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复性、回忆性与修复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重复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思想史的重复性、回忆性与修复性 利奥塔，这位法国新尼采主义者，作为后现代主义叙事最有名的倡导者，曾经提出过“重写现代性”①这个著名口号。为此，他借用弗洛伊德《记忆、重复与修通》(1914)一文中的措辞，提出有三种书写现代性的方式。第一种是重复，它出现于被压抑的想法重新返回并萦绕着主体时，是某种不受主体意识模式所控制的结构，它让他或她强制性地重复一个动作。如俄狄甫斯便逃脱不了自己的命运。第二种是回忆，即现代主义记忆的模式。主人公开始意识到不能受制于匿名的结构，于是试图去寻找令他遭受痛苦的原因，起源与结果成为他最关心的问题。利奥塔采纳的是第三种“修通”(durch arbeitung/working through)(亦译“透析”)，以此方法来重写现代性。这种重写并非从头开始找一个绝对真实的零度状态的史前史起点，也不是弗洛伊德式的回忆那被压抑的无意识的过去，而是“既是回归又是想象未来”的双重性过程。“重写”并不像我们最初期待的那样，能够还原或再现最初的场景，与其说它是在回忆，不如说是在忘却；与其说它是在提供关于过去的知识，不如说它是一种突破规则、创造现在与未来的艺术活动。 作为马克思思想史的书写者，我们有重写思想史的义务与能力，而没有必要简单挪用利奥塔的方式。但他对自己历史的无意识的强制重复的批判，对寻找原初历史真相神话的批判，和对通过回复与展望的双重努力的渴望，是有借鉴作用的。利奥塔重写现代性的努力与初衷并非是一笔勾销启蒙与现代性的历史合法性，而是指出现代性宏观叙事的粗暴性，试图展现被压制的那些沉默的环节与声音。重写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学者们自然不能回避与否认的传统专业思想史中曾经被压制的某些不在场的沉默声音。恢复这些场面与声音，不足以颠覆或危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整体合法性或崇高感，倒是有助于实践性地阐释这部崇高历史的复杂性与开放性的内涵。 在列宁著名的《谈谈辩证法》一文(1915)写作整整一百年之际，写一篇从当代视野整体反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与经验教训，追问其未来走向的文章，无疑是必要的且有充分理由的。问题是从何种角度入手来写这一百年、甚至远推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从创立至今的170年的历史?一种惯常的写法是认为这部历史是不断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一部多元化的发展的历史，一部始终受到挑战因而需要明确的立场方法的历史②。 作为对利奥塔以上所述的“重写现代性”方法的回应与借鉴，本文旨在从另外角度思考这部历史。这就是思想史有着“发展性”之中的“重复性”，有着表面“多样性”之下的相互冲突着的“回忆性”，有着坚守立场与拒绝历史之对立之外的“修复性”。 首先要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历史在表面的发展特征背后实际上是有其“重复性”的无意识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一个“标准的”唯物辩证法的经典形态、经典设想，而是通过“反复的”、多次的从反思自己哲学的思想与现实前提过程中，在反复地克服与超越古典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思维前提的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不同的辩证法理解与想象的视野及叙述形式。“不断重复着的”与“修正着的”经典叙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最重要的“活东西”，而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某种辩证叙述形式固定化教条化，这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最僵化的“死东西”。所以“重复性”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活的”生命力或者“韧性”的一面，也存在着被僵化的“死东西”的一面③。 所谓“思想史重复性”之说，是针对曾经最为强势的进步积累性之范式而言的，既有褒义也有贬义。所谓褒义的重复性，是说思想史上总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与范式，会不时地间断性反复性地被讨论，而不像单线性进步论所假设的总是在一个问题上“走到黑”，或者在一个问题上不断积累，也不像断裂论所说的那样总是新问题不断。例如俄国思想史上的民粹派与合法派之争，这种现象其实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出现过，如日耳曼浪漫主义与法兰西主义之争。而今天的普世价值论与后殖民主义之争何尝不是这种合法派与民粹派之争的又一次改头换面的再生产? 所谓贬义的重复性，是指思想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病症，即当一个时代与社会出现危机而人们没有新的思想灵感之时，就会重新陷入他们可能遗忘的传统的集体无意识的思维定势与强制之中。如民族主义、虚无主义或者如马克思主义内部经常出现的修正主义现象，都是当社会出现了人们无所适从的危机，包括经济政治危机，特别是文化认同危机时，思想史上那些病症就会不请自来。就像弗洛伊德讲的精神病人，间歇性地无意识地做同一个动作，以此掩盖病人自己无法想起的那种焦虑恐惧。一旦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人们就会习惯性地想到通过货币流通控制来解决一切问题，而没有想到，货币诞生之最初原因就是经济生活中遇到了危机与矛盾，而不得不发明的一种转移方式。再如，在出现周期性动荡与政治危机时，人们就会想到民族、国家、爱国主义、政治强人，仿佛它们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而忘记了国家本身恰恰就是社会陷入不可解决矛盾的一种征候④。虚无主义或价值多元主义似乎是现代历史的思想病态，其实这也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文化认同危机的社会文化病症。春秋战国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希腊化怀疑主义之于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之于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次，所谓思想史的“回忆性”，就是试图走出这种强制的失忆的自我重复的病症，并试图在记忆中发现所谓“曾经的本来的我与历史”，对掩盖历史真相与弥天大谎的历史进行复仇。