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九”斗争的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经验教训论文,二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九”斗争是解放战争初期，上海三区百货业工会发动的一场反美反蒋斗争，因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造成伤亡重大的惨案。这次斗争的意义固然不容抹煞，但是经验教训也是值得总结的。
一、“二·九”斗争的背景及经过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正规军193个整编旅（师），约160万人的兵力，先后向中原解放区、苏皖解放区和东北解放区等发动大举进攻，同时，继续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解放区，爆发了全面内战。此后，美国政府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援助更加肆无忌惮：美国替国民党政府建立八又三分之一队的空军，将271艘舰艇“赠送”给国民党政府，又以8亿美元的剩余物资供给国民党政府作为内战之用。驻中国的美军不仅积极帮助国民党运兵、“护路”、驻守矿井、警备海港，而且还直接向解放区进攻。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报答其主子的扶持，不惜出卖中国的主权，与美国签订了许多关于空中飞行、海港使用、铁路修建等不平等协定，特别是1946年11月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该商约全文30条，凡万余字，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主要内容有：（一）美国人可在中国“领土全境内”自由居住、旅行，并有从事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宗教等等“各种职业”的权利。美国人在中国，在经济权利上得和中国人享受同样待遇。（二）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中国商品的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三）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中国领土的自由。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气候恶劣”或任何“其他危难”的借口下，开入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显然，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国门洞开，美货似决了堤的洪水滚滚而来。美货倾销除了上述公开的渠道，还有非法的走私途径。走私的方式花样百出，有飞来的，有外轮直接带来的，有从香港经外轮带来的，也有由香港经华商口岸再转口来的。从事走私者也不限于“奸商”，有外国流氓，有买办，有亦官亦商或亦军亦商的特殊分子。他们干着偷关漏税，“违反法令，损害国民经济而大发其财的勾当。走私美货非常猖獗。据报载，从1946年7月1日起的一个半月内，经各方密报而缉获的走私货物达4万万之巨”。[①a]
由于美国的大量倾销和走私，美货泛滥于中国市场。倾销的美货品类有：水泥、皮革、纸张、卷烟、奶粉、罐头食品、时装、西药、牙膏、牙刷、派克金笔、梳子、口香粉、花旗蜜桔、麻将牌、雨衣、裤带、皮包、玻璃丝袜及各种玻璃制品，一应俱全。不仅上海等大城市形成“无货不美”，“有美皆备”，就是偏远市镇，也充斥各种美货。过去日本人提出“农业中国，工业日本”，抗战胜利后，倒真变成“美国生产，中国消费”了。[①b]由于美国生产力发达，加之国民党政府给予美货进口以低税率等优惠待遇。因此，美货价格低廉，而国货由于全面内战，社会混乱，通货膨胀，成本增大，所以商品价格高。例如美国棉纱，每磅只需成本1角7分（美金），而国产棉纱，每磅至少在5角（美金）以上。美货水泥，每包市价4千5百元，而中国水泥，每包成本就在8千元以上。美国奶粉运到上海的成本每磅只要1千多元，上海生产的淡炼乳粉，每磅成本二、三千元。据1946年统计，美货价格，一般较国产品低3至5倍，有的竟达十余倍。由于美货量多质优价廉，国货岂是美货竞争对手，因此国货成了“搁货”，民族工业纷纷倒闭破产，工人大量失业。
根据这一形势，1947年初，“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地下党，抓住发动一场揭露国民党投靠美帝，发动内战的真面目的斗争，方式由上海定。”[②b]上海地下党市委研究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百货业党委。百货业党委决定由三区百货业工会负责发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
