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第一支航空队』诞生始末
□王有生 卓明汕 李贵洲
1937年冬至1938年春，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借巢育鹰，利用与新疆督办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从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中，选派43名红军干部，进入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飞行班和机械班学习。“这是一支特殊的航空队伍，它是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红军航空队’，后被习惯称为‘新疆航空队’”，就是“我党第一支航空队”。
这批红军骨干，大多数是营、团干部，还有师职干部。他们为了我党建立空军的伟大事业，历经艰难困苦，勇于攻克难关，经过4年多的刻苦学习训练，系统地掌握了苏制-2型、埃尔-5型、伊-15型、伊-16型飞机的驾驶作战、维护技能，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队伍。
盛世才公开投靠蒋介石后，这批航空队员虽被软禁、关押，备受摧残折磨，但信仰坚定、大义凛然，在狱中坚持学习革命理论和航空知识。后经党中央多方营救，航空队员中有31人于1946年7月历尽艰险回到延安。没有回到延安的12人中，在校期间停学调离3人、因事故牺牲2人、病故2人，软禁期间逃离2人，在监狱被单独释放3人。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近几年才被广泛重视，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工控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应急响应机制欠缺，人员配置缺乏，人员培训不足等，均对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构成了威胁。
集体回到延安的15名飞行员和16名机械员，经中央军委决定组成“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继而辗转数月奔赴东北，于1947年2月到达老航校。不久，他们不仅全面恢复了飞行技术，迅速成为航校建设的骨干力量，而且担当起航校的各级领导职务，为人民空军建设储备大量人才作出了贡献。
1940年夏，我党航空队的学习遇困难。因阿山、和田事件的发生，盛世才调走了几架飞机镇压“叛乱”，使航空队学习无法继续。陈潭秋在10月21日发出《关于航空队状况及下一步的处置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电文说：航空队同志是我们准备将来空军的第一批干部，他们的责任非常重大，可是一年多来，因技术条件和环境关系，进步很少。……最近他们要求直接写信给中央陈述意见，我意见，究竟对他们的问题如何处置，希望中央严重讨论一次，给以具体指示……”
回首往事，我党精心培养的这支航空兵队伍，不仅发挥了“红色空军种子”的关键作用，还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他们留下的历史足迹至今熠熠生辉。
借势而上——我党第一支航空队在中央领导亲自组织下于新疆诞生
1937年5月，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按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指示，从新疆星星峡把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接到了迪化（乌鲁木齐）后，组织他们投入了文化知识和特种兵技术的学习。
左支队是西路军唯一保存下来未被打散的部队。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云请示党中央批准，在组织整顿中取消了“西路军左支队”的番号，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下辖4个建制大队，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一律以“新兵营”名称出现。
“新兵营”实际成了我军最早的一所训练特种兵技术干部的学校。当时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无法解决现代化武器装备问题，由陈云提议，党中央决定利用与盛世才的统战关系，使新疆成为党培养和训练特种兵军事技术干部的基地，主要学习驾驶汽车、装甲车技术，学习各种火炮、无线电、军医知识和军政理论等。
1937年秋，陈云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了蔚蓝的天空。他筹谋大计，决心设法打开“立体化”这扇大门。他在西路军总支队部召开的干部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党想建立一支航空队伍，没有飞机，可以先把干部培养起来，今后有了飞机，使用起来就有人有技术。”他还说：“我想，我们可以利用新疆的环境条件，借用盛世才的航空队，为我们党培养一支既会驾驶飞机，又会维护飞机的航空队伍。”
当时，靠政变上台的盛世才，为获得苏联援助和我党的帮助，与我党建立了统一阵线。陈云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他的航空队实施“借鸡孵卵”计划悄然推开。
引言:根据调查显示,医院感染已经是医院人群健康的主要因素,对患者群体的康复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医院感染的发生率已经作为医院管理水平的主要考核项目之一,也是评价医院医疗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这是因为,在医院当中,对患者进行各种诊疗护理的都是由护士来协助医生来完成的,护理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医院感染的发生率。根据临床资料显示,在医院感染当中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都是因为护理人员在进行护理工作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导致的,由此可见,护理管理工作在医院控制工作当中的重要地位。