通常的说法就是“从前的历史是错的，而我现在要告诉你历史本来是这个样子”。只有对过去一再统治着我们的假历史进行摧毁与报复，回到原来历史，我们才能获得解放。照此来看，20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的表面多元化发展，实际上就是由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集体遗忘”辩证法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或者历史断裂所造成的“回忆焦虑症”。今天我们面临着另外类似的范式危机与历史断裂。在此情势下，20世纪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要成果标志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其多元发展背后有一个重新回顾与回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来源的焦虑与期待，即不是完全在已有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的辩证法，而是由范式危机引起的“回忆式”地寻找所谓辩证法的“本真”形态与意义的问题。在此意义上，多元化辩证法发展其实是对第二国际辩证法无意识的失范的一种报复。 再次，所谓“修复性”历史，其表现就是试图从第二种“报复性的”、彻底否定性的历史情结中走出来，指出历史的不可呈现性与不可重复性，认为思想历史正是在超越重复式思维与报复性思维过程中慢慢健全与丰富起来。今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面临的主要挑战有20世纪以来的后形而上学的分析哲学与实证主义，特别是以普世主义自居与历史终结论为特征的自由主义，但更大的挑战或启示来自于以原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分化或变形的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在于，拒绝与否定一切形态的总体性的思想史的言说方式的合法性。后结构主义式的总体思想史终结论或宏大思想史终结论与差异性微观思想史的兴起，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挑战与启示，即它在当代的命运、价值与可能的视野，是需要从已有的历史强制记忆中走出来，修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中的潜在的激进的能量，面对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发展这个“自在之物”本身。 二、马克思经典辩证叙事之“重复与差异”的游戏 关于思想史的叙述方法问题，马克思本人专门着墨之处并不甚多，但至少有两个经典案例值得我们回味，这都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有关。第一个案例是马克思在评价重农学派的历史贡献时说，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有表面与内在之分，必须把他表面上的叙述形式与其真正想要叙述的形式区分开来。比如重农学派就是披着封建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斯宾诺莎是位穿着神学外套的资产阶级无神论唯物主义哲学家⑤。第二个案例仍然与重农学派有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这样形容重农学派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对于重农学派来说，也像对他们的反对者来说一样，争论的焦点倒不是哪一种劳动创造价值，而是哪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因此，他们还没有把问题在初级形式上解决，就先在复杂了的形式上进行探讨。正如一切科学的历史进程一样，总爱经过许多曲折，才能达到它们真正出发点。科学与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空中楼阁，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⑥ 笔者认为，这两个方法论案例用在马克思的辩证法叙述问题上也是合适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马克思本人想让同时代人明白的叙述形式与其本人想表达的叙述形式区分开来，必须把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叙述形式与马克思本人的辩证法叙述形式设想为科学思想发展中的上层与基础的关系。如此来说，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之于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有些像重农学派的价值学说之于古典经济学。就其复杂程度与精细程度而言，古典哲学辩证法比马克思的辩证法要精细复杂，但却是没有打好自己的现实基础，是在工业社会真正到来与真正被理解之前，便把对工业社会的神秘憧憬与理想化的批判预先说出来了，而最基础的最核心的现实逻辑研究工作却交给马克思他们了。在某种意义上，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一生是否逃离了黑格尔，而在于为什么黑格尔在很多问题(比如在异化、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研究上反倒比马克思的辩证法精神“更彻底”：“黑格尔曾经一度与马克思一样想要在实际中消灭异化，而在后来鉴于某些历史事件而不得不推翻这种想法，他看到的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辩证运动过程，理念在其中熠熠发光，而马克思则预见到了历史的一种终结。”⑦马克思为了完成其关于辩证法的最基础与核心的问题的探讨，只是在某些个案(比如价值形式问题上)“小试牛刀”，但并没有阐发出像黑格尔与康德那样丰富而全面的辩证法体系。所以辩证法的历史并不是从抽象到具体的、从简单到复杂的目的论历史，而是倒过来的，从发达的具体的系统的辩证法到解构的与局部的基础的，甚至是抽象的辩证法的“倒转”。 关于马克思辩证法的叙述方式，最著名的说法就是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这是马克思本人想让其同时代人明白的一种通俗形象的说法。但这个说法与其说把问题简单化了，倒不如说让问题复杂化了。对此“颠倒论”，阿尔都塞诟病甚多，认为这个说法不如把马克思哲学革命理解为一种哲学总问题结构的根本转换⑧。