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开放观的演进与转换——兼论邓小平理论中包涵的体用统一的现代开放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文化论文,体用统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异域异质文明的评价与取舍，是我国近代以来许多哲人和政治家思考并践履的基本主题之一。总体上看，近代以来的传统主流文化开放观经历着从体用分离、分割取舍到体用合一、非中即西的单调逻辑演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深刻领悟以及对异域异质文化的世界性体验，邓小平同志以历史唯物论者的博大胸襟，对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开放观进行了体用统一的创造性转换，以之为基础的新文化开放观，成为邓小平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体用分离是明末至现代初中国传统文化开放观的主流。虽然在中学西学何体孰用问题上争论不休并以中体西用为其主导或正宗，但体用分离则是各家各派（个别人除外）以之为出发点的共同前提或一般方法。近代文化开放观的实质性症结正在于此。
任何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均是体用合一的整体。体用分离只能在观念中分析地存在。“体”即文化运作的体制、结构，即传统话语中相对稳定的“道”或“本”；“且”则是体之功能表现或外显，即传统话语中多变易逝的“器”或“末”。二者实为本质与现象、一与多、实体与属性的关系。一般来说，人们可以直接感知并随意评价一种文化结构的多种功能外显特征，而毋须太多的思维努力和理论勇气，但对于不能直接感知的“体”或结构本身，最简单、最保险、最自然的情感反应是对外来文化之“体”的拒斥（尽管可以较高地评价其“用”）和对本族文化之“体”的保守（尽管可以较低地评价其“用”）。体用分离的认识根源实为感性与理性、认知与情感的分离。这种分离在一个长期缺乏世界性交流的闭塞国度或具有自我中心情结的民族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西文化的正式撞击始于明末，此时，西学之“用”开始为国人所感知。在方以智、王夫之这样的大思想家眼中，西学之本不可感知，也无须去感知，感性加情感便可直达其结论而没有任何“结论是否武断”、西学“何以有其用”等自问或疑惑。西学不过“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注：方以智：《物理小识》。），“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道测法一术，其他皆剽袭中国之绪余，而无通理之可守”（注：王夫之：《思问录》。）。
鸦片战争以后，血的事实迫使少数警醒的中国人在比较中对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进行沉痛思考。战争一方面使西方文化的体用二面更为直观地呈现，从而使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更为理智，认识更为成熟与全面；另一方面，列强对中国的欺辱，又使人们在情感上与之远离，从而由憎而恨，由恨而弃，形成对其文化母体的一种潜意识的拒斥心态。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形成了近代思想家特有的“体用二元”的文化开放视野：或纳其用而斥其体（中体西用），或强其体而弱其用（可谓之西体中源）。其逻辑走向是，从表层科技的吸纳到中层政体的认同，从浅层的师夷长技、洋务自救到较为深层的变法维新和排满革命。内容虽然逐渐扩大，但思维方式上却囿于体用分离、分割取舍、非此即彼之框框。或把西方科技文化的表层成果与中国封建的经济政治体制尤其是正宗儒学所倡导的封建纲常名教直接沟连（洋务派），或“托古”而“改制”，将西方的政治体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进行非驴非马、非中非西的硬性嫁接（维新派），结果只能是“橘逾淮而为枳”。
严复是第一个明确意识到体用分离乃近代文化开放观之本质症结的人物。生活在近代的严复，其文化开放的见地实已步入现代。严复明确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体用分离、体用二元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人种之面然，不可强谓是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集》第三期，中华书局版，第558-559页。）严复所论，在方法上大大高于前人，为“五四”时期文化开放观的深层转型（由分至合）作了重要铺垫。但严复破而少立或立而不详，对应该选择何种体用结合的文化开放样态显得有些含糊其词，似是而非。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严复写到：“别择之功，非暖昧囿习者之所能任耳，必将洞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
近代以来至辛亥革命的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文化嫁接实践，均以失败而告终。人们在环境压力下的痛苦反省中不自觉地进行着从“体用分离”到“体用合一”的方法根基上的转型。在“体用合一”这一新的尺子面前，中西文化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界限分明的异质文化，只须从总体上显其优劣，示其长短，不能在分离中互补或嫁接。由此，中西文化的全面比较在“体用合一”的文化开放视野中朦胧肇始，并生成出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全盘西化或全盘拒斥。以胡适为代表的西化派认为，既然任何文化都是“体用不二”的整体，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便不仅仅表现在物质或机械层面，我们“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注：《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39-640页。）。于是，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则已，否则，除了全盘西化（全盘照搬）外，别无选择（注：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01页。）。与之相反，杜亚泉、梁漱溟、梁启超等人则认为，西方人借以征服亚洲的直接文化因素是其文化整体中的物质方面（以实验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近代工业文明），鉴于以西方为主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西方的“科学万难”、“技术万能”论已彻底破产，而文化的整体性（体用合一）又意味着落后的文化因素在自己的母体中总是自洽的或合理的，西方物质文明的拯救决不可能诉诸西方文化自身，因此，出问题的决不只是西方文化中的物质方面，而是整个西方文化母体。必须用东方文明来调适和拯救整个世界，回过头去走儒家孔子的道路。激进的西化派和保守的国粹派（东方文化派）在文化品位上虽然大异其趣，但在文化选择的根本方法上却同一于相对进步但又机械单调的“体用合一”观，遵循着“体用合一—异质比较——非此即彼”的单调思维逻辑。此时的“体用合一”观实即“体用分离”这一正题的矫枉过正之反题，虽然逻辑上自洽，但仍存需被扬弃的片面性。随着条件和思考的成熟，历史本身自会写出自己的合题。当然，这需要代价。
