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民论文,新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4)01-0080-009
汉民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人口总数10.424亿，占到全国总人口的91.96%。汉族人口率先超越十亿，在世界上它也是第一大民族。汉族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曾经指出的：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口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注：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朱桂同笔录、瞿林东整理，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汉民族是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许多的民族融合而成。汉族的发展历史是一份巨大的历史学遗产，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研究中国的民族发展史、民族关系史，研究历史上的民族同化、民族融合的规律等理论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是很自然的。
从20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国学术界围绕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一学术争鸣的展开，不仅促进了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的认识，而且激发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讨论，对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民族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革”前中国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围绕着“民族”的概念的理解而展开的，斯大林关于民族的论断是学者们论争的理论武器。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对民族下定义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为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249～295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中又说，“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那些消灭各该族人民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各该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注：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9页。）其争论最大的分歧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否存在民族，汉民族形成于明代说或者形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范文澜尽管主张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但是也加上了“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民族”的说明。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指导了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但是同时也束缚了人们的认识。
文革后，学术界对于“民族”的概念以及马克主义民族理论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理解，对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认识开始摆脱左的理论的束缚。既然马克思、恩格斯早就主张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存在民族，这种民族可以称之为“古代民族”或者“狭义民族”，那么，斯大林关于民族只出现于资本主义时代，在此之前没有民族的论断就不是不可逾越的真理。汉民族的古老性被普遍接受，汉民族的形成与资本主义时代相连的观点则极少再有新的支持者。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关于汉民族的研究蓬勃展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1987年在广西南宁召开了首届汉民族研究学术讨论会，此后又在广东汕头、云南昆明、湖南长沙、广西南宁召开了多次国际汉民族学术研讨会，1989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徐杰舜著《汉民族发展史》，该书成为学术界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汉民族发展历程的专著，受到学术界高度重视。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汉民族形成于秦汉说得到新阐发；秦汉之前华夏族（汉民族）的发展史受到重视。
一、汉民族形成于秦汉说的新阐发
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的观点在文革后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赞同。
