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权力的流变：集中与分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散论文,权力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世界有这样几大明显的发展趋势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1）科技的迅猛发展。（2）信息的爆炸、 快速而广泛的传播及其产业化。（3）全球化：一方面各国经济普遍市场化， 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统一的世界市场经济日趋发展；另一方面各种全局性、全球性的问题（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日益对人类提出挑战。必须承认，有些现象在以往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但它们发生快速、广泛且日常性的影响，还是在本世纪后半期。受这一前提的影响，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和21世纪仍将会在两个层面上同时发生两种逆向的权力流变与权力重组。两个层面，即这种权力流变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同时发生，且互相影响、互相催生；两个方向，即这种权力流变有分散权力的发生方向，同时也有与此逆反的集中权力的发生方向。两种互为逆反的权力流变方向同时发生并不意味着逻辑上的矛盾，因为逆反的仅仅是权力发生的指向，而权力内容在两种方向上各不相同。当然，要绝对划分两种权力指向的内容并不容易，两者之间肯定会有交叉，但交叉部分在整体中是占少数的，而且可以在程序上得到解决。尽管事实上权力运作在不同国家、不同问题领域存在着诸多差别，但从理论上讲，当一种权力运作模式有了成功的经验，成为一种趋势之后，行为体之间就会互相效仿，（注：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150页，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它们之间的阶段差异在本文的讨论中被忽略不计。我们首先分别对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权力流变趋势加以考察，然后分析两个领域和两种方向的权力流变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这种权力流变对人们权力观念的影响。
国内的权力流变
我们认为，国内的权力流变存在着分散的趋势，这种趋势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1）权力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散， 从官僚体制的顶端和中枢向体制的下层和外围分散；（2 ）从政治形态的权力体制向社会形态的组织体制分散，简言之，权力从体制内向体制外分散；（3）权力从个人权威型向体制权威型转化， 这种转化使权力不是集中在某一具体的个人手中，不会因掌权人的变动而导致权力的急剧重组和动荡，而是集中在合法的体制中，权力的转移可以通过个人担当体制角色的变化而平稳过渡，并且体制内角色的分工分散了在个人权威型状态中权力的集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权力从个人权威型向体制权威型的转化是一种权力分散。
造成国内权力这种流变趋势的原因要归功于科技革命、信息爆炸和全球化。科技革命使人类在本世纪创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几千倍于历史上任何阶段的发展总量（指人类在各方面所取得的发展成果的总和），也使人类社会显得比以往在总体上强大的同时，其各环节的联系上更脆弱，一个环节的失误可能导致全局的灾难。这种“强大的脆弱”要求身处问题前沿的部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随时能对变化做出迅即反应，从而要求权力也由集中走向相对分散。
信息爆炸也对决策的前沿性、迅即性和分散性提出了要求。未来学派从信息爆炸和决策机制因此所受的压力的角度描述了国内权力流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著名代表人物阿尔文·托夫勒在《前瞻性的民主政治》一书中指出，在信息时代，“加快决策的压力猛烈地冲击着日渐增加的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熟悉，对此必须作出决策。”如果继续沿用旧有的决策体制，而不随迅速变化的外界作出相应变化，那么“其结果是不堪承受的、决定性的超负荷。简单地说就是政治的未来震荡”。对付未来的政治震荡，托夫勒叙述了两种可能的办法：“一种办法是设法进一步加强政府这个中心，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官僚、专家和计算机以竭力争取跑在迅速增加的复杂性的前面；还有一种办法是通过群策群力，让‘下面’或是允许‘外围’作出更多的决定，来减轻作出决定的负担，而不是把作出决定的权力集中在已经紧张和乱了套的政府中心。”（注：转引自〔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234页，234～235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显然，第一种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因为“这种本能做法只会更多地导致失败。集中控制和合并机构只会产生更多的浪费而不是减少浪费”。适应历史发展趋势的解决办法应该是第二种，通过向“下面”或“外围”分权或放权，以及减少等级来对付政治的未来震荡。（注：转引自〔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234～2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总之，信息爆炸及其造成的决策压力迫使权力从中央向地方、从官僚体制的顶端和中枢向下层和外围、从体制内向体制外（为了避免官僚体制的无限制膨胀）作分散性的流变。
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仍是国际政治中现存的一对矛盾。国家的权力中心——中央政府在旧有的繁重的决策压力之下，又增添了对全球问题参与和作出决策的新的压力，这双重的压力必然要求中央政府分散和下放一部分权力。
科技革命、信息爆炸和全球化还对决策的高效性提出要求。集中的、等级森严的权力体制无法适应变化速度极快的世界，只有适当地分散权力，使决策的任务在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各个级别逐级消化，到权力顶端和中枢时，决策的任务大多局限于长远性的、宏观性的、战略性的任务，这样，高效性才能得到体现。
