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理论解释与现实选择_经济转型升级论文

政府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作用:理论解释与现实选择_经济转型升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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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政治任务,从战略高度规划了国家未来发展的方略,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正确定位政府角色能够有效应对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一系列挑战,对国家能力建设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同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一、经济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理论诠释

      在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长久争论的话题。但总体而言,存在着两类迥然不同的观点。一类观点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代表,另一类观点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古典自由主义是诞生于资本主义体制发展初期的重要思潮,在这派观点看来,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受到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控制,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能够自发的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因此,在经济发展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上,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尽可能地避免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而让人类的经济活动在市场的框架下自主运转。在这派学者里,亚当·斯密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在当代的思想谱系中,古典自由主义被哈耶克,米塞斯等经济学家进一步精致化,形成了20世纪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流派。

      尽管上述观点在逻辑上具有自洽性,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19世纪中后期陷入到频繁的经济危机和动荡之中,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反思并检讨上述经济观念。一方面,纯粹的经济活动能否在不依靠外部干预的情况下达到自身的完美运转;换言之,价格机制是否如古典自由主义学者所预期的那样有效,对此学者们越来越持有怀疑的态度,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经济活动中频繁的市场失灵就是典型的反例。另一方面,经济的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同样带来了寡头垄断,贫富分化,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问题。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积极的干预和化解,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将势必被这些问题所消解,人类社会将会进入到持续动荡的状态。如同波兰尼所指出的:纯粹市场逻辑所支配的社会必将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向运动,如果不加以干预必将导致社会的覆灭。面对经济发展中持续的社会动荡,学者们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国家对于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必要性。这其中凯恩斯就是著名的代表,其所倡导的政府干预政策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走出经济大萧条的阴影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采取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最大限度地避免市场失灵的弊端;与此同时,在社会政策上推行福利国家的理念,通过增强国家的福利供给能力来避免市场失灵的弊端。如果说在二战后,西方国家没有发生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类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那么国家的经济干预无疑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过度的国家干预经济行为同样导致了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对于这种困境,学术界将其总结为政府失灵,即国家在经济干预过程中出现了结果扭曲,导致干预失败。从历史发展的历程看,在经历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失败后,对于国家的经济角色的需要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一方面,需要充分尊重经济自身的规律,最大限度的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要避免政府失灵。从这个意义上讲,在经济发展中确定国家合适的角色定位将是一个颇具挑战的难题。它需要在国家权力和市场自由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将二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同时避免二者的弊端。

      从上述简要的理论梳理中,我们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国家权力与市场并不是完全的对立关系,而是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从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发展中仅仅依靠市场或国家都会导致各自的失灵状态。就此而言,传统的二元对立的认识是僵化的。第二,尽管当今普遍的国家干预经济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但是通过更好的制度设计和改革举措,上述后果是能够被克服的。对于当代而言,更好地进行制度和机制的设计,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优势,避免市场的缺陷是最为根本的任务。第三,经济的转型升级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同时会涉及到大量的社会层面的问题。国家在推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需要积极有效的应对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

      二、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经济体制上看,传统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被彻底的改革,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起来。相比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尽管中国在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也曾面临种种挑战,但是通过渐进的改革战略,中国在没有经历巨大经济动荡的情况下,比较顺利地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在这30多年中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世界第六到2014年的世界第二。从经济开放程度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到当前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开放,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开放型经济体。回顾30多年的发展历程,正是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开放”过程,中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我们仍旧需要清醒的认识中国在未来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深深的影响到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和国际地位。

      第一,经济结构不合理,各个产业的布局还有待优化。从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从经济产值还是从就业人口来看,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半壁江山,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这个世界潮流来看,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初,效仿苏联,走上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经济发展道路。国家在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将大量资源投入到重工业建设领域,力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自身独立的工业体系。经过四个五年计划的发展,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个任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无论对于国家安全还是经济独立都具有决定性意义。通过建立自主性的工业体系,中国彻底摆脱了经济缺乏自主性的地位。然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道路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也不容小视:即国家将大量资源投入到重工业领域,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并进而影响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这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中工业占据比例过大,而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严重滞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突破了传统苏联模式的限制,努力为农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制度基础和发展空间。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中国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已经实现了明显的变化。然而横向比较起来,中国距离国际发达国家的水平还具有一定差距。一方面,工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还偏大;另一方面,服务业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在社会领域中,无论是服务业的种类还是发展程度距离世界先进水平还具有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偏高的现状依然延续,并在不少地方出现了过度工业化的现象。当前,中国不少工业部门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局面,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已经值得警惕,因此在现阶段需要下大力气扭转工业领域过度膨胀的困局,使得经济结构中三大产业的比例协调,相互促进。只有彻底实现了产业布局的合理化,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具有根本的保障。