中共中央代表邓发把43名学员分在飞行班和机械班后，还宣布两个班建立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由吕黎平担任。从此，这支特殊的学员队伍，即存在于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中的“红军航空队”，作为一个战斗集体，进行了4年多的刻苦学习训练。在被盛世才逐出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后，又自成体系作为一个战斗集体，进行了4年的狱中斗争和学习，直到被党中央大力营救返回延安。
参加飞行班学习的25名红军干部是：吕黎平(班长)、方华、方槐、方子翼、刘忠惠、安志敏、杨一德、李奎、张毅、陈熙、胡子昆、赵群、袁彬、夏伯勋、黎明、汪德祥、谢奇光、邓明、龚廷寿、余天照、杨光瑶、王聚奎、彭浩、黄明煌、王东汉。
1937年11月29日，陈云回到延安后，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了派人到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的意见，很快得到了批准，毛泽东还赞扬说：“陈云同志为我党办了件大好事啊！我看这件事由你具体负责，人员么，可以分别从迪化新兵营、延安抗大和摩托学校物色么！”
看来李老黑对我说的话比较满意，对李金枝的表现也比较满意，他的黑脸松下来了。胜利你既然想通了，我也不过分要求你，事情操办得简单一点，越快越好。
就这样，陈云在延安亲自参加考核。1938年1月6日，他特地在自己住的窑洞里，接见了即将前往迪化的19名航空学员，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有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保持党的荣誉。”中共中央驻新疆第二任代表邓发，在迪化也找初选人员逐一谈话。最后，在两地的红军干部中共挑选出44名航空学员。
1938年2月7日，“新兵营”选出的学员进入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前夕，中央代表邓发讲话送行。他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航空队，今天就算正式成立了。”并提出要学好技术，要遵守纪律，不要对外公开等具体要求。他还明确了组织关系：“航空队由中央驻新疆代表直接领导。”
吕黎平
方槐
2月20日，延安来的学员到达迪化“新兵营”。除一人身体不合格外，18名学员与迪化的25名学员混合编班，其中25人学习飞行技术，18人学习机械维护技术。这43名学员来自红军的各个部队：原红一方面军16人，原红二方面军2人，原红四方面军24人，原红25军1人。这些红军干部都是经过长征的艰难险阻、浴血奋战保留下来的革命骨干。当时，在新疆工作的同志把这支队伍称为“红军航空队”。
陈云随即在“新兵营”开展选拔工作，初选了30名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间、身体健康的青年干部，准备学习航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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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党航空队向陈潭秋提出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并转达他们的3条要求。一、回延安建立自己的空军抗日；二、参加陆战队抗日；三、赴苏参战。党中央回电：严守纪律，安心学习。
10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回电：“同意将四方面军人员分配到迪化各学校去学习新技术。”
关怀备至——我党第一支航空队始终受到中央的精心呵护
作为我党第一支航空队，始终受到党中央的关心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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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野营地，周副主席还接见了我党在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学习的学员代表吕黎平和严振刚。周副主席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党中央很关心你们学习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他详细询问了我党航空队学员学习情况，当听说学员们已经能够操纵、维护两种飞机时，高兴地说：“陈云同志做了件很好的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他还给两位代表分析了国民党空军的状况和教训，兴奋地谈到了我党建立人民空军的设想和要求。
1940年3月初，周副主席从莫斯科回延安再次途经迪化。他关心着继续留在新疆的中共航空队学员，又一次接见了吕黎平和机械班代表朱火华，关切地询问学员们的学习和生活，当听到这些红军中的营团级干部始终过着学员生活，年龄大了还不能成家时，周副主席赞扬他们有理想、有志气，不计较个人得失，再次鼓励他们抓紧学习，争取更好的成绩向党汇报。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党迟早要建立自己的空军，暂时没有飞机就先培养技术人才，你们40多位同志有学飞行的，有学机械的，一旦有了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极大的希望。”
