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古典喜剧的经典作品——莫里哀的《达尔杜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典作品论文,欧洲论文,达尔论文,喜剧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10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8113(2000)03-0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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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杜弗》是17世纪法国戏剧家莫里哀(1622～1673)的一部名作，写于1664年。它本是作家应宫廷娱乐的需要而写，但是，莫里哀却利用这个机会上演了一部具有鲜明的战斗精神的作品。
莫里哀虽然于1658年重返巴黎后，日益向王权靠拢，但是，他始终没有改变其戏剧活动反封建反教会的基本方向。当时，正是法国专制君主制的极盛时期，莫里哀戏剧的这种倾向恰恰符合国王路易十四压抑贵族和教会势力的政策需要，因此国王乐意给予支持。莫里哀与宫迁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在艺术上，他也接受了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
1664年5月，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举行“仙岛狂欢”盛大游园会。莫里哀奉命上演一部新作。就在狂欢活动结束前一天，莫里哀演出了《达尔杜弗》。不料这出戏惹出了麻烦，引起了一场持续5年的风波。
那时，莫里哀回到巴黎已经5年多，对于巴黎和法国已经有了比先前深刻得多的认识。他在上流社会豪华的外表下，看到了它的腐败的本质，看到了一种普遍流行的伪善风气。他的《堂·璜》中的一个无耻之徒曾经这样来谈论伪善：
虚伪是一种时髦的恶习，而任何时髦的恶习，都可以冒充道德。在所有的角色里面，道德高尚的人是今天人们所能扮演的最好的角色，而伪君子这种职业也有无上的便利。这是一种艺术，伪装在这里永远受到尊重；即使被人看破，也没有人敢说什么话反对。别的恶习，桩桩难逃公论，人人有自由口诛笔伐；可是虚伪是享有特权的恶习，钳制众口，逍遥自在，不受任何处分。[1](P335)
莫里哀痛恨这些伪君子，早有加以鞭笞的想法。在凡尔赛宫演出的，可能是一个尚未完成的本子，只有三幕。后来莫里哀对它进行过多次修改，最后写成一部五幕的诗体喜剧。演出之前，消息已传到了顽固派人士那里。他们听说要上演这样一出戏，立即惊慌起来。4月17日，他们召集会议商量对策，决定要采取一切办法来阻止它的公演。
5月12日，《达尔杜弗》在凡尔赛宫演出，现场的气氛非常紧张。那些“达尔杜弗”们看着台上揭露他们的恶行，一个个坐立不安，对莫里哀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当着国王的面不好发作，演出一结束便四处活动，调动各方面的人向国王施加压力，要求禁止该剧公演。其中有王太后，有路易十四的忏悔教师，有巴黎大主教等。
路易十四没想到剧本会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应。在顽固势力的包围下，他不得不下令此剧暂不公演。莫里哀并不就此罢休。他一方面遵守命令，另一方面争取一切机会让它与人们见面。如他曾为教皇特使朗诵该剧，在许多私人家里朗读和演出。
“达尔杜弗”们见禁演没能达到扼杀《达尔杜弗》的目的，又施展出更恶毒、更卑劣的伎俩。当年8月15日，圣—巴尔代勒米教堂的堂长皮埃尔·卢莱，写了一本宗教方面的书，其中附有一篇题为《人世光荣的国王或在所有国王之中最光荣的路易十四》的颂词，表面上歌颂国王，实际上大肆攻击莫里哀。他把莫里哀的作品说成魔鬼的制作，把莫里哀的脑壳说成魔鬼的脑壳，还说莫里哀是一个装扮成人、有肉身子的魔鬼，一个自由思想分子，应该活活烧死。
