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通往“愧怍”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老王论文,愧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人张岱描写七月半的西湖，劈头就抛出一句：“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大刀阔斧，一反常情，然而细细读去，却是字字合情入趣，令人神清气爽，心向往之。近来连续给不同班级的学生讲了几次杨绛先生的散文《老王》，我也不由自主地萌生了类似的冲动：老王的故事实在一无可讲，只可讲讲杨绛的“愧怍”。而事实上，众多出色的《老王》执教者也已充分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往往不吝时间，积极组织学生探讨杨绛何以“愧怍”。于是，透过众说纷纭的“愧怍”探源，体味杨绛“愧怍”的情感质地，便构成了《老王》教学的另一个重点，比起苏教版教材以“底层的光芒”俯视老王的道德行迹，或者人教版教材以“对弱者的关爱”统摄杨绛的情感内涵，可能更具教学价值。
据相关资料显示，《老王》写于1984年3月，离故事发生的“文革”背景业已有年，杨绛时年73岁，正入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化境，再加以杨绛天性温婉、隐忍，无不促使《老王》的叙述风格淡之又淡。而这恰恰增加了讲解《老王》的难度，尤其使文章末段的表达意图显得扑朔迷离：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为什么，每想起老王，总觉得心上不安。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因为他来表示感谢，我却拿钱去侮辱他？都不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不安”源于“愧怍”，那么，“愧怍”又源于什么呢？人教版教参认为，一个社会总有幸运者和不幸者，幸运者有责任关爱不幸者，关注他们的命运，改善他们的处境，让他们也能过上好日子。作者回想起来，自己对老王的关爱还很不够，于是感到了“愧怍”。很多教师对此提出了质疑，首先翻出杨绛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种种资料，证明杨绛并不比老王幸运，然后指出杨绛与老王只是比较熟悉的顾客和车夫的关系，杨绛及其家人对老王的关爱至少已达朋友的级别，也不存在“关爱不够”的问题，进而得出，“愧怍”之感应出于人物情感收支的不对称，即老王给予杨绛的关爱和帮助几乎已倾尽他之所有，而杨绛之于老王则只是她之部分。这个解释在师生中很有影响力，有的读者还拿出《老王》结句的原稿“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加以佐证。单就一个在不幸年代里人与人互帮互助的故事框架而言，解读者将人物之间的关爱从数量上加以细算，当然是一种精确的做法，而且情感投入上的相对差别促使某一方产生愧怍感，也符合一般的情感逻辑。不过若仅限于此的话，杨绛“愧怍”的丰富内涵就会被简单地等同于人物对他者情感亏欠的心理自赎，或者高贵品格预设下的内心自责，而杨先生把“一个多吃多占的人”改为“一个幸运的人”的深意与情怀也就泯然不显了。
有鉴于此，人们转而从人物的精神施受的角度来考察杨绛“愧怍”的形成。在“文革”这样特殊的年代里，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绛和作为普通体力劳动者的老王的政治地位的确“颠倒过来”了，就像《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所记的，杨绛顶替临时工小刘去扫女厕，小刘则负起了监督文学所全体“牛鬼蛇神”的重任。不过老王始终没有像小刘们那样昧着良知去享用所谓革命群众的政治待遇，他依旧老老实实地蹬三轮，一如既往地关爱杨绛一家，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篇所描述的那幅和谐图景：“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所谓“闲话”，据下文看，也不过是老王没有加入三轮车组织的懊丧、人老不中用的哀叹、亲人故旧凋零隐没的伤感等等，句句不离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遭际，“我”的相关对语虽略而未提，但亦可想见。这里没有政治地位的高低，没有文化修养的深浅，也没有情感心理的雅俗，只有无边人世里两位老者面对生活的喁喁相语，又安静又凡俗，作为知识分子、劳动人民这样的社会之人被还原成了简单、纯粹的人世之人。可以说，这一“蹬”一“坐”是老王与杨绛日常交往中心理世界最相契合的一段。但进而言之，这段仅有的人物心理世界的交集所暗衬的正是老王与杨绛其余互不相交的心理世界。
