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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经济增长速度急剧回落
香港经济经历20多年的高速度增长，目前已出现较为严重的衰退现象，即陷入低经济增长、高财政赤字的困境。1991年至1995年，香港经济平均每年增长5.36%，而1998年、2000年则分别下滑至-5.3%、-0.3%，到2001年则出现零增长。同时，出现较为严重的结构性财政赤字，2001-2002年度达660亿港元。如果预算收支模式不变，即使香港经济在未来二十年平均实质增长3%～3.5%，现有的近4000亿元储备仍将在2008年花光，此后便须靠借债度日。究竟其原因何在？其直接原因，当然首推外部的因素。因为香港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其经济增长幅度，是伴随着世界经济大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由于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2001年1月至10月，除2月份之外，其他各月的出口数字均为负增长。10月份出口跌幅高达13.9%。根据2001年9月份的贸易统计数字，出口美国的货值下跌14.3%，出口欧盟的货值下跌21%，出口日本的货值下跌8.8%，出口东盟的货值下跌19%。根据2001年11月30日的香港政府经济报告显示，由于受到外国经济影响，香港经济增速持续放慢，全年生产总值的实质增长预测为零。与经济增长率下滑相联系，便是失业率持续攀升。根据香港统计处公布，2001年10-12月，香港的失业率为6.1%。2002年1月达6.7%，比亚洲金融危机时最高失业率的6.3%，还高0.4个百分点。失业人数达20多万人。另外，香港经济增长速度的严重下滑，还与香港经济结构的“空洞化”有密切的关系，也可以说这是香港经济脆弱性的深层原因。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使香港经济积聚多年的结构性弱点和危机充分地暴露出来。其中最致命的弱点就是经济结构的“空洞化”，即香港经济过分依赖于金融炒作和资产增值，而真正能够支持经济发展和维持经济稳定的制造业，其大部分则被迁往中国内地。1999年制造业产值仅占香港生产总值的5.8%。目前在香港从事制造业的员工只有40万人，占全港325万员工的12.3%，而仅在广东省内港商雇用的从事制造业的员工就多达500多万人。
香港经济结构“空洞化”态势，始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步入成熟期，以轻工业消费品为主的香港工业产品，随着全球市场的迅速开拓和需求量的急剧增长，香港的弹丸之地以及有限的劳动力，已无法适应其发展的需求。适逢当时中国大陆全面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到内地投资发展加工贸易生产。这就为香港制造业的向外拓展，提供了广阔的土地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香港制造商大规模向内地搬迁。截止2001年10月份，香港公司在中国内地投资的合同金额和实际投入金额分别达3440亿美元和1833亿美元，其中制造业所占比例最大。与香港毗邻的珠江三角洲，便因此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基地，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可以说是发展到顶峰，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中国内地的廉价土地资源和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使搬迁内地的港商长期以来一直忽视向高新技术、高效率管理、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只注重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和增加产品产量，其市场竞争力因此逐渐地下降。究其深层原因，与当时的港英政府忽视制造业的经济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在香港回归以前的港英政府时期，在“积极不干预政策”思想指导下，无视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中的战略性地位，使香港的制造业逐渐衰落下去。20多年来，香港的制造业减少75%，职员减少60多万，每年减少数千亿港元的外汇收入。香港经济因此变得愈来愈脆弱，愈来愈失去生机与活力。受这种转变直接影响的有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等；受间接影响的有饮食业、批发零售业和房地产业等。
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的回归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时的港英政府，为了营造“经济盛世”，配合香港回归，着力推行资产增值和偏重金融服务的经济政策。在各种错综复杂因素的作用下，香港近10年不断上扬的资产价格和金融工具价格，更吸引了包括制造业经营者在内的全港市民，不约而同地涌入投机炒卖的行列，吸引了香港的大部分资源。在过去的10年，香港股票市场的市值增加4.4倍，在亚洲的排行从第四位跃升为第二位（仅次于日本）。在这种“全民皆楼”（炒楼）、“全民皆股”（炒股）的形势下，香港制造业的基础愈来愈脆弱，香港经济结构空洞化趋势愈来愈加深。
