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制度特征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发展道路论文,特征论文,制度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8～0020～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导向，彰显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由人民共享的价值旨归的文化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制度特征不单单是其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更体现在其指导思想、价值旨归上。三者既从不同层面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制度特征，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伟大实践。 一、根本特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文化自伴随人类社会产生之始就不是一个中性范畴，任何国家与社会的文化发展必然与其经济、政治形态紧密相连，文化原本就是蕴含特定的政治取向于其中的。用哲学的话语来讲，处于特定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文化天然地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抑或说，文化是意识形态最为重要的载体。在任何社会形态之中，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体现阶级意识的文化形态，作为一种反映社会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本质的特殊文化系统，体现的是该阶级的政治地位与经济水平。[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所彰显的当代中国文化的先进性不仅标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本质，更表现为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最为根本的制度特征。[2]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本质和规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其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那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和思想原则的民族和国家提供了把马克思主义与本民族实际特别是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却以批判和解构资本主义作为自己理论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丰厚却从不拘泥于现成的结论和教条，马克思主义地域特征鲜明却常常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融合于其他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中。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的信》中表明了他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基本看法，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 在近代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选择之际，众多异域思潮涌动在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旧社会塑造新中国的指导思想，最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思维和方法变革所树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所需要的，这种来自西方又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潮能够契合当时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需要。邓小平不无深刻地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优势。”[4]对此江泽民认为：“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决定着我国文化事业的性质和方向。”[5]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既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决定的，亦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6]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不断推进也在实践上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与时俱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布局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取得了长足发展。从坚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我们党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最为根本的历史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中华文化发展的软实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指导地位所形成的现实影响力。实质上，文化软实力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文化的根本属性和制度内涵。[2]抛却制度特征和阶级属性的文化软实力，只能说明这种现实影响力具有与经济硬实力相同的社会影响力，只有文化的社会属性、制度特征以及阶级属性才能标示这种文化的先进性与否。 全球化日渐由经济全球化演变为以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全球化。裹挟在经济载体中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日常文化消费不断消解着国人的文化信仰和文化价值观。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国际环境，如何才能够把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实践构建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之中呢?其实，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在文化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原因在于，一方面，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和当代实践转换，要避免非批判地肯定传统文化，或非批判的肯定现代自由主义文化，将对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创造性的结合起来，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来指导中华文化的复兴运动。另一方面，既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蕴含着意识形态的因素，我们不仅应该在软实力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文化软实力建设，更应该通过文化软实力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从而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三十余年改革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间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指导，我们的文化建设就能够正视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文化多元化挑战，坚定地走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什么时间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指导，我们文化发展的成果才能真正由全体人民所共享，彰显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什么时间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能显现出先进文化的本质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文化本质；什么时间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指导，我们才能够以正确的态度批判地继承中外文化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构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境遇中的话语权。 二、制度导向：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带给中国人民文化信仰上的现实影响已经初步显现出来。人们不再迷信那种脱离了社会发展实际的盲目的制度崇拜和个人崇拜，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发展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属性，开始注重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个人精神追求问题。人们渐渐地把对文化争论的重点从“古今”问题转移到契合改革开放时代特征的姓“资”姓“社”问题上来。市场经济在带给中国经济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把裹挟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文化思潮和腐朽甚至是敌对的思想文化带入中国，产生了一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举什么旗的疑惑和负面影响。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构想，提出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入手，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影响力和凝聚力。这一重要战略构想的提出及其推进，在思想上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制度特征集中体现在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上，换言之，也就是文化发展的姓“资”姓“社”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其性质是由某一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态决定的，同时受政治上层建筑的制约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就是其制度属性，即其实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形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8]江泽民同志也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上，而且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治文化相互融合发展的历史进程，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生动表现，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历史统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作为中国改革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受到这一布局中经济制度属性、政治权力架构、社会运行方式以及生态发展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以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软实力形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进程产生着至关重要的现实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以及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最终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10]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必须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价值取向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方面要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制度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的反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所形成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被唯物质利益取向所异化、扭曲的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与演进问题实质上是处于特殊时代背景和地域特征中的文化软实力如何以及发挥什么样的现实影响力的问题。