王雷支持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的观点。他认为汉民族文化源远流长，至秦统一为止，华夏文化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由于华夏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周围地区，使华夏文化不断地得到扩展。西周分封后又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割据，使统一渊源的华夏文化广大地区，呈现出文化、语言、服饰、衡度、风俗习惯、法令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基本的文化特点和心理素质，仍然是相近的。正是在这个条件下秦统一后，才能凭借中央集权国家的政令，实现了各方面的统一，从而大体上完成了民族形成所必须的四个过程（地域、语言、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这个过程，大约直到汉武帝时才告结束。（注：王雷：《民族定义与汉民族的形成》，载《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朱绍侯将汉民族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汉民族形成的准备阶段，即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春秋、战国时期。他说，这次民族融合是在中国的腹心地区进行的，经过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汉民族。到秦统一六国后，就把战国时期出现的七个大的华夏国连接起来，在幅员辽阔的秦国，居住着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共同心理素质的拥有两三千万人口的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对于这样一个人民共同体，朱绍侯认为只能称为民族。汉族作为一个民族的称渭，是由于“汉国”而来的，但汉族作为一个民族，则形成于秦。（注：朱绍侯：《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文史知识》，1984年11期。）
徐杰舜也考察了汉民族的形成史，提出了汉民族形成三部曲的说法。他指出，从民族形成的科学意义上来说，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民族的相继崛起。当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经历过长期的融合之后，它们的文化后来都成为汉族文化的血肉部分。例如，夏民族用六十甲子记日的“夏时”沿用至今，成为汉族传统农历的记日法；商民族的甲骨文已达三千五百个字左右，其文字结构除字形以外，形声、会意、假借等方法已普遍使用，字体已由单体趋向合体，成为后来汉字发展的基础；周族的宗法制度，不仅深入到了周民族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于风俗习惯之中，成为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核心，而且也成为后来汉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主体，二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稳定，家庭的和睦；楚民族与越民族“饭稻鱼羹”的经济文化结构，至今仍然是南方汉族经济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也表明了楚民族与越民族同汉民族之间的渊源关系。春秋时期，民族融合，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族诞生了，这是汉民族形成历史上的第二阶段。随着华夏民族的铸成，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民族界限更加明显。但是春秋战国时代民族融合的大熔炉中铸成的华夏民族是一个十分分散的不统一的民族。随着秦朝的建立，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华夏族也从分散走向了统一。秦始皇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华夏民族在“大一统”中更加确定地成为一个稳定的人共同体。汉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一系列措施，使得秦王朝时统一的华夏民族的发展更统一，更稳定，使华夏民族完成了向汉民族的发展和转化。华夏民族的发展，转化为汉民族的标志是汉民族族称的确定。（注：徐杰舜：《汉民族形成三部曲》，载袁少芬、徐杰舜主编：《汉民族研究》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陈连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三阶段论和徐杰舜的观点接近。他说，汉族的前身，以华夏族为族称，在先秦已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起源阶段、民族雏形形成阶段与华夏民族的形成阶段。华夏的起源，是以黄河中下游两大集群的融合为核心，同时吸收四方优秀成分的基础上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三支，经夏商周，三支融合为一体，在西周已经形成为华夏民族的雏形，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在战国已实现了华夏的大认同，华夏已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民族是大融合的结果，对四夷而言，又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融合与华夏之中。这种融合与分化的过程，也就是华夷五方之民的形成过程。华夏民族在先秦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但地区差异还是比较明显。汉族从起源及其前身华夏的形成，至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而作为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稳定的主体民族，其基本特征形成与秦汉时期。汉族共同体在秦汉以后有很大发展，而秦汉形成的基本特征虽得到完善与充实，却始终是沿着秦汉开辟的传统发展，文化传统从未割断。（注：陈连开：《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载《中华民族研究初探》，知识出版社1994年。）