亚洲金融风暴令香港的经济泡沫消失，股票价格大幅下滑（恒生指数从18000点猛跌至9000点），资产价格大幅贬值，负资产、破产现象愈来愈严重。被经济泡沫蒙蔽了10多年的香港市民突然在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场从未遇过的恶境。没有制造业的经济，就象断了线的风筝，是不会有牢固的经济基础的。对于香港来说，没有制造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出口创汇的经济，充其量是一种虚幻的泡沫，终究是要破灭的。目前，香港整体经济生产效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人均社会生产增加值由20世纪80年代的71.6%，下跌至90年代的30.1%。即使是高附加值的行业，如金融、保险、地产及商业服务业，按1981年的固定价格换算，1999年的人均增加值只有25.4万港元，比1981年的33.3万港元，下跌23.7%。
实践经验表明，制造业是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既有使劳动生产率实现高增长的能力，又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特性。香港特区政府正在反思过去20年经济结构的变化，认识到制造业在香港经济中的支柱功能，重新规划香港长远的经济宏图，制定具有竞争性的工业政策，拓展制造业，重组香港的经济结构。面对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为重振香港制造业，香港总工会已要求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商讨，在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原则的前提下，成立“内地与香港自由贸易区”，使港商能够更快地打进内地分销市场，并以较低关税甚至零关税向内地出口其产品。与此同时，香港工业总会也要求香港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磋商，不断改善香港与广东之间的跨境交流，延长两地之间人流和物流的通关时限，简化通关手续，消除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经济整合的瓶颈，为香港经济的再起飞创造条件。
不过话得说回来，要使香港经济增长恢复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前的速度，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究其原因，是因为香港今后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及其竞争力已发生变化了。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在过去两、三年里已作了力所能及的调整，使楼价下跌五成以上，工资水平也有所调低，但和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地区相比，香港的投资成本仍然甚为高昂。因此，在国际竞争中仍然处于不利的地位。应当客观地看待香港经济的转型过程。香港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经济转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香港从单一的传统转口贸易型经济，转变为亚洲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之一；第二次经济转型从1978年开始，中国内地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香港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至内地，香港金融等服务业得以兴起，使之从制造业中心转型为金融服务业中心。现在，香港又面临第三次经济转型。这次经济转型的特点是：香港通过发展创新科技，建立数码港，将高新科技融入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中，使之成为背靠内地、服务全球的国际性金融服务中心；同时与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国的名牌企业联手合作，发展新型产业，重振曾经萎缩的香港制造业，使之成为亚洲新型制造业发展基地。但是，由于当前香港内部的经济结构与环境远远不能适应第三次经济转型的要求，使得香港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大困难，这不是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解决的，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逐步调整过程，从而决定着香港在今后若干年内，其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可能很快的。况且，香港实行的是与美元相联系的联系汇率制度，货币政策空间微乎甚微，这就谈不上如中国内地那样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拉动投资与消费的增长，香港经济增长因此面临严峻挑战。
二、香港房地产市场供求迅速逆转
