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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后的状况
由于苏联的解体美国发现要界定其“国家利益”变得极及困难。我们不知道如何认识美苏对抗结束后出现的局面，不断提及“冷战后时期”一语即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然而这样的转型期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战略性机遇，在此变动时期，一国可以重塑世界的未来。
当时局势的严峻是显而易见的。苏联曾不止是一个传统的全球竞争者；它还谋求领导一个不同于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世界社会主义模式。苏联将自己和许多经常无意于此的受奴役国和被保护国同国际资本主义的活力相隔绝。最终，它成了一个处于孤立状态的经济技术庞大怪物，从而埋下了自取灭亡的种子。
但这仅是事情的一部分。苏联的解体是与另一场重大革命同步发生的。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和知识产业的增长改变了经济发展动力的根基，加速了经济往来中已经很显著的趋势——经济交往经常超越并忽视了国家的疆界。由于争取资本投资的竞争强化了，国家就其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问题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作为“新经济”的样板，美国的经济影响增大，外交影响也由此加强。美国已成为这些同时发生的革命的首要推动者，也是其受益者。
若要勾画一项新的对外政策，必须首先认可：美国现在处于显要的地位。强有力的世俗趋势正在促使世界走向经济开放和发展程度不一的民主及个人自由。有些国家一只脚迈了进来，另一只脚还落在后面。有些国家仍希望找到办法使民主与经济发展相分离。另一些国家坚守旧有的仇恨，而将注意力从亟需进行的现代化任务上转移开。但是，美国及其盟国代表着历史的正确方向。
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的政策须有助于促进这些有利的趋势，这就要保持一种区分轻重缓急并且严明一致的对外政策。而克林顿政府极力避免施行这样的议程。相反，每一个问题都根据其特定条件——一个危机接一个危机，一天接一天地——加以处理。设定政策重点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样做就承认了美国对外政策不能包罗涉及所有人或曰所有利益集团的一切事务。克林顿政府采取的办法有其优势：倘若政策重点和意图不明确的话，它们就不会受到批评。但是这种办法要付出高昂代价。在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多元的民主国家，缺乏明确表达的“国家利益”就会为那些希望从世界上撤退的人提供肥沃的土壤，或者会产生一个由观念狭隘的团体和暂时的压力所填充的真空。
新选择
共和党执政时的美国对外政策应重新使美国关注国家利益以及对主要政策重点的追求。这些任务包括：
·确保美国的军队能够慑止战争，投送力量，并在威慑一旦失败时投入战斗保护美国的利益；
·促进经济发展和政治开放，可采取的办法是将自由贸易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扩大到一切承诺信守这些原则的国家，包括西半球这一常被忽略但却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
·复新与盟国牢固而密切的关系，这些盟国与美国持相同的价值观，因而能分摊促进和平、繁荣与自由的负担；
·集中美国的力量与大国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发展全面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塑造并将塑造国际政治体系的特性；
·坚决地应对无赖国家和敌对力量的威胁，这种威胁日益表现为实施恐怖主义的潜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展。
利益与理想
权力是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这不仅指美国对权力的行使，还包括其他国家行使权力的能力。然而美国有很多人现在（且一直）对权力政治、大国和势力均衡等概念感到不适。在极端的情况下，这种不适导致对国际法、国际规范概念的反射性向往，并且相信其它国家，最好是像联合国这样的机构的支持是合法使用权力所必要的。“国家利益”为“人道主义利益”或“国际共同体”的利益所替代。只有在美国代表某人或某事而行使权力时，它才是在合法地行使权力，这一信念深植于威尔逊的思想，克林顿政府对这一信念有很强的共鸣。的确，做一些对整个人类都有利的事并没有错，但这在某种意义上应居于次要地位。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将会创造条件促进自由、市场经济与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促生了一个更加繁荣、民主的世界。这样的事能够再次发生。
