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全方位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韩凤琴摘译
前言
在考察邓小平的理论和中国的未来方面，我认为外交的前景是最重要的，而且又是难于解答的问题之一。其理由如下：
第一，邓小平对当今外交方针的确立起了很大作用。他在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路线向最重视经济建设的路线转变中起了主导作用，把为了经济建设要确保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中国特别从80年代初开始，以全方位外交为宗旨，虽然有时成为对立和紧张的当事者，但基本开展的还是以同各国和平共处与协商为基调的外交。当然，这也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但邓小平本人的思想对这一政策的确定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二，邓小平指导的外交政策，并非完全排除在此之前的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原则。换言之，在邓小平的理论中，也包含着从毛泽东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被殖民地化的记忆依然存在，与台湾也尚未实现统一，所以中国的领导人对有关确立和保卫自己主权的事项，一贯保持强硬姿态。即，邓小平在维持为经济建设而采取的绥靖外交和为保卫主权而采取的强硬外交这一有时发生尖锐矛盾和对立的两大方针的平衡方面，担任重要角色。
从以上看，研究邓小平将来“去见马克思”后给中国外交带来的影响的必要性，大概已十分明显。但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不透明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首先，作为一般的见解，认为最近的国际环境变化是很难预测的。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情况发展不容预断。台湾政府为了求得国际上的认可，积极开展对外活动， 特别是在美国的那个冲击强度， 通过1995年6月的李登辉访美，如实地表现出来。 中国不仅看出与台湾进行经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从各种意义上讲都重视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围绕着台湾问题，绥靖原则和强硬原则确实存在着冲突。
其次，如果中国在经济上进一步增强实力，那么新一代领导班子的自我形象同邓小平相比可能有很大变化。即，邓小平在制定外交政策上所具有的基本认识之一，是认为中国属于发展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由此采取的对外姿态是：不过于自信，适当地慎重行事，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绝对避免把国力集中放在军备上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经济发展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想，取得了惊人的进展，这确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领导班子对自己的国力增强了自信。如果自我形象发生变化，那将会对邓小平以后的外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探求邓小平百年之后作为“邓小平遗产”的中国全方位外交的前景。以下将搞清：第一，何谓邓小平的全方位外交？它是怎样形成的？第二，考察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外交前景。那时，形成全方位外交的因素是否继续存在？而且新的因素是什么？这些是应该引起注意的地方。
在决定外交政策的各种因素中，特别把焦点放在以下两点：一个是中国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和自己的形象；另一个是围绕着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无论哪个问题，都有许多不明之处，但鉴于它的重要性，我想试着做一些初步考察。
毛泽东的革命外交
⒈毛泽东外交的轨迹
邓小平外交的特征，通过与毛泽东外交的比较，变得更为明显。本节打算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搞清当时的中国对形势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外交原则和策略，以及围绕着外交的国内政治。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毛泽东的时代，但是由于以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心的东西两大阵营的冷战，国际形势大的框架已定，这是没有错的。毛当初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政策，又派兵参加了朝鲜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在朝鲜战争后，将封锁政策扩大到亚洲。为与此相对抗，中国在周恩来的第一线指挥下，积极地接近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毛泽东以1956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为契机，加快摆脱苏联，走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60年代前半期，同把与美国共处共荣当作国家利益的苏联展开激烈的论战，终于在1969年，在中苏边界发生了武装冲突。这个时期，由于边界纠纷和“革命的输出”，中国进一步受到邻近的发展中国家的孤立。至此，毛泽东使政策发生一个大的转变，下决心同尼克松政权下的美国结成“反苏统一战线”。
⒉毛泽东外交的特征
可以将在以上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毛泽东外交的特征概括如下：
第一，作为基本的认识，可以理解为国际政治是以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霸权争夺为基轴的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外交不外乎是在其中获取生存和发展的斗争；进而坚信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发动世界大战，在紧迫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备战。在国内，出于防卫上的理由，在内地的所谓第三线建设国防工业基地。此外，在城市里挖掘大规模的防空壕。
