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商帮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基于CNKI(2005-2012)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我国论文,数据论文,CNKI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53；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3)04-0225-07
“商帮”的正式提法起源于清朝，成书于民国四年的《汉口小志》：“行之外，又有所谓帮者，皆同乡商人相结合而成一团体，各冠以乡里之名”[1](198)。显然，早期的商帮是以亲缘性或地域性为纽带的商业集团。在清末各地成立商会时，商帮则成为组成商会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新的经济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2]。
随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终结，以徽商和晋商为代表、屡创辉煌的封建商帮迅速衰落。伴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以区域地缘为特色、以山东(鲁商)、苏南(苏商)、浙江(浙商)、闽南(闽商)和珠三角(粤商)为代表的五大现代商帮已经形成并日益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3]，并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高度关注。
在实务界，具有中国特色的各大商帮为更好地在比较和借鉴中相互学习，纷纷成立商会和研究会(其中的浙商研究会、豫商大会比较著名)，并定期举办商帮峰会。2006年5月，首届中国商帮峰会在杭州举行，这成为中国商人走向大联合时代的一个象征；2007-2011年中国商帮峰会分别在杭州、北京、苏州、河南、郑州举行；2012年6月，中国商帮峰会又回到杭州召开，探讨“商帮再造、价值重塑、责任共履”的主题。
在学术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发展，关于商人、商帮和商会研究成了经济史研究的亮点。目前，一些商帮研究团队及成果已经涌现。安徽师范大学成立了张海鹏教授为首的明清史研究室，王廷元[4]、唐力行[5]、周晓光[6]、李琳琦[7]等团队成员对中国古代商帮(特别是徽商)进行了系统研究，王俞现则在其最新著作《中国商帮600年》中追溯了中国商帮600年的变迁史，展现了不同商帮之沉浮起伏，揭示了中国商业发展之沧桑变化[8]。
总体上看，目前国内针对商帮的主流研究大多基于史学视角，着重定性分析，而且较少关注中国特色新商帮的兴起和发展。为此，本文旨在利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基于文献调研重点研究近八年来中国商帮研究的文献分布、来源期刊、发文机构、发文作者以及相关主题，借此丰富和拓展国内商帮研究的背景、视角、主题和方法。
二、文献数据概述与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数据获取时间范围为2005年至2012年。2005年是中国商帮集体意识觉醒的重要年份。2005年5月，国际徽商论坛在合肥召开；5月，浙商论坛在杭州召开；8月，苏商论坛、晋商国际论坛、新京商论坛三场论坛相继开场，沪商论坛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鉴于在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中，徽商、晋商、潮商最为著名，而苏商、浙商及沪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地域性商帮的新型代表，本文查询文献的检索式是：主题=(“商帮”+“徽商”+“安徽商人”+“晋商”+“江西商人”+“潮商”+“潮汕商人”+“潮州商人”+“苏商”+“江苏商人”+“浙商”+“浙江商人”+“沪商”+“上海商人”)。
(一)文献分布情况分析
2005年-2012年八年间CNKI数据库收录的中国商帮相关来源文献合计5402篇(图1)，平均每年的文献数量约675篇，这意味着该领域的研究还不够兴盛。
图1 CNKI收录(2005-2012)中国商帮来源文献数一览
其中，2007年和2010年文献数量最多。究其原因发现，经过了中国商帮集体意识觉醒后的两年时间准备，研究热潮在2007第一次达到高峰。同时，2007年第一届中国商帮峰会和商帮文化论坛在杭州的举行带动了全国各地关注商帮文化的潮流。2009年发生的几件与商帮相关的大事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对2010年的学术文献数量产生重要影响，并在学者们的研究文献中得到了体现：2009中国商帮领袖峰会暨首届全国徽商精英年会在苏州举行；2009国际潮汕商帮高峰论坛在东莞举行；2009年是邓小平同志为“宁波帮”题词25周年，与此同时“世界宁波帮定海商人”学术论坛也如期举行；2009新晋商大会暨新晋商形象展示与产业博览会在太原召开。
从文献数量上看，各大商帮的研究程度各有不同。如图2所示，近八年里学术界对晋商(35%)的研究最为深入，而浙商(31%)和徽商(25%)也是研究的重点商帮。相比之下，有关潮商、沪商、苏商等其他商帮的研究文献则较少。考虑到这些商帮在近年来经济增长中的重要表现，该领域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和潜力。
图2 不同商帮在CNKI来源文献(2005-2012)的分布
从文献引用上看，单篇文献被引次数最高为42次(表1)，被引次数超过20次的有7篇文献，且这些文献大多发表于2006年至2008年。从载文期刊来看，经济与管理类期刊占了7成，但排名前一的文献来源于《地理研究》，而紧随其后的两篇文献均来源于综合性社科期刊。