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前，房地产业曾经是香港经济的重要支柱，并作为香港重要经济火车头，带动一系列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近10多年里，香港房地产之所以会以超常速度发展，房地产价格（楼价）所以会成倍上涨，在一定程度是因为出现过度投机，使房地产市场失去了它发现价格、实现资产优化重组的基本功能。在香港房地产市场上，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买者和卖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当房地产价格发生波动时，价格越是上涨，就有越多的人由于价格上涨的预期而入市抢购（相当多的交易者是为了转手买卖），而抢购又使价格进一步上涨及其预期增强。因此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入市购买，在货币源源不断流入市场的支撑之下，很快就会出现飙升的“大牛市”。但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后，香港经济增长明显放慢，宏观经济环境恶化，香港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香港楼价节节下滑，与香港房地产价格高峰时相比，香港楼价下跌五成多。笔者最近赴港探亲时居住的那套住宅（9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997年以前楼价为800多万港元，目前已跌至300多万港元。香港负资产（出售楼宇价格补偿不了按揭贷款差额）家庭数目迅速增加。这些负资产家庭纵使很想卖掉楼宇，也因为没有足够的金钱去付按揭贷款差额而作罢。他们当中有些家庭甚至索性断供或申请破产，让银行收回楼宇后拍卖。与此相联系，土地收入占政府收入的比重，也从1997-1998年度的23%，下降至2001-2002年度的4%，其绝对额从636亿港元减少到85亿港元。目前香港楼价是否“见底”，即使香港大发展商本身，看法也不一致。李兆基、郑裕彤认为楼价已见底，李喜诚则认为还可能再跌一成；也有个别地产商认为未来半年可能回升5-10%。
香港房地产市场迅速逆转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以及全球经济不景气，再加上“9·11事件”，令香港经济更加疲弱不振。由于美国经济急转直下，欧元区低迷不振，日本积重难返，世界经济环境持续恶化，国际市场需求全面下滑。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香港经济体系，自然难以不受冲击。以2001年为例，2001年1月至10月，香港出口总值又比2000年同期下跌4.8%。“9·11事件”之后，更令疲弱不堪的国际市场雪上加霜。单是2001年10月份，香港的转口贸易和香港产品出口，分别比2000年同期锐减13.5%和18.1%。很多厂商已遭海外买家要求减少货物付运量，或推迟交货期，甚至取消定单。裁员、冻薪、减薪（或变相减薪）便成为不可避免的手段。再加上股票价格猛跌（跌幅高达50%），股民损失惨重，市民普遍缺乏购楼欲望，楼价自然也就难以复苏。以往香港也曾经经历过多次的困难，但每次困难都很快度过，港人很快重振信心与活力。可是，近年来接踵而来的困难，港人还没有预期到短期间内前景真的会好到哪里去。市民预期心理欠佳，房地产市场与价格就谈不上有转机的可能。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香港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泡沫经济”问题。“泡沫经济”根植于不完全市场的特性。在这种市场上，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买者和卖者对于未来价格的预期。而且，这种预期具有一种“自我维持”或“自我实现”的性质。这就是说，当一种商品（不论是地产商品还是金融商品）价格发生波动时，价格越是上涨，就有越多的人由于价格上涨的预期，而入市抢购，而抢购又会使价格进一步上涨和预期增强。因此，只要有足够的人入市购买，在源源不断的货币流入市场的支撑之下，很快就会出现市价飙升的“大牛市”。但是，经济气泡是不可能一直膨胀下去的，在高得离奇的价位上，一旦市价止升回跌，很快就会出现下行的正反馈振荡，导致市场崩溃（“崩盘”）。泡沫经济的破灭，必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迟迟难以复苏过来，使居民的信心受到严重的挫伤。
其次，近3年来，香港楼宇的供给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与港英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在港英时代，土地供应量是受到严格的限制的，而对楼宇的需求量则是与日俱增，使得建成可供出售的楼宇的价格，也因供求矛盾尖锐而被迅速抬高。但是，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规划到2007年时，香港有7成家庭可以拥有自己的物业。为达到这一施政目标，特区政府便因此提供足够的土地，让公营及私营机构大量建屋以及出售公营房屋。正因为这个缘故，房地产市场便充斥大量现货及短期将落成的楼宇，楼价的下跌便是不可避免的。与楼价大幅下跌相联系，政府出卖土地收入大幅度减少。1998年比1997年减少65%；1999年比1998年减少38%；2001年比2000年减少81%。香港经济演变到今天，房地产市场与价格，正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即楼价持续走低，影响房地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复苏，香港经济增长受挫的态势就难以扭转；倘若楼价持续上扬，固然有利于启动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带动香港经济的增长，但由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和土地价格严重偏高，又会极大地削弱了香港的市场竞争力。
