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与思想解放关系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解放论文,畅销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畅销书，是指一定时期内(一般为一年)，在同类书中销售速度最快、销量最大的书。狭义的畅销书是随着出版业的市场化而产生的，广义的畅销书则存在于出版业出现之后的所有历史时期。“畅销书的本质在于：在一定的时间里迅速形成了对某种类型或某一种图书的群体性追捧、阅读的社会现象。只要具备这一特点，任何图书都可以视为畅销书。”[1]思想解放是与思想僵化相对而言的，既指解放旧思想之后产生的新思想，也指一种新的精神状态。思想解放最鲜明的特征是不迷信——不迷信书本、经验、传统、权威、领袖，言行勇敢是其重要特征，创新是其根本属性。从精神活动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思想解放的历史。拙文以改革开放以来畅销书的出版传播为基本视野，论述畅销书与思想解放之间的内在联系、互动关系。 一、畅销书是思想解放的重要载体 人类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之时，都留下了记录、反映这种转变的畅销书。畅销书是其所在时代人们思想解放的记录者。后人了解、认识、研究这一时期人们思想解放的状况，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阅读、分析这一时期的畅销书。 1.畅销书是记录所在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成果的重要文本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每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欧洲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日本明治维新，都产生了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如《十日谈》、《哈姆雷特》、《论法的精神》、《少年维特之烦恼》、《常识》、《汤姆叔叔的小屋》、《西国立志篇》等。近代以来中国的每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也都产生了盛行一时的畅销书，如《化学鉴原》、《天演论》、《盛世危言》、《革命军》、《猛回头》、《呐喊》、《尝试集》等。这些畅销书，是相应思想解放运动的记录者或反映者，在历史上都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同时也是后人了解、认识、研究先人如何不断地解放自己的思想的重要文本。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可以说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实践活动的不断拓展、深入，这些都得益于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而思想解放的成果通过畅销书得以记录，思想解放的过程也通过畅销书反映出来。“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以来，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的重大主题有六个：如何评价毛泽东及“文革”，如何认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如何评判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何看待传统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如何看待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解体，如何看待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如市场经济)、政治(如民主)、文化(如人权观念、自由思想)。在这六大方面，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不断打破个人崇拜的禁锢，不断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方式的约束，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认识，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不断得到解放。在不同年份出版的一大批畅销书，如《天安门诗抄》、《第二次握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俗讲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为人道主义辩护》、《走向未来丛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现代化的陷阱》等，记录、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不断获得解放的成果、成就。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及其修订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畅销的领袖著作。这些完整地记录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不断解放思想的成果，反映了这位执政党领袖不断突破思想禁区、打破精神枷锁、破除现代迷信的心路历程。《邓小平文选》的第二卷与第三卷是关于邓小平思想解放最原始、最权威的载体。认识、研究邓小平的思想解放问题，必须把这两本畅销书作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资料。 2.