至于权力模式从个人权威型向体制权威型转化的流变趋势，这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当代政治发展的重大成果，这也要归功于信息的广泛传播。
国内权力的分散化，既是过于集中的中央权威和体制陷入困境所致，也是次国家政府、组织、集团在新时期利益急速膨胀而导致的权力需求的必然结果。后者既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就必然要求获得相应的权力和利益。
除了分散，国内权力的流变也存在集中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竞争主体之间需要有较强的协调能力。 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带来了竞争的观念；把竞争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和对竞争的协调，需要有一个驾驭性的集中权力。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就是加强地方利益的协调能力。（2）当分散的权力主体在自我利益驱动下行事时， 高一级的权力主体就需要加强制定规则、宏观和全局计划、发展战略的能力和宏观调控的能力。（3）全球化带来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 在竞争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需要集中某些方面的作用来提高其竞争能力。（4 ）各种灾变的预防和救济在现代越来越需要动用整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或全人类的能力。
对于前两种权力集中的内容，已有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加以论述。如奥斯本等在强调分权同时，认为美国“在许多方面，联邦政府仍旧有责任提供资金，制定全面的政策框架”，特别是“超越州和地方政府能力所及范围的政策，如国际贸易、宏观经济政策，以及许多环境的和管理的政策”、“需要对财源最匮乏地区投资的扶贫政策”、“社会保障和失业补偿之类的社会保险计划”。（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260页。）另有人在总结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验时， 干脆把国家定义为三种角色：计划者、投资者和企业家。（注：参见王佳煌《东亚发展型国家——模范或特例？》，东亚季刊第二十八卷，1997（4）。）罗伯特·赖克从全球化给国家竞争力提出的要求出发， 强调了国家加强某些方面作用的必要性。赖克认为，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经济的一体化导致经济转型，即从“高产量”向“高价值”转化。经济的“高价值”化在美国造成的结果是经济成果被约五分之一的符号分析人员，即从事设计、经营管理、财会、法律、教育、行政管理等职业的人所享有；经济国际化造成的结果是跨国公司力量的增加和符号分析人员日益溶入全球性国际化的经济网络，这两个结果都导致了民族国家的虚化，人民、社区、民族等无法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找到共同的利益平衡，民族国家不再是主要的忠诚对象。对此后果，赖克提出了“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张：对外，一方面要顺应国际化的潮流，一方面要加强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对内，要占五分之一的符号分析人员以多纳税等方式做出贡献，这些方面，将是国家在今后要加强作用的领域。（注：参见〔美〕罗伯特·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译者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人类迄今的发展总量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强大的同时也意味着更脆弱。“强大的脆弱”一方面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权力，使处于问题前沿的部门有充分的责任性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权力集中，在面对重大的经济、社会、自然等灾变时，能动员起整个国家的力量，甚至多国、全球的力量。
总之，权力的分散和集中同时并存是国内权力流变的总特点：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必须很快做出的决策越来越多，而无限制地扩大中央的权力机构和地方各级官僚机构并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同时，次国家政府、组织、集团等的利益需求也越来越多地涉及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决策体制必须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才能适应时势发展的需要，这种变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分散权力，把决策及与此相应的责任分散给外围的机构，或下放给下一级官僚机构，甚至分散给非政府官僚部门的社会团体和组织，这种分权趋势集中地表现为当前政治制度的分权化发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一些领域集中权力又是必要的，特别是当市场的经济总量越来越大时，中央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就显得更有必要，当社会的总量越来越大时，中央对社会的宏观控制也越来越重要，如社会保障、灾难预防和救济等。
国际的权力流变
国际的权力流变，同样也存在集中和分散的趋势。分散的趋势是：（1 ）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结构特征决定了不同层次上的国际权力都必然趋向一定程度的分散；（2 ）国际政治经济多中心化本身就是国际权力分散的趋势，人们对国际政治经济民主化呼声日高的要求加剧了这种趋势；（3 ）不同问题领域和地域领域的国际机制的日渐发达也助长了国际权力分散的趋势。
