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红绿联盟政府外交政策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政策论文,德国论文,红绿论文,政府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初以来，科尔政府在对德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和国家利益重新定位的基础上，积极地调整了德国的外交政策与安全战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德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不仅引起世界的关注，而且在德国及其邻国引发了争论，其中又以围绕“正常化”展开的讨论最引人注目。
一、关于外交政策“正常化”的讨论
90年代初，德国国内以国家地位“正常化”为前提展开的有关争论，主要集中在德国应该如何像其他欧洲大国一样“正常”地制定和推行其外交政策这一问题上。“正常化”的主张者强调，德国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后，它应该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利益和目标，同时将相应地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有关的讨论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邻国都引起反响甚至忧虑。
在德国的邻国，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统一的德国将谋求的外交政策利益目标和准备承担更多的责任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同样也出现了意见分歧。例如在法国，讨论直接涉及统一和强大的德国在日益深入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问题在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德国邻国引起更大的关注和反应。1994年11月在挪威加入欧盟的全民公决中，反对派获得胜利，它表明在这些国家中仍有较强的政治力量不希望与德国保持过分紧密的关系。（注：参见：Bernard von Plate :Die internationale Rolle Deutschlands,in:Informationen zurpolitischen Bildung,246,1.Quartal 1995,
InternationaleBeziehungen Ⅱ,Frieden und Sicherheit in den 90er Jahren,S.71）针对欧洲国家对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产生的疑虑，德国的外交政策专家和学者强调，德国提出和实行“正常化”外交政策时不应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德国的利益在统一后同样需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和合作才能实现。（注：参见：Bernard von Plate :Die internationale Rolle Deutschlands,in:Informationen zur politischen Bildung,246,1.Quartal 1995, Internationale Beziehungen Ⅱ,Frieden und Sicherheit in den 90er Jahren,S.73）
1994年7月12 日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解除了德国向北约境外派遣联邦国防军的禁令，它再次引发了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辩论，双方的分歧被舆论集中地归结为“军事化”与“正常化”之争。反对派认为，德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军事化”的新动向，德国政府在对外交政策手段进行选择方面已出现了重大转变，统一的德国作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正企图重新成为以军事手段建立“秩序”的诸强国中的一员。赞成派则认为，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后的欧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德国国力明显增强的同时，新的问题也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不断出现，如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冲突。面对新形势的挑战，德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这就迫使德国放弃由于东西方冲突和历史原因而对其使用军事手段采取的限制，联邦国防军参与北约境外行动是形势变化所要求的，它对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具有象征性意义。 （注：参见： Gunther Hellmann:Jenseits
von "Normalisierung" und "Militarisierung":Zur Standortdebatte über die neue deutsche Auβenpolitik,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B1—2/97,S.24）
