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一体化对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效性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国际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范围内商品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这一进程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大量文献指出,国际一体化会降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诸如促进生产、降低通胀的宏观经济目标更难实现。有人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全国性的需求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降低,因为更大比重的需求溢出至进口品。
本文讨论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国际一体化会影响一国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能力。我们从更大的视角处理这一问题:(1)这些工具对实际经济目标产生的效果;(2)政策工具的数目;(3)政策工具效果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政策工具越多,达成经济目标的效力越强,不确定性越小,政府实现经济目标的能力越强。
本文的第二部分回顾文献。第三部分为正式的经济学分析,讨论一体化对货币、财政、结构政策的影响。第四部分考虑了国际一体化对政策工具数目的影响。第五部分讨论了赤字财政的金融约束。第六部分检验了与政策工具相关的不确定性。第七部分考虑更有效的金融市场如何降低与货币政策相关的配置成本。第八部分总结全文,给出结论。
二、文献
文献中,国际一体化通常被视为一种经济结构的改变,减弱了政府驾驭政策工具的能力。实际上,不同效果分别来自商品市场的国际一体化和金融市场的国际一体化。下面,我们将讨论文献中提到的一些重要观点。
对于财政政策,大量文献持相同观点,商品市场一体化会导致财政政策效力下降,因为在财政政策引致的需求中,有更大一部分溢出至进口商品,产出增长减少①。金融市场一体化则对财政政策绩效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操作的投资者会对赤字财政的政府索要额外的回报,硬化政府的财政约束②;另一方面,国际金融一体化能够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变得更容易,因为政府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向更多的贷款者融资③。
若国内外商品不完全替代,如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所示,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真实汇率升值,国内商品价格相对国外上升。购买力相对他国上升,可以部分抵消通胀的影响。这两个因素激励决策者实行扩张政策。而当商品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提高,国内外商品替代性增强,国别间价格差别减小,真实汇率很难变化。在商品市场完全整合的情况下,购买力平价(PPP)在国际间成立,真实汇率将失去变化空间。
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取决于“不可能三角”(The Inconsistent Trinity)④:政策制定者能且只能实现以下三个目标中的两个:(1)固定汇率;(2)资本流动;(3)货币政策独立性。所以,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固定汇率下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实现;浮动汇率下政府能够拥有货币政策自主性。
文献指出,商品市场一体化将恶化通胀与产出间的关系。扩张的货币政策导致真实汇率贬值,国内价格相对于国外下跌,国内购买力相对于国外下降,国内消费者面临价格上涨。当消费品中外国商品比例上升时,真实贬值带来的购买力损失进一步恶化。
在固定可调节的汇率制度下,政府可以通过调节汇率影响产出。但当经济开放程度上升时,汇率调节作用减弱,因为开放经济下贬值会引发价格和工资上涨,抵消汇率贬值带来的价格优势与竞争力⑤。此外,由于政治原因,汇率工具较难操作,比如说贬值的政策可能带来巨大的政治成本⑥。