再次，随着粤港两地人流物流交往频率的加快，以及条件的改善，也会削弱香港市民对楼宇的需求欲望。因为深圳楼宇价格较香港便宜数倍，加上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北迁，不少人会搬迁到深圳或国内其他地区居住。据香港一地产代理公司的估计，2001年，香港人在深圳置业购房的单位突破一万个。有的经济学家根据此消彼长的逻辑，预测未来香港的楼价不仅不可能上扬，还会继续下调。最近一段时间，邻近新界西北区，如屯门、上水、元朗等地的楼价已跌得十分便宜，其道理就在这里。由于香港市民对楼宇的需求呈减弱趋势，楼宇价格自1998年以来持续多年呈下滑态势，2001年12月住房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又较2000年12月下降8.7%，其中的甲类消费物价指数下降18.9%。
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是，目前香港的楼价已降到1989年“六四事件”后的水平，但是，在这12年间，绝大多数香港人的薪金升幅超过一倍，为何楼市还处于持续低迷的状态。这是不能完全用购买力因素来说明的，而只能从香港人对楼价的预期，即所谓心理因素来说明。即绝大多数香港人都看淡楼市前景，即使有各种优惠也吸引不了买家的兴趣。我们并不否认香港楼价还有上升的可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香港楼市的基本格局已经逆转，再也不可能重见昔日楼价大升、资产膨胀的风光。因为高楼价、高地价是与香港特区政府确定的长远发展目标不相容的。
三、香港结构性失业创新高
当经济增长处于扩张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抑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增长处于收缩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抑制失业率。目前香港经济增长正处于收缩时期，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为零。银行贷款持续下跌。2000年与1997年相比，银行贷款余额下跌40.3%，至今仍在下滑之中。消费物价指数大幅下跌，2001年12月与2000年12月相比，综合消费物价指数下跌3.6%，其中住房下跌8.7%，耐用物品下跌7.0%。根据2001年12月的消费物价指数，通货紧缩的跌幅由2001年11月的1.4%扩大至3.6%，增加2.2个百分点，意味着通货紧缩有持续恶化的迹象。通货紧缩固然会使东西越来越便宜，但也会带来投资萎缩、消费锐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等新问题。根据港府统计处公布，2001年11月至2002年1月的失业率为6.7%，较日本(5.60%)、台湾(5.22%)、新加坡(4.70%)、南韩(3.20%)、中国内地(3.60%)更高。失业人口已达21.9万人，开工不足人数12.2万人，就业不足率上升至3.20%，创下香港历史上新高。
香港失业率近几年较大幅度上升的最直接原因当然是香港经济不景气。而香港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其经济状况受全球经济的影响最明显。美国经济于2001年初开始放慢，结束长达9年的高速度增长。虽然经过联储局连续12次减息，消费需求仍然不振，加上"9·11"恐怖袭击事件，更是雪上加霜。欧元区也因美国这个主要出口市场的消费需求下降深受影响。在亚洲，日本经济持续10年未见复苏，台湾、南韩及新加坡这些主要生产电子及发展资讯科技产品的地区或国家，明显受到欧美经济不景气的拖累；东南亚国家至今仍然没有从亚洲金融风暴中复苏过来。香港出口贸易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据香港出口商会测算，2001年9月，香港出口总值又比2000年同期下跌11%，转口总值下跌9.5%，预计全年出口总值下跌6%。由于香港制造服务业主要从事出口商品生产，出口市场不振对其打击是相当大的。很多厂商遭遇海外买家减少货物付运量，或推迟交货期，甚至取消订单。面对这种困境，企业不得不设法减少开支。因为工资往往具有刚性特点，裁员便是普遍被采用的手段。仅2001年底至2002年初，先后宣布裁员的公司有：私营机构电讯盈科（裁员506人）、汇丰银行（裁员70人）、东亚银行（裁员200人）、万力半导体香港有限公司（裁员700人）、水利水电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裁员300多人）。建筑、服务、饮食、零售是失业重灾区。统计资料显示：至2001年第三季度，建筑业的失业人数3.38万人，饮食酒店业的失业人数2.28万人，批发零售业的失业人数2.26万人，制造业的失业人数1.98万人，地产及商业服务业的失业人数1.16万人，等等。
香港企业家面对重重经营困难，为缩减开支，既采用直接裁员方法，还采用变相裁员的方法，即通过延长劳动时间的办法，10个人工作量由8个人做。这使本来劳动时间之长位于世界前列的香港人，劳动时间又比过去更长。出现有人没有工作做，有人则严重超负荷工作的两极现象。这也是造成香港失业人口增加的重要原因。由于错综复杂的原因，香港的劳动力价格，明显高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比中国大陆更是高了六、七倍，这就必然严重制约了香港的出口竞争力。而为了补偿这个先天不足，迫使企业家不得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取绝对剩余价值。事实上，目前香港各行各业中严重超工作时间的雇员有增无减，不少零售业售货员和保安员，已经告别8个小时工作制，每天工作至少12小时，部分运输业自雇人士工作时间更长。这种现象的出现，是雇主为了避免挫伤职员的积极性，宁愿变相裁员而不减薪。在经济萧条时期，从雇员角度考虑，加班加点总比找不到工作好。况且，失业规模越庞大，就业劳动者的忍耐度就越高。问题的焦点在于，诚如前面所说，和邻近地区相比较，港人的薪酬仍然明显偏高。而为了保持竞争力，企业只好要求相对高薪的雇员延长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强度。相当多的雇主都是利用这种间接的方法来达到变相裁员减薪的目的。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延长劳动时间终究要受到自然的、生理的限制，因而是一种消极的办法。