在当时最大的议会反对党社民党作出赞成向北约境外派遣联邦国防军的决定之后，该党与科尔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这一原则性分歧实际上已消除。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对以和平和非暴力为宗旨的绿党产生很大的震动，并在党内引起激烈的争论，其范围已不局限于“正常化”，而是深入到德国的和平与安全政策这一对外政策的重要领域。其内容包括：德国是否应该或者以何种方式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派遣联邦国防军，在解决冲突中使用和平与军事手段之间的战略关系，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作用以及如何用一个全欧安全机构来代替北约等一系列重大的安全政策问题。
红绿联盟执政不久，关于德国外交政策的讨论又趋活跃，而这次提出“正常化”的却是来自左翼，例如社民党老资格的外交政策专家埃贡·巴尔。最近的这次讨论是联邦新总理施罗德以迁都为契机，发表建立“柏林共和国”的言论而引发的，它首先涉及到德国如何看待二战历史这个老问题。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社民党政治家，施罗德发出了卸下历史包袱的明确信号。因此，这是一场由历史及内政问题引起的外交政策讨论。埃贡·巴尔多次发表的有关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德国不应该忘记奥斯威辛，它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是，德国不能始终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之下，过去的历史不应成为德国恢复到正常状态的障碍。第二，德国人应该消除国家分裂造成的政治烙印，应该习惯于德国已经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德国应该像其他大国一样在国际事务中“正常”地发挥作用。第三，德国虽然已经是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但它在外交政策上还没有习惯于自决。德国不应该像某些美国批评者所说得那样继续成为美国的附庸，在重大问题上德国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主张。与此同时，埃贡·巴尔向新政府提出了实行外交政策“正常化”的重要建议：德国应该重新具有“大国意识”，但不可骄傲自大；德国乃至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应由过去的那种“舒适的监护关系”转变为一种“成熟的伙伴关系”。 （注：参见： Egon Bahr:Die"Normalisierung"der deutschen Au β enpolitik,MündigePartnerschaft statt bequemer Vormundschaft,in:IN—PRESS,ST3/1999,S.1—2。参见：Salzburger Nachrichten,19.10.1998）
90年代以来关于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的争论表明，无论是“新右翼”还是以社民党为首的左派都主张，德国恢复成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后，它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时就不应该再受到限制。因此“正常化”的实质是要求德国实行一种不同于统一以前的、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并以此为基础对德国外交政策追求的利益和目标进行调整或重新定位。对科尔政府来说，1994年7 月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首先意味着德国在其外交政策“正常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如果说“新右翼”以德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作为“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社民党政治家所主张的“正常化”以摆脱历史包袱和强调维护德国的利益为特征。
社民党政治家提出的“正常化”口号遭到来自反对党和社民党内部的批评。基民盟等反对党的批评主要针对社民党所主张的外交政策“正常化”的内容和外交实践，认为提出“正常化”是新政府实行外交“非正常化”的一个标志，它破坏了德国外交的连续性，损害了德国与一些主要盟国的关系。来自社民党内部的批评则集中在“正常化”这一口号上，认为提出“正常化”是一个概念上的混乱。按照党内批评者的观点，在内外条件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德国的外交政策需要有新的方向和新的质量，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正常化”问题。
二、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
社民党和绿党在作为联邦议会在野党时期有各自的外交政策钢领和原则，近10年来这些纲领和原则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它直接影响到红绿联盟新政府与科尔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连续性。