畅销书是照射一定时代人们思想解放水平的一面清晰的镜子 概言之，《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与其修订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文本差异，见证了国人思想解放的艰难步伐，浓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艰辛进程。 影响思想解放的因素很多，既有主观因素，如主体的认识能力、心理素质、价值观念等；又有客观因素，如经济条件、社会实践、传统文化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因素是有差异的，因而人们思想解放的水平也是有高低之别的。一定时期人们思想解放的特点、水平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有关畅销书映射出来。 1991年12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俄罗斯联邦”，苏联正式解体。有着1500万名党员、执掌政权达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包括其前身布尔什维克、俄国共产党、全联盟共产党)亡党了，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一个、曾经长期与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国家亡国了。怎样认识这一事件，怎样总结其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学者的认识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停留在导致这一事件的外因上，认为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主要原因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和平演变”和颠覆活动，培植和援助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已主要转向内因的探讨，如认为社会生活长期缺乏民主，忽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处理好民族问题。这样的认识大有进步，但仍然没有切中要害。2001年8月16日，《南方日报》刊发黄苇町的文章《苏共亡党十年祭》，被争相传诵。江西高校出版社约请作者以此文和其他专题报告为基础，撰写了同名著作。该著于2002年4月出版，至2003年4月累计印刷7万册。这本畅销的理论著作对苏联剧变的原因与教训实话实说，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共产党不仅是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所搞垮，也是被它一直宣称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3]作为一面镜子，《苏共亡党十年祭》不仅照射出作者思想解放的水平已经发展到很高的高度，而且折射出中共高层在打破政治思想禁锢方面的力度。该畅销书及其前身同名文章广泛传播的政治背景是，2000年2月和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两次在公开场合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正式将其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之一，并写入修改之后的新党章中。黄苇町在其所作报告和著作中，从反思苏共亡党和苏联亡国入手，阐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意义。如果没有中共高层进一步的思想解放，《苏共亡党十年祭》就很难出版，即使出版也不可能迅速流行起来；另一方面，《苏共亡党十年祭》的出版与畅销，又映射了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破除政治禁锢、实现思想解放的勇气与智慧。 综上所述，一定时期思想解放的成果、成就，往往通过这一时期的畅销书得以记录下来、反映出来。要把握一定时期思想解放的进程与成就，可以考察这一时期畅销书出版传播的历程，解读这一时期畅销书的文本及其传播效果。 二、思想解放是畅销书出版传播的必要条件 考察古今中外畅销书出版传播的历史，会发现，统治阶层、主流社会，主要是高层政治家(如执政党领袖)和控制话语权的上层人士(如精英分子、宗教领袖)，他们的思想解放与否、解放到何种程度，决定着政治、道德敏感性强的图书的命运。 1.统治阶层、主流社会的思想解放 古今中外，政治类畅销图书往往与所在时代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密切相关，与所在时代人们的思想是否解放以及解放到何种程度直接相关。它们的命运充分证明统治阶层、主流社会的思想解放是政治、道德敏感性强的图书得以出版与畅销的前提条件。 例如，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创作出反思十月革命前后历史的失误与挫折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内拒绝出版的情形下，遂将书稿寄给意大利出版，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然而，在作者的祖国，该小说受到猛烈抨击。直到1988年，才在苏联公开出版。 综观世界各国，出版业不仅受到政府、执政党的监控，而且经常受到宗教的控制。从1559年至1966年，共有4000多种书籍因异端邪说、不道德、政治错误等原因被罗马天主教教廷禁止，[4]其中，有许多名家的名作，不少是畅销书，如《巨人传》、《十日谈》、《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红与黑》、《人间喜剧》、《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茶花女》、《娜娜》、《漂亮朋友》等。19世纪以后，随着近代科学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罗马天主教教廷不得不放松对出版的控制，1966年最终废止了《禁书目录》。