香港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导致的劳动力错配，也是造成近年来失业率持续上升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由于生产成本持续上升，面临升级换代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向高科技发展，这时候正好碰到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吸引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北移。他们利用中国内地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扩大生产规模，赚取丰厚利润。在这段期间，香港制造业急剧萎缩，金融、房地产、商业、贸易、旅游等服务业迅猛发展。目前，香港服务业产值占本地生产总值将近90%，排在世界的前列。近20年来，香港制造业已有75%迁往内地，从业人员减少60多万人。由于香港与中国内地的劳动力价格相差数倍，制造业从香港搬走了，制造业职员仍然滞留在香港，即企业流动了，人员却没有相应流动。滞留在香港的原来有一技之长的制造业工人，却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出现所谓“结构性失业”。这部分属于“结构性失业”的劳动者，即使接受再培训，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何况，当代经济结构调整节奏越来越快，行业兴衰周期越来越短，很多技术的更新与淘汰比以前快得多，这就使得一些已接受再培训的工人，重新加入失业行列，令失业率不断上升。
香港目前的失业问题，还突出表现在高学历高职位人士失业率的上升上。从香港就业结构看，经理及行政人员、专业人员、辅助专业人员和文员这些白领雇员，曾经得益于香港经济结构向服务业发展而急速增加。即由1981年的30.2%提高到2000年的48.2%。白领雇员已成为香港劳动就业的主体。在正常情况下，白领雇员的失业率会明显低于其他阶层，即反映其在就业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是，伴随香港失业率的上升，高学历、高职位的失业比例，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上升幅度在某个时期甚至超过其他阶层。例如，2001年第三季度，香港失业的经理及行政人员比2000年底增加近1倍；同期失业的专业人员增加83%，失业的辅助专业人员增加45.5%。由此可见，面对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香港白领雇员也需要进行再学习、再“充电”，进行知识结构的再更新，实现自我增值，方能在就业市场上提高竞争力。新一轮经济转型对香港雇员所造成的影响，不仅反映在白领雇员的失业率上，而且反映在白领雇员的职级和薪酬待遇的下降上。这具体表现在：1996年，香港经理及行政人员所占比例为9.6%，共29.5万人；到2000年就下跌至7.1%，剩下23.0万人。也就是说，在这4年时间，共有6.5万个高级职员流失，占经理及行政人员总数的22.0%。与此同时，辅助专业人员由1996年的14.8%增加至2000年的17.4%，共增加11.2万个职位。这两组数字反映出白领雇员的降级、降薪。
香港失业率的上升和香港的移民政策也有一定的关系。人口与劳动力在空间的转移，取决于空间转移成本与空间转移收益之比。即空间转移成本越低，收益越大，转移的动力也强。根据这一原理，从中国大陆转移到香港的居民数量，就其原住地而言，必然是乡村的超过城市的；就其文化程度而言，必然是低素质的超过高素质的。香港回归祖国以后，香港特区政府还允许中国内地每天都有150名移民到香港定居。在这些移民中，当然，也不乏有高文化素质的，但是，就总体而言，低文化素质的占绝大比重。这些移居香港的人口素质与香港要发展知识型经济的要求很不相称，即不能适应香港经济进一步转型的要求，其结果当然是失业人口愈来愈多。
近三、四年来，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意识到失业问题的严重性，并积极采取一系列缓解香港失业率措施，如政府拨出资源，加快推出3万多个职位改善就业状况；拨款资助在职雇员提升业务技能，以助延长其就业时限；疏通求职渠道，加强就业推介等等。与此同时，社会各方都积极配合。例如，投资推广署2001年成功协助99家外资公司来港成立总部及拓展业务，投资35亿港元，为香港创造1000个新职位。不过，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尽管香港特区政府已经并还将作出很大的努力，也不容易使香港的高失业率迅速降下来。究其原因，就是香港当今的经济环境与竞争力已发生变化。香港特区政府在过去两三年虽然已经作一定的调整，楼价大幅下跌五成以上，工资水平也有所调低，但与中国内地以及东南亚地区相比，香港的投资成本仍然是十分高昂的。要长期留住已来的投资商，大规模吸引新的投资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有这些，都会给香港提高就业率造成较大的困难。
四、发挥香港优势 融入内地经济
当前香港经济运行中面临的诸多困难，集中表现在出现较为严重的结构性财政赤字（2001年达660亿港元）。从短期看，缓解结构性财政赤字，无非靠压缩公共开支、裁减公务员、冻结和降低薪金以及增加税收。但所有这些，对特区政府来说，都是艰难的选择，阻力也是相当大的。这就必须着眼于改变收入结构，从以往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因势利导地发挥香港的优势，进一步把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融为一体，才能为香港未来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开辟广阔的拓展空间。