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分析,Frieden(1991)发现资本流动限制了政策选项,使一国无法维持固定汇率,且在浮动汇率下无法操纵利率。但在资本完全流动下,仍能通过汇率变化影响产出,他进而指出,各国的货币政策正从利率目标向汇率目标转移。资本流动对政府经济结构政策——比如扶持特定产业——的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Alesina and Roubini(1992)证明,理性宏观经济周期在开放的小经济体中较少出现,并以此说明政策工具在开放的小经济体中效果较差,政策制定者很难形成政治商业周期。根据Eichengreen(1994),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所以得以存在,是因为参与国家实行资本管制,优先考虑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而非资本的自由流动。1973年后,人们愈发重视资本的自由转移,相对而言汇率稳定不再那么重要。Obstfeld(1995)强调了政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汇率政策的灵活性。经验研究表明,英国1992年的贬值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否则英国不得不经历漫长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过程,以实现工资下降。
三、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一个形式化的分析
基于短期名义刚性的经济分析框架,下面就国际一体化对政策工具的效果的影响进行分析。三种政策工具分别是:(1)货币政策,(2)财政政策,(3)宏观层面的结构政策,如提升劳动力市场效率的各种措施。下面的分析将在三种货币制度下进行:(1)政府相机抉择(以最优化偏好)的浮动汇率制度;(2)货币政策旨在实现低通胀、高就业目标的浮动汇率制度,或称盯住通胀目标;(3)货币联盟,这隐含着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固定汇率制度。本部分接下来的内容安排是:讨论进行形式化分析的必要性、设定分析框架、限定政府的政策行为。检验在相机抉择、通胀目标、货币联盟等三种不同制度背景下政府的经济政策绩效、考虑国际一体化的其他来源。
(一)形式化分析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文献中广泛认为通过需求渠道影响产出的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在开放条件下效力下降。因此,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中,给定一项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如减税)引致的需求增长,会倾向于溢出成为进口需求。国内需求增长放缓,给定的需求刺激国内产出的作用减弱了。所以,当经济开放程度增加时,国家政策制定者显得不那么愿意使用扩张的需求政策。
我们基于以下三个基本理由质疑此传统观点。
首先,当讨论开放性是否损害国内需求政策有效性时,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不明确的。例如,政策制定者追求的目标不是产出,一项刺激内需的政策很可能对其他目标有效。在后面的分析中,除产出外,政策工具对其他目标的作用也将被论证。
其次,政策制定者如何度量经济目标的实现。如果我们想要评价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下决策者是否有激励追求需求导向的政策,那么,对于既定的产出增长(或其他目标的实现),政策制定者的效用如何决定就变得非常重要。具体来说,对决策者而言,对产出增长比较合理的度量通常是增长率。那么,经济绩效就应以一国实现的增长率来衡量;在经济报告、政策声明和其他大多数地方,产出增长的绝对量都没有容身之地。若经济表现以增长率而非绝对增量度量,进口在国内生产中的份额就不会影响以增长率表示的决策者效用。换句话说,如果政策工具引发一定百分比的需求增长,就会产生一定百分比的产出增长,而与进口品所占份额的大小无关。所以,若某一固定百分比的国内需求溢出至进口商品,国内需求3%的变化总是会引发3%的产出增长,进口品的比重无关紧要。
最后,运用政策工具的成本不明确。成本来自各方面。例如,一次未融资的财政扩张政策会加重债务负担,使日后生活水平下降。当评价政府施行扩张型需求政策受经济开放的影响时,明确与之相关的成本非常必要。
因此,若要得出以下结论——即政策制定者在开放条件下较不愿运用需求面的宏观政策——就必须清楚地表明决策者的目标及政策成本。为评价这些因素,明确定义建立在具体经济结构和政府偏好基础上的分析框架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二)经济结构
设想一个规模较小的开放经济面临一个大经济体(全世界)。假设资本存量不变。我们只考虑短期内名义(价格)刚性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并假设政府在前定价格下作出决策。期初,价格根据“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New-Keynesian Phillips-curve)调整,亦即给定区间的价格受通胀预期影响,预期通胀越高,企业越倾向于抬高价格。此外,价格变化取决于产出缺口,即真实产出与潜在产出之差。即:
其中p是国内产品价格(指数值),y为产出(指数值),y′是潜在产出(指数值),Λ表示结构政策效果。所有无下标变量皆指当期。p[,-1]是上期价格,p[,+1]为下期价格。系数α表示下期价格变化对当期的影响;系数b表示产出缺口对价格变化的影响。(1)式表明,当期价格变化与未来价格变化和产出缺口正相关。结构政策以Λ度量,在给定预期价格变化和产出缺口时,减缓了价格上升。结构政策可以是增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或增加产品市场竞争度的措施。
重写(1)式,得到未来价格作为当期价格变化与产出缺口的函数,
假设国内外商品完全替代。我们得到如下有关国内商品市场均衡的关系:
y=z(d,x,g),(3)