三区百货业工会接受任务后，立即展开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首先由各公司职工分会对其职工进行宣传鼓动，举办演讲会，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到会演讲：要民主反对独裁，要独立反对卖国，要和平反对内战；美货泛滥的危害，厂商倒闭的原因，以及如何挽救民族工商业危机等问题。以此启发职工的爱国热情。同时，三区百货业工会还邀请民族资本家开座谈会，与他们共商如何开展“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除了中国国货公司和家庭工业社经理愿意参加“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其他民族资本家虽对“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表示理解，但又觉得“抵制美货”这一口号太政治化，怕得罪国民党政府，因此顾虑重重，提出是否只提“爱用国货”，而不提“抵制美货。”三区百货业工会认为：“当时若把‘抵制美货’四字去掉，参加斗争的上层人物可能会多些，但提不提‘抵制美货’这口号，社会政治影响大不一样。”我们“主要依靠人民群众力量来开展这场斗争，同时取得上层人物的同情、配合。”[③b]所以，仍坚持“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这一口号。经三区百货业工会理监事开会决定，立即发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会上成立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筹备委员会”，定于1947年2月9日，借新新公司新都剧场召开大会，正式成立“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委员会”。发出请柬，邀请全市产职业工会代表及厂商资本家参加。并由工会负责人面邀郭沫若、邓初民等知名人士到会演讲关于美货倾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混入三区百货业工会理监事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将工会发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的消息向国民党反动当局告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方治，立即作出“打散会场”的镇压决定，并由“工福会”主任陆京士负责策划镇压行动。
8日傍晚，新新公司人事课长遵照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的命令，突然通知三区百货业工会，停止出借新都剧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工会在无法向上级党委汇报请示的情况下，继续执行原计划开会，但把会场临时改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三区百货业工会会所。9日上午，会议在“赶不走那美军心不甘”、“美国货害人精”……的歌声中即将开始，预先混入会场和拥挤在会场外的无数国民党中统特务、护工队员，流氓等打手立即起哄，内外呼应，大打出手，从会场内打到会场外，从楼上打到楼下，从楼下打到大门口，从大门口打到马路上，一直打到山东中路抛球场附近。这场暴行的结果，除了永安公司鞋子部职工梁仁达被殴身亡外，共有13人重伤，数十人轻伤，价值2千万元的会场上的全部用具物品被捣毁。另有职工15人被军警逮捕。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二·九”惨案。惨案发生以后，地下党百货业党委，立即把目标转入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的斗争，直到取得基本胜利。
二、“二·九”斗争的成功经验
“二·九”斗争历时1个多月。这场斗争以“二·九”惨案为界线，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是发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后阶段是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斗争。革命势力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主要在后阶段。后阶段的斗争是成功的。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三区百货业工会运用毛泽东“哀兵必胜”的思想，开展“同情运动”。一是举行合法的悼念活动。永安公司首先成立了“梁仁达烈士治丧委员会，要求资方在食堂设立追悼梁仁达烈士的灵堂，吃素3天，把节省的伙食费捐赠给烈士遗属，全公司职工佩带黑纱。得到了资本家的支持。接着，大新公司、国货公司、丽华公司、中华商店等也相继开展了设灵堂、吃素捐钱等活动。二是发起义卖黄花活动。工会动员各大公司女职工连夜赶制烈士纪念花。花瓣有11片，2片白色，9片黄色，象征“二·九”惨案，花朵下有一带，上书“梁烈士纪念花”、“爱用国货”等字样。开始只在公司商场内向中外顾客义卖。后来，职工组织了多支小分队，到大街上，到电影院，到酒楼茶馆去义卖。各界人民拥跃购卖。义卖活动一共7天，共售出黄花6千朵。开展“同情运动”，既达到了募捐的目的，又起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暴行，唤起人民群众爱国热忱的作用。百货业职工本身也受到了教育，一度恐惧的情绪得到缓解。