覃东平也论述了汉民族从炎黄时代到秦汉时期形成的历史过程。他认为汉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从炎黄部落进入到中原，到融合东夷、九黎的一部分后逐渐壮大，种下了汉民族的胚胎。夏商时代，融合了更多的周边各族，周朝自称中国，或称“夏”、“华”，并把自身的属民与周边各族区分开来，实际上一个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意识、共同习俗的人们共同体已经出现，历史上称之为“华夏”，即汉民族的前身，汉族这个胚胎历经十月坐怀，已经发育成全，只待临产和命名了。战国时期是汉族这个胎儿临盆前的最后一次躁动，原为戎狄之类的秦、“我蛮夷也，不与中原谥号”的楚、南越类的吴、越，在与中原的争霸过程中，接受了中原的文化，融入了华夏族。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思想文化，使华夏团体有了共同的思想意识，为汉族的最后形成和出生并能在今后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在全国统一文字和度量衡、货币。汉朝建立后，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建立郡县，开邮驿，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中原为核心，因政治制度、经济条件、语言文化、社会习俗、儒道思想意识的确立，到汉武帝时，汉族的称呼出现了，所以汉民族形成于秦，得名于汉。（注：覃东平：《试论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特点和条件》，载《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学者们都强调民族融合在汉民族形成和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朱绍侯说，回顾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汉民族是许多少数族融合而成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成为中华民族中人口众多、文化先进的主体民族。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汉民族与世界上其他优秀民族一样，也是一个由多血统融合而成的人们共同体（注：朱绍侯：《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文史知识》，1984年11期。）。史继忠认为汉族是民族融合的产物。他说，汉族的形成与别的民族有显著的不同，如果说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是走“同源异流”逐步分化的道路的话，汉民族则恰好相反，她走的是“异流同源”的路，融合了多种民族成分，吸收了多种民族文化，逐步成长壮大，汉民族经过一次民族大融合，人口就增加一批，经济文化就出现一次新的高潮（注：史继忠：《汉族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王景义则指出，秦汉时期的华夏族结构和三代时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大量的蛮、夷、狄、戎部族融入到华夏族内，无论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东汉时期称华夏族为汉族不是简单的称呼的变化，而是有实质的内涵。汉人或汉族之称能更准确地表达和体现出汉代时期地域广阔和民族的统一，体现出以华夏族为主体多民族结合的特点（注：王景义：《论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载《学术交流》1998年第4期。）。
主张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代的学者还探讨了汉民族形成的历史条件。覃东平认为，汉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有一个长久的中央集权国家。夏商周三代虽然建立的奴隶制国家以中原为主，但对周边民族的影响是明显的，具有控制作用，称王称霸，周边各族对他们“要服荒服”，使他们的中心地位逐渐确立。由于较早地建立起奴隶制君主国家，中原部落受外界略扰少，也是从上到下，一直对外抵御侵略，使自身能够相对稳定地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利于人们共同体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良性的循环。到秦汉时期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出现，汉族降生了，所以秦汉时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是促成汉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条件（注：覃东平：《试沦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特点和条件》，载《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史继忠也认为中央集权政治对汉民族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说，秦汉、隋唐、明清是汉族发展的3个主要阶梯，在这些时期，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都有较大的发展，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先决条件，也为民族融合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人口的繁殖衍、物产的交流、文化的传播、习俗的形成，大抵都与安定的环境有关。凭着中央集权的强大后盾，可以统一政令，推行教化，扩大版图，移民实边，从而扩大汉民族的活动空间与汉文化传播的范围，是汉族得到充分的发展，汉民族在政治上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加速了民族的发展。（注：史继忠：《汉族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农耕文化也被视为汉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持这样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共同的经济生产条件下人们容易形成共同的生活习俗和共同的思想意识，并因共同的利益要求而产生整体意识和协作观念，如对外征战、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等。农耕经济是原始社会比较稳定的经济支柱，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比较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使得部落能够稳定地发展。汉族自炎黄时期起，其民族在农耕经济条件下，在形成的过程中波动性较小。周边民族容易被中原部落融化，就是因为自身的经济基础不牢固之故。西、北、东北农业生产力较低的民族特别容易受到吸引和融合，而南方中下游地区在接受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后，也因生产的统一性而走到一起，因此秦、楚、吴、越尽管有称霸中原的实力，却都在称霸的过程中接受了中原文化，最后融入了中原文化。