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结构的演变与调整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对策论文,结构论文,工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1995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4.9%，其中有6年超过20%。伴随着这一高速增长过程，工业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较大变动。一方面，与改革前时期相比，严重扭曲的工业结构得到了一定的矫正，但从总体上看，在结构协调化方面仍然存在着问题。另一方面，经过近20年的发展，当前中国工业已经到了由数量扩张阶段向素质提高阶段转变的关键时期；在这一工业发展的新阶段中，随着买方市场约束的加剧和国际竞争压力的增强，工业结构将面临进一步升级的要求。因此，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工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将成为中国工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工业结构变动的基本态势
工业结构包括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两个方面的内容。通常情况下，只有把产出结构变动与投入结构变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工业结构变动的协调程度。
首先来看总产值结构的变动。考虑到80年代以来工业内部不同部门的产出价格变动各异，本文同时给出了分别按当年价格和不变价格计算的总产值结构（见表1）。其中，不变价计算的总产值结构采用的价格缩减指数，是按食品和衣着类、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类、重加工业类、采掘工业类、原材料工业类等分类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它们依次被用来扣除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重加工业、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的总产值中的价格变动因素。从表1可以看到，改革以来按当年价计算和按不变价计算的总产值结构的变动有很大差异。在按当年价计算的总产值结构中，1995年与1980年相比，加工工业的比重基本上保持不变，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下降了4.92个百分点，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上升了2.48个百分点，重加工业上升了2.57个百分点；而在基础工业的总产值结构中，采掘工业下降了1.28个百分点，原料工业则上升了1.15个百分点。在按不变价计算的总产值结构中，加工工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70.23%上升到1985年的75.52%，到1990年这一比重略为下降到75.04%，随后又迅速上升到1995年的80.63%。1980～1995年，加工工业的比重上升了10.31个百分点，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下降了5.03个百分点，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上升了11.03个百分点，重加工业上升了4.30个百分点。在基础工业内部，采掘工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7.37%下降到1995年的3.22%，下降4.16个百分点；原料工业的比重则从22.31%下降到16.16%，下降6.16个百分点。
注：①本表数字均为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字。
②计算不变价总产值结构采用的价格缩减指数为分类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中国工业现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汇编》（综合·行业卷）中的有关资料整理。
在计算不变价的资本结构中，固定资产净值用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扣除价格变动因素，流动资金的价格缩减指数则用全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指数和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算术平均数来近似替代。从表2提供的工业投入结构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与工业产出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趋势不同，工业资本结构的变动则呈现出相反趋势。加工工业资本比重从1980年的58.52%提高到1985年的60.17%，然后下降到1990年58.73%，再进一步下降到1995年的55.24%，15年间总计下降了3.28个百分点。在加工工业内部，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的资本比重上升了6.03个百分点；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上升了2.78个百分点；而重加工业的资本比重，1980～1995年间下降了12.10个百分点。在基础工业内部，采掘工业资本比重，从1980年的12.60%下降到1995年的12.30%；而原料工业资本比重则提高了3.58个百分点。