笔者这里想说的是，马克思对自己唯物辩证法的创立过程，既非一个简单的颠倒过程，也并不是阿尔都塞意义上的认识论断裂，而是一个带有重复性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马克思并没有实现他自己所说的“用几个印张”把黑格尔神秘的唯心主义形式的辩证法，改造成人们能够明白的“合理形式”这种设想⑨。后来苏联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构想论的近乎执著的探索与复原工作，其实是不着事情根本的。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真正有价值的“活东西”就是数次反复地对自己的哲学前提的批判与反思过程中所形成了几种辩证的叙述方式。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个不断地反思哲学这种“无自己单独历史的意识形态”之思想前提的历史认识过程，主要是批判、怀疑和否定近代哲学的思想前提，不断地反复追问其思想前提或来源是什么，从而达到对以往哲学思想前提的重构，并生成新的思想前提。作为对哲学思想前提的反思与重构的思想活动，马克思辩证法，一方面是针对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唯心主义(观念论)前提的反思和改造，另一方面是不断地对自己哲学思想前提的反思和改造，这确实是一个“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双重性的反思过程。 马克思关于辩证法问题的探索、研究与叙述，主要经历了这样三次重要的异质性理论努力：人本唯物主义辩证法；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辩证法；以批判资本逻辑统治为对象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性批判辩证法，即历史认识论的辩证法。在这其中，每一步的理论深入都是对前一次思想前提的反思和突破。 马克思在创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其辩证法是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人本唯物主义辩证法，这是马克思辩证法探索的第一个阶段。其主要任务与内容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观念论的哲学思想前提的反思和批判。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启发下，把黑格尔所神秘化的从而抽象化发展起来的观念主体转换成感性的、现实的、实践的人的主体性。当然，马克思也含蓄地指出了费尔巴哈由于“过分崇拜自然”而简单地抛弃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理论缺陷，从而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作为推动与创造事物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⑩的伟大意义。这里须强调，虽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看到了人类历史是通过人的物质劳动创造的过程，但当时他的辩证法终极归宿或无意识的叙述逻辑前设仍然是“人的本质的复归”，即照例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目的论体系，仍然是循环论证，具有很强的泛逻辑主义的思辨色彩。这是因为，马克思此时还没有研究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历史的活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而是把人的本质看成是所有人共同具有的类本质，从而没有找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现实前提。 1845年之后，马克思实现了实践观和人学观上的革命，走向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这是马克思辩证法探索的第二个阶段。该阶段的辩证法是以物质生产实践为理论地平线的社会历史生产的辩证法，这一基于社会历史生产逻辑的辩证法虽然是客体向度的，但不同于后来苏联教科书所揭示的所谓“客观物质世界所固有的”、因而缺乏主体性的(即“无人的”客观规律世界)辩证法。此时，马克思所说的辩证法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基，历史的规律性是建立在人的活动的基础之上。因此，这种历史辩证法既体现主体的活动，又表现为客观的规律，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的统一，是基于生产实践活动视野之中的反思性的客观历史辩证法。黑格尔的问题是把现实的人的活动变成了神秘的精神活动。对于黑格尔的这个“颠倒着的”客观精神世界，马克思不是将其重新颠倒为同样无限的客观物质世界，而是颠倒为人的现实主体的生产实践活动过程，也就是把无限的绝对精神逻辑变成现实的、有限的、人的能动活动及其关系形式。如果说黑格尔是通过绝对观念来创造万物与历史，那么马克思则是通过对工业实践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发现，现代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由工业和世界交往引起的，这一世界历史不是局部的，而是普遍的；不是观念的世界历史，而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物质过程。正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和人的劳动过程的研究，马克思把黑格尔以绝对精神所统摄的历史改造为一部人类劳动创造人类生活的历史。 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进一步发现，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改造，既不是把它还原成感性的人的现实活动就能将其克服掉，也不是把它简单地还原成一部人类生产发展的广义历史就能摒弃掉，而必须把它限定在其所赖以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范围内的前提下。也就是说，马克思辩证法历史观要想与黑格尔辩证法实现真正的决裂，是不可能仅仅用一种同样的形而上学的超越历史的人的实践活动辩证法，或借助于一种普遍的客观的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就可以实现的。马克思此前的这两种辩证法探索的尝试，固然要比那种把绝对精神主体重新颠倒为物质世界本体论的传统唯物辩证法要深刻得多，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克服黑格尔辩证法的非历史的泛逻辑主义思维定势。 