢工费，而非出于阶级觉悟。截止到抗战结束时，在上海6万多名码头工人中，共产党员只有区区16名。事实上，封建把头的障碍直到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才得到彻底解决(25)。客观地说，由于工人过于流动，行业内部分裂以及把头权威，在码头工人中要“做事”都极其困难，更不要说“正名”了。
有了这一点对史实的认识以后，再来阅读1931年党的工会历史文献就会发现，王明路线时期即使已经认识到做事的压力，还是在不断正名，的确是“左倾”。1931年3月全总发出了两封致各地工会的信，一封反思了立三路线中只提普遍政治口号，忽视具体各行各厂工人迫切经济需求的错误，但另一封却又强调在辅助组织的工作中“要反对离开无产阶级意识的做法”，“可以利用其他封建团体，如用同乡会、帮口弟兄会，但应该是打破这些封建关系，发散我们的赤色工会的政治影响，实行他们的内部的阶级斗争”(26)。
抗战爆发之际，全总明确地提出做事的目标——对内和平，对外抗战。革命目标因应时代发生变化，全总不仅暂时放弃了“正名”的要求（“我们目前的职工运动再不是打击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做事上也更灵活，承认可以利用“不拘形式的秘密结合”去团结工人(27)。
三、小结与引申讨论
本文主要结合码头工人运动的历史文献，以“正名”和“做事”的概念梳理了中国共产党在民国前期工会工作及其与旧式工人团体的关系。在工人组织需要“正名”的要求之下，工会对旧式的工人团体势必持负面态度，将之视为封建残余，是需要改组、打击和排除的对象；在某些特殊历史时期，“正名”的要求暂时隐退，党可以运用这些组织形式来团结工人一起“做事”，但这仅是权宜之计。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即使不考虑封建把头的因素，码头工人的旧式团体中无论是行业还是地域的联合都不是最理想、最终极的团结工人之道，因为这里面暗藏着分裂主义，不利于凝聚整个阶级的力量。
透过民国前期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不断在尚未成熟的工人中植入阶级话语，试图强行呼唤出来一个一般意义的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主体。这里就引入了一个对阶级政治的适用性的讨论，这也是近年来劳工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毕竟，我们所习见的劳工研究论述都是以阶级分析为框架的，而且是在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但从E·P·汤普森强调工人文化传统对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意义开始，劳工研究逐渐开始重视工人的文化认同，裴宜理更是径直提出“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她讨论不同地域、产业、性别的工人如何在身份政治的影响下形成了小范围的团结，开展了有力的集体行动(28)。沈原对于建筑工人“关系霸权”的研究也指出，在劳动关系之外，工人也将其亲缘、邻里、乡亲等社会关系带进劳动过程，这种关系枷锁一方面可以约束劳动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联合建筑工进行抗争的纽结(29)。此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Peter Evans教授更是将他的劳工研究带回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意义，他突破了民族国家的限制，强调在全球化时代，要以全球无产阶级及其各类型组织的联合来应对跨国资本的挑战(30)。
裴宜理、沈原和Evans的研究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阶级政治是否是我们今日进行劳工研究的唯一框架？我们是否有可能在低于阶级或者超越民族国家的层面去开展斗争？阶级并非根据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自动形成，我们是否应该在现有的关系基础上去实现团结，而无论既有的关系是地域性的团体还是跨越国界的联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今天农民工群体按地缘、同乡关系形成的自发结合，这种现象在今天仍然层出不穷，警惕者有之，冷眼旁观者有之。对它们到底是打击、限制，还是留存、利用？抑或应该是鼓励、争取？让我们珍惜历史经验，以史为鉴。
注释：
①陈达：《中国劳工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9页。
②黎霞、张弛：《近代武汉码头工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武汉：《江汉论坛》，2008年第10期。
③刘秋阳：《码头工人与五四运动》，南昌：《党史文苑》（学术版），2006年第8期。
④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3页。
⑤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
⑥厦门市交通局搬运公司工人写作组、厦门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编写：《仇满鹭江潮——厦门码头工人家史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页。这本“文革”期间的诉苦运动中码头工人写作组编写的回忆“阶级仇民族恨”的小册子，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烙印，但留心的读者仍可以穿过阶级斗争的话语之幕观察到有意义的史实。
⑦⑨(20)(24)(25)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4、33、319、318～320、319页。
⑧黎霞：《民国武汉码头劳工纠纷及其影响：1927-1937年》，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⑩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1页。
(11)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职合会演说》，载《独秀文存》，芜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01页。
(12)刘秋阳：《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码头工人的认识及启蒙宣导》，南昌：《党史文苑》（学术版），2007年第2期。
(13)王永玺、何布峰、曹延平等主编：《简明中国工会史》，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第12页。
(14)该宣言落款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特立等二十六人”，张特立即为张国焘，时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参见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1958，《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北京：工人出版社，第2页。
(15)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2页。
(16)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北京：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3页。
(17)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页。
(18)陈达：《中国劳工问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08页。
(19)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页。
(21)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70～71页。
(22)《1926年4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就工人互相殴打事告工人〉》，见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1，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216～217页。
(23)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38～339页。
(26)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323-325页。
(27)《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职工运动的经验及转变方式问题》，见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工会历史文献》3，北京：工人出版社，1958年，第711～720页。
(28)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9)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94～270页。
(30)Evans,2005,"Counterhegemonic Globalization: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In Thomas Janoski,Robert R.Alford,Alexander M.Hicks & Mildred Schwartz(eds.),Handbook of Political Sociology:States,Civil Societies,and Globaliz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