1989年12月社民党在其《原则纲领》中对德国外交政策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首先在安全政策方面，社民党主张新的“共同安全原则”，其目标是，“由一个欧洲和平秩序取代军事集团。”在此之前联邦德国应继续留在北约，“前提是德国能够提出并实现自己的安全利益。”以此为基础，社民党谋求最终解散军事集团，包括北约，同时建议在欧洲建立无核武器及化学武器区。根据上述原则，社民党赞成保留联邦国防军，但它的作用只是国防。关于欧洲政策，社民党认为欧共体不应该充当“霸权角色”，不应该是“军事强权”。相反，它应该是受全世界欢迎的贸易、工业、技术、经济、环境和第三世界持续发展的伙伴。在对外政策的其他方面，社民党的基本原则是：建立平等的世界经济新秩序；作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关系调整；联合国应该成为“非暴力的世界内部政策的工具”，为实现这一目标，联合国应扩大它的权限。
社民党的上述外交政策立场基本上停留在原则性的设想或建议方面。由于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原则纲领》与科尔政府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较大距离。1994年社民党再次进行联邦议院大选前的各项准备，在由沙尔平起草的《执政纲领》中，社民党在科尔政府现有外交政策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外交政策方案，在淡化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出现了明显地转向现实主义的实质性变化，其基调是保持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执政纲领》在阐述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时提出了“德国参与承担全球责任”的“三个核心目标”：“建立针对冲突的非暴力原则，旨在维护和平；摆脱压迫和剥削；在社会公正和团结基础上的富裕”。在与西方结盟这一基本原则上社民党的立场与当时的执政联盟一致或相似：德美之间的跨大西洋关系应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目的是使德国“与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达到目前已具有的战略及安全政策伙伴关系的水平”；“德国的稳定与安全建立在北约和欧盟两根支柱之上”，在此基础上德国“与美国和法国的关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关于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及北约政策，社民党主张中东欧的一体化和合作可以有不同的形式而且包括不同的领域，除了安全政策领域，它还涉及经济、环境、社会领域以及建立“民主——机构化新秩序”。在中东欧转轨和一体化的过程中，欧盟是反对外交政策重新民族主义化（Renationalisierung）的“最好的保障”，而北约将“在安全政策方面起重要的稳定作用”。社民党在联邦国防军问题上的态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主张联邦国防军除了国防职能外还应在北约中承担整个组织的防务任务。与1989年的《原则纲领》相比，社民党在《执政纲领》中明确表示，赞成联邦国防军参加联合国维和及人道主义行动，但反对联邦国防军像海湾战争时那样，“成为一支可被自由支配的干涉军”，“不管这种战争是以联合国、北约，还是以西欧联盟的名义进行的。”在这一点上，社民党与当时的执政联盟还存在明显分歧。总的说来，社民党在《执政纲领》中所表达的外交政策立场，在许多方面已经与联盟党和自民党相一致，这是社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主张并实行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基础。
与社民党相比，绿党的外交政策原则自1994年以来发生了更大的转变。联盟90／绿党在1994年2 月的《共同纲领》中阐述的外交政策立场，在几乎每一个外交政策领域都与科尔政府存在重大分歧。绿党的总方针是“将德国纳入民主的国际关系中”。在传统的和平与非暴力原则指导下，绿党在纲领中激烈地批评了联邦政府的“正常化政策”，称联邦政府主张的德国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被利用作为“扩大经济、政治、外交影响及其军事保障”的一种“实力政策”，它“通过联邦国防军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行动”成为“德国政策的工具”。绿党认为，为确保原料来源，德国有实行“外交政策军事化的危险”，因此要求禁止武器出口、进一步裁军，实行“团结和非军事外交”。科尔政府的北约政策同样遭到激烈的批评。绿党认为，北约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解散是一个“历史性失误”，北约东扩将使军事对抗引起的危险性增长，应该通过解散北约实行“非军事化政策”。绿党在纲领中提出了有关欧洲安全政策的建议。针对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基础上出现的“新欧洲军事主义”，绿党要求“在各自国家”首先实行“主动的单方面和平及裁军政策”，绿党优先考虑的外交政策目标是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扩建为一个“地区性的非军事安全组织”。在对联邦国防军今后发展的问题上，绿党仍持强硬立场，如有步骤地取消联邦国防军，取消义务兵役， 将国防预算变为用于非军事目的的“转换预算”（Konversionsetat）。
人权作为绿党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共同纲领》中也有突出的位置。绿党认为，包括生态和社会内容的新外交政策，应该与实现人权这一“联邦绿党外交政策的中心内容”联系在一起。绿党特别批评了联邦政府在与伊朗和中国的双边关系中实行的促进出口经济的政策，主张德国应该推行“人权——发展政策”，认为在联邦德国“所有驻外代表机构中”以“人权官员”取代武官，是彻底改变迄今为止的外交实践的一个步骤。