面对顽固势力的攻击，莫里哀沉着应战。8月31日，他向国王上书，陈述自己高尚的创作动机，并且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卢莱之流的诽谤。他说：“虚伪是最通行、最麻烦和最危险的恶习之一”，真正的信士当然欢迎《达尔杜弗》这样的作品，只有达尔杜弗之流才会感到害怕，他们暗中施展伎俩，蒙哄圣上，利用国王对神圣事物的尊敬，达到了他们禁止公演的目的。这就是有名的《第一陈情表》，其目的显然是希望国王出来主持正义，公开表态。
双方的态度都很强硬，路易十四的反应却十分微妙。他赞赏莫里哀的勇敢，但又不想惹恼教徒和神职人员。对于顽固派的谬论，他既不采纳也不反驳；对于莫里哀的请求，他也不正面答复。不过，他从不阻止莫里哀在私人家里朗读或表演《达尔杜弗》。他还一再召剧团进宫演戏。1665年8月，他又宣布把莫里哀剧团收为“国王剧团”，每年津贴6000利弗尔（后来加到8000利弗尔）。这一切显然都是为了让世人明白他对莫里哀的支持。
路易十四的做法自有原因。众所周知，从中世纪以来，天主教成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而且在精神领域里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在17世纪的法国，它被定为国教，势力很大。僧侣是社会的“第一等级”，权势显赫。教会又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完整的组织机构，形成一股可以与世俗政权抗衡的统治力量。在王权逐步加强的过程中，教会和高级僧侣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两朝的首相黎希留和马扎然，都是红衣主教。两朝的王后都来自天主教势力很强的西班牙。但是，长期以来，王权与教会之间存在着权力之争。王权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总想要教会处于从属的地位，而教会却力图扩大自己对世俗政权的控制力。路易十四亲政以来，竭力加强王权，要求教会服从他的统治，为他所控制，对于教会那种超然于政权之上的独立地位和控制政权的欲望十分不满。然而他又离不开教会的支持，不能忽视身边聚集着一股强大的宗教势力。
在当时的法国，还有“圣体会”一类的秘密组织，打着宗教慈善事业的旗号，从事谍报活动。它指派一些人伪装成虔诚的信士，打进教徒家里，充当所谓良心导师，目的是刺探人们的言行，通过告密手段来迫害进步人士。不少人为此受到他们的暗算。这个组织很有势力，许多王公贵族，包括王太后和大主教，都是它的成员，它的所作所为完全都是为了实现天主教组织的意图：即削弱国王的绝对权威，成为王权以外的另一个政权。所以，早在1661年，马扎然就想取缔这个组织，只是因为王太后的阻挠而未能成功。路易十四亲政后，对它也早存戒心，恨不能将它取缔。所以，莫里哀此戏揭发宗教伪善，在他看来，就是冲着“圣体会”一类令人讨厌的组织来的，正合他的心意，他看了解气，愿意给予支持。但是，当顽固势力表示强烈的反对，对他形成一种威胁力量的时候，他又不能不有所顾忌。这就是路易十四对莫里哀既有所支持又有所节制的原因。
1667年5月间，王太后已经去世，顽固派少了一个得力的后台，莫里哀抓紧时机，在路易十四去北方打仗前，提出公演《达尔杜弗》的请求。路易十四给以了口头应允。
1667年8月5日，《达尔杜弗》在王宫剧场公演，莫里哀为了减少阻力，对剧本作了许多修改。剧名改为《骗子》，说明剧本所要打击的只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伪善者，并不是一般的宗教人士。主人公不再是半僧半俗的打扮，而是交际家的装束，戴一顶小毡帽，留长头发，挽大领巾，佩一把宝剑，礼服沿了花边，一个贵族人物的模样，名字也改为巴女耳弗。这同样是为了减少来自教会方面的阻力。剧本的台词，也有改动，凡是有可能引起麻烦的地方，都小心删掉。当然，剧本的基本倾向没有改变，它的讽刺锋芒也没有削弱。因此，顽固派对它的态度也不会就此改变。8月6日，《达尔杜弗》公演的第二天，王宫剧场里挤满了观众，剧团作好了开演的准备。突然，一队警察闯进剧院，宣布巴黎法院主席的禁演令。《达尔杜弗》的第一次公演就这样被破坏了。
