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空间的文化意义接续与再生——邹城子思祠遗址群空间意义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邹城论文,子思论文,意义论文,空间论文,遗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4)05-0229-05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开始转向对不同文化传统下遗产价值和考古遗址的重新认识。《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也指出：“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1]在当下，中国的一些古城、历史街区或遗产地，由于受到遗产工业化、博物馆化、考古科技化等等一系列现代性遗产话语实践的运作和支配，使得中华文化传统中独有的，对古迹的保护、利用和再生方式面临着被取代、被边缘化甚至消亡的危险。历史空间的古意被消解或凝固，城市的历史文脉也面临着断裂的危险。历史空间是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源，不论是古街区，建筑遗址，抑或是空空如也的纪念地，都蕴含着无法复制的“精、气、神”，是文化传承、城市创新的意义体系。因此，如何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挖掘文化遗产的中华本意，重塑城市空间里的“精、气、神”，是亟待深入思考和研究的现实课题。 本研究选取山东省邹城市老城区东南角的子思祠遗址群为案例。该遗址由孟母祠、子思祠、子思书院、暴书台①、三迁故址坊、断机堂、孟子洗砚井、御碑亭、古树、烈士陵园以及“述圣遗像·宋理宗御制赞”“述圣子思子赞”“孟母断机处”和“子思子作中庸处”四块碑刻等古迹构成。从现有可考证史料来看，它始建于元代元贞元年(1295)，历史上经过多次的修复和重建，1945年毁于战争，今天已彻底消失，成为一块平地。从2013年11月开始，在子思祠遗址群上考古出土了一系列的碑刻，原有孟母三迁祠、子思书院和子思祠三组建筑群的墙根、墙角和地基等考古遗址都已凸显。子思祠遗址群暂时被作为考古现场进行保护。关于这块遗址群今后的走向，已经成为邹城市政府领导、相关专家学者和邹城老百姓热烈讨论的问题。我们作为研究团队于2013年10月进入现场进行了历史人类学的遗址空间考察。通过借鉴当代人文地理学与空间历史学的思维范式，结合出土或保存的各种碑刻以及相关的历史文献、图片、老百姓的口述等对子思祠遗址群的空间意义进行解读。以此，思考这一历史空间如何承担起历史文脉的保护、接续与再生的途径，同时也为中华大地的众多古迹寻找复兴的思路。 二、历史空间与空间历史 空间人文研究(spatial humanities)是继20世纪末人文社会科学“空间转向”之后形成的一项新的、极具前景的研究领域，已经渗透到多种学科，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从时间与空间、生活、历史与地理、语言与场所等相互区别又相互交叉的跨学科角度考察“空间性”(spatiality)问题。 空间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的产物，其中包括过去与现在，真实与想象，生活与信仰。福柯对中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中的“空间”进行了知识考古[2]，提出了“异质空间”(heterogeneous space)的概念，赋予空间更具有想象力、更重要的意义。在这里，空间被理解为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是由文化构造出来的。福柯认为中世纪的空间是一个多层次的场所集合：圣迹场所和非宗教场所，被保护场所和公开场所，城市场所和乡村场所，所有这些场所都关注人类的现实生活。