（注：覃东平：《试论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特点和条件》，载《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比较接近的观点是“封建地主制”。例如史继忠说，封建地主制是汉民族形成的物质基础。中国向来“以农立国”，农业是封建国家赖以建立的基础，而汉族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民族。黄河中下游一带，地势平坦开阔，土质疏松肥沃，又有灌溉之利，而且古代的气候比今天要暖和得多，因而住在中原一带的居民最先发展农业生产，成为中国文化的摇篮。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和牛耕的推广，封建生产关系逐步产生，自“初禾亩”和“初税亩”以后，“民田得以买卖”，秦的统一标志着地主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自秦汉至明清，封建地主经济不断发展，推动汉族的发展壮大。（注：史继忠：《汉族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学者们也指出，汉语和汉字文化在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史继忠说，汉族的形成并不是居于血缘的联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文化传播为其纽带，她靠文化来维系整个民族，所谓“汉化”，实际上是接受汉族文化的熏陶感染，共同因素增加。在汉族的形成过程中，汉语和汉字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汉语使各地的人汉人能够交流思想，而形、声、义三位一体的汉字则有利于不同地区、不同方言的人产生共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意义正在于此。汉文化极其丰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汉文化圈，把不同文化的人包容进来。“华夏”的标志是周礼和华服，汉族的形成与汉代的文化密切相关，唐宋时期文化的昌盛又促进了汉族的发展（注：史继忠：《汉族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覃东平进一步解释了汉文化。他说，汉族的文字发展到商代已基本定型，甲骨文就是典型。文字的完善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思想意识的统一。由于文字的发展，春秋战国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子为代表的到家思想逐渐形成体系，首先是大一统思想被普遍接受。经过秦汉的发展，各个学派日趋完善，并为统治者所利用，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正统的地位，魏晋时代，佛教传入中国，儒释道合一，成为汉族的统治思想，为汉族的壮大奠定了基础。（注：覃东平：《试论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特点和条件》载《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二、关于华夏族历史的讨论
和文革前研究汉民族形成问题学者极大的不同还在于，文革后许多学者的视线放在了秦汉时代之前，华夏民族到汉民族的演变过程成为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华夏民族形成于何时，是学者们探讨的第一个问题，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华夏民族形成于周朝说
汉人之称得之于汉朝，这一族体在先秦时代称为夏或华夏。关于夏族或华夏族的形成，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是在周朝时由夏人、商人、周人融合而成的。这种观点曾经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看法，主要是根据古文献中有关华夏的记载。八、九十年代，仍然有许多学者坚持这一观点。例如，杨荆楚认为，黄帝部落的后裔建立了夏王朝，强大的夏部落开始形成为夏族，前后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朝代，十六个多世纪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进入中原（黄河流域）地区的戎、狄、夷、蛮部落逐渐与夏商族融合，史称华夏。（注：杨荆楚：《汉民族形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浅析》，载袁少芬、徐杰舜主编：《汉民族研究》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史继忠也说，汉族渊源于“华夏”，而“华夏”就是夏、商、周三代许多部落融合的产物。我们通常说“炎黄子孙”，其实，炎、黄本不同族，炎帝统领共工氏等四部落，黄帝统领夏后氏等十二部落，经过若干次冲突之后才定居中原，联合为一体。自大禹起，夏后氏兴于河、洛之间，“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又吸收“东夷”而成“诸夏”。其后殷商在东土崛起，“因于夏礼”而拓展疆域，与周边朔方、氐羌、荆蛮广泛接触，融合范围扩大。周人起于西歧，文化勃兴，礼仪，服章与周边民族迥异，自称为“华”，于是凡行周礼而著华服者都谓之“诸华”。可见，“华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的产儿，它融合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而形成自己的特征，不同于中原以外各族。华夏族的标志是周礼和华服（注：史继忠：《汉族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载《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覃东平，他说，夏朝建立，“天下咸服”，夏既是地名、国名，也是夏朝疆域内人民的对外称呼、族类，即在强权下一个大的人们共同体——夏开始出现，但是夏时，还存在着东夷、蛮、狄等其他各族。商时，也存在许多不同的族群，商朝的对外征伐使得民族融合加剧。周朝取代商朝，建立了更为强大、地域更为广阔的国家，周自称中国，或称“华”、“夏”，并把它的属民与周边各族区分开来以示区别，实际上一个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意识、共同习俗的人们共同体已经出现，历史上称之为“华夏”，它是汉族的前身。在他所画的汉族发展简表中，华夏列在周朝和秦朝之间。（注：覃东平：《试论汉民族形成的过程、特点和条件》，载《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2.华夏族形成于夏代说