其中函数z(·)表示国内产品需求如何受国内需求d、政府支出占产出比g和真实汇率x影响。d与x为指数值;x定义为每单位外币所兑本币额,亦即x上升本币贬值。系数反映对外国商品的个人偏好,1-即对本国商品的偏好。θ为本国商品对外国商品的替代弹性。A为国内外商品替代性的函数,恒为正。在此国内外商品完全替代,A趋向于无穷大。
由(3)示国内商品需求是以下变量的函数,(ⅰ)真实汇率x;(ⅱ)国内需求d及(ⅲ)政府支出占产出比g。真实贬值,或国内需求上升,导致国内商品需求上升。国内需求由私人消费、政府购买服务与商品、资本投资构成。政府支出占产出比上升,国内商品需求亦上升,这是因为政府购买中大部分为国内商品。
(3)式中有两个因素反映商品市场一体化。首先,一体化来自外国商品偏好增加,近似地表示为系数的上升,即消费中外国商品比重上升。若=1,消费者效用全部来自外国商品,对本国商品无偏好。若=0,消费者对外国商品无偏好,没有进口。第二,一体化来自国内外商品替代性增强,表现为θ和A的上升。若完全替代,θ和A趋向无穷大。
假设国内需求d包含私人消费、资本投资和政府支出,是产出y、国内真实利率r和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占产出比g)的函数:
d=d(y,g,r),(4)
假设政府平衡预算。g的上升反映政府预算膨胀,即政府支出与税收相对产出同步增长。平衡预算的扩张财政对国内需求有刺激作用,以此代表扩张的财政政策。
下面刻画金融市场。国内、外投资者可以投资国内外公司发行的用来为投资项目融资的证券,分别称为本国证券和外国证券。本国证券市场均衡表示为:
其中S为本国储蓄,S[*]为外国储蓄,I为资本投资,ω为投资于证券的储蓄比重,s为储蓄率,h为投资于外国证券的储蓄比重,r[*]为外国真实利率。N为外国经济总量相对于本国的大小。
(5)式代表了本国证券市场均衡。本国投资者对本国证券的需求由左边第一项表示,取决于本国储蓄S、本国证券相对于外国证券的真实收益(用ω表示,ω是国内外利差的函数)。储蓄占产出的比重假设不变,用S=sY表示。h为不受利差影响的外国证券持有比重。左边第二项表示外国投资者对本国证券的需求。以本币表示的外国储蓄为xS[*],并假设对本国证券的投资随经济总量相对大小同比例减小,即若外国N倍大于本国,其对本国证券的投资需求缩小为1/N。假设除规模外,本国和外国具有相同的经济结构。
若假设经济结构相同,国内利率最初与国外利率相同。简便起见,我们进一步假设当利率相等时,本国投资者仅购买本国证券,此即当r=r[*]时,ω=1,h=0。根据h=0及国民账户定义——投资等于国内需求减产出加储蓄,证券市场均衡简化为:
其中D为国内需求。
(6)式显示,投资于国内证券的储蓄份额是国内需求-产出比的函数,以D/Y表示。
由(6)式得到,真实利率决定于外国真实利率:
其中Φ(·)表示国内外证券真实利差受国内证券净供给(表示为国内需求-产出比)影响。而国内需求-产出比决定于经常账户净差额,(7)式表明,国内真实利率由经常账户净赤字决定。净赤字上升,真实利率上升。
由(7)式可知,(ⅰ)外国证券真实利率r[*]上升时,或(ⅱ)国内需求减产出d-y上升时,国内证券真实利率上升。经常账户净赤字上升意味投资相对储蓄过剩,亦即国内证券发行比国内需求上升更快。真实利率因而被抬高。
(7)式中,金融一体化程度上升意味着国内外证券的替代性增强。此即本国真实利率受本国证券的需求变化影响减小,Φ[,d]变小。完全金融一体化情况下,国内外利率相等,Φ[,d]=0。相反,若金融市场完全分割,无法进行跨境证券买卖,国内需求产出相等,即d=y,止时Φ[,d]→∞。
根据定义,国内真实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预期价格变化:
i=r+(p[,+1]-p),(8)
其中为名义利率。
最后,假设货币需求是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增函数,是名义利率的减函数。货币市场需求如下所示:
m=y+p-ζ(i),(9)
其中m为货币供给(指数值),ζ(·)表示货币需求与名义利率的关系。
(三)政府的政策行为
方程(2)—(4)、(7)—(9)构成了一个含有六个内生变量、六种经济关系的经济系统。这六个变量分别是:(ⅰ)产出y,(ⅱ)通胀p[,+1]-p,(ⅲ)国内需求d,(ⅳ)真实汇率x,(ⅴ)真实利率r以及(ⅵ)名义利率i。政府在企业预先设定的本期价格下设置政策工具,故在分析政府决策时,我们视本期价格为外生。
在上述体系中,政府有三项政策工具:(ⅰ)通行货币供给m变化产生影响的货币政策;(ⅱ)以g表示的财政政策和(ⅲ)以Λ上升表示的提高经济效率的结构政策。
我们分析三种货币政策。相机抉择(policy discretion)、通胀目标(inflation targeting)及货币联盟(monetary union)。假设政府是善意的。相机抉择下,所有的政策工具决定自最优化代表家庭的效用。在某种政策规则(如盯住通胀或固定汇率)下,政府设置除货币政策外的其他工具——结构与财政政策——最优化代表家庭的效用。
我们认为,家庭效用取决于三个宏观经济变量:(ⅰ)本国产出,(ⅱ)真实汇率和(ⅲ)真实利率。高产出意味着国内家庭的高收入和高消费;真实汇率升值意味着本国货币购买力上升。真实利率的情况略为复杂。高利率阻碍投资,降低未来的收入与消费,因而有负效用;高利率同时增加储蓄收益,提升国内家庭的消费可能。
假设家庭效用取决于产出和真实汇率的指数值,那么政府也应用百分比变化评价政策效果,如产出增长率或相对于外币的本币贬值速度。
若政府相机抉择地设置政策工具,最优化偏好如下所示:
其中V表示政府的偏好,j代表政策工具。v反映效用受真实汇率影响的程度。除表明政府偏好取决于代表家庭效用外,式(10)显示出决策者偏好受其他因素的影响ψ(·),此设置暗示使用政策工具须支付政策成本,且成本随政策干预程度的上升而非线性地膨胀,ψ[,j]和ψ[,jj]反映了这一假设。
从(10)式具体来看,置于真实汇率的权重与外国商品在消费中所占比重相同。同时,高利率被认为产生负效用,基本与现实相符,但必须指出,低利率由于降低储蓄可能性也产生有负效用。