所以多边协定和多边机构本身不应是最终目的。美国的利益通过建立和保持强固的联盟得到维护，并可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中以及经由精心拟就的国际协定加以促进。但是克林顿政府对找到解决问题的多边解决措施如此心急，以致于签订了一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协定。京都议定书即是一例：无论全球变暖事实如何，一项没有包括中国并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严格的标准之外，同时却惩罚美国工业的条约不可能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类似地，关于美国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辩论是有启发意义的。自1992年以来，美国单方面禁止了核武器试验。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美国是个楷模，不过美国并没有“永远”束缚自己的手脚，如果核试验再次成为必要的话。但是，在寻求反对获取核武器的“规范”的过程中，美国签署了一项不可检证、没有处理无赖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威胁且危及核武库的可靠性的条约。在谈判过程中，国会对这一条约的实质表示的正当关注被忽略了。当面对一个坏的条约的失败时，克林顿政府转而攻击其反对派的动机，令人难以置信地把参议员理查德·卢格尔(Richard Lugar)和约翰·沃纳(John Warner)等长期以来的国际主义者称为孤立主义者。
当然，共和党的总统也未能免俗地追求过一些价值可疑的象征性协定。根据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资料，约有52项公约、协定和条约尚待批准；其中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1949年。但克林顿政府对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性的协定的迷恋，及其对最好不过是幻觉的国际行为“规范”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时疫。这不是领导者应有的作为。同时，说美国在世界上拥有特殊角色且不应追随别国要提议的任何国际公约和协定，也并不就是孤立主义的。
即使那些赞同“国家利益”概念的人也仍然对强调权力关系和大国政治谨小慎微。事实是，几个大国就可根本地影响国际和平、稳定与繁荣。这些国家能够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它们的愤怒或者善行影响着千百万的人。由于面积、地理位置、经济潜能和军事力量等原因，它们有能力影响美国福利的好坏。此外，这种力量通常还伴随着一种要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使命感。大国不只关心它们自身的事务。
有人担心对当今世界的这一看法忽视了价值观，特别是人权以及对民主的促进。实际上，有些人确会将权力政治与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有原则的对外政策截然分开。这种极端化的观点——你或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或者投身于规范和价值观——在学术辩论中也许是可取的，但对美国对外政策来说是一场灾难。美国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人们希望表达他们的思想，自愿地做礼拜，选举治理他们的人；当国际上的势力均衡有利于那些相信这些价值观的国家的时候，它们的成功无疑更为容易。但不管在国际上还是在一国内，要实现这种有利的势力均衡有时需费很长时间。同时，要忽视、孤立其他不赞同这些价值观的强国也是不可能的。
冷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几乎没人会否认苏联的解体深刻地改变了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苏联的解体前所未有地促进了人权。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推行的政策是通过运用美国之音、总统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直接干预等诸种手段来促进政治自由，但却也从未忽略同苏联的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性，也从未忘记保持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以慑止一场全面军事对抗的绝对必要性。
20世纪70年代，苏联处于其力量的顶峰，而且它也十分愿意运用这种力量。鉴于苏联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它在这一时期的胜利最终证明是代价高昂的(Pyrrhic)。里根总统对苏联权力的挑战是坚决果断的，时机也掌握得非常恰当。这种挑战包括与苏联就“四项议程”（军备控制、人权、经济问题和地区冲突）所涉及的全部问题进行的广泛的实质性接触。继里根之后的布什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在中东欧击退苏联的势力。随着苏联的实力走向衰落，它再也无力保卫自己的利益了，只得和平地（谢天谢地）向西方认输。无论对于西方国家还是对于人类自由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胜利。