田继周不同意夏或华夏族形成于周代的说法，他说“这种说法虽很普遍，似成定论，却有不少问题和弊病。这既不符合民族形成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我国历史的发展史实。”田继周主张，“夏族或华夏族形成于我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五帝’时期，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它形成的标志，也是名称的来源。”
从民族形成的理论上讲，田继周赞成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观点，即认为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部落“合并”和“融合”而形成。形成民族共同体必须具备的若干个“共同”的特征不是一下子或突然形成的，它有个相当长的过程。在原始时代，氏族部落和在氏族部落之上存在某种更大的集体就是某种程度地存在若干个“共同”特征，但是氏族部落时代的人们共同体应与民族的人们共同体有所区分。氏族部落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而民族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是以地缘为基础联合起来的人们共同体。在原始社会在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个体生产和私有制的发展，不仅提供了氏族成员离开氏族他迁，使不同氏族的成员日益混杂起来，这样经过一段时间，就打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的集合体，而产生了以地缘联系为基础的集合体。这种以地缘为基础联合起来的人们集体，就是民族性质的了，就是民族了。依据这样的民族形成理论，结合中国的史实，田继周指出，“夏族或华夏族不可能到周朝时才形成，而应该形成于我国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期，及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五帝”时期传说人物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活动，反映了部落间频繁的战争和兼并关系，从而也反映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关系，“颛顼以来，地为国号”，颛顼高阳氏、帝高辛氏、尧陶唐氏、舜有虞氏，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氏族血缘关系的解体和地缘关系的建立。在地缘关系发展的基础上，在部落战争、联合、融合以及兼并的过程中，到了“五帝”时期，我国最早的民族，不管它叫什么名称，就形成了，而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它形成的标志，并名之为夏族。
民族和国家是不同的概念，为什么说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夏族形成的标志呢？田继周解释说：民族和国家虽有本质不同，却有某些共同点和密切的联系。它们的共同点之一，都是建立在地缘基础上，都在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没落的过程中和前提下形成。它们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在民族形成过程中，例如，国家的领域即一个政权统治下的地域，对于具有共同地域的至关重要的，而共同领域对于民族的其他特点又具有某种决定的作用。历史证明，在一个国家的不同民族，由于政治的作用，会促进和加强他们的接近，其至融合，被分割属于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会逐步产生不同特点以致分裂发展为不同的民族。夏族和夏朝的形成，不仅有地缘关系的共同前提，有着同样的历史时期，也不仅夏朝的建立是夏族名称的来源，而且夏朝统治领域和四百多年的存在，对夏族各种特点的发展和稳固也具有重大意义。
田继周接着用了较大的篇幅论证了夏朝、商朝和周朝之间民族的渊源关系。他说，商朝的主体民族虽然因国名和朝代名而称商人或殷人，但作为人们共同体却仍是夏朝所称的夏族或华夏族。周人不仅与夏族在经济上有共同特征，在夏朝为夏王诸侯国，在商朝为商王诸侯国，在宗教习俗方面也有共同特征，就是一个民族。“过去有人说，夏族或华夏族到了周代才形成的，是夏人、商人、周人融合的结果。这种说法，当然不能成立。因为，它把民族与地域或诸侯国的人称混同了，与朝代的人称混同了。如果象他们所说的，夏族或华夏族到周代才形成为民族，那么按照一般惯例，夏族就不会称为夏族，而应称为周族，就象有汉朝的影响而称为汉族一样。周朝人所以不称为周族，就是在周朝以前已经有了比较固定和普遍的同一民族名称，这就是夏或华夏，由于夏族政治上的分裂又称为‘诸夏’或‘诸华’。”（注：田继周：《夏族的形成及更名汉族》，载《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周伟洲同意华夏族作为一个“民族”形成于夏代的说法。他说，古代民族的产生是伴随着阶级、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恩格斯说：“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国家用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措施，使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程度不一地解体，在国家统治的一定地域内，逐渐使用同一语言和文字，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并由此产生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状态，最后形成为狭义的民族。根据这一认识，对照中国历史，我们认为，事实上黄河中下游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发展到国家阶段时，即夏朝诞生后，华夏族也随之产生。（注：周伟洲：《周人、秦人、汉人和汉族》，载《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在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纲要》一书的绪言中，著者们本着同样的理论认识，也认为，华夏族是“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即传说时代的‘五帝’时期，夏朝的建立可以作为它形成的标志。夏族这个名称，也是因夏国和夏朝得名的，商朝和周朝的建立，不是一个民族代替另一个民族，而是同一个民族的政治发展和改朝换代。政治发展和改朝换代，虽然也表现着夏族的发展，但不是它本质的变化。”（注：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3.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说