经济一体化影响决策者偏好。对外国商品更强偏好,意味着消费中进口品比例上升,即上升,导致真实汇率在效用中比重提高。因为对于给定的真实汇率升值,家庭的购买力上升更多了。金融一体化意味着投资渠道增多,由国内利率下降造成了储蓄利息损失减小,国内利率上升带来的投资成本上升。也就是说,金融一体化提高时,政府会给予利率更大的权重,即v上升。
当政府操作政策工具j最大化偏好V,得出以下条件:
(11)
其中ψ[,j]表示影响福利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由式(11)可见,政策决定与政策工具对三个目标——产出、汇率、利率——的作用有关,当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提高(δy/δj、δx/δj及δr/δj上升)时,社会福利提高。国际一体化对政策工具有效性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接下来即讨论这些作用。
一体化对效用的最大正效果体现在,对某一给定的政策工具增量,同时达到更大的产出增长,更大幅的汇率升值和更大的利率削减。当ψ[,jj]>0(即政策具非线性成本)时,政策变量的增长,总会带来家庭效用的进一步增长。
(四)相机抉择
相机抉择下,政府调整名义利率最优化由(10)式表示的偏好。下面,我们分析国际一体化对政策工具效力以及政府执行意愿的影响。商品市场一体化有两个原因:国内外商品替代性增强、消费者更偏好外国商品,其影响分别列于表1和表2。金融一体化的影响以表3示。
1.货币政策
结合(2)式“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和(8)式真实利率表达式,得到名义利率与产出的关系:
其中,当期价格p由前期的产出缺口决定,在政府决策时可被观测到,视为外生。由(12)式可知,产出受货币政策、结构政策、财政政策,其中货币政策通过利率中间机制发生作用。结合(3)式、(4)式、(7)式,由(12)式得到名义利率的变动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由(13)式得,紧缩的货币政策(表现为名义利率上升)伴随着产出下降,真实利率上升。汇率升值或贬值则与经济结构有关。(1-)(dy+B)<1时,货币紧缩引发升值。当外国商品偏好上升或金融一体化程度上升时(B下降),这一条件比较容易达到。
商品市场整合分两种情况:国内外商品的替代性上升,即A上升;对外国商品偏好上升,即上升。由(13)式可知,商品市场一体化不影响货币政策对产出和真实利率的效力,因为产出和真实利率仅由金融市场均衡-(7)式、真实利率条件-(8)式和价格调整关系-(12)式决定。国内外产品替代性提高倾向于减小来自扩张货币政策的真实汇率贬值幅度。因而决策者有更强的激励施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若一体化来自偏好改变(上升的),扩张政策会引发更大幅度的贬值,决策者的激励因之减弱。
金融市场的整合表现为,Φ[,d]降低,即国内证券供给的变化对真实利率的影响减小。完全整合的金融市场,Φ[,d]=0,B=0;金融市场无整合,则Φ[,d]→∞,B趋向于1。B介于0、1之间,金融整合程度上升,B下降。由(13)式得,随着B下降,给定名义利率的降低导致产出水平的更大增长,即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作用更强了。此外,金融一体化减低了本币真实贬值的幅度,因而决策者激励增强。最后,一体化程度提高,名义利率降低导致真实利率下降幅度减少,决策者动机减弱。
金融一体化下名义利率变化对产出影响增强似乎出人意料。其中的机制如下:金融市场不完全整合下,产出下降会引发国际收支赤字下降,真实利率下降。这意味着给定名义利率的初始变化,真实利率的下降会抵消部分由名义利率上升引发的产出下降。而在完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下,真实利率保持不变,银根紧缩带来的名义利率升高完全溢出至产出减少。
2.结构政策
自(3)—(4)式、(7)式和(12)式,得到结构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由(14)式,结构政策提高经济效率,增加产出,降低真实利率。当(1-)(d[,y]+A)<1时,提升效率的结构政策导致贬值。这是因为产出增加后,为了回归均衡,国内商品价格下降。下面我们仅讨论这种情况。除乘以1/α外,结构政策与扩张的货币政策作用相似,对政策执行意愿的影响也相似。
3.财政政策
由(3)—(4)式、(7)式和(12)式,得到扩张的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由(15)式可知,扩张的财政政策倾向于增加产出,提高利率,真实汇率的变动则取决于经济结构。这是因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国际收支赤字,提高了国内证券相对于国外证券的供给量,因而真实利率上升。在货币政策决定的给定的名义利率水平下,真实利率上升意味着未来通胀下降,刺激产出(参照(12)式)。对真实汇率有双重影响:第一,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倾向于提高国内市场产品相对于国外市场的价格,引发真实汇率升值;第二,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真实利率,减少国内产品需求,产生贬值压力。
由(15)式可知,商品市场一体化对产出和真实利率没有影响。国内外商品替代性增加降低财政政策对真实汇率的作用;国外商品偏好加强对汇率的影响则取决于经济结构。