与工业产出结构和工业资本结构的变动程度相比较，工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动则显得相对平缓。1995年与1980年相比，加工工业的劳动力结构在波动中下降了1.56个百分点，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上升了3.60个百分点；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基本上保持不变；重加工业则下降了5.35个百分点，而在基础工业内部的劳动力结构变动中，采掘工业从1980年的14.12%下降到1995年的12.20%，下降了1.42个百分点；原料工业则从12.91%上升到15.89%，上升了2.98个百分点。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结构变动的两个特征。(1)工业产出结构具有较明显的高加工度化趋势，这种趋势主要是由以非农产品为原料轻工业和重加工业支持的；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采掘工业和原料工业的产出比重则均呈现出程度不同的下降趋势。如果从轻重工业的产出结构看，轻工业的产出比重持续上升，重工业的产出比重则相应下降。很明显，轻重工业产出结构的这一变动态势是对改革以前重工业产出比重过大的某种调整。总的说来，工业产出结构的上述变动适应了这一时期人们消费需求结构中耐用消费品需求迅速上升的要求。(2)工业的投入结构变动与产出结构变动存在着较大的偏离，不论是资本结构、还是劳动力结构均出现了某种逆加工度化趋势。在资本结构的变动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和原料工业的资本比重在波动中均有所上升，重加工业的资本比重则持续大幅度下降，采掘工业的资本比重则基本上保持不变。劳动力结构的变动趋势与资本结构相同，但变动幅度较小。如果将资本结构与劳动力结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轻工业与采掘工业的相对劳动力装备程度有所上升，而重加工业和原料工业则有所下降。工业投入结构的这种变动态势降低了整个工业的技术层次，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将产生某种不利的影响。
二、工业结构变动的协调性分析
产出结构与投入结构的逆向变动导致各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发生变动（相对生产率系指产出结构与投入结构的比值），而通过考察不同部门之间相对生产率差异的变化，我们就可以大致地对工业结构变动的协调性进行判断。可以认为，相对生产率差异缩小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工业结构趋于协调，而当相对生产率差异重新扩大，则意味着工业结构的协调程度下降。表3给出了5个工业部门的相对资本生产率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数据。
从表3中可见，相对资本生产率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方向基本相同，均是加工工业持续上升、基础工业相对下降。从变动的程度看，1995年与1980年相比，加工工业的相对资本生产率和相对劳动生产率分别上升了21.46%和17.12%。其中，在相对资本生产率的变动中，重加工业上升最快，其相对资本生产率在1980年时还处于比较劣势，到1995年已具有相对优势，15年间提高了75.56%。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中，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提高最快，由1980年处于比较劣势的0.906%上升到1995年具有相对优势的1.771%，提高幅度达49%。而基础工业的相对资本生产率和相对劳动生产率则在15年间分别下降了39.53%和38.25%，其中，采掘工业下降较快，其两种相对生产率分别下降了55.21%和51.34%。
通常可以用标准差系数（也即标准差与均值之比）来衡量不同部门之间相对生产率的差异程度。表4的数据表明，1995年与1980年相比，相对资本生产率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标准差系数均呈现出程度不同的扩大趋势。也就是说，相对生产率提高较快的部门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投入，而相对生产率下降的部门也没有适当地将其过剩的要素存量转移出去。分时期看，“六五”期间的两种标准差系数均有所缩小，表明这一时期资本和劳动的配置较为合理，工业结构的协调程度得到一定的提高；“七五”期间，相对资本生产率的标准差系数缩小，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标准差系数扩大，说明资本的配置效率继续改善，而劳动力的配置状况则迅速恶化；“八五”期间的两种标准差系数均有扩大，表明两种结构趋于失衡。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用边际生产率这一指标来寻求要素投入的优化途径与工业结构的调整方向。边际生产率是当投入增量趋近于零时产出增量与投入增量比值的极限。理论分析可以证明，当某种投入要素在不同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时，这种要素的利用效率达到最大，通过对边际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追加要素投入使该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趋于下降，同时减少边际生产率较低的部门的要素投入使其边际生产率趋于上升，这样将使得不同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互相趋近。下面具体计算5个工业部门的边际资本生产率。
根据1980～199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可以得到以下生产函数：
lnY=-13.9650-0.1714lnK[,1]-0.2679lnK[,2]+1.0696lnK[,3]-0.3924lnK[,4]+0.3995lnK[,5]+1.9767ln
R[2]=0.9955
式中，Y为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的工业总产值，K[,1],K[,2],K[,3],K[,4],K[,5]分别为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的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重加工业、采掘工业、原料工业的资本总额，L为工业年末职工人数。
则BX[,i]分别表示以 上5个工业部门的边际资本生产率。
它们在不同年份的具体数值见表5。从表5中可见，重加工业的边际资本生产率最高并且趋向增加；原料工业次之，但其变动趋势是波动中趋于下降；其余三个部门均为负值，其中又以采掘工业为最低。这一结果表明，到1995年资本的部门投入效益的大小依次是：重加工业、原料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采掘工业。
三、工业结构变动的增长效应
结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结构变动会对工业化阶段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应该明确的是；只有满足一定条件的结构变动才能取得较好的增长效果。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是，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结构的变动产生了多大的增长效果，换句话说，工业结构变动对工业生产率和工业产出增长率作出了多大的贡献。我们可以通过赛尔昆(M.Syrquin)的资源再配置效应(TRE)模型来回答这一问题。