第二，作为自我认识，至少有一种潜在的意识，即：认为中国是受到列强侵略的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员，处于因帝国主义干涉致使国家统一未能实现的劣势。1954年发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规定：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以及和平共处。可以说，这是弱者提出的尊重防卫性主权原则的主张。
第三，正因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处于劣势，所以，以占优势地位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势力为对手而编写的毛泽东的《矛盾论》，被应用在解放后的外交战略中。就是说，确定威胁中国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敌人，为使其孤立，结成统一战线，这种策略也可以用于国际斗争。其象征性的事件，就是70年代初在战略上同美国和好。
第四，在与国内政治联动这一点上，最大的问题是推进“文革”的极“左”思想对外交的影响。“文革”初期，中国把海外华人视为自己的国民，鼓动在当地开展阶级斗争，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而开展鼓励打倒当地政府的“造反外交”。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四人帮”把周恩来和邓小平打算同西方开展贸易批判为“卖国主义”。极“左”势力很强，始终把阶级斗争作为最重要的课题，在这种政治状况下，同西方建立经济和文化领域内的联系不得不受到严格限制。
邓小平的全方位外交
⒈全方位外交的开始实施及展开
70年代末，邓小平战胜残存的毛泽东主义者之后，一方面继承毛泽东的部分遗产，另一方面又在进行重要转变。
首先，毛与邓在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上有着决定性的不同。即，毛重视阶级斗争胜于经济发展，对国际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潮流几乎不关心，而邓对于中国的落后，尤其通过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迅速发展相比，中国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他怀有一种危机感。邓小平说，中国是个大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是现在的力量有限，名不副实。……现在说我们穷，这种说法还不够，是非常穷，与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符。他认为发展经济才是解决国际和国内问题的核心，因此制定了要在21世纪中叶赶上先进工业国的目标，并着手在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
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应该指出的是，毛泽东过于相信把革命热情当作动力的群众的技术力量，而邓小平认识到了引进先进工业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感到，中国的科学技术同先进国家相比，要落后20年到30年，强调要尽量多出口，换回先进、精密而且尖端的技术和设备，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效率。就是说，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把引进技术和获取外汇当作出发点。
为了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使资源集中于经济建设并尽快发展，需要确保和平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以后，在说经济建设优先时，含有国防建设优先之意）。邓小平极力强调说，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是我们的真实政策，也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他努力消除过去中国好战的形象，推行绥靖外交，特别要求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和开放政策。
再有，开放政策的展开，是与撤回毛泽东倡导的战争不可避免论密切相关的。正式承认战争不可避免论的错误，是在80年代中期，而邓小平早已在1982年8月就讲到，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 只不过是提出了战争的危险性。特别是在1981年，他认为卡特政权开始实施扩军政策，美苏军事力量相抗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减小了。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是把在防御上不坚固，但有利于通商的沿海地区作为重点，这与加强内地三线建设的想法正相反。
与撤回战争不可避免论相关联，应该大书特书的是，早在1982年，中国就已表明，采取与苏联和美国保持等距离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无非是同以苏联为主要敌人的美国结成的统一战线的解体。作为促使这个政策转变的因素，可以举出以下几点：第一，认识到在明确采取反共、亲台湾姿态的卡特政权下，美国在与苏联的霸权争夺战中转为攻势。第二，中国接近美国，引起以美苏为对手展开援助竞赛的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第三，如果继续同有漫长国境线相接的苏联保持敌对关系，在经济上的损失将很大。作为国内政治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是由于采取中庸的立场，能够阻止因接近美苏任何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引起国内反对意见。
以确保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为目的展开的全方位外交，自然面向近邻亚洲各国。尤其是，同具有经济实力的华人聚居的东南亚各国改善关系，是使开放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为引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和资本，动员华侨和华人，是从开放政策开始实行时就已确立的方针。四个经济特区，就是考虑到与那些地区和华人的密切联系而开设的。即，从分别与香港和澳门相邻考虑，选定深圳和珠海；从潮州人多在东南亚各国考虑，选定汕头；从在海外做生意的人中来自闽南的人较多考虑，选定厦门。为了增强国力，民族关系这种契机从一开始就得到利用，这一点值得注目。