金融市场一体化降低B,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对利率——乃至产出——的效力减弱。金融一体化的加深,增强了扩张财政政策引致的汇率升值幅度。若金融市场完全整合,即B=0,财政政策无法影响产出和真实利率,扩张的财政政策仅带来真实汇率升值。政府在更小的产出增长与更大的真实汇率升值、更小的真实利率升幅间作出权衡,以确定扩张型政策是否更有吸引力。
由此可见,政府是否更愿意使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与经济结构有关。
(五)通胀目标
在盯住通胀目标的货币制度下,政府权衡产出缺口和通胀缺口——未来通胀与目标间的差额。下面,我们分析国际一体化的对政策工具效力以及政府使用该工具意愿度的影响。分别由国内外商品替代性增强、消费者更偏好外国商品带来的商品市场一体化,其影响归纳于表4和表5。金融一体化的影响以表6示。
1.货币政策
决策者调整货币供给最大化偏好V:
其中π为通胀,π′为货币当局的通胀目标。系数χ代表政府置于缩减通胀相对于缩小产出缺口的相对权重。(16)式表明,政府想要(ⅰ)最小化产出缺口,即产出y与潜在产出y′间的差额;(ⅱ)最小化未来通胀π[,+1]与通胀目标π′间的差。
通胀以国内消费品价格水平上涨表示,π[,+1]=p[,+1]-p。国外产品相对价格以真实汇率x表示,且预期保持不变。以(2)代入,最优化(16)式得:
(17)式对(2)式表示的未来通胀亦适用,代入整理得产出关于通胀目标和结构政策的函数:
由于价格已事前确定,产出仅由通胀目标和结构政策决定。通胀目标上升,产出下降。运用提升效率的结构政策能增加产出。结合(3)式、(4)式、(7)式,(18)式得到通胀目标变动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由(19)式可知,更高的通胀目标,导致产出下降,真实利率上升,且真实汇率升值。商品与金融市场一体化对产出均无影响。国内外商品替代性增加减弱升值幅度,政府提高通胀目标的意愿下降。对外国商品偏好增强(上升)及金融市场一体化(B减小),加强升值幅度,政府放松银根的意愿加强。但金融一体化同时减弱了真实利率的下降幅度,起到了与前述相反的作用。
2.结构政策
自(3)—(4)式、(7)式和(18)式,得到结构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提升生产率的结构政策增加产出,提高利率,导致真实汇率贬值。其政策效果与放松通胀目标类似但方向相反(参照(19)式)。所以,替代性增强而来的商品市场一体化会激励政府运用该政策,偏好转移的商品市场一体化则不然。金融一体化的效果不明朗,取决于经济结构与政府偏好。
3.财政政策
自(3)—(4)式、(7)式和(18)式,得到扩张的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
(21)式表明财政政策对产出无影响,且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汇率升值,真实利率上升。国内外产品替代性增加,会减弱汇率升值幅度,政府施行扩张财政政策的意愿降低。假设d[,g]<1,则向外国产品的偏好转移加剧升值幅度,刺激决策政府实行该政策。对利率的影响则取决于经济结构。金融一体化会加剧汇率升值幅度,同时降低利率的增幅,故加强了政策执行意愿。
(六)货币联盟
最后我们来看看政府维持固定汇率的情况。偏好转移带来的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以表7示。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调整货币供给维持汇率稳定。我们假设固定汇率创造了一体化的金融市场环境,即:
s=,i=i[*],(22)
其中s是名义汇率,i[*]是外国名义利率。
(22)式意味着,在固定汇率下,国内外名义利率相同。由于当期价格前定,且名义汇率稳定,真实汇率亦不受宏观经济政策影响。结合(22)式与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2)式、商品市场均衡-(3)(4)式和真实利率定义-(8)式,得到产出与真实利率的关系如下:
产出与真实利率是结构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函数。
由(25)式可知,提升效率的结构政策扩大产出。产出增长推动通胀,真实利率下降。国内外产品替代增强的商品市场一体化,不影响政策工具的效力。偏好转移的一体化(上升)降低产出增幅,扩大利率降幅。因而政府的政策执行意愿取决于具体经济结构。
由(26)式可知,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产出。产出扩大,预期通胀下降,名义利率与真实利率之差减小。名义利率由国外利率决定,故真实利率上升。国内外产品替代性增强,财政政策效力加强。偏好转移的影响则取决于经济结构。这一结论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开放性程度越高,财政政策效力越差的结构相左(参见第二部分)。解释如下:一方面它减弱了财政政策刺激国内商品需求的效力——更大一部分消费品溢出至进口(如文献中常提到的那样),另一方面,对外国商品偏好的增强导致政策支出对国内需求的刺激作用增强,因为其主要由国内商品构成。具体结果则视两者孰强。类似地,上升对利率上升的幅度变化,其作用也是不定的,这种情况下,决策者的政策执行意愿不明朗。
(七)经济一体化的其他来源
前面检验的国际一体化的影响来自三个方面:(ⅰ)国内外产品替代性增强;(ⅱ)对外国商品偏好增强;(ⅲ)处置国内证券时,对国内外金融资产回报率差异的敏感度增强。但是,国际一体化可以表现在其他方面,包括:(a)运输成本和其他跨境交易成本降低;(b)在国内外金融资产回报率差异给定情况下,对国外金融资产兴趣上升。这些因素对宏观政策工具的效果有不同影响。