表6提供了以5个部门为基础计算的资源再配置效应。1981～1995年工业资源的再配置效果为0.24%，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9.20%，占工业总产出增长的2.30%。从国际比较看，在钱纳里的多国模型中，处于与中国相近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为560～1120美元）的若干国家的平均资源再配置效应为0.56%，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5%和9%，均高出中国相应数字的1倍以上。由此可见，改革以来中国工业资源的再配置效果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如果再从阶段性的数字看，“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的工业资源再配置效应不断下降，三个时期的数字分别为1.67%、0.48%和0.14%。这组数字说明，“六五”期间的工业结构变化较为合理，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协调化得到较好的统一；而“七五”和“八五”期间，工业结构在向高加工度化变动的同时，结构的失衡有所加深，生产率提高较慢的基础工业的增长难以适应加工工业过快增长所产生的需求压力。
四、关于工业结构调整的几点思考
1.抓住未来基础设施建设高潮带来的投资品需求上升的机遇，加快重加工业的发展。
重加工业部门主要包括机械、电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加工组装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具有收入弹性大、附加价值高、生产率上升快等特点，当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后，它们在整个工业结构中通常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中国目前工业发展现状的分析表明，中国工业已经发展到由数量扩张向提高素质转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为了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克服资源约束，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工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选择既符合工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趋势、又关系到国民经济内在质量和技术层次提高的重加工业作为发展重点，具有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同时根据本文的分析，当前中国的重加工业已经成为亟待加强的薄弱产业，其构成未来增长基础的资本比重急剧下降，边际资本生产率迅速上升，与整个国民经济的产生关联度降低，对其技术密集产品的大量需求只能通过进口加以解决，这些情况又表明了加快发展重加工业的现实迫切性。在加快重加工业的发展对策中，除了加大对重加工业的资本投入外，还应注重量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重点扶持一批技术水平较高，产品市场前景较好的优势企业高起点占领市场；在大力消化引进技术的同时，提高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开发能力。
2.继续重视基础工业的发展，提高基础工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经过“七五”和“八五”时期国家在产业政策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倾斜支持，基础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加工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适应程度明显增强。但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看，基础工业在今后的工业发展中仍将占有重要地位。因为不论是重加工业的发展，还是基础设施的完善，都需要能源和原材料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障。还应该看到，最近几年基础工业中部分产品出现供过于求的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其中的原因既有宏观调控造成的固定资产增幅下降，又有进口原材料过多造成的冲击，同时更是基础工业产品的品种和质量难以满足市场需要的表现。而采掘工业较低的国际资本生产率则主要是由于资源条件恶化的影响。当前，要把基础工业的品种、质量和效益放在突出位置；注重利用规模经济来降低生产成本；通过改革投资体制，鼓励投资主体多元化，重视科学合理地利用外资来克服基础工业发展的资本障碍。
3.以需求为导向调整轻工业的产品结构，利用名牌产品来拓展和占领市场
作为对改革以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调整，在整个80年代，轻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但进入90年代以来，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日益增强的需求约束。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结果，大部分轻工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均在60%以下。因此，在工业发展的新阶段中，轻工业应该主要通过资本存量调整，加大产品结构的调整力度，注重在价格、质量、产品档次、售后服务等方面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使产品能够满足国内外和城乡之间多种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调整产品结构要与提高企业的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结合起来，依靠市场机制的力量，通过兼并、收购等资本经营途径来扩大名牌产品的市场集中度，淘汰质次价高，缺乏竞争力的落后产品；要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符合消费需求发展方向的新产品的开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