机械的“体用合一”观必然导致两种非此即彼的极端文化选择。这两种选择虽然合乎逻辑，但却脱离现实。国粹派固守传统，无视交往的国际化和在交往中凸现的时代要求和条件；西化派则只见外来文化所显现的世界性，完全不屑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这两种选择注定不能现实化，其意义仅在于观念和方法上的“体用”之合为新文化开放观所作的奠基。
二
任何文化理当是一个体用合一之整体，这勿庸置疑。问题在于，文化的合理性并不存在于同一文化的时间联系和不同文化的空间联系之中，文化的根基及其评价与选择的尺度只能从社会生活条件（国情与世情）与现实需要中寻找。文化的优劣实即文化与社会生活条件和要求的适配性，因此，单调的“体用合一”当被现实的“体用统一”所扬弃。所谓“体用统一”，即根据中国国情和世界化的潮流，对传统及外来文化进行一番符合社会生活条件和要求的整体文化选择、综合和重构。如萧蓬父先生所说：“十六世纪以来的西学东渐，确乎在中国近代的文化代谢中起过杠杆作用；但是中国的现代化及其文化复兴，从根本上说乃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现代化，决不是、也绝不可能是什么全方位的西方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做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注：《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70页。）
然而，这种现实的“体用统一”的文化开放观，需经过多次痛苦的体验和教训的反省并付出足够的代价，才能真正作为政策上的自觉而确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们首次以一种现实的或实践的态度观照一种新的外来文化，一批热衷于全盘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方案而又苦于不能现实化的进步学者，从俄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开始以一种现实的“体用统一”的态度迎接和拥抱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即以国情和世情为尺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认知和选择。表现为，从中国与俄国的取同性比较中，从对中国特殊的国情与历史的反省中，从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腐朽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蓬勃兴起的世界性潮流的理解中，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性力量中，现实地领悟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配性。从“五四”时期始，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首次以一种现实的“体用统一”的文化开放观面对一种直接来自俄国的外来文化，它开启着日后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现实地结合，从而以“新民主主义”理论创造性地融涉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通途。当然，这一开放观在早期还很不自觉，基础亦很脆弱，常常不自觉地向单调的“体用合一”观回复，现实的理解常常被教条地照搬所取代。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实即不断地克服教条、贴近中国的特殊现实的历史，而实践则是实现这一过程的校正器。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胜利，新民主主义的建立，虽可看成是“体用统一”的文化开放观结出的果实，但是，在收获这一果实时，我们党的不少同志却忘记了这一果实赖以生成的文化开放观，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体系中理应包容这种新的文化开放观。换句话说，这种文化开放观只是在我党的无意识层面不自觉地发挥作用，没能自觉化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体系中的有机组分。建国后，主观上，民主革命的胜利使我党的某些领导人逐渐滋生出一种自大骄傲的情绪，从而为僵化、封闭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心理土壤。客观上，一方面，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敌视和封锁，易于使我们选择封闭；另一方面，从革命转入建设，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经验和准备的不足又使得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在所难免。因此，建国以来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体上看，在文化开放观尤其是实际奉行的开放政策上，我们又不自觉地回到了始于“五四”时期的单调的“体用合一”观，并引出两种极端的开放策略：其一，对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相左的西方国家，大门完全关闭，西方文化之“体用”遭生硬的意识形态化之后被一概拒斥。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看成可以完全脱离其它文化而存在的高高在上的孤立物，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被认为可以脱离世界范围内的新的产业革命和交往格局而孤立地获就。如邓小平同志所描述的那样，“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但更致命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其二，对意识形态一致的前苏联及部分东欧国家，则僵化教条地将其体用一概纳入，全盘苏化。六十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破裂，实际上只是政治、外交关系的破裂，在体制或模式上仍然一概仿效，完全相通。不是从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条件出发对苏联经验进行创造性取舍和消化，而是先在观念上将苏联模式一般化为普适模式或一般原则，然后从原则或本本出发去匡正本国现实。至此，我们似乎又回到了民主革命早期我党的一些重理论轻实践的领导人对待苏联经验的态度，不同的只是经验内容上的革命和建设之别。历史常常在当事人的自觉能力之外悄然重复，并在适量的曲折和徘徊之后，把更加伟大的使命委之于新的历史当事人。