在这些高被引文献中，申秀英和刘沛林等人的《中国南方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其利用价值》一文被引次数最多。该论文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商帮研究，但从不同环境与文化背景下的南方传统聚落文化景观出发，划分出识别性较强的9个聚落景观区[9]，为商帮研究提供了文化地理的基础、背景与视角。事实上，徽商、晋商、浙商等各大商帮的发源地都是聚落景观区，后续的商帮研究也大多从相应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出发。而其他高被引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商帮间的比较研究，如晋商、徽商和浙商的两两比较或三者间的相互比较。另一类是对浙商进行重点研究，研究者不但分析了浙商的成长背景、群体特征以及文化内涵，还从现代化视角出发研究了浙商的“个众”特性以及企业家伦理决策问题，并构建了浙商企业全球价值体系。
(二)来源期刊分析
统计来源期刊发现，其间共有1827种期刊涉及有关商帮的研究内容。尽管有的期刊直接以商帮命名，例如《浙商》、《粤商》、《闽商》、《潮商》、《川商》、《鄂商》、《黔商》等，但至今还没有以商帮为主题的核心期刊。在载文数量累计超过100篇的期刊中，《新晋商》和《潮商》作为载文量最多的期刊(表2)，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新晋商》原名为《山西青年》，介绍“新晋商精神”的核心理念。而《潮商》是由汕头经济特区报社于2006年创办的双月刊，旨在传播弘扬商帮精神，体现地方商帮的经济文化发展轨迹与现状。此外，《浙江经济》被评为“中国经济类核心期刊”，是浙江省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类权威期刊，也是浙江省学术界开展经济研究的重要平台。《中国商人》是中国商业联合会唯一会刊，是面向中国商界精英、领袖人物的品味杂志。《今日浙江》是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刊物，是社会各界了解全省重要政治、经济资讯及背景的权威刊物。
(三)发文机构分析
研究机构方面(表3)，安徽师范大学科研成果最为丰富，发文数量超过了100篇。山西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安徽大学、证券时报社以及山西财经大学的发文数量也超过了50篇。由此可见，排名靠前的科研机构大多集中在安徽、山西、浙江等地，虽然综合实力不及传统意义上的著名高等院校(如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徽商、晋商和浙商分别以这三大地区为发源地，而这些商帮正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图2)。此外，研究商帮的科研机构不再局限于各大高等院校，著名报社(如证券时报社)以及各地研究会(如浙江省浙商研究会)也大量参与其中。
(四)发文作者分析
在主要研究者方面，发文数量超过10篇的作者有9位(表4)。他们来自不同的科研机构，而且这些科研机构大多发文数量居多(表3)。其中，学者杨轶清发文56篇，梁小民发文38篇。结合表1发现，吕福新尽管发文数并非最多，但他所发文献的被引次数非常高。显然，至今为止，杨轶清、梁小民和吕福新三位学者是国内商帮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
为反映主要研究者的合著情况，本文利用社会网络可视化软件NetDraw绘制了作者合著网络关系图(图3，线的粗细代表合著次数的多少)。从图3可见，商帮相关主题的作者合著关系还较为零散，且前面提及的高发文作者之间的合著情况非常少见，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帮研究的热度。相比之下，刘健、李沿、阎文水以及陈穗芳等人与其他作者合著次数较多，合著范围也较广。尤其是陆靖昶、邱小平和姚小军三人共同合著11篇商帮文献，形成了一个尤其引人关注的社会网络。
(五)相关主题分析
从研究主题所属学科来看，关于中国商帮的研究文献分布于各类学科，但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金融学领域(表5)。综观各学科，研究主题各有侧重、互有交叉。
在主题侧重方面，企业经济、贸易经济是经济学领域研究商帮的重点，此类文献大多关注商帮如何拉动并促进地区间贸易的合作与交流。管理学领域的研究重点则是学习借鉴商帮的优秀管理模式，以此来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除此之外，商帮的发展历史、文化渊源、地理分布、名人传记以及旅游艺术等方面也是研究的热点主题。而主题交叉则常见于三种形式。一是历史、地理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叉，如研究徽商的民居建筑、地域文化和文化心理[10][11]，浙商的历史溯源[12]等。二是经济、金融、管理学领域的交叉，主要研究商帮经济贸易上的成功经验对当前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如吕福新[13][14]基于浙商的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研究等。三是人文历史类与经管类学科的交叉，如研究商帮的精神文化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应用[15]、通过新旧商帮的比较研究企业家精神等[16]。这类主题交叉是近两年来出现的新的研究动向，相关研究成果尽管不多但极具研究价值和潜力，或将成为今后商帮研究的主要方向。