只有对资本主义历史颠倒性客观社会存在这个特殊的哲学前提和历史本质加以批判，古典唯心主义的秘密才能得以解释：思辨的颠倒的唯心主义逻辑，其现实前提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客体颠倒的物化统治。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开始了对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第三次改造和重建，创立了历史认识论的辩证法，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第三个理论形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黑格尔《逻辑学》式的“从抽象到具体”的叙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他所能找到的在理论上再现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发生、发展过程的最好方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不是为了眼前的直接的物质生活需要，而是为了追逐剩余价值，是一种抽象的价值驱动和支配下的现实的生产与再生产。 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化的历史，作为一个现实的本质的物，仿佛是自动生成和统治世界的，它和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观念生成万物的逻辑是“同构的”，或者说具有“家族相似性”。也就是说，要想洞悉这个由抽象物所构成资本逻辑世界的真相，任何感性的唯物主义反映论都是无济于事的，而是需要同样的抽象思维和反思思维才能把握。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剩余价值现实的历史活动过程与黑格尔绝对观念自我外化、自我扬弃的过程恰是高度一致的，正像绝对观念是遮蔽了历史起源、社会起源和意识起源的形而上学怪影一样，资本主义也总是想尽一切办法遮蔽自己作为以往历史结果的前提，将资本生产的前提当成永恒的自我运动。在马克思那里，从抽象到具体当然不是观念生成万物并在万物中认识自身、实现自身的唯心主义的神秘过程，也不只是科学再现事物的研究方法，而是揭示资本主义特殊的必然的历史特征的科学方法。所以，在这里马克思把对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的形而上学批判和对资本主义拜物教、资本主义主客体颠倒、资本逻辑的批判放在一起。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起来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然是有限的社会历史生产本体论，以及同样有限的社会历史认识论和作为再现与把握这种独立现实的批判性思维逻辑三者之间的异质性矛盾与统一。 进而言之，马克思经典辩证叙事体现为三重性世界或视野及其相互间的移动：(1)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这个颠倒着的客观的前提的历史批判；(2)把资本主义这个主客体、现象与本质颠倒着的现实加以重新颠倒与本质再现的历史认识论；(3)对掩盖着资本主义现实的形而上学逻辑范畴本身的现实前提的反思与批判，从而把意识形态批判转变为现代性社会批判。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经典的历史辩证法认识论或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异质性、矛盾性与总体性的视野。这三种视野并不是一种先验的统一性共存性关系，而是相互揭露着对方的虚假性片面性，同时又相互依赖着的、不断生成着的移动着的矛盾着的历史结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是将现实理解为并不现成在场而是充满着矛盾的历史过程，是从特定历史主体角度出发，有层次地、有界限地再现某个暂时性在场的过程。 三、20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回忆性焦虑与多样性发展 马克思逝世之后，他的辩证法思想变成了一份充满着歧义而沉重的遗产。作为其第一批继承者，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普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消极厌倦态度(普列汉诺夫倒是个例外，但也并非真正懂得辩证法!)。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翼理论家们甚至认为马克思没有哲学而只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与达尔文的密切关系远胜过他与黑格尔的关系；甚至连梅林都认为，社会民主党可以从尼采那里学习到自己需要的哲学，由此导致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证法问题上的集体失语与短视。 列宁先是经过一段类似于第二国际的哲学失语期，试图通过马克思与达尔文的结合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通过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结合来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第二国际的破产使他彻底明白，并非费尔巴哈式“庸俗的”唯物主义，而是黑格尔式“聪明的”唯心主义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精髓之正道。列宁在20世纪初，最早意识到“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整个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中心线索!列宁发现，马克思辩证法思想之最高成就或最后形态就是《资本论》这部“大逻辑”!列宁指出，自从马克思逝世以来，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根本不知道，如果不通过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可能理解《资本论》、特别是其第一章关于一般价值形式的辩证法(11)；反之亦然，如果不借助于《资本论》这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危机的历史辩证法著作，我们就不可能唯物主义地理解与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 由此，列宁点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高度统一性。