由于“我”既是叙述视角，又是直接当事人，杨绛面对老王时的心理世界就比较明朗。在杨绛眼里，老王除了是个像“我”一样过着普通生活的老人之外，更是一个不幸的人，也是一个善良的人。杨绛看老王的深层情感态度就潜伏在她对老王的“不幸”与“善良”的具体叙述中。尽管杨先生的叙述语调已经相当平和、节制了，但文中的几处叙述缝隙还是隐隐地透露了些许“我”对老王的精神俯视。文章开头部分讲到老王眼瞎的缘由：“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孙绍振先生认为，对老王因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所发生的同情，人人皆会有；而对老王可能因为年轻时“不老实”，染上了什么“脏病”，以致落下了瞎眼的残疾，“我”依然寄予无限的同情，则属杨绛独有了。在一般人会予以鄙视的地方，杨绛加以同情，“多多少少包含着某种宽容”（《贴近发现“愧怍”的自我》）。如果照此理解的话，杨绛看老王就掺杂了一定程度的道德审视，很难说完全平等了。另有一次，杨绛夫妇散步时偶见老王蹬着三轮车，进入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杨绛没有当场跟老王打招呼，只在事后委婉提及，这固然有尊重老王之意，但换个角度观之，未尝不是人与人之间某种距离感的暗示。在老王为杨绛家代送冰块的叙述中，老王提出车费减半，杨绛不经意间冒出了一句：“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显然，老王减半收费只是为了以一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报答杨绛一家平日里给予他的种种帮助，而“我”的“当然”式拒绝表面上表明了杨绛在经济方面的可承受性和不想加重老王经济负担的心意，但深入一层看，恰恰流露出杨绛对老王微渺却恳切的知恩图报之意的木然或漠然，自然别说为此而感动了。老王去世前一天拿着香油和鸡蛋来“我”家，杨绛看到：
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这样的人物白描很容易让人感到杨绛的冷漠、无情乃至残忍。不过必须指出，在这个叙述进程中，“我”并不知晓老王已濒临死亡，杨绛的描写只是还原了当时的情景和感受，并未赋予事后的眼光。但同样毋庸讳言，将“我”那“可笑”的类比加诸一个贫病交加的熟人身上，杨绛的情感反应终究是不够温暖的，犹如一个有洁癖的人面对一件沾满灰尘的珍贵物品，一开始或多或少带着些下意识的排斥。
这样看来，人们认为杨绛与老王在精神的天平上有些失衡，的确不无道理。但要据此推出杨绛“愧怍”的结论，我们最好再考察一下老王本人是否感受到了来自杨绛的不平等的精神施予，是不是在努力追求这种精神平等。相比而言，老王面对杨绛时的心理世界有点模糊，却也耐人寻味。譬如，“我”问老王那个破落大院里的塌败小屋是不是他的家，老王说“住那儿多年了”。有同学认为，老王不愿正面回答，正是他好面子的表现，暴露了他不愿在杨绛面前低人一等的心理。然而，老王在别处还有家吗？在前文杨王的闲聊中，老王早已将自己生活中最落魄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向杨绛展示了，此时他大可不必为一个破败的住处而遮遮掩掩。老王的侧面回答，诉说的其实正是他无家可归的无尽悲苦，毫无掩饰之意。“文革”开始后，老王有一次蹬三轮车送钱钟书上医院，却坚决不肯收钱，他是怕自己纯粹的助人行为受到玷污吗？老王说：“我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在钱钟书沦为“牛鬼蛇神”的年月里，老王反其道而待之，表现的是一个普通人最朴素的良知和最力所能及的勇气。“我”执意要给老王车钱，老王哑着嗓子问：“你还有钱吗？”可见，老王并不想高调声明自己不需要钱或不屑要钱，他只是更想表达对一个同样不幸之人的忧虑与关爱，这跟追求人的精神或人格平等云云似有不小的距离。
最难以捉摸的还是老王临终前送“我”香油和鸡蛋时所包蕴的心理世界：
我强笑说：“老王，这么新鲜的大鸡蛋，都给我们吃？”
他只说：“我不吃。”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我也赶忙解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
很多人对杨绛以钱易物的做法颇有微词，以为她亵渎了老王圣洁的情感，葬送了一个底层小人物谋求平等与尊严的最后一丝希望。那么，老王本人是不是这样感受、这样理解的呢？针对杨绛“都给我们吃”的发问，老王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只是滞笨而模糊地迸出了三个字“我不吃”，好像在解释给杨绛一家吃的原因。但为什么老王自己不吃呢？舍不得吃，还是吃不动了？细细品来，似乎两者都是。生活拮据，积攒香油和鸡蛋极为不易，舍不得吃是很自然的；大限将至，丧失吃的能力，也符合事理。如今老王将凝聚他全部生活热情的香油与鸡蛋和盘托出，无异于向杨绛宣告了他的生命之旅即将结束。因此，老王说“我不吃”，其语调该是无比凄苦、无限凝重的吧。“我”虽然能够感觉到老王病得厉害，但不至于有生死的料想，于是一如既往地要用老王最急需的钱来表达自己的谢意。老王当即制止：“我不是要钱。”那么，要平等与尊严吗？联系“我不吃”的分析，“我不是要钱”除了老王要表明自己的非功利意图之外，也不过是另一句诀别的隐语罢了，生命即将消亡，钱还有何用？杨绛自然相信老王不是为换钱而来，所以赶忙解释“我知道”，但同时又坚决地要给钱，一方面顾及了老王的心理感受，一方面试图真诚地回报老王的好意。