首先，从国际政治的结构特征看，新现实主义的结构主义否定了国际社会形成集权性的、向心性的、等级性的国际体制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国际权力必然在一定层面上（即在为数不多、可认定的世界性大国的层面上）趋向分散。国际政治结构与其他类型的政治结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三个根本特性：（1 ）国际政治系统组成部分的“排列原则”是“分散的和无政府主义的”；（2 ）国际政治系统组成单元（民族国家）的特点是“同一性”，“把所有的国家称为‘同类单元’是说每个国家在作为一个自主的政治单元这一点上，与其他国家是一样的。它是国家拥有主权的另一种说法。”当然，具体的每一个国家之间是有差别的，但这种差别是“在完成任务的能力”上的差别，“国家在面临的任务上是类似的”；（3）单元之间能力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由这三个根本特性所决定，国家之间在能力对比上肯定是不平等的，但国际社会不可能出现一个在各方面都优势非常明显、能有效支配其他国家的霸主，因为霸主的出现有悖于国际政治结构的特性，无政府主义的特性会因此而向等级制转化，国家的同一性会因此丧失。即使出现了优势非常明显的国家，较弱的国家也会从保持自己的自主性和与其他国家的同一性的目的出发，结盟反对较强的国家，阻止国际体制向等级制方向转化。因此，结构现实主义断言，国际社会中“均势会反复形成”，“不管各国是否愿意，它们都要创造出均势”。（注：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104～117页、140～155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总之，结构现实主义承认国际社会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现实，但拒绝国际社会会形成一个权力中心（霸权）的观点，国际权力毫无疑问地被分配在均势中，不管这种均势是两极均势，还是三极、四极、五极或更多极之间的均势。这在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多极格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全球层次上，国际权力被分散在几个可认定的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间，在区域层次或次区域层次上，国际权力分散的趋势同样存在，除了有关世界大国外，几个可认定的区域性大国也影响、左右着地区局势。
其次，国际政治经济民主化和多中心化有力地推动了国际权力趋向分散。依附论和外围中心论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优势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发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性的、吸收性的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为了发展外围。”而发展中国家则由于这方面的弱势而处于世界经济的外围地位，处于对中心国的依附地位。维系中心与外围之间联系的、维持这种依附关系的，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心国家通过采用“各种不同的行动和诱导方式：贸易优惠，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提供资金，军事援助，某些公开或隐蔽地对公众舆论和政府施加影响的手段，甚至惩罚性措施，以致有时导致使用武力”等，不断“扩大和捍卫自身的利益”，维持其霸权，其经济技术输出，也是为了从外围攫取“剩余”，而外围国则被迫依附于中心国。（注：参见〔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9页、193～196页，商务印书馆，1990。 ）依附论和外围中心论有力地批判了国际权力从经济低地向经济高地集中的发生方向理论。
在现实斗争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改变国际政治经济不平等的现状：一方面，它们集体与北方国家谈判，要求北方国家减少各种保护，对南方国家开放市场，要求北方国家减免债务，以减轻南方国家的经济负担，要求北方国家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等等；另一方面，在与北方国家谈判同时，南方国家间加强了南南合作，互惠互利地发展关系。在南北谈判和南南合作进程中，诞生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组织，如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南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必须依靠自己的集体资源”，靠自己的努力，弥补“不利的国际环境所造成的损失”，才能应接发达国家经济集团化的挑战，“去对付强大的发达国家加强它们在南方的势力范围的努力”。（注：参见《对南方的挑战——南方委员会的报告》，137～139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南方国家的集团已产生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它们的斗争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民主、平等的方向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权力。
国际经济集团化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北方国家内部和南方国家内部的水平和横向层面上，也存在于和某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域邻近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垂直和纵向层面上，这就是国际经济的多中心化，如北美、欧盟、亚太等地区。根据日本大前沿一的“地区国家说”，在一个无边界的全球经济中，围绕一个区域中心形成的拥有500～2000 万人口的地区单位比民族国家更有生命力，会成为自然经济单位，它们经常跨越国界。这种理论所宣称的民族国家虚化说可以商榷，但其所揭示的国际政治经济多中心化确实是世界的一种发展趋势。国际经济的多中心化也推动了国际权力分散的发展趋势。