设定政策重点
美国在追求其目标的过程中有许多力量来源。全球经济要求经济自由化、更大的开放性和透明度以及必需的获得信息技术的途径。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这些措施使我们能够影响到南非、印度等各种国家，并以经济繁荣这一共同利益为基础与我们在西半球的邻国进行接触。对世界各地企业家阶层的发展应该这样理解并加以运用，即它是促进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助力。而和平是持久繁荣和自由的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条件。美国的军事力量必须是安全可靠的，因为美国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唯一保证。时下对美国武装力量的忽视威胁了美国维护和平的能力。
1991年冷战结束的时候，当时的布什政府能够多少削减防务开支。但是克林顿政府愚蠢地加速并加大了这些削减。结果是毁灭性的：军备水准下降，训练受损，军饷比可比的平民工资下降了15%，士气低落，勤务部队拆用现有设备以使飞机能飞、舰艇能航、坦克能开。部队征召新兵或留住他们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已不是什么怪事。
克林顿政府将防务开支占GDP的比例削减到珍珠港事件以来的最低点，但却比过去50年任何时候都更经常地部署武装部队，平均每九周一次。有些部署是值得怀疑的，比如在海地的军事行动。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在预算持续削减的情况下使部队的任务成倍增加是极不明智的。手段与任务不相称，而且（可以预见）已经过度伸张的武装力量接近于崩溃点。当这些趋势变得如此明显如此窘迫以致再也不能忽视时，克林顿政府终于要求增加防务开支。但是克林顿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所称的“死亡螺旋”(the "death spiral")——简单地剥夺给养、研究与开发费用来维持部队的运转——早就在进行了。克林顿政府毫无作为，仅仅坐享里根时期的军事建设成果，这就构成了对总司令所肩负的责任的严重忽视。
现在下一任总统将面临一项已拖延了很久的修复工作。军事准备，特别是像军饷、住房等影响部队生活条件的方面以及军事训练，将是这一工作的重心。为了使军队具有执行现今任务所需的能力，必须给它们装备新式武器。但即使就其现在的状况来说，美国军队在技术上仍然遥遥领先，从而对任何竞争者都保有战场优势。正因如此，下任总统应将五角大楼的政策重点重新放在建设21世纪的军队上，而不是继续以冷战时的结构为基础发展军力。美国的技术优势应用于建造更轻、更致命、更机动灵活并能够进行远距离准确打击的武力。为此，美国须重新配置资源，也许可以在某些方面跳过一代技术而取得飞跃式的而非浙进的军事进步。
另一个主要问题是武装力量的任务失去了中心。军队去慑止、进行和赢得战争以及保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意味着什么？首先，美国军队必须能够决定性地应对在亚太地区、中东、波斯湾和欧洲出现的任何敌对军事力量，因为在这些地区，不仅有美国的利益而且有美国的主要盟国的利益。美国军队是唯一能胜任这一威慑职能的军队，它不能扩展到或转向那些会削弱这些广泛责任的领域。当萨达姆·侯赛因威胁了波斯湾时，美国发挥了这种作用；要慑止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出现麻烦，也需要这种军事力量。在涉及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问题上，美国的目标是使得朝鲜或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在它们面临的各种关系平衡中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有些小规模的冲突明显地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影响。科索沃即是一例。科索沃位于美国最重要的战略联盟——北约——的后院。实际上，南斯拉夫总统米洛舍维奇拒绝与科索沃阿族共处，这就意味着该地区脆弱的民族平衡有被动摇的危险。东欧是一个少数民族混居的地区。就大部分来说，自1991年以来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甚至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都找到了办法防止它们之间的分歧爆发。米洛舍维奇是个例外，因此美国在阻止他这个问题上有着压倒一切的战略利益。当然，人道主义灾难在这一地区也已显现，但如果缺乏以联盟的利益为基础的考虑，所采取的干预措施可能会更为无力。
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显得很不胜任，部分是因为政府的政治目标不断摇摆，部分是因为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决定性地使用军事力量。克林顿总统对米洛舍维奇的顽强感到诧异，这倒是令人惊奇的。如果历史上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无所畏惧的小国常常比大国更难对付，因为对大国来说冲突仅仅是许多问题中的一个。这一教训还在于，如果值得为之战斗，你就得为获胜做好准备。另外，我们还须有一个允许美国部队撤出的政治对策计划——这正是美国在科索沃问题上依然欠缺的。