对于列宁而言，辩证法既是关于客观世界本质与发展规律的本体论，又是历史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论，也是科学地研究与叙述的思维逻辑。这就为我们今天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廓清了思路，指明了正确的思想方向。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局限，特别是出于对俄国党内的复杂政治斗争形势的顾虑，列宁并没有沿着已经形成的基本思想逻辑作进一步系统的思考，也没有来得及对十月革命丰富的斗争实践所包含的辩证法经验进行系统的理论提升。所以，列宁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统一的思想仍然没有超越近代唯物主义本体论的隐性思维定势以及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思想束缚，乃至于整个近代认识论枷锁之束缚。简言之，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留下的最大分歧就是他没有明确所谓的“三统一”归根到底“统一于什么”?至少就其自觉层面而论，列宁仍然固守着恩格斯所假设的自然界固有的客观本体论或辩证法这个天条或戒律。他一方面看到了辩证法与认识论的高度统一，但另一方面却没有勇气彻底地打通认识论与社会历史批判的内在关系。再加上斯大林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近代唯物主义的高度发展，这一决定性结论直接误导了后来的苏联教科书体系把认识论非历史地当作从本体论意义上的辩证法过渡到历史观的最后一个环节。从马克思哲学革命已经达到的高度水平来看，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把认识论置于历史观“之前”、“之外”来加以单独地阐述的逻辑思路，显然是“前马克思主义”的做法。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路方向是从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记忆与历史开始的，可以说是在哲学史内部的批判回忆想象中批判资本主义的，而不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与革命实践过程中思考与探索辩证法问题，由此走向了与苏联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道路。他们倚重人的主体性，强调对资本主义拜物教批判的辩证法维度，但是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程度不同地回避、忽略乃至于最终取消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社会历史前提和社会历史基础，缺少对社会历史现实前提的反思，而置辩证法于越来越缺少现实社会历史特征与内涵的抽象主体基础之上，使历史唯物主义向着“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人学辩证法形态倒退。 强调人的主体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学辩证法，其根本的理论误区之一就是，把社会生产的客观历史决定作用这种永恒前提混同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占主导地位的主客体颠倒的物化统治现象，用一种异化批判的主体辩证法逻辑取代了生产方式理论的核心地位。这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束之高阁，忽视了社会历史客观发展的矛盾本身的革命性辩证法。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社会客观现实看成应当加以否定和摧毁的“惰性的”、绝望的、消极的压迫力量，断然地舍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同工人阶级的革命觉悟的结合中介上寻找革命道路的辩证法思想，而舍本求末地在文化、意识形态、无意识、欲望等等这些表面上越来越重要，而实际上仍然是次生的边缘的领域，寻找克服现代性顽症的济世良方。在一种悲观主义与精英主义的虚幻信仰驱使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进一步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基本矛盾及其历史必然发展趋势的深层理论逻辑，而把无产阶级所代表的人类历史解放目标“聚像化”或“伪具体化”为一种“瞬间性在场的”或“情境式”的都市生活艺术想象。 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则反对人本主义辩证法思潮，相应地也就回避了辩证法的主体性维度。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逻辑是物质生产实践与社会关系生产的历史辩证法，而阿尔都塞则将其“结构主义化”，变成一种非历史的(共时性)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多元决定论，从而把客观的历史决定论转换成为无主体的、非历史的结构决定论。用无主体的、无历史的结构取消了人的主体地位，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物化统治批判，成了另一种悲观主义。作为对人学辩证法的反动，结构主义辩证法是以否定马克思辩证法之历史原则和主体原则的方式出场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历史性，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和人本主义的根本断裂，这还有辩证法吗?答案是有的，阿尔都塞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反实证主义的理性主义的认识逻辑，这是辩证法的一个内在特征；其优点是批判了实证主义，超越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性幻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主体，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思考了主体问题。阿尔都塞把主体看成是构成的，而不是先验自明的。他一方面瞒天过海、韬光养晦，以批判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与实证主义为名，而实际上对苏联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做了釜底抽薪式的瓦解；另一方面，以反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名，而把更为隐蔽且顽强、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政治哲学基础——基督教神学论、逻格斯中心论一网打尽，也就是对自笛卡尔以来以追求自我意识统一性为己任的“在场的”形而上学主体论进行了彻底的颠覆。