不过，华人经济力量的活用，在同其居住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孕育着微妙的问题。因为：第一，华人虽然在人口比例上是少数派，但在国内经济方面具有雄厚的实力。第二，华人是依靠自己的组织行动，对自己的文化有很强的自尊，而对当地的文化有轻蔑倾向。尤其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华人与当地人融合在一起较晚。第三，正如在“文革”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华人在过去也有不少明确地向中国表示忠心的历史。
中国努力同这样的过去诀别，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在同马来西亚、泰国及菲律宾建交时，中国政府表明：否定华人与华侨的双重国籍，对于根据自愿保留中国籍的人，也希望他们遵守当地的法律，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于是，已经开始实施的全方位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到1989年上半年为止，包括对苏联和对印度的关系在内，几乎所有方面都是良好的，以此为基础，经济交流也进展得十分顺利。
然而，并非国内一致支持全方位外交。虽然极“左”势力被排除，但不欢迎同西方开展经济交流的势力依然存在。即，害怕因开放而带来的商品和资本以及“带有资本主义腐蚀性的影响”，会扰乱国民经济社会的独立健康发展。这种理论家和重视计划经济论者还有一定的影响。针对这些人对经济特区的强烈批评，邓小平于1984年进行第一次南方视察，指示开放政策要进一步展开。邓小平对于开放所带来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是坚决反对的，并且也承认由于引进外资会产生一定问题，但是他确信，积极因素同消极因素相比，前者远远大于后者。
中国并非经常对所有的问题都采取对外绥靖态度。邓小平继承的“毛泽东外交的遗产”决不能忽视。确保主权完整依然是外交的主要课题之一，对于人权、台湾、西藏、香港、南沙群岛等中国方面判断是与主权密切相关的问题，就都采取了强硬态度。认为国际政治是以超级大国争夺霸权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一现实政治外交观，丝毫也没有改变。
⒉“六·四”事件与对冷战结构崩溃的政策
看起来象是顺风满帆的中国外交，因1989年“六·四”事件的爆发而面临最大的危机。进而好象追击似的，苏联与东欧的脱社会主义化自那年年末起也立刻加速。中国陷入了一种孤立状况：一方面成了西方各国非难和制裁的靶子；另一方面东方阵营面临崩溃的危机。终于在1991年年末出现了作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创始者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解散的状况。
尤其给邓小平的绥靖外交增加困难的，是围绕着人权、武器输出、贸易和台湾的关系等问题所采取的严厉的对华政策。美国由于作为长年抗衡的对手苏联的消失，它要寻求新的战役；另一方面，与其说是向基于对战略方面关心的外交倾斜，不如说是向基于对伦理方面关心的外交倾斜。
在中国国内，面临着国内外的社会主义危机，重视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的观念论者又恢复了势力。他们对以经济特区为中心的开放政策再次展开批判，而且在政治局常委这一核心机构里，也对市场经济化这一改革方向提出疑问。
邓小平对国内外危机采取了如下对策：他承认在民主化运动的背后有西方进行和平演变的尝试，对这一点和经济制裁的措施表示强烈愤慨。然而，在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强调为了经济发展，必须更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支持这种判断的，是十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成功，是只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就可以把资本主义国家再次吸引到广阔的中国市场来这一基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的自信。对于来自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各种压力，中国虽然有时表示强烈反抗，但又再三强调中美应该相互“加强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对美绥靖这一基本态度。
对于国内重视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论者的抬头，邓小平在1992年年初断然进行第二次南方视察。他认识到，亚洲太平洋时代已经到来，并怀有一种危机感：如果中国坐失良机，不就会落后于东南亚各国吗？确实，为了摆脱1989年的孤立状况，中国努力同第三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发展取得惊人成果的东南亚各国加强了交流。当时，与南海周围的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纠纷暂时平息，1990年提出共同开发有争议的大陆架和海底油田。而且，中国从1990年1992年，在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韩国等外交关系实现正常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另外，把给台湾企业赋予优惠政策作为一个因素，自1989年秋开始，台湾对大陆的投资剧增，弥补了西方各国投资减少的不足，并已达到相当规模。
综上所述，可以说，1989年以后的强硬外交和绥靖外交的调和，显示了邓小平是外交掌舵人的真正作用。那时，邓小平的基本想法是：对来自大国的压力，量力而行，冷静对待；另一方面认为，应该利用在强权政治支配的国际政治中存在的矛盾和竞争，找到经济交流的伙伴，扎扎实实地努力增强国力。不重蹈因经济萧条而垮台的苏联的覆辙，现在应该一声不响地忍耐，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绥靖外交作为基调。这个方针就是邓小平外交的重要财富。
邓小平以后的中国外交
⒈新的国际形势与自我形象
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自我形象在全方位外交的设计上起了重要作用。然而，从90年代前半期开始，我认为新一代领导班子对国际形势正在形成新的认识与自我形象。