但如果美国的价值观在那些可能不足以引起战略关注的地区受到攻击的话，我们该怎么办呢？由于缺乏压倒一切的战略理由，美国就应不去拯救生命吗？下一任美国总统将采取干预的立场，如果他相信并能证明美国有义务进行干预的话。“人道主义干预”不能被事先排除在考虑之外。但是在不具备战略利益的情况下决定进行干预应多加考虑以下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极少是纯粹的人道主义问题；剥夺性命或扣留食物几乎总是政治行为。如果美国不准备处理潜在的政治冲突，也不清楚自己站在哪边的立场上，那么美国军队最终可能要无限期地将战争双方隔离开；有时一方（或双方）会把美国看作敌人。因为就其性质来说，军队在这些“人道主义”危机中不能做任何有决定性的事，误判形势并最终造成极为不同的结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正是美军在索马里的行动中出现的问题。
总统必须记住，军队是一件特殊的工具。它是且注定是致使的。它不是民用警察部队。它不是政治仲裁者。而且它当然也不是用于建立一个市民社会的。军事力量最好用于支持明确的政治目标——不管是有限的目标，如将萨达姆从科威特赶出去，还是综合的目标，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要求日本和德国无条件投降。确定一个有限的政治目标并断然使用武力去达到此目标是一回事；逐步增加武力使用并期望在此过程中找到一个政治解决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处在此类情势中时，总统须搞清楚决定性武力是否可能，是否能有效，并须知道如何、在何时退出。这些标准很难达到，因此美国对这些“人道主义”危机的干预充其量应是极少的。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忽视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冲突和内乱。但是军队不能到处卷入。在很多时候，这些任务由本地区的国家执行可能会更好，在此方面澳大利亚领导下对东蒂汶的干预就是一个范例。美国也许可以给予财政、后勤和情报支持。有些时候，如果在事发之初就进行了强有力的外交工作，那么后来也就不需要动用军事力量了。把美国的武装力量用作世界应急警察将会降低实力，使士兵陷入维和任务的泥潭，并促使其他大国认为美国已决意要以人道主义为名在世界范围内强制推行“有限主权”概念。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这种过于宽泛的界定注定要伤及自身，因为其他国家将僭取同样的权威。或者，我们会指望联合国批准在这些情况下动用美国军事力量，这就意味着当涉及到美国的关键利益时我们也得这样做。此一做法同样是一个错误。
与强国打交道
美国面临的另一项紧要任务是集中关注与其他强国的关系。尽管美国很幸运，它的朋友中有几个是大国，但重要的是不要视此为理所当然从而对它们不够重视，以便在需要依靠它们的时候有一个坚实的基础。中国和朝鲜带来的挑战要求美国同日本和韩国进行协调与合作。美国向其真正的伙伴所发送的信号是重要的。美国总统去中国访问9天却拒绝在东京或汉城逗留一下，这样的事绝对不应再发生。
美国还需与欧洲人共同努力以界定清楚，在苏联威胁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何以维系跨大西洋联盟。在科索沃战争之后，面临着逐渐迫近的2002年及以后的扩大问题，北约急切需要美国的注意。许多中东欧国家正在积极努力以达到加入标准，北约的大门对于那些尚未加入其中的国家应是敞开的。但是北约自身的发展、对其任务的界定及其消化和保护新成员的能力这些同样重要的问题却被忽视了。此外，美国在塑造欧洲防务特性上有其利益——美国欢迎欧洲有更强大的军事实力，只要它留在北约的框架内。北约有一个很满的议程。如果北约不再具有军事能力，如果它对其任务认识不清，那么作为北约的成员将毫无用处。
对于美国和美国的盟国来说，最艰巨的任务是要在对俄罗斯和对中国的政策中找到恰当的平衡。俄罗斯和中国对国际和平的前景同等重要，但是它们造成的挑战却极为不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仅就经济来说，这应是件好事，因为为了维持其经济活力，中国必须更多地融入国际经济。这就要求扩大开放，增加透明度，发展私营产业。北京的政治斗争是围绕着如何维持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进行的。有些人认为经济改革、发展以及使中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另有一些人则强调放松经济控制和维持党的政治统治之间的固有矛盾。随着中国的经济问题由于发展速度放慢、银行倒闭、国企无活力、失业增加等大大加重，这一斗争将加剧。