在欧洲政策方面，绿党指出欧洲存在“一种新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危险，它正试图通过机构化在欧盟实现其目的。与此同时绿党坚决反对“超级强权欧洲”，并为此要求对欧洲一体化进行彻底改革，除民主化之外，还应进行社会和生态改造，同时“完全开放整个欧洲”。对联合国的发展，绿党也提出自己的主张，例如彻底改革联合国，使之“有利于加强和平的世界秩序”，而不是“在世界大国利益的冲突中成为军事化的工具”。绿党还主张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突出环境和生态的地位，提出成立联合国世界经济委员会，改造世界贸易体系，同时促进国际社会共同负责地对生态进行改造。绿党在南北问题上的立场与社民党的相似，认为扩大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资助是一项直接的对外政策任务。
绿党的外交政策立场在《共同纲领》中阐述得相当全面，但它主要反映了绿党基层组织的激进主张，而不是绿党议会党团的决议。1994年秋天担任绿党联邦议会党团主席的费舍尔发表了他对德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联邦德国的40年确定了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础条件，它们虽然因冷战的结束发生了改变，但不存在对德国外交政策进行总体修改的迫切的理由。”按费舍尔的观点，民主和经济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与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和以德法为轴心的欧洲一体化是德国外交政策的两根支柱，欧盟应该东扩。他批评了在左派中禁止谈论“国家利益”的做法，提出将“西方一体化”作为德国的“最高利益”。费舍尔的讲话为绿党的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调，它可以看成是对科尔政府外交政策总体上的认同，同时也是对《共同纲领》中绿党有关原则的几乎全盘否定。随着费舍尔作为现实派的主要代表在党内地位的稳步上升，他主张的外交政策开始在绿党内起主导作用。从1994年至1998年，费舍尔所主张的绿党外交政策路线完成了不断与社民党一致和与科尔政府接近的现实主义的转变，这是90年代中期以来绿党转变最快，同时也是转变最大的一个领域。
1998年联邦议院大选前，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施罗德在他访问美国时的讲话中明确宣布，“社民党主导下的联邦政府，将不会改变德国外交政策、欧洲政策及安全政策的基本走向。”红绿联盟政府执政后，绿党为维持执政党地位不得不在重大外交政策问题上服从社民党或与之达成妥协，而社民党的外交政策在成为执政党之前已经与科尔政府有更多的共同点。因此，在绿党的外交原则和外交实践日益与社民党趋同的情况下，科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得以延续。红绿联盟执政以来的外交实践表明，尽管作了某些具体调整，施罗德政府与科尔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总体上保持着较强的连续性。
从外交政策重点来看，新政府基本上遵循了科尔政府坚持的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一年来在德国新政府的外交活动中仍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首先，新政府在对外政策中更突出西方价值观，其中又以强调“人权”原则为主要特征，明确表示人权问题不属于一国的内政，德国作为北约成员之一出兵科索沃，是不惜以军事手段实现“人权高于主权”原则的首次实践。在德国与有关国家，例如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人权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议题。今年6月， 德国追随美国反对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用于安置移民的贷款，是这一趋势的具体表现。其次，在与各大国保持协调关系的同时，德国在外交政策上更强调自主权和独立性，德国新外长费舍尔上任伊始就对北约的核基本战略发表讲话，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最后，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德国在确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时尽量少提或不提“大国政策”和“国家利益”，现在德国不再回避上述敏感问题，作为“正常化”的一个标志，“大国意识”逐渐抬头。今年7月， 德国两次公开抵制在芬兰举行的欧盟非正式部长级会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至于对“国家利益”的理解，红绿联盟政府与科尔政府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差别，这一点在新政府的欧盟政策上已有所反映。
费舍尔任外交部长不久就对新政府的欧盟政策原则发表了讲话。在强调欧盟东扩是德国外交优先任务的同时，他警告不能对此寄予过高的期望。外交部国务部长费尔霍伊根（社民党）也认为，至今还没有对欧盟东扩将产生的社会及经济后果予以足够的考虑。舆论认为，上述讲话表明德国新政府将放慢欧盟东扩的步伐。（注：参见： Die Zeit,8 .Juli 1999）施罗德在新政府成立后也对德国的欧盟政策作了表态，他称自己是一个“理智的欧洲人”，联邦政府不能也不愿用支票簿解决欧洲问题。施罗德的讲话暗示，德国在讨论欧盟《2000年议程》时将把降低德国承担的欧盟财政支出份额作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今年3月， 德国在柏林欧盟首脑特别会议期间的态度显示，新政府并不接受科尔不惜代价推进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在继续推动欧洲一体化和促进欧盟团结的同时，德国将强调维护自身的利益。