第二，广泛开展揭露惨案真相，抗议特务暴行的宣传活动。宣传方式：一是散发《为梁仁达烈士惨死告顾客书》。告顾客书悲愤地说：“梁君的牺牲，不是为了别的，是为着‘爱用国货而死’，‘试想，在这内战炮火连天，黄金、物价步步高涨，美货大量倾销，全国工商业陷于绝境的时期，……我们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竟遭到无理摧残！”告顾客书连声责问“爱用国货，抵制美货有何罪？‘民主’宪法何在？人民基本自由何在？治安当局何在？”告顾客书最后坚定地表示“这个爱国运动是为了民族国家的生存，我们绝不会因为死了一个人，打伤了许多人而停止下来，我们将踏着梁仁达烈士和许多受伤同人的血，继续前进！继续奋斗！”[①c]职工将义正辞严的《告顾客书》贴在橱窗里，或在顾客购货时，将货物上夹上一张《告顾客书》，赢得了广大顾客的同情。二是通过新闻媒介，把诸如《暴行经过记详》、《告全国同胞书》、及《宣言》等刊登在《文汇报》、《大公报》、《联合晚报》等各种进步报刊上，把惨案真相、特务暴行在社会上暴光。特别是2月14日，在多种报刊上刊登了《上海工人协会为“爱用国货惨案”宣言》，把国民党上海市市党部主任方治和“工福会”主任陆京士如何策划，其他头目如何组织，如何训话，指示“机宜”，护工队和中统特务使用什么凶器，以及怎样行凶的内容淋漓尽致地揭露出来，使惨案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反动派狼狈不堪。陆京士不得不承认“共产党这么厉害”。[①d]
宣传活动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一是取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他们纷纷捐款。捐款的有工人、学生、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摊贩、市民，还有远在香港的各界人士。总计捐款达9千万元（合当时9百石大米）。二是社会各界人士同声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著名人士郭沫若向报馆记者发表谈话：“今天的行动是完全有组织的，是把重庆较场口的做法完全搬到上海来了。这些行动正是对民主、宪法之类的最大最好的讽刺……”。工商界人士盛丕华说：“看着自己的同伴被打死，谁能不表同情、不愤慨，只是今天人民没有自由，人人应该有自由！”民主同盟在抗议中说：“民盟对此事件不能坐视，除向受殴身亡梁仁达君家属及其他无辜受伤人士表示慰问外，并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②d]上海市小学教师和平促进会在宣言中向国民党提出4项要求：（1）严惩凶手，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2）优恤死者家属，赔偿受伤者一切物质损失。（3）立即停止内战。（4）要求美军全部退出我国领土。[③d]谴责抗议之声不绝于耳。
第三，预先做好烈士家属的工作。惨案发生后，三区百货业工会估计到敌人会在烈士家属身上打主意。于是，立即指派梁仁达烈士生前好友、地下党员负责做家属工作，向烈士夫人讲述烈士惨死的经过真相、敌人的暴行。并成立了“梁仁达烈士治丧委员会”，负责料理后事，帮助介决生活上的困难。工会派女职工轮流去梁家陪伴。这些活动使烈士夫人深为感动，并提高了觉悟，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杀害其丈夫的凶手。不出所料，紧接着，敌人也将魔爪伸向烈士夫人。他们由国民党上海市总工会出面，组织了什么“梁仁达先生治丧委员会”。国民党市党部、市总工会和市妇女团体等头目，先后去梁家“慰问”，还派遣医生、护士去“护理”、“照顾”。甚至堂堂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居然屈驾亲往梁家“慰问”，劝告烈士夫人入院疗养，费用由政府负担，并许愿给抚恤金1亿元。敌人费了那么多的心思，化了那么大的血本，所要获取的是，要求烈士夫人登报申明梁仁达之死，系由三区百货业工会“抵制美货”造成的。烈士夫人不怕威胁，也不为利诱所动，严正拒绝了敌人的要求。明确表示：“问题不在钱，最重要是希望当局从速严惩凶手，以明真相。”[④d]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通过收买烈士夫人转嫁罪责，借以进一步打击百货业工会领导人的阴谋遭到破产。
第四，掌握斗争火候，适时结束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中共党内外积极分子中，不少人主张大搞，要求为梁仁达烈士举行大出丧，向国民党反动派示威，向全市人民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三区百货业工会一方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惩凶、抚恤、赔偿及准许大出丧的要求，并为大出丧制造舆论、扩张声势，作积极准备。搞得敌人草木皆兵，坐立不安。另方面，他们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不贸然行事轻易发动大出丧。当得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已调动大批军警，准备在大出丧时对群众进行镇压的消息后，地下党百货业党委经研究认为，如果斗争再扩大下去，就难以收场，而且这场斗争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遵照中共中央关于“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⑤d]的指示精神，决定不搞大出丧，适时地结束这场斗争，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流血牺牲。