加强中国那些寻求与国际经济整合的人的力量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因为这可能会形成要求进行政治自由化的持续的、有组织的压力。这虽不能担保，但是智利、西班牙、台湾等众多实例已经证明，民主与经济自由化之间的联系从长远来看是强有力的。实际上，贸易与经济往来不只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有好处，还对美国的政治目标有益。同时人权考虑也不应退居其次。相反，美国总统应迫使中国领导人进行变革。但应牢记的一点是，在中国的普遍政治控制之下，美国通过道德辩论和介入产生的影响仍很有限。信息传播、中国年轻人通过教育交流和培训接触美国价值观以及不靠国家维持生计的企业家阶层的发展，这些大趋势最终可能会对中国的生活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尽管有些人认为支持人权的办法就是要拒绝与中国进行贸易，但这恰恰会惩罚那些最有可能改变中国的体制的人。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保守派希望继续以国家指令管理经济。当然，对于向中国转让军事上敏感的技术，美国应有严格的出口管制。但总的来说贸易能打开中国的经济，最终也能打开中国的政治。这一观点要求我们相信市场与经济自由带动政治变革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已为世界各地的经验所证实。
即使我们主张与中国进行经济往来，中国仍然是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中国的军事力量现在还比不上美国，但这一状况并不必然是永久性的。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尚未解决的关键利益——特别是涉及到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大国。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感到不满。这就意味着中国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是一个希望改变亚洲的力量对比以对自身有利的国家。仅此一点就使中国成为一个战略竞争者(a strategic competior)，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所称的“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再加上中国同伊朗和巴基斯坦在弹道导弹技术扩散上的合作记录，安全问题显而易见。中国将尽其所能——不管是通过窃取核机密还是通过试图恐吓台湾——提高自己的地位。
中国在控制力量对比方面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这一挑战的反应。美国必须深化与日本和韩国的合作并继续承担其义务，在该地区保持强大的军事存在。它应对印度在地区平衡中的作用寄予更多的注意。在美国存在这样一种很强的趋向，就是在观念上将印度与巴基斯坦联系起来，只考虑克什米尔或者两国之间的核竞赛。但印度是中国算计的一个要素，它也应成为美国考虑的要素。印度还不是一个强国，但它有潜力成为一个强国。
美国还在台湾的安全上有深层的利益。台湾是民主的、市场导向的发展的典范，它在大陆的经济中有很多投资。美国一贯承诺“一个中国”政策，将台北与北京之间关系的解决留给了未来，这是很明智的。但是该政策要求任何一方都不挑战现状，而北京作为更强大的一方应放弃使用武力。美国的决心使这一政策坚如磐石。克林顿政府对北京有所倾斜，例如克林顿访问中国期间使用了中国的“三不”表述。自那以来台湾一直在寻求受到注意并获得再保证。如果美国有决心的话，那么台湾海峡就能维持和平，直至找到民主的政治解决办法。
有些事是需要花时间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要有掌握细微差别和协调平衡(nuance and balance)的能力。对美国来说，在遏制中国的权力与安全野心的同时，通过经济往来促进中国国内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合作是要进行的，但当两国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决不应害怕与中国对抗。
俄罗斯的衰弱
俄罗斯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挑战。俄罗斯仍然具有大国的许多属性：人口众多，领土广阔，军事潜力巨大。但它的经济衰弱和民族认同问题威胁到它的存在。俄罗斯决心在世界上显示其权力并经常以任意的、威胁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俄罗斯国内的转型使这一图景复杂化了，而美国希望看到俄罗斯转型成功。苏联原有的体制瓦解了，民主发展的某些基本元素也已出现。人们能够自由地表达思想，投他们喜欢的人的票，（通常）信仰自由。但是这些民主成分没有制度化——除共产党之外，各个政党力量都很弱——而政治权力的平衡特别有利于总统，以致他经常仅仅依靠政令来统治。当然，很少有人注意叶利钦的政令，俄罗斯政府陷于无所作为和停滞之中至少已有三年了。在近来的几个月里，俄罗斯的经济问题及其高层腐败已受到广泛讨论；俄罗斯的经济不是在形成一个市场，而是在变成另一种东西。广泛的物物交换，不是银行的银行，匿藏国外和国内的成亿卢布以及使所谓的改革派暴富的古怪的私有化计划，所有这些都使俄罗斯经济具有了中世纪的色彩。
美国对俄政策现在的问题是，克林顿政府对叶利钦及其周围那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人的支持(embrace)已遭失败。叶利钦是俄罗斯的总统，显然美国必须与这位国家元首打交道。但是对民主与经济改革的支持却成了对叶利钦的支持。叶利钦的工作日程成了美国的工作日程。美国证明俄罗斯正在进行改革，并在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俄罗斯发生了真正变化的情况下继续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掏钱予以支持，而事实上改革根本没有进行。奇特的私有化方式被欢呼成经济自由化；有权人物对俄罗斯资产的掠夺没有被注意或者视而不见。俄罗斯的现实与美国政府对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描述并不相符。美国不应因为试图提供帮助而受到批评。但是，正如俄罗斯改革者亚夫林斯基所言，美国早应就所发生的事情“讲出真相”了。