2003年，《达·芬奇密码》在美国出版，第一周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该小说对基督教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异议，因而遭到众多宗教团体、神职人员和《圣经》学者的反击。然而，这种反击整体上停留在学术层面。这表明，进入21世纪的现代基督教会已经远非近代乃至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了，思想大大解放了，谈论上帝、挑战耶稣与批评教会已经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了。在西方，宗教是畅销书的永恒主题之一。基督教会的思想解放，为宗教敏感性题材图书的出版与畅销创造了必要条件。 2.编辑出版人员的思想解放 出版史上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在同样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氛围里，同样的一部书稿，有的出版机构拒绝出版，而有的出版机构愿意出版，结果出版后大受欢迎。例如，“科幻小说之父”儒勒·凡尔纳的处女作《气球上的五星期》被15家出版社拒绝出版，世界超级畅销书《哈利·波特》(第一部)被6家大型出版公司拒绝出版，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尘埃落定》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前被几家出版社退稿，叫座又叫好的《文化苦旅》由上海的知识出版社出版之前被另一家出版社大幅删改终未出版，等等。这么多的畅销书、好书为何被拒绝出版？一个重要原因是，编辑出版人员的思想不够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的这种类型的畅销书不胜枚举。1985年12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1986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时累计40万册。该小说在当时虽然引起激烈的争议与非议，但其社会意义不容否定：“新时期的爱情小说，出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与传统婚姻伦理观念发生动摇的文化背景下，其间爱情文学的主题具有启蒙意义，它和人的解放、对极‘左’政治的批判紧密相连。”[5]2009年6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民主的细节——当代美国政治观察随笔》，至2010年3月初，印刷14次，销量突破8万册。该书稿曾辗转于数家出版社，屡遭拒绝。责任编辑回忆说：“坦率地说，倒是这方面话题的敏感性曾让我们犹豫了一下。但最终的判断是，作者的本意是在做善意的提醒和建设性提议。只要书稿打磨得当，这些看似敏感的地方反倒对当今中国的民主建设具有一定的启蒙和借鉴意义。”[6] 类似的图书最终得以出版并流行起来，一是因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二是因为编辑出版这些书的当事人有胆有识，没有超前性思想的编辑出版人员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正像敢于出版《傅雷家书》和《随想录》全本的当代著名编辑出版家范用指出的那样：“许多删节《随想录》的出版同仁实在是小心过头了。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也。”[7]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政治越来越开明，政策越来越人性化，选题的禁区越来越少，“对于那些具有崇高正义感和高超智慧的选题策划人和编辑出版人来说，选题的范围非常宽广。”[8] 以上所谈，是针对那些政治、道德敏感性强的图书而言。还有一些图书，并不具有政治、道德的敏感性，或者，政治、道德的敏感性比较弱，可是，它们的出版传播同样离不开编辑出版人员的思想解放。这种图书的题材、体裁、体例与风格新颖、独特，与大多数人的经验不符，与传统、习惯不符，故而很多人不认可、不接受。然而，这样的图书出版后，常常不但在商业上、经济效益方面获得极大成功，而且在文化上、社会效益方面也取得显著成就。例如，畅销书策划大师金丽红策划出版的第一种畅销书是《王朔文集》(华艺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她这样形容当时想做《王朔文集》的冲动：“我第一眼看到王朔的一本书《我是你爸爸》就立刻被吸引了，这个标题多么吸引人啊!于是我就有了做王朔的书的念头，而且是做他的全套文集。”但是，当时文集几乎都是盖棺论定的，几乎都是属于泰斗级的，如给已故大文学家老舍、郭沫若等人出文集，但王朔当时只有33岁，而且很有争议。虽然年轻人爱看他的小说，但传统派和学院派的人贬其为“痞子文学”。《王朔文集》后来销了10万套，业内人士评价金丽红：“她的眼光很‘毒’。”[9]这种“毒”的本领源自哪里？源自思想解放，源自观念与时俱进。笔者考察编辑出版史发现：“观念陈旧的人，或许可以成为杰出的作家和学者，但绝对成不了名垂青史的编辑出版家。”[10]对新理论、新观点、新题材、新体裁、新体例、新风格、新版式、新开本、新工艺、新作者等，编辑出版人员都应该持欢迎、接纳的态度，不唯我独尊，不拘泥于习惯，不囿于传统。 三、畅销书是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解放的作用，就必须将思想解放的成果社会化、普及化、大众化。“综观人类思想发展史，任何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功与否，首先取决于这种思想解放的先导性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认同和掌握。在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人民群众既是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主体，更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对象。我们开展思想解放运动的根本目的，说到底就是要唤醒大众的主体意识，帮助他们逐步摆脱思想枷锁和认识上的局限性。”[11] 1.