意外的打击没有使莫里哀灰心。8月8日，他派了剧团里两个得力的青年演员，赶到前方，向国王呈上莫里哀的第二份“陈情表”。这份书信与上一份相比，言辞犀利，而且饱含着愤激之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些人反对《达尔杜弗》，其原因就在于这出戏扮演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才决心与这出好戏对抗到底。在书信的最后，莫里哀的口气变得强硬起来。他说：“如果达尔杜弗们占了上风的话，我是再也不写喜剧了”。
国王答应班师之后过问此事。可是，他滞留前方，不能回京。顽固派却进一步发动攻势。8月11日，也就是巴黎法院主席发布禁演令之后的第五天，巴黎大主教佩雷菲克斯也下令，“紧急禁止该剧的演出、阅读或听人朗读，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场合，不论以谁的名义和什么借口都不行，违者革除教籍。”这一来，断绝了《达尔杜弗》与群众联系的一切可能，而且把剧本上演的批准权，揽到了教会手里，国路易十四都不能单独作出决定。莫里哀气恨交加，大病了一场。公演一事，又被搁下。
1669年1月，路易十四和罗马教皇克雷曼九世决定缔结“教皇和平条约”。1月19日，教皇颁发敕书，教派纠纷暂时平息下来，宗教迫害也有所收敛。在这个时候，路易十四才批准《达尔杜弗》公演。2月5日，莫里哀怀着兴奋的心情向国王呈上他的第三份“陈情表”。信中，他把这一天称为《达尔杜弗》的“死而复生的伟大的日子”，并以胜利者的愉快心情向国王表示感谢，欢呼“圣恩浩荡，《达尔杜弗》活过来了”。
《达尔杜弗》正式上演时，莫里哀再一次对剧本进行修改。主人公的名字又恢复为达尔杜弗，剧名改成《达尔杜弗，或者骗子》。人物的装束用了世俗的打份而不穿僧侣黑袍。演出的第一天，无数观众涌进剧院，把剧院的大门都挤破了。剧院里人山人海，盛况空前。演出一直持续了9个星期。
莫里哀为《达尔杜弗》的公演奋斗了5年，终于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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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杜弗》有力地揭露了当时上流社会中普遍流行的伪善风气，其攻击的矛头直指教会，面对着一股强大的恶势力，正如莫里哀在剧本的序言中所说：“戏里的那些人，有本事叫人明白，他们在法国比起目前为止我演过的任何人，势力全大。”[2](P120)既使这样，他仍然顽强地奋斗，力争剧本能公演，以发挥它的社会作用。
剧中的主人公达尔杜弗集中体现了伪善这种恶习。论身份，他非僧非俗，既不是教会的神职人员，却又同僧侣的作派没什么两样。这是一个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罪恶活动的恶棍，一个骗子。就像当时那些所谓的“良心导师”一样，混进别人家里，表面上像个虔诚的教徒，实际上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莫里哀认为，这些人之所以可恶，不仅在于他们那种表里不一的虚伪性，还在于他们有着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在于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而不易被人识破。所以，剧本的创作目的，主要不在于进行道德批评，而在于揭露这种伪善掩盖之下的卑鄙目的和它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在剧中，莫里哀采取人物自我暴露的手法，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撕下达尔杜弗的假虔诚的外衣，揭露出他的卑劣用心，他的流氓恶棍的本质以及他的危害。