运费降低。运输成本下降使国内产品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提高国内产品需求。同时,运输成本降低意味着国内运输服务业的需求下降。国内商品市场均衡受此正反两因素影响。
前面的分析假设:当国内外证券真实利率相等时,国内居民仅持有国内证券。但若国内居民持有部分外国证券——亦即国内证券偏好减弱——会导致真实汇率影响国内需求,因为汇率将影响国内居民财富,进而影响私人消费。真实贬值使这部分国外资产的购买力增强,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增强(现在不仅仅因为价格竞争力,亦有财富效应)。若金融一体化程度加深表现为国内居民手持更多的外国资产,那么国内货币贬值对国内产品需求的影响被放大,汇率变动对真实经济的效力更为显著。
四、其他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第三部分检验了国际一体化对货币、财政及结构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国际一体化对其他一系列政策工具都有影响。接下来将讨论国际一体化通过作用于跨国界商品资本流动,创造出新的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经济一体化对储蓄、投资积极性的影响。
(一)国际一体化产生的新政策工具
通过影响跨国界商品、服务和金融流动,产生了新的政府干预模式。一系列新的政策工具随国际一体化而来,主要有以下六种:
1.管制跨国界资源流动规模的政策工具
此类政策干预诸如进口商品、服务封顶。在金融领域,可以通过资本管制对资本进出按资产类别加以限制。也可对进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国居民投资于本国证券的资金量加以限制。
2.改变国内外商品相对价格的政策工具
可以通过汇率变动、关税、商品、服务税收,或对国内生产者的补贴达到改变相对价格的目的。收入政策和/或价格管制有时也能达到效果。这类政策若成功施行,能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增加产出。
3.改变外国借款成本或国内外金融资产相对回报的政策工具
例如,资本限制提高了外国借款成本,如要求流入资本存于央行给予零利率或低利率。扣税也代表了对资本进口的阻碍,首先是行政成本;其次,许多国家资本收入是免税的。针对外国投资收入的税收规则实际上可能是对国外投资的变向补贴或征税。
4.政策干预通过信号发送机制影响跨国界资源流动
例如,货币政策对国内外行为人有不同作用,从而对资本流动和利率形成产生影响。
5.冲销干预
冲销干预指政府通过在国内证券市场上进行与国外市场对应的相反操作干预国内证券市场。这一干预仅在非完全资本流动下有效。若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国内外资产完全替代,回报率一致,由本国证券存量相对外国证券增加或减少产生的交易就不会影响这些证券的收益率。若金融市场封闭,由于不存在跨国界的金融交易,针对外国证券买卖相反的国内证券买卖操作也无法实现。
6.税收制度
针对在外国有经营活动的本国公司与在本国内经营运作的外国公司,税收制度影响跨国公司经营地。政府可借此影响就业量,故可被视作政策工具之一⑦。
这些新的政策工具增加了政策选项,改进了政府追求福利目标的能力,因为单项政策工具存在成本,且成本随使用量增长非线性膨胀。
总体来看国际一体化增加了基于跨国界资源流动的政策工具的有效性。随着国内外商品的替代性增强,国内竞争力的微小提升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出口增长和进口减少,刺激国内产品需求。同样,若企业在国际间可移动,国内税收制度的微小改进即可吸引大量跨国公司。金融一体化使资本对国内外收益差越来越敏感,即国内资产收益的微弱上升就可吸引大量资本流入。因此,国内产出增长在国际一体化背景下也许变得更容易了。
(二)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
货币政策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实物经济。首先,货币供给总量的改变影响利率,其机制和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已在前面第三部分讨论过。其次是信贷渠道。金融机构处于垄断地位,垄断地位的来源是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对不同客户施行不同的金融条款:对经常与之交易、了解较深的借款者索要的利率较低;对从未交易过的借款者,利率较高⑧。
政策若想通过信贷渠道影响真实经济,需满足以下两条件:(1)政府能影响金融机构的金融条款;(2)借款者获得资金的渠道受到限制,仅能从那些受到政府控制的机构借款。金融一体化在这两方面都不利于政府有效干预,(1)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控制力减弱了,因为这些机构可以通过国际市场融资;(2)取消资本管制后,借款者能从国际贷款者处借款,对国内金融机构的依赖性降低。
金融一体化进一步促生了金融企业的专业化。随着诸如风险基金的专业化公司的纷纷出现,其专业领域的信息优势使其有能力提供比政府控制的国内机构更优惠的条款。此外,商业周期的趋近和金融市场、会计制度的趋同也弱化了国内机构的本土优势。金融一体化也提升了公司证券市场的效率,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成本更低的新渠道,银行的垄断地位被削弱了。