第一，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后经济高度增长的结果，使得经济规模已经扩大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本身是形成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这种程度。这一方面给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带来影响，即：先进工业国期待扩大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对中国将来有可能成为超级大国而产生难以捉摸的不安。犹如浸透压力过大向外渗出那样，物质、钱、人越过国境流入到周边国家，如在远东的俄罗斯和蒙古、越南等引起了纠纷。此外，在外华人的中华同一性也有增强趋势。
第二，对于中国人来说，因经济增长致使国力增强显然成为新的自信的源泉。而且，中国在作为获取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威信的手段信奉军事力量的限度内，具有军国主义的侧面，继富国之后，自然就要谋求强兵。可以感到，现在中国采取的已经不是以前的那种防御性的保卫主权原则，而是进一步转向假如对方很弱，就不惜按照自己的主张强制执行的攻击性的保卫主权原则。
第三，伴随着国力增强，对中国自我形象产生的微妙影响不外乎会改变国际政治结构。即，可以认为由于苏联的崩溃，中国萌发了自己已成为能对抗美国的唯一的超级大国后补这样一种自负。核实验的继续，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抗美国的一种手段。而且在与美国之间存在着的各种问题中，日趋严重的最大可能性是台湾问题。按照中国的想法，美国具有阻止大陆同台湾统一这一根本意图，作为其中一环，就是允许李登辉访美。不管怎样，中国对于超级大国美国，怀有一种憧憬与憎恶交织在一起的感情，对每个问题都以公正的态度去面对，可以认为今后将作为应该追上的竞争者更加深刻地认识美国。
⒉围绕着外交的国内政治状况
在研究全方位外交的前景上，不可缺少的一点是内政对外交的影响。一般来说，被称为强硬派的是人民解放军，但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军队都说成是强硬派，恐怕也不正确。
的确，至少可以看出军队的一部分采取的是强硬态度。据西仓一喜先生得到的证据称，1992年初在制定领海法的过程中，中央军事委员会法制局、总参谋部办公厅、海军司令部，还有广州军区和一部分地方，对外交部制定的草案提出要求赔偿损失。因为作为陆地领土，钓鱼岛（尖阁群岛）的名字不包含在内。结果，不顾想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的外交部的抵抗，采纳了以军队为中心的强硬论。
然而，不同的兵种和部局，或者即使在同一兵种和部局内，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不也是实际情况吗？例如，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等科学技术部门，同具有最优秀的军事技术的美国一贯保持着良好关系。另外，海军虽然就东海和南海的领土纠纷表示出强硬态度，但仍派人员参加制作与美国海军和俄罗斯海军军官的联合报告书。
从强烈呼吁主权原则考虑，必须“防备霸权主义”和“恢复领海内的海洋国土”这一全军的主张，成为对军备现代化和增加国防费用的强有力的救援射击。李登辉访美后中国进行的两次军事演习，似乎可以解释成是党和军队强硬姿态的表现，但也不能否定具有中国军队为组织建设上的需要进行演练的可能性。
结束语
从以上考察看，作为左右全方位外交前景的因素，大概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首先，作为具体的问题，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当前的热点。倘若允许李登辉访美在美国对台湾认识的深化上是根本起因的话，那么今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将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不止是停留在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上。那样一来，中国国内的强硬论者必然得势。
如果将目光转向内政原因，江泽民大概可以控制住反对开放政策深化的观念论者。尽管江泽民为掌握军权付出了很大努力，但让他压制军队的部分人对软弱外交的批评，也并非简单。要求现在的江泽民作为邓小平制定的外交原则的调整者，那是不合适的。今后，作为维持国家统一的手段，将会更加提倡民族主义。虽然以绥靖政策为基调，但围绕着与主权有关的问题，有时会出现突出强硬政策的局面，这一点可以充分想象到。
从中长期来看，今后中国经济的动向值得注目。即使高度增长会持续下去，领导人对综合国力的增强充满自信，但为了实施全方位外交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发展，确保和平这一课题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因此应该说，绥靖姿态将是今后中国外交的基调，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很大。
然而，关于中国，不能无视发展与和平的相互作用很难发挥这一不幸的事实。就是说，依靠和平所带来的中国的发展，未必使和平得到加强。相反，可能会对平稳的国际环境产生影响。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和国土的绝对优势、对过去的华夷秩序的记忆、中国自身具有的中华意识和现实政治观以及在南海的军事进入等，周边各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感到威胁也是很自然的。
可以认为，这里的关键是中国的自我形象。邓小平承认中华思想与被害者意识之间的复杂性。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自卑感被消除之时，即中华思想得以维持，富国强兵政策收到效果，劣等感被消除之时，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将处于防御性的绥靖外交和攻击性的霸权外交的十字路口。
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自然对中国的强硬姿态和扩充军事力量产生过敏反应，但不可做迈进扩军泥潭的蠢事。21世纪的重要课题，是根据对等的民族间的友谊建立新的亚洲，在考虑一切问题时，要把这个目标作为基本思想。为了实现目标，把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所有民族的智慧集中起来，这是日本的生存之道，也是责任。
注释：
*本文译自日本霞山会1995年11月发行的《东亚》杂志。作者高原明生系立教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