从研究主题所含关键词来看，晋商、徽商、浙商是出现频次最多的三大关键词。由表6可见，商帮研究的关键词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各大商帮的综合性研究，如对晋商(山西商人)、徽商(徽州商人)以及浙商(浙江商人)的起源、发展以及兴衰期的研究。二是对各大商帮的精神文化层面的研究，如徽商、晋商和浙商所具有的商帮文化、商帮精神，还特别关注商帮的诚信问题。三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对各大商帮的发源地——徽州、山西以及浙江进行分析，探讨地域因素对商帮的影响。四是各大商帮之间的相互比较，如晋商与徽商的比较[17][18]，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的比较[19]，浙商、晋商和徽商三者的比较等[20]。而出现频次排在20名之后的关键词则集中体现了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新商帮的研究，如对创业、民营企业家以及家族企业等的企业管理研究，而这类研究在今后的商帮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和潜力，值得重点跟踪和关注。
从研究主题的相对地位上看，目前已经形成以“商帮”为中心点的三类研究系列。为反映研究主题之间的相对地位，本文建立了基于以上关键词的高频词共现矩阵，并再次利用NetDraw绘制了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关系图(图4)。图中关键词按中心密度大小排列显示，越在中心的词中心密度就越大，其所在研究领域里的地位也越重要。关键词汇聚成不同的簇，每一种簇都形成一个研究类别。
图4 CNKI(2005-2012)商帮相关文献的关键词社会网络关系图
由图4可见，整张关键词社会网络关系图以“商帮”为中心点大致聚成三大类研究系列。“徽商”、“晋商”以及“浙商”是中心密度最大的三个关键词，每个词都是各自研究主题的核心，这再次说明商帮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徽商、晋商和浙商。而针对这三大商帮的研究既有趋同、也有侧重。商帮历史、商帮文化、商帮发源地是三大商帮研究的共有内容。但对徽商的研究更关注其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与联系，如徽商与“粤商”、“宁波商帮”的沟通。徽商的足迹还遍及“扬州”和“东南亚”等地。例如《明清徽商与茶叶市场》一文就提到，徽商的茶叶销售市场南向有江西、广东地区，东向有上海、江浙地区，北向有山东、津京、辽东等地区。明清尤其清中叶以后，不少徽商贩茶运销海外[21]。此外，“贾而好儒”也是徽学研究中的主流观点。对晋商、浙商的研究则分别反映了中国古代商帮与现代商帮的状况。晋商研究大多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关，例如山西“日升昌”是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之用人》一文从日升昌用人角度探讨其历久不衰、盛极一时的原因，并总结了其“避亲用乡、慎重选人，两权分离、大胆用人，号规严格、制度管人，身股激励、事业留人，道德教化、仁义感人”五大用人原则[22]。浙商是近代中国涌现的商人群体，在近代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界和金融界的影响举足轻重，相关研究大多与现代“民营企业”、“民营经济”和“企业家”有关，有望扭转学术界长期关注徽帮、晋帮等传统商帮的现状。
本文从文献调研的角度对2005-2012年间国内商帮研究的文献分布、来源期刊、发文机构、发文作者及相关主题进行计量分析。结果发现，在文献分布方面，学术界对晋商、浙商、徽商的研究最为重点和深入，但是缺乏高质量的高被引文献，而有关潮商、沪商、苏商等其他新型商帮的研究较少、但潜力巨大。在来源期刊方面，涉及商帮研究的期刊数量众多、地方特色鲜明但是缺乏核心地位和权威影响。在发文机构方面，数量最多的机构尽管大多综合实力不及传统意义上的著名高等院校，报社和研究会等非高等院校也参与其中，但这些机构大多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且集中在学术界重点研究的徽商、晋商和浙商三大商帮的发源地。在发文作者方面，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来自不同的、且发文最多的科研机构。其中杨轶清、梁小民和吕福新三位学者是国内商帮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不过商帮相关主题的作者合著关系却很零散。在研究主题方面，关于中国商帮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金融学领域，各学科内的研究主题各有侧重、互有交叉，并已经形成以“商帮”为中心点的“徽商”、“晋商”以及“浙商”三类既有趋同、也有侧重的研究系列。
本文尽管仅限于期刊文献的计量分析，没有涵盖著作、报告等文献，但也为面向未来的商帮研究提供了一些研究背景、视角、主题、方法等方面的启示。过去的商帮研究立足于低流动性社会中和较封闭的市场，聚焦传统商帮如何与时局共舞、创造性地形成和发展适合当地当时的商业模式以实现经济上的崛起，未来的商帮研究则需要扎根高流动性社会和全球化市场，聚合自身、政府和学界的合力，聚焦传统商帮文化的反思、传承和创新以及新型商帮使命和贡献，突破狭隘的地域、亲缘概念，营造全新的开放型、共享型动力系统以实现商帮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①陆靖昶、邱小平和姚小军三位作者的11篇文献均为合著完成，因此浙商证券有限公司(发文数量为15)并未出现在表3的主要发文机构中。
②由于一篇文献可能同时属于几个学科，也可能同时属于几个子学科，因此累计发文数量大于实际发文数量。例如，某篇文章同时属于经济学学科下的企业经济和贸易经济，又同时属于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在学科划分时，本文参照文献的中图分类号，并结合相关专家商定而成。
③大量论文关键词标注不规范，本文对相关文献的关键词做了初步的合并处理，如“晋商”、“山西商人”统一为“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