阿尔都塞是想通过“斩断”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联系，决意以“矫枉过正”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逻辑关系或者重叠而暧昧的关系发生一次“根本断裂”，以此来再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真正的变革性面目。这也在一定意义上算是对马克思一生都没有完成的“对从前哲学信仰的清算”，或者对哲学理论的非哲学前提反思的继续，然而这项工作仍然没有完成，却有可能引向歧途。 阿尔都塞的那些“后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之所作所为便是明证。可以说，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问题上的最大失误就是由于解构了历史主体，进而回避了历史的“自在之物”本身，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当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批判，最终走进深度的不可知论荒野，甚至自拘于一座座充满着迷惘抑郁气氛的语言牢笼之中。后马克思主义断然解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核心话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之逻辑的批判思想以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用一种更加远离现实的、神秘的话语批判、权力批判、符号批判等微观批判幻觉取而代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仅剩余下的那一点反抗物化统治的崇高意识形态追求，被更为颓废的消极的犬儒主义所取代。 综观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林林总总，在辩证法当代形态的探索上尽管形态各异，但其症结归结到一点还是佩里·安德森所说的：“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由于丧失了同工人阶级实践的任何有力联系，反过来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滑向当代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同时因为理论家们都是从事专业性哲学研究，加上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发现，导致了一场普遍的追溯探讨，要在以往的欧洲哲学思想中寻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并据此对历史唯物主义本身重新解释”(12)。这可以说是陷入哲学历史回忆焦虑症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现实性意义的当代视野不仅渐行渐远，且越来越迷惘混乱。 四、在修复马克思“最困难问题”过程中回到当代历史“自在之物” 要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视野与命运，必须面对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二是马克思经典辩证法思想中最深刻的，至今仍然值得我们重复追问与继续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只有这两个问题我们弄清楚了，才可能讨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如何面对当代世界历史这个“自在之物”的问题。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面临的最严峻挑战来自于各个方面对其自身思想历史合法性的解构与怀疑。首当其冲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身的危机，而是后现代主义对一切宏观思想史的整体性合法性的瓦解，由此造成了实证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迷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面临的“对手”，首先反倒不是那些从明确政治立场角度批评与动摇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合法性的公开批判者，比如哈耶克或者阿伦特等人。其当代言说面临的真正“威胁”，是那些对所有宏观思想史逻辑合法性与可能性采取一笔勾销策略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想史学方法论所针对与反对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一家，而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现代性思想的合法性。 要回答马克思的辩证法当代意义究竟是什么，显然要回应后现代主义对辩证法的解构，且必须重新追问与回答马克思“最有水平”、“最困难的”，因而仍然需要解决的总问题式是什么?这个问题通常被压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甚至是其中的第三节方法，通常也被压缩在《资本论》第一章甚至第三节与第四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或者拜物教批判，就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全部口诀，但我想说的，这是禁锢他的弟子徒孙们不想、不敢再思想的一种咒语!实际上，离开三卷《资本论》及其“重复书写”的几部手稿的马克思思想语言实践，我们无法品得其中的精微与神韵的。 还是从马克思的话开始，商品形式作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最原始的细胞，这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神秘的特殊的物”，是隐喻性地压缩了全部欧洲宗教、神学、文明与形而上学，乃至于政治等等秘密的一个载体或者细胞或者个案。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是被马克思惜墨如金地用了一章甚至是一节就打发了。