现在我们遇到一个对俄罗斯人的和对美国人的双重信任问题。俄罗斯经济现在有恢复活力的迹向。1998年8月的金融风暴迫使俄罗斯实行进口替代，由于有活力的俄罗斯人取得了事务控制权，国内的生产有所发展。不断攀升的石油价格也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些都是短期的改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在下一步如何应对俄罗斯问题上已不再有一致意见。
俄罗斯经济的未来现在掌握在俄罗斯人手中。俄罗斯不是没有资产，仅看其自然资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就可知道。俄罗斯理应进行结构改革，特别是进行法治和改革税则，以便国内外的投资者提供其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一旦1999年12月杜马选举和2000年6月总统选举之后产生一届俄罗斯新政府，这一机遇就将出现，但是支撑一个发挥作用的市民社会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最终所需的文化变革可能要花费几十年时间。西方在交流项目中、在与私营部门的联系中以及在教育机会中对俄罗斯人民尤其是俄罗斯青年的开放可以促进这一进程。同俄罗斯各地区的领导人进行接触也很重要，这些地区执行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越来越独立于俄罗斯联邦政府。
同时，美国的政策必须集中在同俄罗斯的重要安全议程上。首先，美国须认识到，美国安全受到的俄罗斯实力带来的威胁要比受到的其衰弱和无内聚力带来的威胁小。这就意味着要紧密关注俄罗斯核力量与核武库的保险与安全。纳恩一卢格尔(Nunn-Lugar)项目应得到充分的资金支持并积极执行。（因为美国订约人承担了绝大部分工作，资金挪作他用的风险较低。）其次，美国必须与俄罗斯就变化中的核威胁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俄罗斯的军事官员已经多次讲到，俄罗斯军队的常规军备状态不断下降，他们对核武器的依赖日益增强。俄罗斯的威慑足以对付美国的核武库，反之亦然。但是这一事实再也不需要由一个几近30年历史且为美苏严重敌对关系之残余的条约来神圣化。《反弹道导弹条约》旨在防止在冷战时的安全环境下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如今，首要的考虑是世界上像伊拉克和朝鲜这样的国家造成的核威胁，以及未经许可的转让造成核武器扩散的可能性。
实际上，俄罗斯离上述威胁要比美国更近。促使俄罗斯人参加有关变化了的威胁环境、他们可能的反应以及战略进攻性力量削减与防务部署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应该是可能的。美国应清楚地表明，美国乐意与俄方合作走向新的进攻—防御比例，但美国也准备单方面作出努力。俄罗斯也应知道，在这些领域共享技术或信息的任何可能性将严重依赖于其在扩散弹道导弹和其他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的技术方面的记录，而迄今为止俄的这一记录是有问题的。如果俄罗斯向美国所防范的国家泄漏或者蓄意转让武器技术，而美国还与俄罗斯共担防务，那将是愚蠢至极的。
最后，美国需要认识到，俄罗斯是一个大国，美俄将总是既有一致的利益，也有冲突的利益。在位于石油蕴藏丰富的高加索地区的车臣发生的战争特别危险。俄罗斯总理普京利用这场战争在国内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推进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俄罗斯军队前所未有地直言其有义务保卫俄罗斯联邦的完整，这是文官与军队关系中一个不受欢迎的事态发展。车臣战争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的长期影响是不应低估的。而且由于俄罗斯政府强烈指责沙特阿拉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国庇护和支持车臣恐怖主义者，这场战争还影响到俄罗斯与其在高加索地区的邻国之间的关系。车臣战争提醒我们注意俄罗斯周围新独立的小国的脆弱性，也提醒我们认识美国在这些国家的独立上的利益。如果它们变得强大，它们对俄罗斯就不会那么有引诱力了。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国家改革其经济结构和政治体制的能力——迄今为止，这一进程最多可以说是成败参半。
对付无赖国家
随着历史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一些国家被抛在了这条道路的旁边。伊拉克就是一个典型。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是孤立的，他的常规军事力量已受到严重削弱，他的人民生活在贫困和恐怖之中，而且他在国际政治中没有可用的位置。因此他决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萨达姆不下台，任何事情都无从改变，因此美国必须调动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包括反对派的支持，把他除掉。