这支“红军航空队”平时虽然处于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内，在行政管理、航空训练等方面，受校方和苏联顾问支配，但在党组织活动、政治思想工作、人员调整、经费筹措、生活补贴等方面，却受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亲自领导。第一任代表陈云曾催促苏联援助督办公署航空队一批战斗机，落实了当初与盛世才达成的协议。第二任代表邓发做了大量的工作，教导学员们不怕冷嘲热讽，团结协作，互帮互学，攻克了文化和航空理论难关。第三任代表陈潭秋，对培养我党我军这支航空队伍也极为重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3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疗臂伤，在途经迪化逗留期间，正值总支队在进行野营训练和联合军事演习。周副主席在陈潭秋的陪同下，专程去迪化北郊八家户野营地看望“新兵营”指战员，向全体指战员讲了话。他说：“党中央要求你们认真学好军事技术，为了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培养出自己的特种兵骨干，大家一定要安心学习，一定要学好。我相信不要很久，我们也会建立起自己的机械化部队。”
“红军航空队”党支部下面分为5个党小组，飞行班3个，机械班2个。当时，因陈潭秋不便到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看望学员，就规定支委会成员到他住处汇报工作。每一次支部大会，他几乎亲自参加，直接布置、检查和讲评支部的工作。他经常向航空队学员们传达党中央的文件和重大的方针、政策，还辅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做时事政策和形势报告，激励航空队的同志们树立革命理想，战胜成长成才道路上的艰难险阻。
在生活上，陈潭秋对红军干部航空队学员也是无微不至的关心。1940年后，盛世才没有根据物价上涨相应地增拨学员灶的伙食费，学员们只好经常吃咸菜疙瘩。陈潭秋看到学员们都消瘦了，既心疼又着急。于是他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从办事处的经费中每月拨出一部分钱作为学员们的伙食补助。当改装战斗机的学员们在野外机场训练时，生活条件更差，他便设法借来几支小口径步枪，打点野味改善伙食，补充营养。学员有了困难，他都亲自帮助解决。机械班的周立范经常肚子疼，航空队的军医确诊他长了一个大瘤子，说是不治之症。陈潭秋闻讯后，四处奔走，多方联系治疗。他通过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在盛世才部队的一个医院里找到了一名苏联肿瘤专家，给周立范做了大手术，切除了肿瘤。周立范住院和修养期间，他还多次用自己的津贴，购买营养品前往看望，并指示我党学员们要多关心爱护他，周立范终于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了过来。
至于我党航空队在学习训练期间的费用，除了自筹一部分，钱由共产国际供给，每月大约400美元。1940年1月，“新兵营”撤走后，陈潭秋就与“远方”(即共产国际)电报联系此事，并请中共中央书记处去电说明。1月18日，《新疆办事处关于新兵营回延安和航空队经费供给致邓发及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文中写道：“留此学习及修养的，除航空队外，还有50余人。航空班用费拟自筹，合计每月需美金400元，已电远方要求供给。望你们也去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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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空军成立前后，这批航空队员中，有3人担任军委航空局的处长，有1人担任首个军区航空处处长，有2人参加开国大典空中受阅驾机飞过天安门，有4人在首批6所航校中担任校长，有3人在我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四混成旅4个团中担任首任团长。后来，有1人担任第一个航空兵师师长，并率部5次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功勋卓著；有17人先后走上军以上领导岗位，8人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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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构乡愁所传递的这4层不同涵义，诗人采用了隐喻套转喻的认知手段。这一隐转喻模式不是隐喻和转喻这两种认知方式的简单叠加，而是它们的交互运行和融合，即它们“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杨波，张辉 2008：1），构成了一种嵌套方式，如图2所示。
参加机械班的18名红军干部是：严振刚(班长)、丁园、云甫、王云清、朱火华、刘子立、刘子宁、吴峰、陈旭、陈御风、金生、周立范、周绍光、黄思深、曹麟辉、彭仁发、吴茂林、余志强。
当盛世才加紧投靠蒋介石，于1942年7月把我党航空队逐出督办公署航空队后，我党航空队搬到了南梁的招待所（归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因先后调出3人、牺牲2人、病退1人，此时的航空队有37人。陈潭秋来看望航空队员时，告诉他们：“你们37名同志，是党千辛万苦培养出来的第一批航空人才，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目前从新疆送你们返回延安，已经不可能，我已向党中央发电报，请中央尽快与苏联联系，争取把你们送到苏联去，待国内条件成熟后，再接你们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
方子翼
1942年9月初，新疆政局已十分险恶。陈潭秋找航空队党支部的新老成员谈话。他在分析形势后说：“党中央批准了你们撤到苏联去继续学习，你们现在可以做走的准备，行李物品尽量少带……我们在新疆的所有人员准备分三批撤走。你们学习航空的同志是第一批，吉合同志同你们一块走，他对苏联的情况熟悉，懂俄语便于接洽”。
此后，陈潭秋被抓走，航空队人员也被软禁、监押，与党代表失去了联系。但陈潭秋被害前还关心航空队的同志，给他们写信，并嘱托党组织负责人给航空队队员每人补助100元生活费。