但其折磨了马克思一辈子，也因此折磨了一代又一代那些想成为最聪明的智商最高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神经，这个名单上最杰出的头脑自然包括卢卡奇、阿多诺、本雅明、阿尔都塞、科西克、列斐伏尔、伊利延科夫、索恩-雷特尔等等，也包括现在还活着的几个学者：齐泽克、巴迪乌、朗西埃等人。 问题并不在于，是马克思“聪明地”提出了这个最困难的问题，而在于这正是欧洲文明的现代命运，也因此变成了全人类的命运。这个命运被尼采与海德格尔很恶毒地称作是上帝之死后人类的虚无主义的命运。这就是神不在了，它被变成了必须出场的属性化的物象，它不再是“无限的绝对的自因的自识的实体”(斯宾诺莎语)，而是必须抽象地科学地知性地经验地加以把握的样子、属性。 传统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解释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并不是根据抽象同一的原则规定的，而是根据“互为前提、互相对立的规定的两极之同一”这一辩证原则来规定的。价值范畴的内容是通过商品与商品交换形式，是通过这种简单价值形式的内部矛盾而揭示出来的。“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不仅是价值问题，而且是相互对立而同时互为前提的两种规定的统一这一具体概念的逻辑问题，都要取决于对这一点的理解”。马克思的价值概念的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它是通过相互对立的理论规定的同一而揭示出来的。价值只有在这一对立面的相互交换中才能够表现出来。“交换是每一个商品的价值本质在现象中表现出来与反映出来所采取的唯一的可能的形式”(13)。 但马克思最真实的深刻的想法是，商品的价值形式、货币、形而上学、神、资产阶级的法律、平等、自由等意识形态观念，它们是世界上不可能解决的矛盾的一种表面上的统一性，或者空洞无物性的虚假存在。人们之所以崇拜这种抽象的神，是想把它固定在某种物的形式之中，使其成为操纵一切的神。这种价值形式，其实是对如下两种价值之间矛盾的掩盖与“表面解决”：即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私人”劳动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并不现成的即想像中的“社会劳动”一般价值。换而言之，货币或一般价值形式，并不是静止的本质的实体，或者形式逻辑意义上位于个别事物之上规定个别事物的那种“普遍”与“一般”，而是商品在无限的交换过程中永远无法解决的各种矛盾的一种虚假的社会性的解决。也就是说，货币化了的一般价值形式，只是诸多使用价值形式之间被同等化、数量化的交换价值的辩证的观念想象。这种想象被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主观地理解为，是在他们之外的可以信赖的那个观念中物质化的现实化的社会存在。所以马克思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商品交换这种物的形式掩盖了它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是在于为何人与人不能够直接发生社会关系，而必须采用这种一般等价物的抽象物的关系形式。也就是说，困难在于，并不是把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关系形式还原成为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主观意志关系就万事大吉了，问题在于为何人们把自己的关系通过这种观念化的一般抽象物来表现。 正是受到马克思巨大的富有历史冲击力的商品拜物教批判范式的决定性影响，后现代主义思想才对那个作为形而上学、神、资本等等替代性的名称的太一、总体性表示出那样的恐怖与愤怒。他们认为，这个“太一”或者宏观叙事是“暴君”。瓦解这个物神走向多样性差异性的自我肯定与经验，走向分裂，甚至走向“非人”，我们就自由了。这仍然是一场德意志意识形态内部的战争。问题在于这仍然在用一种知性的方式来想象与解决这个只有辩证法才能想象与解决的多样性的矛盾所构成的那个统一性问题。只要矛盾的现实或现实矛盾解决不了，这个幽灵般的抽象物神或者形而上学替代品便不可能驱散，它会反复经常地“复活”、“变着法儿”折磨我们。 马克思的问题的深刻与难度就在于，他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处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无限展开与表现的现象研究与把握之中，而不能奢望找到一个新的概念或者实践形式就可以解决问题。这是让人似乎绝望的或者考验人的毅力的无穷无尽的批判思想活动过程。正像马克思并不满意于费尔巴哈把人的自我异化问题通过诉诸天国与尘世之间的二重化矛盾来解决问题一样，正像他也并不满足于黑格尔通过国家形式来解决市民社会内部的矛盾问题一样，马克思也不满足于古典经济学家的解决问题方式，他们认为，只要把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或者工人劳动价值与资本的交换价值的矛盾反映为“第三方”，即作为公平自由象征的一般价值形式，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马克思认为，宗教天国与市民社会尘世之间的矛盾，并不能通过简单地消灭天国而把神学还原为人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他同样认为，一般价值形式这种观念物的神秘存在，并不能通过把它直接理解为自然物的关系，或者理解为人与人之间透明的社会关系，就可以解决与消除，而应当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内在的永恒的矛盾产生与转化过程来看，才能得到辩证理解与解决。当然，这种解决并不像李嘉图等社会主义者想得那样简单，通过消灭货币，通过共同占有社会财富，形成新的共同体就可以解决。这个过程也并不可能通过聚焦于一场总体性革命就可以完成。这个拜物教难题的解决，需要非常细致的日常意识形态与文化等等的研究批判，需要无数次微观具体的生活实践，特别是通过不断地“去资本化”的新的实践惯习的形成培养。这是一个需要漫长而反复的修复才能逐渐克服的痛苦的自然历史过程。所以，马克思意味深长地说，“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的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14)。因此，马克思的问题之难在于，它并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或意识形态批判、心理学、教育学问题，而是漫长细致地反复地“修复”、“纠正”人类历史生活误区的实践问题。 