但另一些因素的存在,使信贷渠道的控制依然有效,并可能随金融一体化加深而更为有效。首先,有效(公司)证券市场的建立需要一定量的买者与卖者,只有相当规模的公司才有这个机会。其次,金融一体化程度加剧后,国外证券市场可能会吸收国内市场的流动性,使国内中小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更为困难,增加其对国内银行的信贷需求。所以,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对中小企业依然有效,而且由于家庭参与的金融交易量迅速扩张,信贷渠道可能变得更有效。
即使金融市场加速整合,中央银行对国内金融机构的控制力似乎并未减弱。1992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盯住通胀目标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波动加剧。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的地位日趋显耀。1980年代后频繁的银行危机使本国金融机构愈发依赖央行,在1997—1998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外投资者迅速抽离资金,金融机构无法将外国资本作为稳定的资金来源。
综上所述,金融整合对货币信贷渠道有效性的影响,结论是不明确的。一般而言信息不对称现象总会不同程度地存在,因而信贷政策仍然具有一定的效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贷渠道在货币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些国家,政策仍然应用信贷政策作为调整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
(三)储蓄与投资激励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条款或补贴等方式刺激投资和储蓄。国际金融一体化会强化这一效应。这是因为,在非整合的金融市场上,由激励措施引致的储蓄会使利率下降,减弱初始政策的效果。若金融市场完全整合,真实利率仅取决于外国真实利率,在政府支出给定的情况下,激励措施达到完全效果。对于鼓励投资的政策,国际一体化也有类似的影响。
五、赤字财政的融资成本
至少在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债券以赤字方式为财政支出融资。在经济暂时性波动时这可能是明智之举;赤字财政亦能帮助政府渡过支出或税收计划改革的过渡期。通常认为,金融一体化放松了政府的预算约束,因为政府的融资范围扩大了。在以下对政府融资成本核算的讨论中,假设政府债务仅以贴息证券形式出现。
假设投资者能够自由地在公司债、普通股、政府证券等各种金融资产中选择。一些因素可以解释投资者在一体化的金融市场上——与封闭市场相对——索要的不同回报。其一,若政府在封闭市场上增加政府债券的发行,政府债券的总供给相对投资者资产组合中的其他金融资产就会增加,投资者因而会对政府债索要更高的利率;若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新增的债券对世界范围的政府债券供给影响不大,对投资者的资本组合影响不大,也就无需对其索要高利率。因此,小国政府在国际市场上发放债券时,几乎不会影响政府债券相对其他资产的利率高低。此效应会放松政府的融资约束,这与文献中的描述一致。
其二,在国际市场上操作的投资者有众多选择,因而可以规避政府债券的违约风险。换句话说,投资者对政府债券索要与其风险对等的风险贴水。而在封闭市场中,投资者选择有限,无法索要足额的风险贴水。即便投资国内金融机构或企业,也无法完全规避风险。这是因为,当政府面临违约风险时,可能加重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征税,增加这些行为人的违约风险;政府也可能减少支出,引发经济危机,伤及企业与家庭;另一种可能是求助于通胀,降低所欠债务的实际价值,即对全民征税。因此,在缺乏国外投资机会的情况下,无法规避政府违约风险。这一效应使政府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更高的融资成本,对政府的约束加强。
其三,国际一体化改变了投资者对政府证券和企业证券的投资偏好。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出发,投资者对某项金融资产索要的回报取决于该资产回报与投资者可得的总体资产组合回报间的相关性。由于产品不同、生产结构不同、国内商业周期不同,不同国家间的企业异质性很强。因此,不同国家企业证券回报的相关性,比不同政府债券回报间的相关性弱。基于资本分散化的要求,金融一体化增强了企业金融资产的吸引力,投资者对其索要的利率降低。这一效应倾向于收紧政府的财政约束,提高融资成本。
综上所述,作用相反的各种因素影响投资者对政府证券索要的利率高低。金融一体化对政府财政约束的影响无法确定。
六、运用政策工具的不确定性
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政治成本。经济结构越是复杂,对政策效果的事先判断就越困难,政策者施行宏观经济政策的意愿就会下降。
可以预见,经济模型的复杂性随着商品市场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的深入而降低。若商品市场非完全一体化,国内产出与真实利率取决于国内产品需求(参见第三部分)。证券市场非完全一体化,宏观经济变量受国内证券市场均衡影响。金融资产的供求不确定性大,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变量比实物变量波动更大。金融一体化程度加深似乎会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因为消费更大程度上受预期和消费者信心影响,决策者难以调控。