从宇宙的视角来看，既有与天堂相对的超天堂场所，又有与人间场所相对应的天堂场所。在中国，类似子思祠这样的历史场所，从来不是作为一种“博物馆”来展现，而是被视为将过去与现实，祭祀与教学，生活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场所。把时间从空间割离开来，成为一种承载物质的容器，是17世纪科学思维形成后的空间观。 美国学者索亚把借用异质空间的理念称之为“第三空间”(Thirdspace)，这是一种时间与空间、历史与未来的交融状态，一种穿越真实与想象、中心与边缘的心之旅程。他认为这一空间思维有别于以往的“历史主义决定论”，能够给予人类“存在的生活世界”以多样的思考。其中，“主体性与客体性、抽象与具体、真实与想象、可知与难以想象、重复与差异、结构与行动、心灵与身体、有意识与无意识、单学科与超学科、日常生活与无尽历史”汇聚在一起[3]，使空间成为兼具多样性、差异性、开放性、创造性的空间，“不仅创造性的处于历史的构建中，还创造性的处于对人文地理的构筑中，对空间的社会生产，对地理景观永不停息的构形和再构形之中”，换言之，“这样一种被积极安置于时空中的‘社会存在’以明显的方式处于历史和地理的情景之中”[4]。空间由此被赋予了人文主义的品质，成为具有“行动”(action)和“意义”(meaning)的世界[5]。空间和地方正是藉由与人联结而形成的网络，不断建构自身独具特性的文化意义，凸显自身无法替代的人文价值。地方作为具有自身历史和文化意义的整体，“将人们的经验和期待具体化，地方不仅在更大的空间范畴框架中解释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从赋予地方以意义的人的角度出发理解现实，使现实澄明化”[6]。在这一澄明化的过程中，语言对地方的构建起到了“关键作用”[7]，“文字具有能够赋予地方以生命力的独特力量”[8]。在人与空间的意义连接中，语言以一种“叙述—描述的路径(narrative-descriptive approach)展开对地方在不同场景中的多样建构”[9]，通过对“小道传闻和歌曲、口述史、书面史、小品文和诗歌；还有图片(有时通过碑文)”等不同形式的话语碎片以“层累的方式”(accretional layers)进行展示、描绘和叙述，从而获得对地方意义的建构[10]。“立足于人文主义传统，从历史和文学艺术两个视角”[11]构建空间和地方的意义，这与历史学者博登海默所提出的“空间人文学”的“深度描绘”(deep-mapping)方式具有相似之处。“深度描绘”可以将从过去到当下不同历史时间的“文本碎片”(文字、图画、图像、记忆等)集结在同一空间中进行展示，其目的“不是进行证明，而是寻求意义”，最终“是要我们能够看见、体验，并且理解人类行为复杂性的方方面面”[12]。 透过人文地理学和空间历史的思维范式，有助于重新审视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进而获得对人的历史感、空间感与地方感的深度透视。从空间看过去，将空间变成多元历史的现实，空间成为过去与当下的对话，遗址空间就不再是对过去某个时间点原貌的切割、凝固或复制，而是承载了过去的经验与事件，记忆与想象，情感与价值的意义累积与叠加，文化的接续与传承，这些自远古而来在空间文脉中流动的意义之泉又注入到当下人们对地方意义的重构之中，空间成为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纽带。空间具有超越时间的永恒性，既植根于历史，又超越过去，走向未来，创造未来。从这一空间转向带来的学术视角出发，我们走近今天的子思祠遗址群，带着当下城市更新的诉求，根据已有记载的文字、碑刻、图像以及老百姓的口述等文本对其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肌理进行深度解读，便是下文所展示的内容。 三、通古：遗址空间中的意义之源 今天的子思祠遗址空间中已经看不到当年的有形建筑实体，我们对这一空间的视觉认知，仅能通过古人留下的地图和语言的碎片窥见一斑。 (一)记忆之所：“人心所向” 邹县南城门称“崇教门”，它打开了一扇通向教化空间的大门，沿着南城墙往东走，第一个穿过的就是孟母三迁祠的空间。元代《(至元)齐乘》记载：“子思书院，邹县城内。”[13]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有关子思祠遗址空间的最早记载。清代《(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子思书院在邹县东南，县志相传为子思讲堂故址亦即孟母三迁处。元贞间邹县尹司居敬构堂曰：中庸精舍，大德间奏立书院。”[14]清康熙五十四年《邹县志》记载：“邹邑巽隅相传为子思讲堂故基，即孟子幼承训，三徙学旁遗地。元贞初，邹尹司居敬即其址，构堂四楹，曰中庸精舍，肖思孟像，春秋祀之。”[15]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古人对子思祠遗址这一历史空间的叙述是与“孟母三迁”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的。西汉刘向《列女传》中有这样的记述： 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为贾人衒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16] 《列女传》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为孟母立传的典籍，其中提到孟母由墓旁到市旁，由市旁再到学宫的三迁过程，但是没有提及墓、市、宫三个场所发生空间位移的具体地理位置。千百年来，孟母三迁的故事成为老百姓心中的集体记忆，但谁也不确定究竟三迁到哪里。元代《中庸精舍碑阴记》[17]记载，元代元贞元年，时任邹县县尹的司居敬在邹县设立县学之后想到：“阙里孔子之宫，历二千年，中间虽鲁共王犹不坏。孟子实接孔子之统，其居禋没，忝尹斯邑，实不遑宁。”于是到民间走访，找寻一个能接续孟子文化的空间。最后仅寻访到“子思讲堂”的遗址，当时已废为淫祠，而老百姓说“此故宅也”，即孟母最后迁到学宫旁的故居。司居敬想恢复这一遗址，于是召集邹人说： 圣贤以斯道觉斯民，功在万世。神而有知，固当辟正堂以舍。使据圣贤之居，以扬其灵，恐不能妥侑乎是。况籍此锡百福于斯邑，神必不然。苟佗所奉而迁之，神得以永厥祀，而圣贤之迹不废。 然而，老百姓的反应是“惧神之不我福也，不敢”。在这里，官员和老百姓对传说中成为孟子故宅的“圣贤之居”的空间修复实践发生了话语冲突，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作为地方父母官的司居敬已然将这一空间从“圣贤之居”上升到对神灵的祭祀空间，认为它是能够给百姓带来福祉的场所。而老百姓正是因为这一空间有着“神灵”，而“惧神”“不敢”。可见，这一历史空间在当时的老百姓心中有着极强的神圣感和敬畏感，体现了老百姓对这一空间的独特感受和体验。即使有形的建筑实体不复存在，仅存遗迹甚至变为废墟，但“圣人之道”的意义光环却一直在历史的空间中流动并照亮当下，注入老百姓的心中，与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这也正是县尹司居敬在修复这一空间时所希望的：“入门则兴孟母三徙之思，升堂则如在孟子受业之日，登台则知登高自卑，而极高明为入道之方，岂徒曰存古而已。”司居敬将新建成的“堂”以“渊源堂”命名，“建屋像子思、孟子，名曰‘渊源’，以寓讲堂”。这里的“台”便是百姓传说中的“暴书台”，“缭以周垣，设重门，揭大牓，篆曝书台于石”。元代马豫对“渊源堂”这一空间做了生动的注解：“……有子思之堂，名曰‘渊源’，乃子思传道于孟子之地也。夫渊源者，水所出之根源也。子思传道之统，有自来矣，亦犹水之出于渊源。水有渊源，则流之不竭；道有渊源，则传之无弊。[18]”与生生不息的水流一样，“渊源堂”这一建筑空间被古人以语言命名的方式构建出来并被赋予空间道统传承的文化意涵： 尧传之舜，舜传之禹，禹传之汤，汤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虽不得位，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倍于尧舜者。