于是，“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站着等我”，这时的老王会为所谓的精神平等无望而沮丧失落吗？恐怕很牵强，毋宁说老王默默地接受杨绛的钱是为了让善良的杨绛心安，就像杨绛强笑着接受老王的香油和鸡蛋一样，也是为了让善良的老王心安。在这个动人的场景里面，香油、鸡蛋、钱仅仅是人物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小心翼翼地表达谢意、呈奉关爱的载体，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综上所析，在杨王二人以钱物（包括劳力）互易形式展开的心灵世界交往中，杨绛对待老王的心理状态略有波澜，尽管是下意识的，程度也不深；老王对待杨绛的心理状态则是始终如一的，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的不幸，呈献自己的善良。两人都有无可置疑的关爱之情，但是杨绛的关爱多多少少夹杂了知识分子的某种精神洁癖，老王的关爱则如原野上萌发的胚芽，纯朴，本色，一无杂质。就此而言，杨绛先生那光洁如玉的心有理由“愧怍”。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愧怍”是一个幸运的人之于一个不幸者的呢？郭初阳老师认为：“在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事实上并非‘幸运者’与‘不幸者’的区别，而是‘不幸者’与‘更不幸者’的区别。”接着他援引了钱钟书为杨绛《干校六记》所作小引中的一段话：“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由此，郭老师指出，杨绛的“愧怍”实乃“以苦弱者无告的呼号，反衬旗手、鼓手、打手与凶手的罪恶”（《〈老王〉的四个关键词》）。这个理解虽有逸出文本重心之嫌，却由人事洞察时代，较深刻地捕捉到了《老王》叙述中潜隐的时代针砭。比如：
A.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只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B.“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
C.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货”，让老王运送。
D.我也不懂，没多问。
A句除了上引孙绍振先生的理解之外，其实更可视作他人对老王的恶意戏谑，“更深的不幸”也是杨绛对流言、诽谤成风的世道人心的喟叹。B句“文革”与走不得路的腿异物同构，语含贬讽，“不知怎么的”，明晓故疑，隐隐透出“文革”的荒谬。C句似是人对人的关爱，反面观之，何尝不是人丧失人之资格的隐喻？D句常被误解为杨绛的冷漠，其实“不懂少问”背后，蕴藏的恰恰是杨绛对老王在死后才按穆斯林丧葬仪式得到些许平等待遇的无言的悲凉。由此可见，杨绛的“愧怍”不仅是作者自我灵魂的无情审视，更是替一个未曾充分反省、忏悔的时代树立的人类良知标杆。
不过，杨绛并非激进的“文化英雄”，她的行文虽有臧否历史之意，却鲜有臧否历史之锋。杨绛视“卑微”为人世间的“隐身衣”，以为“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观众的艺术表演”（《隐身衣》），这使她对人世的观察与体验既显真切，又富超越感。《老王》尾段在揭开“愧怍”之前，杨绛反复掂量老王是否知道“我”已领受他的谢意，“我”的不安是源于吃了老王的香油和鸡蛋，还是以钱易物侮辱了他等等。显然，跟老王交往的故事发生在任何一个善良的人身上，都会有诸如此类的亏欠心理。然而，杨绛远不止于此，在“不安”的纠结至“愧怍”的发现之间，她特意提到“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这说明“愧怍”感的诞生绝非先前亏欠感的简单重复，它已经历了充分的时光酝酿，包含了足够多相关世相的体验，升华到了一个新的情感境界。而杨绛将原稿“一个多吃多占的人”改为“一个幸运的人”，粗看起来只是扩大了词的外延，实质上是将一己的生活经验推广为一切人的生存体验，并在跟“不幸者”的对比中传达出某种准宗教式体认。佛经里讲，任何人与一切众生都有同体关系，“一切众生是我父母”，“视众生如一子”，于是有这样觉悟的人就会生出无限慈悲之心，毅然以个体生命去担当人世的欠缺。《圣经》中也说，耶稣“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总是以自己个体的孤苦和受难向世人呈现圣爱。杨绛先生虽无明确的宗教皈依，但她是个认真生活的人，她于别人能够轻易释怀之处始终无法释怀，并从琐细而真切的人世交往中将普通的“愧怍”感修炼成了一种宗教情怀，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无辜生命体对一切生命欠然状态的全力担荷。胡河清曾说：“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文章家能兼具对于芸芸众生感情领域测度之深细与对于东方佛道境界体认之高深者，实在是少有能逾杨绛先生的。”（《杨绛论》）殆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