虽然文化在当代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软实力，但这仅仅定位了文化作为一般特征在社会发展有机体的地位以及作用。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中的文化，其性质和作用取决于它的制度属性。判断一种文化发展的优劣性没有一种普世的标准，只能依据其社会属性来说明其先进性。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那种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特征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首先，从社会有机体的视域来看，文化软实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制度所形成的制度软实力，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的属性、服务为民的价值内涵以及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昭示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不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政治保障和力量源泉，而且也以其制度优势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源泉与基石。其次，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也同时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内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所形成的软实力中，以相对于其他社会制度的感召力、影响力以及传播力构成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制度因素。[11]最后，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彰显着后者的制度特征与社会属性。 三、价值旨归：坚持以人为本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最终推动力量，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和实现力量。文化的本质即是包含“人化”与“化人”于一体的。人民群众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最终实现力量和根本推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最终服务对象。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服务人民，既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努力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要，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启示我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把激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活力作为文化繁荣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最为文化发展的价值皈依，才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提供清晰的价值坐标和坚实的现实支撑。[13]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性质、立场和发展方向，成为后者最为鲜明的制度特征。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激发文化的创造活力是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究其本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的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我们不能仅仅把文化理解为一种作为结果的观念形态，更应该理解为文化主体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参与文化创造的活动过程，是活动过程与活动结果的统一体。[1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动力源泉。每当我们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作用之时，我们的文化事业就能取得长足进步。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5]的精彩论断。对此，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16] 马克思拨开历史迷雾，通过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告诉世人，真正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不是什么上帝、神的意志以及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而是蕴藏于普通民众之中的创造力，这种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称之为“动力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原本就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唯有人民群众才能够真正激发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力。人民群众也是推动文化力量由“软实力”向社会发展的“硬道理”转化的主体力量。唯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进行文化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够把静态的文化资源通过群众的文化实践转化为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相互融合的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就是一条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文化繁荣发展之路。文化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的文化体制改革以及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繁荣的顶层设计，更应该注重吸取普通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文化实践经验，把民众的现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通过普及群众性的文化实践活动，激发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活力。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活动的结果和作为人民群众提升自身精神文化素质的日常文化实践过程是一个有机统一体，是文化发展作为结果和过程的不同表现。 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发展方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决定文化发展性质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人民群众的需求理应成为文化发展的目标。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15]文化的中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5]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更是明确点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人为本的基本特征，认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17]这些重要论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价值旨归廓清基本方向。在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私有制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没有享有社会发展的精神文化成果的权利。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无产者创造的文化产品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文化产品成为了人民群众劳动的异化产物，成为统治者在思想上奴役和压迫文化创造者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政府始终把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竭力使人民群众享有与物质财富增长相匹配的精神文化产品。改革开放30余年来，在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两手抓，坚持文化发展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实现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以及文化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文化软实力在国家战略地位的不断凸显，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与我国文化发展总体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显得愈发突出。在新的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服务为民的性质不会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价值目标不会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在现实层面把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作为文化发展的当前价值目标，在哲学理论层面则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文化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文化原本就是一种超越性的社会存在，这种超越性在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人类希冀挣脱自然的束缚之时，文化的精神提升作用使得人类能够从动物中提升出来；当人类希望摆脱私有制下对物质财富的依赖之时，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使得人类能够依靠精神的提升逐渐摆脱对物的依赖；当人类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理想社会的目标而不断前进之时，文化又成为人类实现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工具。简言之，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的超越性本质决定了文化的超越性。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文化的超越性指向的原本就是自由的境界。人类在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超越现有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形态，祛除现存文化中的糟粕部分，革除那些限制人甚至是压迫人的东西，使之成为更适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14]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终极目标相一致，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四、结语 在文化全球化向纵深推进的今天，我们亟须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话语体系。尽管目前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成就还远不能满足这一历史性超越的现实需求，但其价值目标指向无疑是明确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价值扭曲、信仰迷失、道德失范的文化危机依然严峻。但只要我们坚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发展方向不动摇，坚持文化发展以人民为价值导向的发展目标不放松，坚守以社会主义为文化发展的制度导向不改变，一个具有深远文化情怀的民族一定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进程中培育着属于当代中国的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标签：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文化属性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