孔门之徒有三千，达者七十二人，惟曾子独能传孔子之道。曾子复传之于子思，子思又传之于孟子，斯道之流，千百年之后皆得其渊源之正派，而传之无穷者也。 作为空间建构的另一个标识，“暴书台”也被赋予道统接续的文化意象。清代娄一均在《暴书台碑记》[19]中写到：“盖暴之为言宣也，表而著之之谓也。……是暴也者，暴孔子之大道也。……大道自尧舜以来至于孔子，孟子为能暴之。韩昌黎谓其功不在禹下者，以其有辟邪反经之功，实能继往圣开来学也。” 自此，根据“孟母三迁”的传说寻找到的“学堂”，依“学堂”而想象的孟子故宅，再通过“渊源堂”与“暴书台”的空间实践，元代人以文化地景的形式在空间中打造出思孟之道的源流。这里空间成为话语实践的“写作”对象。这一空间通过命名得以形成，又通过互文与各种历史典籍连接，成为追溯思孟学说的记忆之所和空间载体。这样，元代儒生就把过去与当下对接起来，成为穿越时间的重要空间纽带，千年的集体传说与记忆在空间中被想象和建构起来并注入到当下人的情感联结中。对这一空间文化意义的建构过程，元代张须在《中庸精舍记》[20]中有更为明确的表述： 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学宫旁。此地母所徙耶？孟子他日归邪？受学固当在鲁，岂子思子时至邹邪？历世滋久，文字不完，传信传疑，顾人心所向何如耳。于今千六百余年矣，邑人犹曰：此故宅也，此讲堂也。洞洞属属，如将见之。可不因人心所向以存其迹乎？ 可以看到，古人在打造思孟空间的过程中，并不着意于对过去空间事实真假和唯一性的确认，他们传信传疑，更关注依附于空间中的文化意涵与人心积淀。从孟子生活的时代到元代，一千六百多年后，邹城老百姓通过口传记忆，“此故宅也，此讲堂也”，牢牢记住这一空间，就是因为此场所是“人心所向”的情感纽带。相信今天的人也会把这一人心所向之处代代相传，“千载之下，必有来哲，闻风兴起，如孟子称百世之师，而企慕乎亲炙之者。故因其迹而叙传心之要云”。 (二)教化空间：“明道率性” “大德六年，县尹宋彰请于朝改名中庸书院；延佑二年奉旨改为子思书院，设山长以司祭祀及教事。”[21]这是自元代元贞初年中庸精舍修建以来，第一次在国家的层面，以朝廷的名义正式将这一空间以“子思书院”进行话语命名和官方确认并赋予这一空间以“祭祀及教事”的双重功能。由此，“子思祠”这一空间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堂并设立教官。这一学堂与《列女传》所记载的“孟母三迁”中的学堂在记忆上对接，在空间上抑或想象，抑或真实。根据元代《子思书院新庙之记》：“宋尹彰因扩为书院，请额设官，朝廷允之，许立子思书院，置山长一员，职视大庠校官。”[22]在建筑布局上，这一空间作为学堂的具体功能得以形成和拓展。“其为庙三间，檐四阿，东西广为尺者二十有八，南北深为尺者二十有一。”其中还确立作为学校所需的各个教育空间的功能，即“以正堂为讲所，翼东西厢为左右斋，以故讲堂洎两斋馆校官，大集弟子释奠肄业其中”，书院斋舍庖厨府藏具备。这时，子思祠与断机堂、子思书院分离，分别设有专门祭祀子思和办学的地方。 县尹宋彰“构讲室于堂后，扁以‘率性’，斋舍厨库翼于东西，主善私第列于左，计三十有余间。广庇士，乐育才也”。传说中的“子思讲堂”故址在空间里又注入了“率性堂”的具体内涵，也就是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学理联系起来，注入了更加具体的《中庸》教育内涵。对于这一空间命名，县尹宋彰指出：“当思精舍讲室立名之义，‘中庸’、‘率性’，名殊理同，天下之大本，万物之一原，罔不根于天而备于我，出入周旋，瞻睹充扩，以成厥德，不可不勉也。”[23]至正六年(1346)，时任子思书院山长的赵景濂对这一教育空间中所承载的“率性”大义是这样注解的： 自子思作《中庸》，始言“天命之谓性”，终言“修道之谓教”，而中乃贯之以“率性之谓道”焉。