畅销书是将新思想社会化、普及化的非常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 在将思想解放的成果社会化、普及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畅销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正是在将新思想社会化、普及化、大众化方面，畅销书找到了推动广大民众思想解放的最佳通道。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等文化精英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通过《新青年》杂志和学校教育、学术讲座的方式，这种新思想传播到一部分都市青年中，但其社会化、普及化、大众化，还有赖于用白话文写作的有关畅销教材、畅销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在北京发生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争论之时，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白话文教科书，并通过商业渠道将其传播到穷乡僻壤。新一代读书人以这些广泛流通的白话文课本接受启蒙，这样，白话文运动乃至整个新文化运动才在中国社会确立了根基。畅销的白话文文学作品也同样发挥了这种作用。胡适的《尝试集》是第一部用白话体写作的新诗集，1920年3月出版后很受读者欢迎。1923年8月，鲁迅的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呐喊》出版，在鲁迅生前印行22版次。《尝试集》与《呐喊》成为中国新文学最早的样本，它们的畅销使胡适、陈独秀等人的文学新思想传播得更广泛，它们将文学革命的思想社会化、普及化、大众化了。畅销书，是知识分子广泛传播其思想的快车通道。在纸质传媒时代，有了这个快车通道，知识分子的精神创造成果就避免了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命运。 2.畅销书是对民众进行启蒙、开启民智的重要手段 启蒙与启蒙运动的本质是破旧立新，即破除过时的、失效的旧知识，掌握新知识，接受新事物。这与思想解放的本质是一样的。启蒙是永恒的人生主题，启蒙运动是长期的历史主题。对民众进行启蒙、开启民智的主要方式是宣传教育。宣传教育又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政治的手段从上到下灌输，二是通过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渗透。无论哪一条途径，都离不开畅销书的出版传播。 一个时代或一定时期的畅销书，向世人最广泛地传播知识和思想，而这种知识、思想往往是新知识、新思想，它们启迪着人们的心智，更新着人们的观念，改变着人们的言行，从而推动时代前进、社会发展。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海国图志》、《盛世危言》、《巴黎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天演论》、《革命军》、《法意》等，哪一部畅销书不是如此？“文革”结束以来，《第二次握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俗讲话)》、《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朦胧诗选》，等等，每一本畅销书也是如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世界前沿科学技术和信息经济知识的了解，主要依赖五本畅销书：《第三次浪潮》、《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未来之路》、《数字化生存》、《知识经济——21世纪社会的新趋势》。它们紧跟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潮流，及时地向国人普及了新知识，让国人与世界同步。《数字化生存》掀起了全国性的数字化和网络飓风，为处于数字化蒙昧状态的中国大众上了一堂极其生动的教育课，被誉为“开启中国互联网启蒙运动”的第一本书。从2000年9月起，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引进出版《富爸爸穷爸爸》系列。该系列畅销书向国人输入了“财商”概念，极大地改变了国人鄙视金钱、忽视理财的传统观念，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洗脑革命”。[12] 与常销书或滞销书不同的是，“畅销书现象对社会的影响首先是‘爆破’作用，有如一石击水，漾起水花，泛起水圈。从社会动力学的角度看，畅销书现象一经产生、形成，便首先表现为‘推动了社会一把’，给社会带来了动感，使平静的社会为之一震，或使嘈杂的社会为之愕然，再度沸腾。”[13]畅销书的这种“爆破”作用，就是给僵化、封闭的思维方式和因循守旧、人云亦云的思想观念投下一枚思想的炸弹，让思想冲出牢笼，获得精神的新生。1986年负责出版《丑陋的中国人》的陈俊年回忆当年阅读该书的感受是：“简直像一枚巨磅的思想炸弹，读之如雷轰顶，震慑心魂!”[14]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盛行中国内地的《丑陋的中国人》为国人点燃了一枚反省自身的大炮弹。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思想僵化不通，阅读常销书或滞销书也可疏通；大多数人的思想僵化不通，则必定要阅读畅销书才可疏通。畅销书的文本一般通俗易懂，畅销书读者面广、影响大，畅销书阅读属于公共阅读，因而可以最大限度地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观念，从而最广泛地解放人们的思想。 最后，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畅销书都能对思想解放起到积极的作用。出版史表明，畅销书既可以促进思想解放，从而推动社会发展，也可能束缚人们的思想，因而阻碍社会进步。但总的来说，畅销书是思想解放的有力武器、重要工具。思想解放是评价畅销书价值的一个主要标准。一本畅销书在文化上、社会效益方面究竟有无价值与贡献、究竟有多大价值与贡献，经常表现在它对所在时代人们的思想解放究竟有无作用、究竟有多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