剧本首先从达尔杜弗的言行不一入手，撕破他的伪善外衣。他本是外省一个没落贵族，刚到巴黎时，穷得一双鞋都买不起，几乎成了乞丐。他的这种经历并非个别，在当时法国，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尤其是经过30年宗教战争，整个贵族阶级都已衰败，不少人像达尔杜弗那样破落不堪。身份高的，进京投靠国王，一般的只能自找出路，有的成了小商贩，有的当盗匪沿路打劫，有的通过联姻的办法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取财源，也有的走宗教的路子。达尔杜弗没有什么本事，然而在贵族社会中他却学会了一套欺骗、伪善的手腕，成了职业的宗教骗子。剧中第一幕第五场，通过奥尔贡和克莱昂特的对话，揭露他如何用假虔诚的伎俩，骗取了奥尔贡的信任，混进了他的家。他的言行十分做作，表面上是宗教虔诚，骨子里是对奥尔贡的奉承。他看准了奥尔贡的虚荣心，便投其所好取得成功。从这里也可看出此人心计不凡。
进入奥尔贡家，他扮演良心导师的角色。当着人家的面，他总是手里拿着苦衣和教鞭，仿佛是个苦行僧。他对人大讲教义，劝奥尔贡一心侍奉上帝，把人世看成粪土，做到凡事冷淡，割断同尘世的联系。奥尔贡听了他的话，变得冷酷无情，可以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都死掉也全不在乎。其实，达尔杜弗自己从来不实行这一套。他贪吃贪睡，什么人间的享乐都不放过。他一顿饭能吃两只鹌鹑，还加半只切成小丁儿的羊腿，然后走进他的房间，躺到暖暖和和的床上，安安逸逸地一觉睡到天明。第二天一早，又要灌上四大杯葡萄酒。在这样的养身之道的滋养下，他变成又粗又胖，满脸红光，嘴唇红得发紫。就凭这副模样，哪像一个尘世的苦行僧呢？他的假仁假义和伪善面目昭然若揭。当然，这只是剧本对他进行的浅表性的揭露。
接着，剧本深入一步，揭露达尔杜弗伪装虔诚的罪恶用心。达尔杜弗的伪善并不单纯是贪吃贪睡，品质恶劣。这个恶棍居心叵测，欲海无边，为了满足他的私欲，可以破坏别人的家庭，掠夺别人的财产，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剧本从他好色这一点开刀，让他显出了原形。达尔杜弗上场时道貌岸然，见到女仆道丽娜穿着袒胸的裙子，便背过脸去，一边还拿出一块手帕，要道丽娜把胸脯盖上，说是看不得这种“引起有罪的思想”的东西。不料他的内心被道丽娜一语道破，恰恰是这句话暴露了他脑子里时时都在转着淫乱的念头。达尔杜弗见到奥尔贡的太太艾耳密尔，立刻色相毕露，向她求爱，做出与信士身份绝不相容的丑事。但是，令人惊讶的是，他有本事把自己的这种丑行打扮成神圣的宗教行为，把自己的淫欲辩解为对于上帝的敬爱：
我们爱永生事物的美丽，不就因此不爱人间事物的美丽；上天制造完美的作品，我们的心灵就有可能容易入迷。类似您的妇女，个个儿反映上天的美丽，可是上天最珍贵的奇迹，却显示在您一个人身上：上天给了您一副美丽的脸，谁看了也目夺神移，您是完美的造物，我看在眼里，就不能不赞美造物主；您是造物主最美的自画像，我心里不能不感到热烈的爱。[1](P222)
伪善的目的是作恶，因此伪善者少不了运用欺骗和诡辩的手段。不过，像达尔杜弗这样诡辩本事，又的确不同一般。
他的恶行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也使他面临危机。大密斯发现了他的罪行，并且向奥尔贡告发了他。在这样的险境下，达尔杜弗竟然镇定自若，反把自己伪装成受诬告者，还说什么自己把这件事看成上帝的惩罚，宁肯“跪下来拜领奇耻大辱”。结果，奥尔贡又一次上当，把儿子赶走，把财产继承权送给了这个骗子。对于这一切，达尔杜弗居然恬不知耻地以“上天”的名义，接受了下来。其言其行，真是令人发指。不过，在观众面前，这个骗子既好色又贪财，他披着宗教外衣的恶棍面目，已经暴露。
剧本的下半部，继续沿着这个情节线索来揭露骗子。达尔杜弗再一次向艾耳密尔求欢。不过，这次是别人设下的巧计，艾耳密尔为了帮助丈夫能认清达尔杜弗的面目，让他藏在桌子下面，亲自看看这个骗子的真面目。
达尔杜弗尽管老练，却经不起色迷心窍，急于求得“实惠”。为了求欢，他时刻挂在嘴边的上帝，成了可以随意抛弃的东西。众人的舆论更不值得一提。他认为“只有张扬出去的坏事才坏事”，“私下里犯罪不叫犯罪”。此时，他的假面具统统被他自己撕破。
当伪善已经欺骗不了人的时候，达尔杜弗索性露出真相，拿出流氓恶棍的招数。他串通法院，要把奥尔贡一家赶出大门；他到宫廷告发奥尔贡私藏政治犯的密信，亲自带队来拘人。对于这一系列的罪恶勾当，他又找到一个新的借口：“维护圣上的利益”。什么罪恶勾当都可以挂起冠冕堂皇的幌子，其伪善的手段如故。这样的人横行起来，善良的人们怎不遭殃。奥尔贡就这样受其祸害，几乎落到家破人亡的境地。