盖人物之生，莫不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天命之性，不过仁义礼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则自父子之亲，以至于仁民爱物，皆道也；循其义之性，则自君臣之分，以至敬长尊贤，亦道也；至于循其礼之性，循其智之性，则凡恭敬辞让之节文，是非邪正之分别，孰非斯道之所寓邪？[24] “率性堂”在空间中进一步“注疏”了“仁义礼智”的意义源流。《孟子·离娄上》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25] 至元三年(1337)，重修孟母断机堂，奎章阁学士李洞作记[26]，进一步提升这一空间在教育方面的意义，就是“绩学以勉”“力行以达”，父兄相道以仁，母子相勉以义的教育思想，碑文曰： 道冠天地，而元气之运，人惟参赞，以成其功，尚何斯堂废兴之有与？然日久则堂之所系可知矣。载瞻载仰，启迪在中。或父兄相道以仁，母予相勖以义，绩学以勉其所未能，力行以达其所未至，海内学校所不得与者，即先师母子之教油然浃里闾以及天下。 如果说“率性堂”表达了这一空间的教育内涵，“断机堂”则体现了教育方法和教育之大义。子思子实得孔子之家学，而孟子又侍其传。观《中庸》《孟子》书，则其道统乃承前启后。到了元代，各处书院设置甚广，科举之风盛行，如白鹿、岳麓、睢阳、石鼓等。因此，“继今以往，大夫士暨邹之诸生入斯院，陟斯殿，观感思孟师弟授受之容，不惟有以兴起其良心，亦知邹尹能副圣朝褒崇之意，以慰兴举之心矣”[27]。 (三)崇德空间：“景行行止” 古人在子思祠建筑群的空间风格上，着力打造体现中国传统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德气氛。在谈到暴书台视觉意义时，《暴书台碑阴记》曰：“登是台，睹二公之居，感二公之心，非如二公之存耶。”[28]在谈到断机堂时则曰：“载瞻载仰，启迪其中。”元至正(1341-1367)“建神门为楹者四，制与殿称，外树棂星，以壮神宫”[29]。这些门台的建造，无不为使人行走其中时能够产生“景行行止”的内心感受。 金代柯亭孙弼记，孟氏第四十七代孙宽立石的《邹公坟庙之碑》上刻有：“邹城东南隅有冈曰：‘文贤’，其势回旋掩抱。有沟曰：‘因利’，水自巽方而来，灌城壕而西之，古人传之曰，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30]明代嘉靖四年(1525)《邹县地理志》中记载“邹昔钟生圣贤，天下名邑。旧传十八景皆有实可验。……今存十六景”[31]，这“古邹十六景”中便有“中庸精舍”和“三迁教子”二景。万历壬辰进士潘榛登暴书台之上，描绘了这幅“巨丽可观”的图景[32]： 极目远眺，隐隐隆隆，峄峰出焉。下临因利，环抱如带。风水成文，清澈可人。南则烟火相接，千家市井，松栢郁苍，孟子之祠巍然在望。背则重城百雉，如列屏然。俄而万色入冥，弦歌杂诵读之声时断时续，不绝于耳。于是饮酒乐甚。 当时与潘榛一同在场的还有主持这次修复的县邑胡继先，面对眼前的景象，胡继先问潘榛：“兹堂成矣，将何以名之？”，潘榛建议两个名字，一是“近圣”；二是“景贤”。以“近圣”为名是“孟子自称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其即此之处耶”；以“景贤”为名是“人情于贤圣，读其书即勤向慕，而履其地益切景瞻”。听罢，胡继先回答说：“两者俱当。吾取‘景贤’焉。《诗》有之曰：‘景行行止’，景之，吾固欲行之也。”对此，潘榛写道： 兹堂之成，来游者众。吾愿凡为大夫者而景于斯，子思子庶民之意，孟子不忍人之政，宜行止也；凡为士者而景于斯，子思明诚之学，孟子知养之功，宜行止也；凡为氓者而景于斯，子思不倍之义，孟子亲上之风，宜行止也；即妇女子无所知识，而断机伊迩莫不观感，各训其子，以期其成，亦妇女之行止也。庶“景贤”之名，不惟为邹之巨观，而化成天下之意亦默寓是乎？ 从大夫者、士者、氓者再到妇女子，“景贤堂”的空间融汇了丰富的意义世界，承载了人与场所、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天下苍生，只要置身于这一空间中，就会怀着敬畏之心、崇德之心感受圣贤的遗风，与圣贤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与交流，从而启迪与净化心灵，即使是“妇女子无所知识”，只要进入断机堂，三迁教子的空间就会化成其内心的道德力量，“各训其子，以期其成”。