正是运用了上述成功的斗争策略，取得了反暴斗争的基本胜利。
三、“二·九”斗争的错误教训
“二·九”斗争的前半段是发动“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这场运动实际上没有开展起来，结果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造成一场伤亡重大的惨案。这场惨案从革命一方来说是有错误教训的。
第一，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胜利后，积极准备内战的同时，强化了对国统区大城市的法西斯统治。尤其是上海，对工人运动也加强了控制和破坏。一方面，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对由中共组织领导的厂工会不予承认和批准，对区级工会，则借口“有弊端”，将其改组为国民党控制的厂工会。另方面，在国民党社会部和上海市市党部组织策划下，成立了上海市工人福利委员会（简称“工福会”），由国民党社会部组织训练司司长陆京士任主任委员。“工福会”委员60人，大多是国民党反动政权党政要员、中统分子和青帮头目。“工福会”把其骨干分子派到各工会充当指导员，企图控制工会。“工福会”还成立了一支规模庞大，分布于各业工厂的护工队，由青帮分子充当骨干。“工福会”是一个协调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中统、社会局、总工会、警察局等国家机器，共同对付上海工人运动的机构。它们从事收集工运情报，监视中共和工会积极分子的活动，抄黑名单，及参与镇压工人罢工和各种斗争。这给中共领导的民主工会活动和人民革命斗争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而且，当时的国民党上海市市党部主任委员，恰恰又是制造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事件的主凶。发生较场口事件时，内战还未爆发，国民党还披着“民主”的外衣。到了1947年初，全面内战已经打了半年多，国民党法西斯面目已经暴露无遗，方治这个反共老手，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切革命活动，必定更加心狠手辣。对此，三区百货业工会领导人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对这场“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没有采取分散荫蔽的斗争形式，而是用集中暴露的方式开展斗争。这给敌人的镇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而且，三区百货业工会理监事中有好几个国民党员、特务分子，他们竭力反对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成立大会，并在职工中散布“明天的大会是政治性的，职工不要过问政治，去参加是没有好处的。”[①e]不祥之兆已经显示。原先借好新新公司新都剧场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成立大会，后又突然接到停借会场的通知，这是敌人发出的准备镇压的信号。在这种形势下，三区百货业工会仍然顶着风险，临时仓促改变会场，投入敌人虎口坚持开会，与敌人硬拼硬打。虽然表现十分英勇，却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大伤亡。刘少奇在《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指出：“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②e]对照一下，这不能不说是冒险的行动。
第二，过高估计群众的觉悟程度。“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这一口号本身没有什么错，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合法的、荫蔽的形式扩大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出卖国家主权，发动内战的罪行。但是，在白色恐怖下，要发动一场当时被看作是“非法”的政治运动，这不仅要考虑斗争策略的正确，而且要看思想发动工作的深度，以及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美货倾销，与民族工商业纷纷破产倒闭的同时，造成了大量工人店职员失业。据1946年夏，上海警察局职业普查的统计，全市失业者共达25万人。[③e]他们是美货倾销的受害者，照理说他们是最能接受“抵制美货”的口号。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批失业者，生活无着，除了回乡的，他们便在街头设摊谋生。上海一地摊贩多达10余万人。上海摊贩曾于前不久的1946年7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斗争。