总之，莫里哀就是这样层层深入地剥下了达尔杜弗的伪装，不仅使之暴露出恶棍的本相，更把重点放在揭发其罪恶用心和社会危害上。唯其如此，剧本对于伪善恶习的揭发也就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现在，达尔杜弗已经成了伪善的典型，“达尔杜弗”一词也成了“伪善者”的同义语。
巴黎富商奥尔贡在剧中是一个受骗者的形象。这个人对外仰慕虚荣，对内专制武断。他对宗教的态度不过是为了追求时尚，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信仰。达尔杜弗就是利用了他的虚荣和轻信，才得以成功，也是轻信和武断使他分不清真假，几乎断送了自己和全家。莫里哀把他放在受害者的位置，就是要通过他的遭遇对世人发出警戒，让人们对达尔杜弗一类宗教骗子保持高度的警惕。
剧中反对达尔杜弗最坚决、最有办法的人物是女仆道丽娜。她从一开始就识破了达尔杜弗的伪善嘴脸，而且自始至终帮助奥尔贡一家揭穿这个骗子。在反对达尔杜弗的过程中，也处处表现出她的出众的智慧和敏锐的眼光，比起盲从的奥尔贡、莽撞的大密斯、软弱的玛丽雅娜、还有光说不做的克莱昂特，她都要高出一筹。
克莱昂特在剧中起着作家代言人的作用。他也是反达尔杜弗一派的人物，但是，当这个骗子已经被揭穿、应该受到惩罚的时候，他却唱起中庸之道的调子，甚至幻想达尔杜弗会痛改前非，回归道德正途。这些言论削弱了剧本的战斗性，也表现了莫里哀的思想局限。
剧本的结尾出人意料。英明的国王早已识破骗子，最后将他逮捕法办，一场灾难就此轻易地消靡。全剧并没有为这样的结局进行过铺垫，因此它不是剧情发展的自然结果。不过，莫里哀也是出于无奈。古典主义的喜剧要求有完满的结局，莫里哀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消除达尔杜弗这类大骗子的现实依据，于是，只得抬出国王来解决问题。这表现了莫里哀的政治立场，也说明当时社会不具备惩罚宗教骗子的客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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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杜弗》写于莫里哀创作的繁荣时期。那时，莫里哀从外省返回巴黎已经5年多，在创作上，早已熟悉古典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而且已经上演过《太太学堂》这样堪称古典主义喜剧奠基作的好戏。《达尔杜弗》是他运用古典主义创作方法写成的又一部杰作。全剧五幕，情节集中单一，只写达尔杜弗调戏艾耳密尔一事；地点只在奥尔贡家；时间不超过24小时（从早晨白尔奈耳夫人闹着要回家到晚上国王派人来抓达尔杜弗）。它完全符合“三一律”。但是，这“三一律”在莫里哀的手中不但不是枷锁，反而成为构思全剧、安排情节、刻画人物、表现主题的有效手段，充分发挥了这种创作规则的基本精神和积极作用——集中、简练。主人公的性格是单一的，然而这恰恰更能体现出它的高度的概括性，给观众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时间、地点、情节的限定，使得剧本从一开演就引人入胜，而且自始至终保持着戏剧性，紧紧地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全部剧情都发生在室内环境，莫里哀就充分利用这个环境来进行巧妙的构思。达尔杜弗的调情，艾耳密尔的巧计，大密斯藏于套间，奥尔贡躲在桌下，都是只有在这样的环境才能发生的事。
《达尔杜弗》是一部性格喜剧，剧本的全部艺术构思都为塑造一个伪善的性格。它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为了避免麻烦，莫里哀必须注意掌握好分寸，为此而花费了一番苦心。正如他在剧本的序言中所说：
材料需要谨慎将事，我在处理上，不但采取了种种预防步骤，而且还竭尽所能，用一切方法和全部小心，把伪君子这种人物和真正的信士这种人物仔细区别开来。我为了这样做，整整用了两幕，准备我的恶棍上场。我不让观众有一分一秒的犹豫；观众根据我送给他的标记，立即认清他的面貌；从头到尾，他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为观众刻画一个恶人的性格，同时我把真正的有德之士放在他的对立面，也衬出有德之士的性格。[2](P121)