明太仆寺章忱做诗一首：“纷纷功利说当年，立教何如孟母赞。卓劳有怀超万古，辛勤无计却三迁。机丝在织缘谁断？道学将湮自此传。下马绿荫来展拜，空堂风月尚无边。”[33]太仆寺丞站在当下，思绪回到了“三迁教子”的当年，种种关于历史的想象、记忆和现实交织在一起，构筑了太仆寺对于当下空间的心理体验和意义感受，更在时空的穿越中用一种具有诗性思维的话语构筑了这一空间场景，实现了自己和场所之间的情感联结和意义融通，空间被赋予一种崇德而行之的悠远意境，体现了古人认识空间、体验空间的独特心灵方式和道德隐喻。 四、达今：遗址空间中的意义流转 现今，在许多古迹的修复过程中，注重物质外貌的原真性，但经常把其意义凝固在过去，仅仅当作一种怀旧场所，割断与当下生活的联系。然而，对历代子思祠的修复者来说，“古今一天，圣贤一心”[34]，道无古今。这里的天，就是我们所言的空间，通过它，古今汇通，古人与今人得以沟通。“呜呼！思孟距今殆将二千年矣。遗址所在，或辽或迩。虽弗可必，要之不出于邹。邹人因遗迹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慕其道。屋而祀之，又请立学设官，以淑其子弟。岂非时虽有古今，而道之在人心者初无古今耶？道无古今。”[35] 子思祠遗址于1945年毁于战争。这段经历至今还在邹城人的心中记忆犹新，原孟氏宗亲会会长，75岁的孟祥居先生回忆②： 这个是45年，大概45年前后，就是解放邹城，那个时候就是邹城县长到庙里去拜谒，烧香许愿，它把共产党，“共军”称为“共匪”，影响它守城的视线，正好在城的东南角，不好防守，要拆，说等打退“共匪”，我再重塑庙宇，另塑金身。结果，解放了以后，一直也没恢复，成为平地了。 时任国民党邹县县长的刘昭庚多年后回忆到： 子思书院……此为孟子受业之书院，非子思之专祠。位在城外东南隅，靠近城墙。民国三十四年十月，“共军”围攻城垣，众议此大殿有碍城防，决予拆除。笔者曾亲诣位前，叩首许愿：“将来平定之日，择地新建。”遂督工拆除。孰知宿愿未偿，而仍觍颜人世，不禁惭然。[36] 新中国成立后，子思祠遗址空间就再也没有被恢复，直到1957年，这一空间被改造并赋予新的命名——烈士陵园。根据《中共邹城市历史大事记》： 1957年7月，在邹县县城南关路东侧建成邹县烈士陵园。该园占地30亩，园内建有烈士亭、烈士碑、烈士墓、英烈馆、烈士骨灰室、纪念广场等。墓区埋葬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的740多名烈士遗骸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光荣牺牲的烈士。[37] 由此，原来子思祠多层次的意义空间被转化为现代性的单一“纪念”空间，直到1993年，烈士陵园搬出，这一地方就被彻底“遗忘”，今天仅存一个“烈士亭”，默默讲述子思祠遗址群的现代变迁史，获得了具有记忆功能的文物价值。 进入当下的历史空间，面对空旷的遗址现场，我们又该如何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搭建文化联结的纽带？是将断裂、失落的部分进行文化的修补与缝合？还是凝固于过去某一时间点进行原貌复制？抑或是打造一个遗址博物馆，通过现代高科技的声像系统让人获得一种考古现场的感官刺激？当下的子思历史空间应当如何重构？通过对子思历史空间文化意义的探源，也许会带给我们一些启迪：元代人在最初建构子思这一历史空间时，并不刻意于对过去“孟母三迁”这一历史的真假考证，来重现一个子思书院，相反，正是通过走访，根据人们流传千年的集体记忆，将过去与当下联结起来，建构起元代人“民心所向”的记忆之所。孟庙东南角收藏有用蒙古八思巴文和汉文镌刻而成的一座石碑，是元代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诰封孟子的圣旨碑，上面写道：“孟子，百世之师也。