那是因为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置广大摊贩的生活于不顾，还以“妨碍市容”、“整顿交通”为由，宣令黄浦、老闸两区的各条马路一律不准设摊，并责成警察局于3个月内把所有摊贩取缔完毕。被置于生活绝路的广大摊贩，被迫起来为生存而斗争。斗争非常激烈。结果，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只好停止“取缔”摊贩的行动。这批摊贩大都以叫卖美货赖以为生。很难想象，不对他们进行一点思想动员和组织工作，他们就会自觉地放弃设摊叫卖美货，饿着肚子去“抵制美货”。对在业的各业工人，也未见有过任何发动工作。民族资本家虽有“抵制美货”的要求，但不敢公开接受这一口号。这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就成了三区百货业职工的孤军行动。再来分析一下这支职工队伍。三区百货业职工的工作主要在南京路上的永安、先施、大新、国货等大公司。除了国货公司是经销国产商品，其他大公司均以经销舶来品为主。据统计，1946年，永安、先施、大新、新新四大公司销售商品中，80%左右是美货，尤其是永安公司，美货销售占86%。[①f]中国国货公司职工眼看本公司因销售的商品全都是国货而生意越来越清淡，心中甚为焦虑。至于那些销售美货的公司，则是生意兴隆。因此，职工的生活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抵制美货”对他们来说将意味着失业，这一顾虑很自然会产生的。因此，要发动他们参加这场有损其切身利益的政治运动，是有一定难度的。三区百货业工会接受斗争任务后，虽然在很短的准备阶段，曾邀请社会名人到所属各公司向职工演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这种思想发动还是表面的。处于上述群众没有经过发动，或是发动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三区百货业工会就急急忙忙通过《电话号簿》和《工商月刊》查找地址，以邮寄方式，向各产职业工会和厂商资本家分送会议请柬，邀请他们于1947年2月9日去新都剧场（后因停借会场，临时改在三区百货业工会会所）参加“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成立大会。显然，这是“执行任务性急机械，超过群众觉悟程度，过速的提高与集中”。[②f]
第三，未能抓住机缘，争取中间，利用合法。民族资本家是美货倾销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汹涌而来的美货潮使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破产。据某工业团体之统计，“内地原有中小工厂1200家，现在关了门的约有百分之八十。重庆工协会员470家，关门的达三分之二以上。上海半年来工厂商号倒闭者已达1600余家”。[③f]再来看看上海各行各业的倒闭情况：针织业在1946年底就有中国、勤益、华安、华丰、华琪、中兴等10余家甲等厂相继倒闭，勉强维持开工的也只能每日开二、三小时或开2日停3日。[④f]制革业十有八九都陷入了停顿状态[⑤f]皮鞋皮革厂，在250家中，停业者已有50余家，依照此种趋势看来，其余200余家的同业，亦无异在风雨飘摇之中。[⑥f]化工业：上海漂粉厂原有20家，全部停工了；烧碱厂原有10家，也全部停工；专制松香的厂5家、醋酸厂5家、树胶厂12家也全部停工；119家大小家用化学品工厂中，产销量迅速萎缩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资金较为薄弱的厂家完全陷入了停顿状态。[⑦f]卷烟业：上海烟厂有82家，开工的只半数，而所谓开工，也是半开半停。[⑧f]牛奶业：上海的牛奶场差不多全部停顿了。很多人家就将奶牛杀掉卖肉，来维持另外一小部分奶牛弱小的生存。[⑨f]罐头业：全市共有180余家罐头厂商，至1947年1月10日前统计，已剩得50余家了。[①g]制药业：全市药厂300多家，已倒闭200余家。[②g]从上述统计数字来看，上海的民族工业大部分已经倒闭，余下的也将面临破产。为此，民族资本家深为忧虑。
为挽救民族工商业，民族资本家进行了一些实际的行动。例如，上海200多家厂商曾共同发起成立“国货展览商场”，大力宣传“服用国货为人民天职。”国货展览商场占地10亩，建屋200余间，于1946年10月15日开幕，至1947年1月15日结束。“每日平均营业额为500万元”。[③g]在国货商场闭幕的那天，《商报》刊文指出：“国货商场闭幕了，而我们愿望这国货两字，在人人心中并不从此闭幕，而是永远开着”。[④g]
上海民族资本家还组织了一支由40余人组成的庞大的工商界代表团，代表20余同业公会，于1946年8月8日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提出了速办生产贷款、实行进出口连锁制、组织复兴实业投资公司、举办长期低利之有计划工贷、实施贴补政策等8项要求。[⑤g]同时请愿的还有南京工商界代表。请愿未果。接着，上海市商会又致函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提出了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条款类似的要求。顺应民族资本家的呼吁，市参议会于1946年9月19日召开会议，会上提出了一份“倡导爱用国货运动”的决议案。该决议案的口号是“爱用国货”、“不用外货”。[⑥g]这份“倡导爱用国货运动”决议案，反映了民族资本家的要求，在全国工商界引起强烈反响。例如，成都商会为响应提倡国货抗衡美货运动发出代电。呼吁：全川全国工商同人尽量采购国货，推销国货；全川全国工商同人以衣食住行之所需，尽量采用国货；全国工商界应互相辅助，改进国货品质，减低成本，以抗衡美货。渝市工商界也闻风响应，国货厂商联合会亦开会讨论如何推动此项运动。[⑦g]可见，民族资本家是有强烈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愿望。只是由于他们害怕得罪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敢公开提出“抵制美货”的口与。这是可以理解的。