1944年冬，航空队的同志们被转押到第二监狱的黑牢后，他们设法与狱中的党组织接上了关系。敌人用严刑拷打，甚至用砍头、枪毙来威胁他们，但他们没有屈服。他们在“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等战斗口号鼓舞下，不屈不挠地开展对敌斗争。在党中央的多方营救下，他们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被集体释放出狱，于同年7月11日安全回到延安。
严振刚
实至名归——朱德总司令亲自为这支航空队命名“八路军总部航空队”
这支由红军干部组成的我党第一支航空队，与其他一道返回延安的我党人员，受到了中央领导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朱德总司令亲自到七里铺迎接，并设宴招待。他高兴地对航空队员们说：“我军在东北缴获了日本不少航空器材，有飞机，有机场，就是缺少驾驶人员和维护人员。你们回来了，就很好嘛！正好发挥骨干作用。”
随着沥青砂浆厚度的增加，其孔隙率逐渐减小。当沥青砂浆厚度增加至8 cm后，孔隙率趋于稳定。这是由于沥青砂浆厚度增加，易于沥青砂浆流淌，填充密实。
7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到中央党校驻地看望大家，他与航空队的同志一一握手，说：“你们回来了，就是胜利！”“你们都是好同志。”
4.明确邮储银行的功能和定位。邮政储蓄银行在农村地区点多面广，深入农村各个角落，且储汇业务电子化、网络化程度较高，具备其他农村金融机构所不具有的低成本优势，有着较好的网点基础，为邮储银行在农村开拓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随着其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能力的提高，可以发挥其先天优势。有效增加资金来源，解决“三农”的金融需求问题。
1946年8月29日，航空队被召集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朱德总司令详细讲述国内形势后说：“延安人称你们为新疆航空队。延安怎么会有新疆航空队呢？名不正言不顺。八路军确实很需要一支航空队，配合地面部队作战，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你们及早恢复技术，参加作战。”“八路军总部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将新疆回来的航空人员编成一个航空队，暂定名为‘八路军总部航空队’。今天在这里开成立大会。”
朱总司令宣布：“现在我命令，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正式成立，任命方子翼为航空队队长，严振刚为航空队政治指导员。”“会后，你们应立即着手做赴东北的准备工作。”
航空队根据朱总司令的指示，把空地勤人员混合编组为3个分队，由方华、陈熙、吕黎平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分队队长。编组后，八路军总部航空队每天集体复习航空理论，锻炼身体，练习行军，为赴东北恢复技术做准备。
1946年9月20日，八路军总部航空队的方子翼、严振刚、吕黎平、陈熙、方华、方槐、夏伯勋、袁彬、安志敏、李奎、黎明、张毅、赵群、刘忠惠、胡子昆、朱火华、金生、周立范、周绍光、丁园、云甫、曹麟辉、王东汉、吴峰、刘子立、刘子宁、陈御风、陈旭、黄思深29人（杨一德、王云清因病住院，推迟出发），和刘善本机组，加上陪送人员共40余人，在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二部等单位代表和从新疆回来的人员近千人的欢送下，离开延安，踏上征途。他们于1947年2月辗转到达被誉为人民空军“摇篮”的东北老航校后，先后被委以重任，出色地发挥了领导骨干和教学骨干作用。
“新疆红军航空队”，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空地勤配套的航空队，其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是一首红军干部忠诚于党、牢记使命、百折不挠、坚贞不屈、无私奉献的英雄史诗，其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有目共睹、感人肺腑，受到了广泛赞誉。
综上所述，水环境治理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环境保护工作，随着近年来人们环保意识的不断转变，如何实现对水环境的有效治理成为了社会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重要课题。本研究在对水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实现了对普陀区桃浦镇北环水系水体的全面规划，并从建立水生动物和水生植物生态系统等方式开展了全面的修复治理工作。通过对生物生态修复技术应用，发现其可以有效改善治理范围的水环境，为提高城市的水环境治理能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我们回眸人民空军成长的辉煌之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代代空军官兵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薪火相传，接续前进。人民空军在追梦起航中历经坎坷，在残酷的战争中浴血而立，在国土防空中亮剑蓝天，在战略转型中勇立潮头，以及在“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程中升华而成的献身使命、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正是传承了包括“新疆红军航空队”优良传统在内的“红色基因”。这种“红色基因”也正是今天人民空军担当强军重任的精神财富和不竭力量源泉。★
题图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新中国空军的飞机从天安门上空飞过
责任编辑/梁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