三
“体用分离”的文化开放观始见于文化开放的紧迫性，但蔽于其整体性；“体用合一”的文化开放观有见于文化开放的整体性，但蔽于其现实性。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继承了严复、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文化开放思想，对“体用分离”、“体用合一”予以合理扬弃，形成了兼具现实性和整体性双重维度的“体用统一”的文化开放观，并且逐步达到了理论和政策上的自觉，使之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的文化开放观是一种广义的开放观，在方法上，它是以现实条件（国情与世情）和现实需要（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据，对外来文化模式进行“体用不二”的整体认知和结构性取舍；在内容上，即包括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现实需要出发，对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模式的整体反思和改革，又包括从社会主义的主体文化和现实需要出发，自觉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对非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进行重新审视和在科技、管理、思想文化、经济和政治体制上实行全面而完整的开放。新的文化开放观是对体用分离、分割取舍以及机械的体用合一观的创造性转换。
“体用统一”的文化开放观在方法上要求，对外来文化的取舍，必须经过现实性和整体性的双重裁定。既要防止脱离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主体文化而进行“体用合一”的全盘照搬（非现实性），又应避免无视文化的整体和结构而采取“体用分离”的分割取舍（非整体性）。从现实出发（现实性）并着眼于外来文化的系统和结构（整体性），是同一文化选择不可偏废的双重维度，是创造性转换在方法上的实质，是真正历史唯物且社会辩证地对待外来文化的文化开放观。
（一）现实性维度。外来文化首先必须在中国特殊的现实面前得到过滤和筛选。这里的现实，从内容上看，既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生产力状况与要求），又包括主体间交往关系的现实（制度和传统的状况与要求）。从结构上看，既包括现实条件或“实有”，又包括现实要求或“应有”；前者指存在的事实性，后者指存在的事实性与合理性的统一，即合乎社会基本目标的现实存在——既可能是当下的“实有”，又可能是未来的“应有”。从现实出发，既包括对现实条件的尊重，更包括对现实要求的顺应。从现实条件或“实有”出发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文化选择的可能性，从现实要求或“应有”出发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文化选择的合理性或进步性。
首先，对于在“体用合一”的文化开放观中全盘接受的已成僵化状的前苏联模式，新的开放观要求人们着眼于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着眼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要求出发，对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进行适应生产力状况和发展需要的创造性整合与改造，“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开放直接表现为改革，表现为从“体用合一”的传统模式回到“体用统一”的现实。
其次，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科技、管理、人文思潮、制度和体制文化等，新的文化开放观要求人们立足于交往国际化的世界历史潮流和社会主义主体文化这两个基本现实，即立足于国际国内主体间交往关系的时代、制度和传统现实。既要自觉顺应交往国际化的世界历史潮流，实行全方位开放，又要从中国的制度现实和价值传统出发，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价值原则。
长期以来，在“左”的意识形态的禁锢下，西方文化被看作与社会主义主体文化完全不相容的异质文化，是文化开放的禁区。这是在机械的“体用合一”方法的支配下，从对西方国家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原则的拒斥而连带地导出的对其全部文化体系的拒斥。对于西方文化，新的文化开放观要求我们尊重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从主体间交往的层面看，人类历史是一个从狭隘的个体、家庭、氏族、部落、民族、国家的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从封闭到开放是一个不以民族意志为转移的世界性潮流。如果说工业革命已使狭隘封闭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向“局部性世界历史”转变的话，当代新的产业革命则越来越使“局部性世界历史”走向“普遍化的世界历史”。国际交往日益发达和普遍，文化间的同化、顺应、互补、整合，极大地促进着各民族国家的发展，人类共同利益在世界交往体系中凸现。邓小平同志敏锐地看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孤立的民族地域性存在，而是一种“世界历史性存在”，如果不主动、自觉地吸纳人类文明（包括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的优秀成果，把自己孤立和封闭于世界文明大道之外，或顺其自然，被动迎合，或津津乐道于意识形态之纯化，文化之正统，历史之悠久，其结果只能是被历史淘汰出局，甚或重蹈近代史之覆辙。