由于货币替代的出现,国际一体化会影响货币需求方程,使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降低其有效性⑨。第一,在浮动汇率下,由于持有外国货币的回报不断变化,货币需求也随之频繁波动。若政府固守特定的货币供给增长目标而不考虑外国投资者的需求波动,货币政策会显得不是过松就是过紧。第二,货币替代意味着货币当局调整货币供给对持有该种货币的外国有影响。例如,货币供给增加,可能导致他国通胀,若该国居民持有本国货币⑩。
在金融一体化深化的同时,国内居民持有更多的外国证券,这意味着本国货币供给不仅受国内证券回报影响,也受国外证券影响。评估货币需求会因此而更为困难。
货币替代在1990年前后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些因素使它变得不那么重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究竟是减弱了还是增强了?首先,对1980年代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影响不显著(11)。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间银行存款的利差大幅下降,货币替代远不如80年代严重。其次,对于以短期利率为主要货币操作工具的国家来说,货币替代不成问题因为政府被动地调整货币供给维持设定的利率,货币需求波动对他们并不重要。
七、货币政策的配置成本
国际一体化倾向于提高金融市场效率,降低与货币政策相关的资源配置不当引发的成本。因此,若银行间能利用有效的短期金融资产市场配置资金,紧缩的货币政策就会在银行间均匀地散布,降低政策造成的资源配置负面效应。
八、结论
此文考察了经济一体化对宏观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这些理论结论对于正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是有启示意义的。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从价格缓慢调整的开放小经济出发,本文检验了经济一体化对货币、财政、结构政策效力的影响。货币制度和一体化的成因对结论至关重要。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相反的作用并存,理论分析并不支持一体化降低政策有效性这一结论。
一系列新的政策工具伴随经济一体化出现,国家政策制定者追求经济目标的能力增强了。这些新政策工具主要通过影响跨国界的商品、服务和金融产品交易改变一国的相对竞争力,其中不仅包括汇率变动、贸易工具和资本管制,还包括冲销干预和各种税收工具。此外,金融一体化创造出更有效的证券市场,减低了货币政策对资源配置的负面效应,货币政策效力增强。一体化降低了经济结构的复杂程度,提供更强的价格刚性,决策者更愿意运用政策工具。最后,国际一体化更有利于刺激储蓄与投资。
另一些因素倾向于减弱政策效果。金融一体化削弱了国内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信贷控制越发困难。发达的金融市场增强了消费对预期和消费者信心的依赖度,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困难。金融一体化对政府融资能力和赤字财政效力的影响不确定。一些因素倾向于提高政府的融资成本,另一些则相反。
注释:
①参见Cooper(1997),Begg et al.(1993)。
②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Panic(1998),Hutton(1996),Soros(1998),Gray(1998),Schmidt(2002),Scharpf(1999)。
③详细的讨论见Garrett(1998),亦可参见The Economist(1995,1997)。
④“不可能三角”由Oxelheim(1990)最先提出。Obstfeld(1998)、Grilli and Milesi-Ferretti(1995)、Eichengreenet al.(1998)、Eichengreen,Tobin and Wyplosz(1995)对其原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和阐示。Clarida(1999)、Krugman(1998)、Cerny(1999)、Goodman and Pauly(1993)、Strange(1994)等学者进一步强调了它的现实意义。
⑤McKinnon(1963)最先提出这个观点。
⑥见Webb(1995)。
⑦Jun(1995)证明,针对公司收入的税收规则对资金成本有重大影响。
⑧见Bernanke and Blinder(1988),以及Bernanke and Gertler(1989)。
⑨货币替代由Miles(1978)最先提出。有关货币替代的综述文章参见Giovannini and Turtelboom(1994)及Thomas and Wichens(1991)。
⑩Miles(1978)强调了这一点。
(11)见Giovannini and Turtelboom(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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