第三，国际权力在一定程度和一定领域出现了从国家向国际机制流变的趋势。国际机制的概念，按照自由制度主义的定义，是指“一整套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则、决策程序等”（注：参见刘靖华《霸权的兴衰》，20页，17～24页、29～3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国际机制的发展与发达是国际政治经济在本世纪的重大发展。自由制度主义认为，结构现实主义过分强调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对国际社会过于悲观；国际社会最初的合作是很艰难的，无政府状态就是因为缺乏合作而造成；当博弈经过几次反复之后，行为者往往会发觉合作对他们是有利的，不合作或只有一方愿意合作都将使大家遭受共同的灾难；合作的途径、渠道或机制最初虽然往往由霸权国提供，即由霸权国来制定隐含的或明确的原则、规则或决策程序，但这些机制一经产生就成为公共产品，即为大家所享用，并能反作用于国家行为，即使在霸权国衰落之后，它所创立的国际机制仍存在，某种“制度霸权”仍能提供一定的国际稳定。（注：参见刘靖华《霸权的兴衰》，20页，17～24页、 29 ～32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因此，在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背后隐含着一个推论，即国际机制产生之后就成了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不依赖于国家而独立存在于国际社会的因素，具有了某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权力。从目前看，许多国际组织和体制确实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
应该承认，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贡献、国际政治经济民主化和多中心化的发展趋势、国际机制的发展与日渐发达，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国际权力流变出现了分散的趋势。但国际权力也同时存在集中的现象。国际权力的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 ）大国群体由于冷战后的历史条件享有较前更大的影响力；（2 ）国际机制的发展与发达从全球层面看是国际权力的分散，而相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国际权力的集中；（3）全球化趋势与全球性问题的突出说明， 存在着国际权力从国家向致力于解决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国际机制集中的趋势。
首先，随着冷战的结束，各大国正在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相互间正在逐步确立合作主导型的伙伴关系，在维护全球与地区安全方面尤为默契，从某种意义上说，“雅尔塔体制”所确立的“大国一致”或“大国合作”的原则正在复活。这对整个国际关系具有越来越大的潜在意义。
其次，国际权力的集中也指在近乎自然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国际机制，如自由制度主义所说的那样，从国家手中集中了一部分权力。罗伯特·吉尔平悲观地认为，“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历经数千年一直也没有发生变化。国际关系仍然是处在无政府状态下的独立行为者之间争夺财富和权力的循环斗争。”（注：〔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导言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而事实是，自从民族国家产生以来，国际社会一直致力于对民族国家行为的规范，这种规范的努力一方面是国际法，而另一方面则是各种国际协议和国际组织，甚至包括一些既没有得到国际法明文规定，又没有经过国际协议确认的，但确实被世界舆论所公认的某些近似于“人类自然法”的原则，所有这些内容都可归入自由制度主义者所强调的国际机制概念中。不断发达的国际机制或多或少地改造着国际社会，国际社会并不像吉尔平往后看历史那样悲观。国际机制的发展因本世纪人类开始面临由于科技革命及其向信息革命推进而日益造成的全球化趋势与越来越多的共同的全球性问题而得到加强。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事务受到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机制的管制，各国惟有交出部分权力，积极置身于这个国际化进程，才能影响这一进程及其机制的演化，保障自身的利益。但是，国际机制的产生并不完全像霸权稳定论所宣扬的那样，是由霸权国无私提供的，制度也无助于霸权国衰落之后延续它的霸权统治。即使最初是实力强大的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倡导了某种秩序，这种秩序产生之后也会遭到各种国际势力的逐步修正，因而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国家，国际机制在它的完善过程中会逐步具有外在于它的、不以它为存在前提的独立性。众多全球性、区域性或次区域性国际组织是这一国际权力集中的国际机制的主要载体。
国际机制对国际权力的集中也体现在小国国家集团的兴起上。按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小国对国际政治结构是不起作用的（注：参见《国际政治理论》，158～159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几个为数不多的可认定的大国决定着国际政治。这一论断在过去也许正确，但现今已面临修正。因为一方面，小国认识到了自身的缺陷，在合作经验中认识到了集团的优势；另一方面，全球层次的权力分散（多极化）为小国集团发挥一定影响力提供了空间（在霸权体制下，小国间要结成内聚性的集团是不可能的）。在二极向多极演变进程中，小国利用集团的优势，增加它们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构成一道国际政治的新景观。因此，从小国集团这一特定层次看，国际权力也存在集中的趋势。
最后，全球化所要求的全球管理，环境、能源、人口、粮食等全球性问题所要求的全球治理，使得各国都认识到：一方面这些问题靠一国无法单独解决，必须合作；另一方面，如果大家都不愿为这些问题而合作，那么遭殃的是每一个国家。全球性问题要得到全面有效的解决，就必须克服“这些问题所表现出的全球性和对它们的解决方法的局部性之间存在”的矛盾。（注：参见〔俄〕阿·恩·丘马科夫《全球性问题哲学》，前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基于这种共识，原先属于国家的某些权力逐步集中到致力于解决某一全球性问题的组织和机制。
在国际权力的集中这一点上，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集中趋势并非是自上而下式的剥夺，而是每一个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认识到合作与集中符合自己的利益，自愿地接受国际协议的约束。所以，这种权力集中并不是对主权属性的篡改，而是建立在主权者允许、自愿的基础上。