徐杰舜主张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他在《汉民族形成三部曲》中说，春秋时期，由于民族的融合，形成了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族。随着华夏民族的铸成，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民族界限更加明显，首先是地域界限基本明确，“内朱夏而外夷狄”的观念正是这个时期形成的，与“诸夏”对称的所谓蛮夷戎狄已不再是指中原地区内的少数民族，而专指中原地区以外的少数民族；其次，不同民族语言也明显区分出来，族与族之间交往需“重译而至”；其三，风俗的区别更加突出，例如华夏民族头著冠，发著笄，而戎狄“被发”，吴越“断发”或“劗发”，南方少数民族则“盘发”，所谓“尊王攘夷”，正是华夏民族形成后，民族自我意识的集中反映。（注：徐杰舜：《汉民族形成三部曲》，载袁少芬、徐杰舜主编：《汉民族研究》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华夏族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说最新和最有力的论证来自1993年沈长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四期上发表的《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沈长云指出，将夏朝的建立作为华夏族形成标志，有一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例如，民族是以地域划分为基础的人们的共同体，如果说夏朝就已形成了这样的民族共同体，为什么有关夏朝的文献仍称那个时候的社会组织为“某某氏”，如夏后氏、有虞氏、有扈氏之类？为何这里面许多以氏族命名的称呼一直延续到数百上千年以后的商周时代？为何到了商代仍是各个族邦（甲骨文称“方”）林立的局面？民族是一个稳固的人们共同体，既然夏代就已形成了这样一个作为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华夏族（不管是它称还是自称），为何在夏朝以后整整六百年间的商朝却又不见了“华夏”的称呼？商人不自称为华夏，以后的文献也从不视商人为夏，甲骨文中更没有哪个族邦被称为“夏”的。如果因为“夏后氏”这个称呼把它与华夏族联系在一起，为何到了周朝，以“夏”自称的周人反而不承认夏后氏的后裔为华夏，甚至不承认自己与夏后氏是同一个族类？因而将夏朝的建立视为华夏族最后形成的标志是存在问题的。
沈长云也同样引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民族的形成与文明社会及国家的产生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华夏民族的形成，也就是华夏祖先从部落状态向国家过渡的进程，亦即华夏祖先摆脱氏族血缘联系向地域组织过渡的进程，而是否最终摆脱了血缘羁绊而实现按地区对国民的划分，则当作为华夏民族形成的标志。应该说，从理论上看沈长云和田继周等人的看法并无较大差距，关键就是落实到中国历史的具体情况，什么时候摆脱了血缘羁绊进入到按地域划分国民，夏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双方的认识产生差距。
沈长云认为，在我国，国家的形成经历了由早期的部落国家（由氏族和部落组成的国家）到完全以地域组织为基础的国家这样两个发展阶段。在早期国家里面，由于生产力水平等条件的限制，地域组织并没有建立，人们仍然生活在血缘组织之中。以夏代国家为例，夏后氏是这个国家的王所由产生的氏族，它以前叫“有崇氏”，和它在一起组成国家的氏族还有它的同姓有扈氏、有男氏、酌寻氏、酌灌氏、彤城氏、有莘氏、有寒氏，以及它的姻亲有仍氏、有虞氏、昆吾氏、有鬲氏等氏族，这些同姓和婚姻氏族构成夏后氏国家的核心则是无疑的。文献中所提到的夏后氏国家的活动主要就涉及到这些氏族。由这样一些近亲氏族组成的国家规模必然很有限，夏代早期其活动区域主要限于古代的河济之间，和夏人发生关系的也主要限于和它邻近的东方夷人部落，后期活动区域移至今天的伊洛一带，但直到夏朝最后一个王夏桀统治的时候，它的地盘仍然限于“左河济、右太华，羊肠在其北，伊阙在其南”的不大的区域。所以沈长云认为，这些基本的事实说明，夏代国家已摆脱了血缘联系、建立起了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组织的说法，是很难让人相信的。
沈长云认为，周代，包括西周和春秋，是我国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发展为成熟的以地缘组织为基础的国家形态时期，华夏民族也是在这个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华夏部落联盟的正式形成应在文王的晚年，“夏”的称号可能就是在文王受命之际正式冠在自己所领导部落联盟头上的，接着随着征服的展开，又将“夏”的名称冠在了自己分封出去的诸侯国的头上。西周封建是华夏由部落状态向民族共同体演化的关键进程。因为封建打破了我国原来各氏族部落的地方局限性，从而造成不同部族的人们在更大范围内混居的情况。尽管周初封建向华夏民族的形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其最终的形成则是在春秋战国之际。整个春秋时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各族间频繁往来，既斗争又彼此融合的生动图景。中原地区各古老部族已统一到少数几个大国的版图之下，周边的狄族、戎族、夷族、苗蛮等逐渐为中原王朝兼并，秦、楚二国，过去被华夏各国视为蛮夷，但是经过春秋三百年间的变化，通过政治、经济及婚姻、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自身实现了华夏化。这也就是说，燕山以南、长江以北的黄河中下游及淮汉流域广大地区的居民，已基本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而不再有华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地域关系的成长。春秋时期铁工具和牛耕的使用，首先导致个体家庭从血缘家族中独立出来，成为独自经营的经济单位，由于战争、徭役、赋税和天灾等方面的原因，迫使个体劳动者不断流徙，邑里的组织还在，但其中的成员不断发生变化，开始了更小地理范围内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的混居。作为一个共同民族所需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也在人们的混居中逐渐形成。所以作者得出结论，“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问题，在我国春秋战国之际，以华夏为首的我国中原各古老部族已走完了自己的历程，由它们共同融铸成的华夏民族，已以其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注：沈长云：《华夏民族的起源与形成过程》，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杨荆楚：《汉民族形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浅析》，载袁少芬、徐杰舜主编：《汉民族研究》第一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华夏民族和汉民族关系的讨论