金正日的政权太不透明，我们很难知晓它的动机，只知道这些动机的本质是恶意的。但是朝鲜也处在国际体系之外。与东德一样，朝鲜是其国界边上可能一个成功国家的邪恶的孪生兄弟。它一定担心自己会在韩国的绝对实力和吸引力下最终灭亡。朝鲜从参与国际经济中无所可得却可能一切尽失，因此对金正日来说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可提供破坏性的出路。
韩国总统金大中正在试图通过接触找到对朝鲜的和平解决办法。美国对朝鲜的任何政策都应大大有赖于同韩国和日本的协调。在此背景下，试图买通朝鲜放弃核武器的1994年框架协议不能被轻易地放在一边。这一措施中还有一个内在的圈套：朝鲜早晚都将威胁要进行导弹试验（这已发生过很多次），而美国将不以进一步的好处作出反应。那么金正日将怎么办呢？错误判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有一点是清楚的：美国必须坚决、果断地对付像朝鲜这样的国家。克林顿政府在这方面失败了，它有时威胁使用武力，随后却退缩放弃了，在伊拉克问题上也是经常如此。这些国家的存在时间已屈指可数，因此对它们不必恐慌。相反，第一条防线应是对威慑作出明确而又经典的声明——如果它们真的获取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们的武器将是不可用的，因为任何使用这类武器的企图都将带来国家的毁灭。其次，我们应加紧努力，对这些武器加以防御。这就是要尽可能快地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集中关注美国本土对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防御并扩充对付各种恐怖主义的情报能力的最重要原因。
最后还要注意伊朗这个国家。伊朗的动机不是仅仅破坏以市场经济和民主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发展，而是要以原教旨主义伊斯兰世界(fundamentalist Islam)替代它。值得庆幸的是，伊朗人没有苏联试图推进其社会主义模式时所拥有的那种影响范围和权力。但伊朗的战术已对美国安全提出一些现实问题。伊朗试图破坏像沙特阿拉伯这样的温和的阿拉伯国家的稳定，尽管其与沙特的关系近来已有所改善。伊朗还支持了针对美国和西方利益的恐怖主义并尝试发展和转让敏感军事技术。
伊朗提出了中东的一些特殊难题，而中东对美国和美国的重要盟国以色列来说是一个关系到核心利益的地区。伊朗的武器日益直接威胁着以色列。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实现和平的努力对中东的未来有重要意义，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努力不是该地区稳定的全部内容。以色列有一个现实的安全问题，所以与美国的防务合作，特别是弹道导弹防御领域里的合作非常关键。这转过来会帮助以色列通过协定、通过增强军事力量保护自己。
需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有些值得观察的趋势正在伊朗发展。莫罕默德·哈塔米被选为总统显现出一个曾经拥有伟大兴盛文明的国家走向新阶段还是有希望的，尽管对他有多大权威还有疑问。此外，哈塔米的比较温和的国内观点也许不能变成较能为外界所接受的行为。总的来说，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变化要求伊朗的行为先行变化。
就国家利益形成一致意见
美国拥有特别的机遇。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从没有领土野心，相反美国的国家利益一直以保进自由、繁荣与和平的扩展这一愿望来界定。人民的意愿和现代经济的需求都符合对未来的这一看法。但即便是美国的优势也不能担保一定成功。这就需要美国总统的领导和政策来缩小明天的可能与今天的现实之间的差距。
总统必须就国家的政策重点和意图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并与国会共同努力把对外政策集中在美国国家利益上。现在的问题不是国会缺乏两党合作精神，也不是美国人民不感兴趣。问题在于存在一个真空。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远见卓识，狭隘的利益充斥着这一空间。
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政策理所当然将是国际主义的；共和党内总统提名的几大竞争者在此方面都有有力的证明。但共和党的对外政策也将从美国国家利益这一坚实基础上，而不是从一个虚幻的国际共同体的利益上开始施行。美国能够做到行使权力而不狂妄自大，追求其利益而不虚张声势、恃强凌弱。当美国和那些与其具有共同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协力这样做的时候，世界将变得更加繁荣、民主、和平。这在过去曾是美国的特殊角色，当我们进入21世纪时应再次成为美国的特殊角色。
（本文原载美国Foreign Affairs杂志2000年1-2月号。本刊已获该杂志授权发表本文的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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