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凭教育之我见_华罗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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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应试教育成为众矢之的,人们群起而攻之之时,我们不能忽略了另一种危及教育的现象——“文凭”教育。应认识“文凭”教育的弊病与危害,并破除之,科教兴国的路子才会更宽广、更平坦,中国教育也才能有更大的成功和成就,也才能更健康地发展。

蔡元培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曾写道:“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后,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蔡先生八十年前所描绘的一幕,并没有成为历史,而依然是我们身边鲜活的现实,亦或是历史往往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教育的目的不是文凭,这是毫无异议的。于学问无兴会,文凭高了,学识水平却没高上去,对于学生素质的提高又有何利益可言呢?

仅以指定的几本教材,仅以一两次的考试,去定格文凭或看一个人的水平,是有欠公允的。那实在无异于“管中窥豹”、“盲人摸象”,难免偏颇,失之疏漏。

钱钟书在《围城》里对文凭有过独到的见解和精彩的论述,颇可一鉴。“方鸿渐受到两方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可是现在要弄个学位,无论自己去读或雇枪手代做论文,时间、经济都不够。就近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算最容易混得了,但也需要六个月。”

“混文凭”是文凭教育的特有现象,也是教育不该有的不良现象,其原因是复杂的。我们现在的社会似乎是个“文凭”社会,有了文凭就有了一切,没有文凭就一切没有。这一点只要看看各种招聘启事就够了。

蔡先生对“文凭”教育的忧虑不无道理。“文凭”教育的大兴之时,就是中国教育的没落之日。因为那偏离了教育的真正目的,且与之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不利于教育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更不利于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

金庸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时,曾回忆30年代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对他的谈话,说“一个人求学不一定要有学位,在哪里都可以做学问。”华罗庚到剑桥留学,数学家哈代托人转告华罗庚,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两年内获得博士学位,而其他人通常要用三年时间才能得到。华罗庚却说:“请转告哈代先生,我是为了求学问才到贵国来的,我不是为了学位而来,你们只要能给我机会,让我到贵校的图书馆里看看书,允许我听听课就行了。”据说水稻专家袁隆平在西南农业大学没有拿到文凭;世界首富、美国电脑巨子比尔·盖茨也没有拿大学文凭。虽然个中原因不同,但他们求实学是一致的。华罗庚、袁隆平、比尔·盖茨要拿文凭是没有问题的,可他们不在意。文凭于他们来说是额外的,有之是锦上添花,没有也无伤大雅、无关大局。

竺可桢、华罗庚的观点,袁隆平、比尔·盖茨的做法,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在中国教育长足发展的时刻,在跨世纪之际,我想中国的教育对文凭的热衷应淡化一些,“降降温”才行。否则,这将在教育史上留下重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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