上述变化表明，新政府已不再一成不变地继承科尔政府的外交政策，包括与各大国的关系。红绿联盟执政以来，在德俄和德中关系趋于冷淡的同时，德法关系也不如以往密切。施罗德没有参加在法国举行的为一战结束80周年而举行的纪念活动，被认为是德国人的民族优越感在增长的一种表现。费舍尔提出重新考虑北约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言论，更使拥有核武器的法国人感到不快。环境部长特里廷今年1 月宣布不再将德国的核燃料残余在法国进行处理，此事立即在法国引起了关于德国人是否可靠、是否毫无顾忌和傲慢的讨论。与科尔时代相比，新政府执政以来的德法关系已明显出现降温，德国舆论称之为“德国和法国之间的大气候已发生变化”。但是，仅仅以德国开始显露出“大国意识”来解释上述事件的背景，未免过于简单。埃贡·巴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认为，费舍尔要求北约考虑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对没有核武器的德国来说是不合适的，但他同时又指出，当俄罗斯已开始成为北约的伙伴时，应考虑北约继续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是否还有意义。与德法关系不同的是，德英关系有密切的迹象。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参与欧洲一体化，特别是加入欧元的热情有所增强；另一方面施罗德和布莱尔因主张“新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而志同道合，双方有更多的共同点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影响新政府外交政策的内部因素
尽管社民党和绿党在州一级政府中有良好合作的经验，但在外交政策上两党还是初次携手，而绿党首次作为联邦执政党毫无外交实践的经历。因此，施罗德政府在外交政策上面临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它首先表现在执政伙伴之间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完全协调一致，从而成为影响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绿党内部正统派和现实派在外交政策上的意见分歧，它由于该党特有的基层民主制而表现得更为尖锐，这不仅直接影响到德国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决策的稳定性，而且使社民党与绿党继续联合执政面临严峻考验。
费舍尔在担任外交部长后，曾得到国内外舆论较好的评价。但他要求北约调整包括放弃首先进行核打击的言论，不仅开罪了美国，也使欧洲核国家英国和法国感到不快，而社民党则认为费舍尔在这个问题上显然是越俎代庖，超越了外长的权限。然而，真正对红绿联合政府构成严峻挑战的是德国参与科索沃战争问题。
今年2月底费舍尔在对《明镜》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时明确表示， 必须以武力威胁来制止对平民的屠杀，这意味着他所代表的绿党现实派赞成在科索沃实行军事打击。5月13 日在绿党关于科索沃问题特别代表大会上，费舍尔竭尽全力使大会通过了妥协议案，使联合政府摆脱了一次重大危机。通过绿党特别代表大会，费舍尔不仅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而且维护了他主张的绿党外交路线，在党的领导层中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党内反对派影响绿党外交决策的压力基本消除。
科索沃战争对绿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该党处于领导地位的现实派在外交政策上基本完成了向传统政党立场的转变。尽管绿党为德国参与北约出兵科索沃辩护时强调是出于维护人权和实现民主的目的，但是绿党的立场清楚地表明，该党传统的和平主义和非暴力主义原则已经被现实政治所左右，这对绿党今后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今年10月底，绿党在德国向土耳其出售试验用豹Ⅱ坦克问题上的妥协立场，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值得一提的是，埃贡·巴尔提出的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外交政策思想，例如应该使德法关系有质的飞跃、推进北约与俄罗斯合作的新东方政策、增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解决欧洲事务中的作用、在协调与美国的关系时德国应更注重于欧洲内部的意见一致、加强联合国的职能等，这些都因为新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和科索沃战争的影响而未能予以重视，红绿联盟政府迄今为止的外交实践在某些方面甚至出现了与上述思想相反的发展趋势。这至少说明社民党内部在外交政策上也存在着分歧。新政府开始运作仅仅一年，现在就对其外交政策进行全面评价尚为时过早，但施罗德政府与科尔政府在外交政策取向上的某些差异已初露端倪，德国外交政策在“正常化”和“连续性”的标志下究竟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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