邓小平同志文化开放观的现实性维度，既具有坚实的民族性，又具有深刻的世界性内涵。不同地域的文化之间具有广泛的主体通性(intersubjectivity)，当代，一个民族如果仅仅从主体对客体的亲历或直接经验中进行孤立探求，决不可能有民族事业相对于世界潮流的任何进步。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舞台上，效率与速度是民族的生命，退步、停滞甚至虽有发展但发展过慢，都有可能被世界历史所遗弃。落后与低速均将自取其辱，这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多次重复的真理。经济上的强盛是民族尊严的基础，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文化开放虽然不是快速发展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人是文化动物，人（民族、国家）可以在与其先辈的文化继承关系和与其同代人（民族、国家）的文化交往关系中，实现发展的加速度。交往是人与动物的基本区别之一——动物本质上是孤立的个体性存在，与其先辈只有一种体质而非文化上的继承关系，因而只能在体质上极其缓慢地进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对能够交往地获得的文化要素仍坚持要孤立、封闭地在亲历中寻求，实际上是一种不自觉地从社会性存在退化为个体性存在的野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正是不断地从外来文化要素中吸纳适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中国现实需要的营养，自觉顺应世界历史潮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健康、快速而全面地发展。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现实性维度中，另一个必须立足的现实是社会主义的主体文化。从学理上讲，在主体文化缺失的前提下，已无“文化开放”可言；从价值观和文化积淀的意义上言之，若放弃主体文化，我们将背叛我们自己，历史和人民不会答应。因此，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传统，作为中国的主体文化，也是我们开放地面对其它文化的基本立足点，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现实。它们既是当代中国最大的“实有”，又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基础上自觉选择的既合规律又合目的之“应有”。主要包括：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共同富裕、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主义价值原则等。这些是我们开放地面对外来文化所不能侵蚀的基核。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文化，是我们丝毫不能动摇的根本立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5,224页。）。
（二）整体性维度。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是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在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中逐渐形成的“体用不二”的结构化整体。单个文化要素不能脱离文化环境起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或结构空间中才能充分释放其效能。整体性维度在方法上的否定性要求是，对外来文化诸要素不能进行简单的好坏罗列或价值排序，在此基础上进行机械的体用分离的分割取舍；不能不加分析、不作任何适应性调整或“配套”工作便匆忙引进，与本国文化之“体用”硬性嫁接，或纳其“用”而拒其“体”（表现为思想方法上的“左”），或强其“体”而弱其“用”（表现为思想方法上的“右”）。其肯定性要求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条件和现实需要，对外来文化进行体用统一的整体认知和结构性取舍。
首先，从宏观政策上看，应当自觉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开放。在范围上，“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的范围上，“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9页。）；从内容上看，既包括表层科技文化的引入，又包括中层管理和体制文化的借鉴，还包括深层意识形态、价值传统的冲撞。
其次，对于单个文化要素的引进，应当与文化环境的整体改造“配套进行”。例如，技术的引进应当与员工的培训、国内其它相关技术的改造以及适应这一技术的组织结构的调整相配套，资金的引进应当与国内投资环境的改造相配套，管理方法的引进应当与组织结构的调整配套，经济体制的引进应当与体制伦理与经济伦理的转型、政治体制的改革配套，如此等等。
文化的整体性意味着任何一种文化要素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要素专用性”(elements specificity)，即一定程度上专属于特定环境的性质。因此，单个文化要素的引进或转移总要付出代价，耗费成本，这种成本也就是进行本国环境调整或改造，使外来文化要素在新的环境中充分发挥效能所应耗费的成本。当成本小于要素引进的收益时，这种引进便是划算的或值得的，反之便是不划算或不值得的。要素引进中的不合理行为常常表现为，第一，在体用分离、分割取舍的形而上学方法支配下进行孤立的要素引进，不作任何文化环境整体改造的配套工作，从而使引进的要素在一种异在的环境中低效运转。第二，国内文化环境适配性改造的成本大于要素引进的收益。第三，要素的引进直接侵蚀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价值原则，从而违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违背了现实性原则。如果任其泛滥，必然导致社会成本的最大化和民族灾难，
一种文化要素的主体通性越强，要素专用性越低，引进该要素的成本便越小。一般来说，文化之“体”比文化之“用”具有更强的要素专用性和更少的主体通性，因而其引进更为艰难。表层优秀文化要素的引入虽然相对容易，但只能获得有限的、短期的收益，与表层文化要素相连的优秀文化之“体”的配套引入，以体制改革的形式使文化开放向深处拓展，才能真正实现文化开放的效用。在现代社会中，深层体制变迁的经济增量要大大高于表层科技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化开放的实际路径便是从表层的技术、资金、管理方法等不断地向深层体制扩展和“配套”的过程。开放始终与改革互为目的和手段。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变迁过程，既是社会财富的加速增长过程，又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断巩固、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不断实现的过程。只要坚持立足于国情和世情的“体用统一”的文化开放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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