杨荆楚认为，汉族的先民夏族最初形成于夏代，经历夏商周三代，进入中原（黄河流域）地区的戎、狄、夷、蛮部落逐渐与夏商族融合，形成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华夏族。到了汉朝，华夏族始称汉族。他不赞成汉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说法，而认为“汉族”是“夏族”或“华夏族”的发展和壮大，而不是“汉族”形成的开始。（注：田继周：《夏族的形成及更名汉族》，载《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田继周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汉族名称的产生和从夏、华夏之称改为汉，不是这一人们共同体质的变化，更不是新民族的形成，只是名称的改变。所谓民族的质，就是它的特征，就是大家公认的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和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根据这些特征衡量，夏族、华族或华夏族与汉族有什么不同呢？从民族本质上讲，没有什么不同。汉朝人与秦朝人，或汉人与秦人，难道是不同民族吗？秦朝人或秦人与战国时的‘诸夏’（包括当时秦国人）难道是不同民族吗？当然不是。他们都是同一民族，只是同一民族政治的和朝代的变化。”那么，秦汉时代汉民族由华夏族到汉族，期间发生的变化如何认识呢？田继周说，在先秦时代，同一个夏族或华夏族，分裂为不同的国家，处于政治分裂状态，秦汉的政治统一，结束了夏族的这种分裂状态，加强了它内部各方面的联系，从而对民族的发展起到重大的作用。秦汉的这种统一，使华夏或汉族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逐步趋于平衡，从而也就加强了经济生活的一致性和文化习俗的一致性。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和汉承秦制，虽然不能反映汉族与夏族有什么本质区别，却是这一族体在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的表现，标志着这一族体的发展达了一个新的阶段（注：周伟洲：《周人、秦人、汉人和汉族》，载《中国史研究》，知识出版社1994年。）。夏族或华夏族形成于夏朝的建立，夏族或称华夏族变为汉族，不是新民族的产生，只是名称的改变，这实际上是说，汉族这一族体是随着夏朝建立的而形成的。前引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也赞成此说。
同样是主张夏族或华夏族形成于夏朝的建立，但对于汉民族族体的形成，周伟洲的观点不同于田继周。周伟洲认为，虽然“华夏族与汉族在质的方面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华夏族仅是汉族的前身，经过秦汉两代数百年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统治，无论在名称及其它各方面都有所发展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可以说是中国汉族正式形成的时期。”理由是，“春秋战国时的华夏族分裂为各个诸侯国，各国有大致相同，但又有区别的文字、度量衡和风俗，并未完全统一，甚至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族体。然而，经过秦、汉的统一，诸夏族又进一步融合、同化，基本上具有共同地域（处于一个国家之内），有相同的语言文字，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成为巩固民族的共同体，有了共同的族称，正式形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注：陈连开：《论华夏／汉民族的形成》，载《中华民族研究初探》，1995年第2期。）
陈连开也同样认为华夏民族与汉族还是有区别的，理由是，华夏民族虽然在先秦形成了稳定的民族共同体，但地区差异还是比较明显。作为统一的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稳定的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其基本特征形成与秦汉时期，此后汉族共同体尽管有很大发展，而秦汉形成的基本特征虽得到完善与充实，却始终是沿着秦汉开辟的传统发展，文化传统从未割断（注：王景义：《论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载《学术交流》1998年第4期。）。赞成这一观点的还有王景义，他在文章中说，“华夏族是汉族形成的主体，但汉族和华夏族又有所区别，不是简单的华夏族就是汉族。华夏族形成的时期主要是在夏、商、周三代，而东汉时期始称汉族。从民族的变化而言，华夏族与其他部族进一步发展了文化和民族的融合。”秦汉时代华夏族结构已经和三代时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汉时期称华夏族为汉族不是简单的称呼的变化，而是有实质的内涵。汉人或成为汉族之称能更准确地表达和体现出汉代时期地域辽阔和民族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结论为汉族是以华夏族为主体，大量吸收蛮、夷、戎、狄等部落结合而成的相对稳定的人们共同。”（注：吴广文：《汉民族形成新论》，载《吉首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三、汉民族以南方楚族为基础于汉代形成说
研究汉民族起源于形成问题时，学术界关注的区域主要是黄河流域，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将目光集中于长江流域。1988年吴广文在《吉首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新观点，“汉民族不是形成于秦汉而是形成于汉，形成汉民族的主干不是先秦北方的华夏族，而是先秦南方的楚族。”
吴广文指出，“汉民族的形成是史学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它本来应当研究和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形成的时间，一是形成的主干。长期以来，由于‘中原中心论’的影响，使得史学界普遍认为形成汉民族的主干是先秦的华夏族，在我们以往的汉民族形成论争中，大家都往往在汉民族形成的时间上商榷、驳难、争论不休，而几乎无人对形成汉民族的主干质疑、问难，都满足于人云亦云，众口一词”，实际上学术界对形成汉民族的主干的认识存在偏差。由此，他把研究的视角转向长江流域，提出融合各民族而形成汉民族的主干是长江流域的楚族。