民族资本家是一支“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的重要力量，怎样争取这支中间力量投入“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是个重要的问题。关键是在不损害原则的前提下，斗争策略上要有灵活性。其实，当时与民族资本家结成“爱用国货”的统一战线的条件是存在的。下面比较一下国民党市参议会的“倡导爱用国货运动”决议案与三区百货业工会发动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的具体内容。前者是“爱用国货，不用外货”。“要求加强进口货之管理，对各种奢侈消费品禁止进口，并提高各种本国可以制成货物之税率，以资保护本国工商业。”[⑧g]后者是“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声明“抵制美货范围只限于奢侈品、消耗品及本国厂商已能生产的产品和代用品，凡有特殊的功能或需要者（西药等）除外。”[⑨g]两者内容基本相似，并不相悖。当时外货倾销造成的灾害无非是美货，这是谁都知道的，只不过前者没有明说，后者说得明白。当时三区百货业工会如果能够正确估计形势，利用合法，接过市参议会提出的“爱用国货，不用外货”的口号，与民族资本家结成“爱用国货”的统一战线，开展一场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实际上的“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大伤亡和挫折。
“二·九”惨案发生后，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蒋管区工作的指示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①h]这为“二·九”斗争指正了方向。也为今后地下党的工作避免了不必要的挫折。
“抵制美货”运动虽然没有开展起来，但是，“二·九”斗争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它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勾结美帝，发动内战，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罪行。教育了人民，提高了认识。
注释：
①a《经济周报》第3卷第8期第5页，1946年8月22日。
①b《经济周报》第4卷第4·5期合刊，1947年1月30日
②b梅洛《上海百货业党史资料若干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第43页。
③b梅洛《上海百货业党史资料若干回忆》，《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和3期第43页。
①c《文汇报》1947年2月13日。
①d《1947年上海南京路惨案》第150页，文汇出版社，1994年7月版。
②d《大公报》1947年2月11日。
③d《联合晚报》1947年2月11日。
④d《文汇报》1947年2月22日
⑤d中共中央关于《在白区对国民党对策》的指示，1947年2月28日。《周恩来年谱》第723页。
①e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上海百货业职工运动史料》第134页。
②e《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页。
③e《经济周报》第3卷第20期第3页，1946年11月14日。
①f转引《上海外滩南京路史话》。
②f梅洛《职员工作总结》（1948年6月）
③f《经济周报》第4卷第2期第23页，1947年1月9日。
④f《新闻日报》1946年12月30日
⑤f钦本立《美帝经济侵华史》第61页。
⑥f同注④。
⑦f邓普、玛文《美帝侵略上海的罪证》第24页。
⑧f同注⑤。
⑨f《新闻报》1946年10月19日
①g《美帝经济侵华史》第61页。
②g移山、《劳资合作共度年关》《文萃》第2年12—13合刊。
③g《新闻报》1946年12月15日
④g《商报》1947年1月15日。
⑤g《经济周报》第3卷第7期第5页；第13期第5页。
⑥g上海市民政局藏资料。
⑦g《经济周报》第4卷第4·5合刊第7页，1947年1月30日。
⑧g上海市民政局藏。
⑨g《1947年上海南京路惨案》第12页，文汇出版社，1994年版。
①h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第7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