与其他地区相比较，香港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自由贸易经济体系、自由企业、信息及资金自由流通、简单税制及低税率，健全的法治与透明度，以及与美元紧紧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和具有充足外汇储备作后盾的稳定货币。香港凭藉其在世界金融、贸易、航运、资讯的中心地位，广泛的商业网络和自由的营商环境，奠定了其作为主要的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之一的地位。如能善于与具有广阔腹地的祖国内地进行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势必开创出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香港的证券市场是亚洲最具规模的市场之一，是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我们应当注意发挥香港作为中国以及亚洲区内企业的主要国际集资市场地位。1991年至2000年，香港上市公司增加433家，直接间接透过香港集资的金融达到1710亿美元，同期澳洲为1350亿美元，韩国为950亿美元，新加坡为241亿美元。内地企业透过香港直接或间接集资约440亿美元。比2001年在内地市场筹集所得的180亿美元还多。在扮演内地企业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的桥梁角色上，香港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目前内地企业在香港筹集的资金，占内地企业在境外市场筹集资金总额的97%，而在海外上市的内地企业的股份买卖，80%以上还是会回到香港市场进行交易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寥寥无几。到2001年10月底，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842家上市公司中，122家为内地企业，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4%，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27%，占香港股市总成交量的55%。开发内地证券的衍生工具，很可能成为香港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趋势。香港是继韩国、日本、新加坡之后亚洲第四大衍生工具市场。与现货市场一样，香港发展衍生工具市场的条件也很有利。发展地区性金融产品开发衍生工具，应当成为香港证券市场未来发展的主攻方向。香港可以为内地证券发展衍生工具，使之成为内地的衍生工具及风险管理的中心。目前部分内地企业只在地区性的交易所买卖商品期货，而为股票、利率及货币等金融产品设立期货及期权仍处在起步阶段。随着内地证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开放程度的提高，投资者必然要求利用衍生工具来对冲风险，香港必须注意把握这个机遇。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香港投资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香港证券业更须不断进行制度与技术创新，提供更完善的服务，以及扩大业务范围，使产品及服务更为多元化，让投资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为香港证券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香港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对外贸易在香港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就目前的情况看，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依序为：中国内地（占38.9%）、美国（占14.8%）、欧盟（占11.9%）、日本（占8.9%）。在过去的一年（即2001年），由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主要出口市场经济衰退或疲软，再加上美国“9·11事件”的影响，香港出口贸易因素受到较大的挫折。在全球经济增速放慢的背景下，中国内地仍将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据有关专家预测，在未来的20年间，中国内地仍然保持较快速度的增长。据有关专家预测，在未来的20年间，中国内地经济仍将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仍将保持10%左右的增长速度。由于香港历史上一直扮演中国内地与国际经贸往来的桥梁作用，中国入世后内地市场将会迅速扩大，香港的内需市场也必将相应扩大，由此将带动香港GDP增长2%～3%，这对香港经济发展是很有利的。在转口贸易方面，香港过去一直是中美转口贸易的重要枢纽。香港是中国内地最重要的转口港，中国内地有50%以上的出口是经过香港中转的。在香港转口贸易总额中，有90%以上是以中国内地作为来源地和目的地的。根据有关资料测算，中国入世后，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量将比目前增加12%，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量将比目前增加14%。香港在转口贸易方面还可能会有较大幅度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