相互依赖中的权力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权力的集中和分散同时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上存在：国内，一方面是权力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从决策体制的中心向次中心、甚至向基层，从体制内向体制外，作分散性的流变；另一方面，某些权力，包括一些新形成的权力，又只能集中于中央，集中于决策顶端和权力中枢。国际，一方面国际政治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权力总体上是分散的，随着世界经济总量的大幅度增长，与此相应的是某一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地位的相对下降，世界经济多中心化，这更加固了国际权力分散的总体趋势；另一方面，大国群体享有较前更多的国际权力以及国际机制，特别是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国际组织从国家手中转移了一部分权力，这说明国际权力又存在集中的趋势。
进一步观察国际事实，可发现：①两个层面的权力流变实际上是互相影响、互相催生的；②两种方向的权力流变并不是互相对对方的否定、反动，而是各自在内容上有很大的不同，有时甚至是同源的，而且有些权力本身就是因新问题而新生的，并不是对旧有权力的转移、剥夺。
国家内部的权力分散和集中，固然有它内部的原因，更有外部环境给它造成的压力。全球化在本世纪末所造成的国际社会互动，不要说与上一世纪相比，就是与冷战时期相比，也要频繁得多。频繁的国际互动，给国家带来了大量的新生的外向性课题，而这势必一方面要将内部的部分权力下放，以减轻中央权力从内外遭受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集中权力，以增强自己解决外向性课题的能力。国际社会的权力分散和集中，固然有国际社会自身规律的原因，另外也有国家对国际社会溶入更多而给国际社会造成压力的原因。在国际舞台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在活跃的历史时期，“僭主式”或“寡头式”的国际统治也许是行得通的；而随着知识和信息的广泛传播，更多的国家溶入国际社会，全球性社会日益形成，国际权力一方面是被分散了，另一方面因为区域的、集团的利益而驱使权力又相对地集中。因此，权力的集中和分散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上是相互影响的。
权力的分散和集中两种趋势并不互为反动、互相否定，国内权力的分散并不意味着损害中央的权威，而是地方、决策机制的外围减轻中央、决策中枢在日常性、具体性事务管理上不断增加的压力；国内权力的集中也不意味着对原先分散的权力的剥夺，而是出于加强对分散权力的协调能力以及解决大量新生的、具有全局性问题能力的需要。在国际上，权力的分散和集中更不是在同一层次的意义上讲。国际权力的分散是指全球层次上一元的、向心的、等级性的权力体制的不可能性，以及随着更多的国家溶入国际社会，随着大量带有全球性和跨国的区域性问题的产生，许多新兴国家、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分享了部分的国际权力；国际权力的集中一方面是指大国群体逐步取代冷战时期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享有更多的国际权力，另一方面更指具有全球性、区域性的跨国问题，需要跨国协调才能解决，从这一存在基础出发，因此而产生的国际组织或跨国机制集中了国家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国家权力的剥夺，因为这些组织和机制是为了解决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这些权力在这些组织和机制产生以前并不存在，因而也就谈不上被剥夺的问题。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在众多的权力流变中，对暴力的控制权仍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否则，国内和国际社会将不是更发达，而是混乱和动荡。
我们在文章一开始就指出，权力流变在各个层面的各种形式，最终都是由本世纪的三大新发展——科技革命、信息爆炸和全球性——引起的。因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看似逆反的两个方向的权力流变，实质上都是源于同一的历史条件的巨变。这三大新发展中最后的决定性因素又是科技革命。这样的表述并不意味着技术和社会的所有其他变化之间就是一种单向的因果决定关系，其实，社会的其他发展也影响着技术的发展。（注：参见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347～348页，111页、344～34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 ）权力社会学描述了人类历史上技术发展和权力关系变化之间的关系，认为：（1 ）权力要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来理解；（2）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相互依赖关系中的不对称性在逐步得到改善，资源、利益、目标等都在多样化，这些使得社会权力在总体上趋向分散。（注：参见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347～348页，111页、344～346页，北京三联书店， 1992。）但是，权力社会学没注意到的是：（1 ）技术的发展导致暴力的发展，但暴力在历史上却是呈现分散到集中的发展趋势；（2 ）当技术本身日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成为一种追求目标之后，对技术的开发和拥有本身却导致了社会权力的集中，因为技术本身也在经历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复杂的技术开发需要拥有大量的资源。
总之，权力的集中和分散同时都是历史的发展方向，它们改变着国内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也改变着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一切在21世纪将表现得更为明显，影响更为广泛与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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