      第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仍没有根本改变,内需拉动的作用还比较小。从经济学上看,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投资、内需和外贸。在一个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推动着经济的增长。由于各个国家国情的不同和所处历史环境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上述三个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比如在苏联的经济发展中,由于面临外部的封锁和崇尚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支配,因此苏联模式中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相比之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崛起的四小龙经济体,由于这些经济体自身规模比较小,而且充分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因此纷纷发展外贸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其国情和所处历史环境的产物。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于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了改革,发挥了外贸和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而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具体而言,两个方面的举措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结合自身的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大大提升了外贸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面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建设过于封闭的不足,新一代的领导人决定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合作,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发展自己。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素质比较高的比较优势,中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通过在东南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中国吸引了大量外国厂商,使得中国快速发展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已经从一个封闭性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外贸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国降低了工业投资的比重,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消费领域,更大发挥着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由于长期以来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工业建设领域,奉行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理念,导致了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改善缓慢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努力促进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通过繁荣市场和提供更加丰富的生活资料,民众的消费需求被激发出来,并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中,上述三大动力的功能还有待优化。一方面,过度依靠外贸来拉动经济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国际市场消费需求的下滑,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从化解经济增长的风险来看,适度降低中国经济对于外贸的依存度是非常必要的。另一方面,投资驱动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并难以持续。近年来,诸多工业行业的产能过剩,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问题已经凸现出来,因此继续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可持续性已经面临挑战。最为引人关注的是,国内居民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还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考虑到世界上发达经济体中消费在经济增长中占据着半壁江山,而中国仅仅占到30%,因此,进一步构建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中国人口众多,居民消费的潜力非常巨大,只有充分调动起内需的潜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能够得到比较充分的解决。

      第三,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偏高,环境污染,安全生产等社会问题比较普遍的存在。为了更好激发地方政府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国家推动地方分权的改革,形成了促进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赋予地方政府诸多的权力以实现本地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各级政府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制度性和体制性的障碍,塑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给予经济发展各种政策上的支持。然而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决定性意义,同样引发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这种唯经济增长论的发展模式也面临着挑战,一系列日趋严峻的社会性问题凸显出来。比如,环境污染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劳资矛盾也日益严重。如果不对这些问题给予高度重视,那么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必将受到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制约乃至阻碍。

      第四,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还不合理,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比较少。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涉及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同时还涉及到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问题。经济发展成果能够得到公平正义的分配,将能够更加有效的推进经济的发展,而分配的不公不仅将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将冲击社会的正常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方面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改革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国家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举措,将民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从旧有体制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使得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在改革进程中获得了收益,发展成果比较好的实现了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共享。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在经济增长收益和成本分担方面开始出现分化,改革呈现出利益博弈的局面,社会公正的问题开始出现。这其中的典型体现就是中国社会中基尼系数开始增加,阶层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明显。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如何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将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因此进一步的推动改革成果的共享依旧势在必行。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升级而言,只有让社会各个阶层共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够有利地推动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三、经济转型中政府角色的现实选择

      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只有切实强化国家的作用才能够更好的解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面对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强化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调控能力。经过持续的改革,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但是,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和经济增长模式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并且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难以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充分发挥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调控能力才能够实现。通过强化国家的调控能力,国家需要调整现阶段的产业政策,从而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的布局,促进中国的第三产业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同时国家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进一步控制和压缩经济发展中的投资冲动,改变中国经济体过度依赖外贸的局面,为扩大内需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第二,提升国家对于经济活动的监管能力。随着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化和市场经济对于人的趋利性的释放,只有对经济活动本身进行必要的监管才能够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运行。从发达国家的历程来看,监管型国家的出现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通过持续的改革,最终实现了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面对着经济体制变革所塑造的新的经济活动逻辑,逐步构建起国家监管的职能。但是相比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速度,国家监管能力的构建仍然比较滞后。现阶段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监管能力的弱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未来的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提升国家的监管能力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第三,完善国家对于经济成果的再分配能力。罗尔斯曾经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当代的正义理论中,分配正义是其核心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可以进行再分配的资源也越加丰富。因此在加强民生建设的执政理念下,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福利体系,这涵盖了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失业保险,贫困救济等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提升国家的再分配能力将是继续推进中国民生建设的重要基础。国家再分配能力建设不仅能够提高社会成员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民众的消费倾向;同时更能够为经济的转型升级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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