吴广文论证说，建国以来，由于考古学、人类学、血液学的重大发现，愈来愈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楚族是生活在南方长江流域的古老而又伟大的民族。它是南方古老文化的集大成者，是缔造古老长江文明最重要、最杰出的主人。楚族本是非夷非夏的民族，但是它一方面同化着蛮夷，以至“蛮夷皆率服”，另一方面它又同化着华夏族，以至于“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楚国成为我国南方各族融合的中心。楚族之所以先秦时民族同化的主干，主要是它有“抚有蛮夷”、“训及华夏”的正确的民族思想作指导，相比之下，当时的华夏族却采取“尊王攘夷”的政策，“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因此，华夏民族不能成为民族同化的主干。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经济文化都是很发达的，是楚民族具有了同化别的民族的优越条件。正当楚族从文化上同化华夏族的工作刚开端，秦朝统一的中国，但是这并没有阻碍、遏制楚族同化华夏族的历史进程。结果“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人推翻了秦王朝，楚族同化华夏族在汉朝得到了良机。汉朝的开国皇帝是楚人，开国所封143为侯爵，大都为楚人，刘邦的嫡系部队都是楚人，所以楚人的民族思想在汉朝时得到继承和发扬。汉代在文化上全盘“楚化”，汉文化的精髓是楚文化，在汉时以楚文化为主干、为精髓、为灵魂的汉民族的共同文化正式形成。共同文化和民族文化中心的形成就可以产生联系“民族的纽带”，就可以因此产生“把这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联结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这就是“共同心理素质”。在汉代，由于经济和政治的集中，汉民族共同语言则初步形成了，当时出现了所谓“凡语”，按照王力先生的解释，就是现在所谓普通话。“共同的经济生活”在汉代也已经形成了，楚民族农业非常发达，由于楚民族的北进，汉代牛耕和马耕普遍，铁农具广发使用，水利的兴修，南方楚族的水稻文化开始传到北方华夏族。“共同的地域”按照范文澜的说法“就是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这是正确的，当时汉民族主要聚居在黄河流和长江流域。总之，由于汉朝的建立，以楚文化为主干的共同文化的形成和民族的文化中心长安的出现，使汉人用民族的纽带把历来彼此隔绝的南方楚族和北方华夏族联结为一个民族的整体，这样汉族就形成了（注：贾敬颜：《“汉人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
四、汉族族称问题研究的新进展
汉族族称问题是一个和汉民族形成有关联的问题，族称的出现和民族的形成可以同步，也可以不同步，但是族称的形成对于维系民族的特征有重要意义。
贾敬颜对“汉人”一词的发展演变进行了考证。他认为汉族族称中的“汉”和汉朝有关，但是汉朝人在汉朝时多被称为“秦人”。例如《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大宛，与赵始成、李哆等计：“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汉书·李广利传》在抄录这段文字时，只将“秦人”改为“汉人”，余如故，可见秦人与汉人相等。因为秦朝的强大和声威远震，秦朝的邻人在秦朝灭亡之后很久的时间里犹称汉朝之人为“秦人”。后来“秦人”一称虽为“汉人”一称所代替，但它依然在国外有影响，以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印度等国称中国为“支那”、“脂那”、“至那”等等，这便是今天西方人称中国为China的根源，推其本始，即起于“秦”字。东汉时代已有“汉人”之称，其义为“汉朝之人”，例如《后汉书·耿恭传》称车师国王后王夫人“先世汉人”，《西域传》有汉人韩融、《南匈奴传》有汉人郭衡。这许多处“汉人”或“汉民”，均谓汉朝之人。“汉人”的称呼历史悠久，但“汉族”的称呼出现的时代较晚，中华民国建立之后，重申汉、满、蒙、回、藏是组成中华民国的五大民族，“大概也只是在‘五族共和’之说倡导以后，‘汉人’才正式改称‘汉族’。”（注：李志敏：《“汉族”名号起源考》，载《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汉族的名号为“汉”，它的起源时代问题，原有成说，认为最早出现于魏晋南北朝中期。史料依据是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和清代人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相关记载，而它们又是以《北齐书·魏兰根传》为根据，后世许多学者沿袭这一说法。
但李志敏对这一问题进行考证之后，却认为汉族名号的起源并非始于魏末北齐的南北朝中期，而是东晋十六国时代的后期。他的理由是：第一，就南北朝的文献《南齐书》和《水经注》的记载来看，“汉语”等语辞的出现早于北齐时代。萧子显《南齐书》中《魏虏传》和《芮芮传》已多处记述有“汉语”和“汉人”诸辞。萧子显为齐梁间人，其中“汉人”、“汉语”诸辞，当是南齐朝久已流行的成语。与《南齐书》同时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亦有关于“胡汉译语”的记述。《水经注》成于何年，史已无明文可靠，但郦道元卒于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则是确切无疑的，就此而论，汉族名号之始见于史书者，较魏末北齐已早出几十年时间。第二，《后汉纪》、《世说新语》的资料显示，与汉族族称相连的语辞在东晋时代就已流行。李志敏指出一向受历代学者重视的《后汉纪》中早已有“汉言”一词的记述，该书中说：“其精进者，名号沙门，汉言息心，盖息心去欲，而归无为也。”《后汉纪》的作者为东晋时人，可见东晋时期已有“汉语”一词的存在。刘义庆《世说新语·语言篇》也有“汉语”一词的记述，是证“汉语”一辞远在东晋时期就已问世了。“汉语”一词是与汉族名号关联着的辞汇，“汉语”当然是“汉族人语言”这个复合辞的简语辞，所以汉族名号当起源于东晋时代。《南史·杜骥传》中说：骥“尝侍宋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纯洁，汉人莫及。”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的太子，武帝时从昆邪王归汉，宋文帝说“汉人莫及”，当是从族属意义上说的，意思是说：“汉族人莫及。”如果这个认识不错的话，那未据此可以认定汉族名号在南北朝初期早已存在了（注：吴广文：《汉民族形成新论》，载《吉首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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