当然，如前文所说，莫里哀刻画伪善性格，重点不在道德批评，而在揭穿伪善者的罪恶用心，指出他的危害，揭露他的流氓恶棍的本质。剧本的结构，就是为实现这个创作意图而设计的。第一、二两幕，作家故意不让达尔杜弗出场，以便通过其它人物的活动，介绍他的为人和他的过去，让观众初步了解他的性格，为他的出场作好准备。第三、四两幕，正面刻画达尔杜弗的形象。在这两幕里，作家通过人物自我暴露的方法，揭示伪善者的罪恶用心。第五幕，再进一步揭露他的凶恶面目和危害性。全剧的结构就这样层次分明，逐步深入，既紧凑又完整。
第一幕第一场，被歌德认为是“现存最伟大和最好的开场”。通过白尔奈耳夫人和一家人的争吵，一开场就提出了矛盾，吸引了观众。主人公虽然不在场，然而争论却全是围绕着他而展开的。通过争论，剧本自然地介绍了达尔杜弗的历史，他的性格特点以及他是用什么手段混进奥尔贡家等等。通过争论，每个人的身份，还有他们各自在这场反对达尔杜弗斗争中的态度和地位，都让观众看得明明白白。就这样，这个开场一举数得，自然而然地完成了剧本必须要做又很难做好的“交代”任务。有了这样的准备，后面的几幕便可以集中笔墨揭露达尔杜弗伪善的本质，不必再为交代前情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第一幕第四场也是有名的场次。奥尔贡从乡下回来，对家里的任何事情都不过问，只关心达尔杜弗一人。道丽娜一再提醒他，太太生过病。他却一个劲儿地追问达尔杜弗。整个一场戏，奥尔贡没有别的台词，只有“达尔杜弗呢”、“可怜的人”这样两句。莫里哀运用喜剧艺术和重复律，四次重复这两句台词，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从而把奥尔贡对达尔杜弗痴迷之深，表现得入木三分。
第三幕第二场，写达尔杜弗第一次登场。经过前两幕的准备，观众已经急切地等待着主人公的出场，所以，这一幕必须写好，不然，观众就会失望，达尔杜弗的形象也立不起来。莫里哀先让达尔杜弗拿着苦衣和教鞭上场，俨然一个苦行僧。接着，用掏手帕的动作，一下子就让这个伪装正人君子的色鬼显出了原形，真是单刀直入，痛快淋漓。其手法之简练，实在惊人。以后的几幕，莫里哀顺着他勾引艾耳密尔这一个情节线索，让他自己一层层地剥下伪装。在这时，莫里哀为他安排了两次不利的情势，不写他的成功，而写他的失败，写他如何转败为胜，如何应对自如，其目的是为更加突出表现达尔杜弗的手段之毒，用心之狠，强调了这类人物的危险和可怕，而这正是全剧的主旨所在。
这部作品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作为一部喜剧，其戏剧冲突本身却带有悲剧的因素。达尔杜弗伪善的严重后果，将是年轻人的幸福被破坏，奥尔贡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些悲剧性因素可以更强烈地显示伪善的危害，加强作品的震撼力。不这样写，不足以引起观众对伪善风气的痛恨。莫里哀这样做是成功的，可贵的。按照古典主义的规则，悲剧与喜剧应该严格区分，不得混淆。然而，莫里哀从戏剧创作的需要出发，顾不得那些清规戒律。在剧本中，莫里哀为了加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吸收了许多民间戏剧的手法。譬如打耳光，家庭吵架，父亲逼婚，父子反目，隔墙偷听，桌下藏人，等等。这些情节和技巧，本是古典主义作家所不屑一顾的。但是，深受民间艺术滋养的莫里哀完全懂得它们的价值，成功地把它们吸收在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喜剧性和生活气息。
古典主义的框框对于莫里哀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诸如人物性格缺乏丰富性，作品描写的生活面狭窄，结尾来得突然，等等。不过，瑕不掩瑜，《达尔杜弗》在人物塑造、戏剧结构、情节安排、喜剧艺术等各个方面，都树立了成功的典范，不失为一部古典喜剧的经典之作，因而在欧洲乃至世界的戏剧史和文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收稿日期]200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