……观夫七篇之书，惓惓乎致君泽民之心，凛凛乎拔本塞源之论，黜霸功而行王道，距诐行而放淫辞，可谓有功圣门，追配神禹者矣。……可加封邹国亚圣公。”[38]亚圣公是自宋代以来，孟子得到的最高封号。透过这些碑文可以看到：能够打动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帝王之心的，正是孟子这一来自汉文化的“他者”。是“民心”与“王道”的文化融合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同时代对子思祠空间的打造(包括孟庙、孟府空间)就成为当时元代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空间中进行跨文化联结的情感纽带，赋予了凝聚汉族人心的道德力量，而这正是子思历史空间的文化意义在元代再生的意义。 元代时的孟母祠、子思祠更多体现的是对圣人的敬仰，也就是作为祭祀场所的价值。到了元后期以及明清时代，科举再次盛行，子思祠遗址群的空间获得了名副其实的学堂功能。不管是祭祀场所还是学堂，在当时，都是邹县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儒学在当时作为精神纽带的需要。因此，子思祠遗址群既是过去的，但更是当下的。正如人文主义学者段义孚所指出的：“一个地方意义的关键就在于人所赋予地方以更大的情感寄托表达，而不是居住或功能等实用意义。”[39]这种“人与地方或环境之间的情感联结”被段义孚称之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40]。 今天，历史文化语境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子思祠遗址空间中渗透着过去流淌而来的空间文脉，这对当下邹城市的城市发展，对中国孔孟文化的接续，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修复子思祠遗址群的历史空间，我们不仅是问它过去是什么，而且要问我们当代人还需要一种什么“恋地情结”？具体来说，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游客，我们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子思祠遗址群空间，只有这样的追问与思考才能重新承载圣贤之心、古今之道。这可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意义再生工程。 “遗产意义是一种对特定历史的深刻澄明，它不是通过知识、判断、事实、分类等来表达，而是在具体事件的描述里展现，也就是用心在语言的字里行间整体领悟到的东西。任何遗产价值的定义必须指向这个‘道，不可道’的感悟”[41]，进入当下的子思祠历史空间，看到过去留下的墙根和墙角时，我们依然能隐隐约约感受到空间中所流淌的文化大义，那里的一草一木仿佛都在诉说着千年以前的故事，而这些正是过去以来邹城这座历史古城文化积淀和精神命脉之所在。今天，这座城市跟中国其他的许多历史古城一样，也面临着被“现代化”“都市化”“遗产化”等等一系列主流话语想象和规划的危险，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就遗产的保护而保护，而是需要看到：遗产作为一种历史空间是接续远古流淌而来的文脉并使其根据当下之需要能生生不息的宝贵资源。也就是说，遗产空间的修复与保护是城市文脉的延续，是“继往圣、开来学”复兴中华文化之大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运行中华大地上一切遗址、遗迹、遗存的空间修复与保护工作，或许会产生更深远的意义。 ①史料中出现了“暴书台”和“曝书台”两种表述，2014年4月子思祠遗址最新考古出土的石碑中，以“暴书台”为记。据此，本文统一使用“暴”字。 ②2013年10月22日邹城奔腾山庄采访原孟氏宗亲会会长孟祥居先生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