如果说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通过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回到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形态与哲学来源而开始，或者说是用“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资源想象力与历史记忆力而激活起来的(15)，而当代辩证法的问题与出路则是要重新回到当代“历史性”现实，回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当下”客观现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就是回到经典历史唯物主义形态，回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实土壤中重建历史辩证法。詹姆逊在一篇纪念与反省上世纪60年代辉煌历史及其失败命运的文章中，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资本主义在经历了长期危机之后，似乎时来运转、“返老还童”了。在此后革命的语境下，“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倒“再度变得真实起来了”(16)。这正是“处于危机”之中的马克思主义之出路所在! 总之，新世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立足点仍然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这个历史前提的反思与认识。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地超越自身固有的界限、矛盾、危机而盲目扩张的自然历史过程，相应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需要一个不断地自我更新哲学方法论与历史观的认识过程；在此意义上，任何基于静止孤立的事实现象分析的实证的科学认识，它们都无法回答与解决资本主义所导致的瞬息万变、扑朔迷离的复杂现实矛盾问题。唯有辩证法才能担此重任，这就是在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总体与局部、主体与客体、结构与功能、中心与边缘、高层与低层、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等等多维而动态的联系中来把握、认识与想象当下的人类世界。换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命力仅仅在于它有一种辩证的总体的历史科学理论视野。我们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就必须坚持从总体联系出发的辩证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来把握我们所面临着的这个处于“二律背反”之中的当代世界或“自在之物”。正如列宁在一百年前所指出的，辩证法的首要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性。但它不是“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日常生活的常识出发”或“从专业知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个别事例”，而是“自在之物本身”(17)。所以，社会主义要想超越资本主义的盲目扩张的历史局限性，要想变成自觉的历史过渡过程，就必须做到一方面在客观认识上能动地与不断变革着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相适应，另一方面在主观认识上不断自我超越与反思社会主义历史理解局限性，这是一个反复的、漫长的艰难的概念劳作与实践探索过程。真理不只是实体，而且更是主体的活动过程。这正是活生生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辩证法精神的体现。 注释： ①参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5～38页；西蒙·莫尔帕斯《导读利奥塔》，孔锐才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周慧《利奥塔的差异哲学：法则、事件、形式》，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参见拙文《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三题》，《理论视野》2014年第12期。 ③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辩证法的韧性：三个方面》，载詹姆逊《辩证法的效价》，余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④有关观点参见柄谷行人《历史与反复》，王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43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页。 ⑦参见让·依波利特《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载张世英主编《新黑格尔主义论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69～470页。 ⑧参见阿尔都塞《矛盾与多元决定》一文，载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11)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9～151页。 (12)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118页。 (13)参见埃·瓦·伊利延科夫《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郭铁民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5～24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 (15)参见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第65页。 (16)弗里德里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东旭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4～395页。 (17)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标签：认识论论文; 思想史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资本论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哲学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