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身份、现代化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
雷建锋
[关键词] 中国外交；国家身份；现代化；对外行为
[摘 要] 国家身份是关于国家独特性的表述，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形成和变更，它决定国家根本任务并塑造其对外行为。国家因身份不同而对外行为各异。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是当代中国最根本的国家身份，决定了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的根本任务。国家身份与现代化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性质与品格：独立自主、和平友好、追求道德权威。
引 言
自2014年和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以来，相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这一阶段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研究，[注] 代表性研究有：曹绿：《试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内涵与思想创新》，《国际观察》2015年第6期；肖睎：《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8期；张清敏：《理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9期。 这类研究本质上是对国家领导人有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的学习体会和阐释，是理解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重要参考。另一类是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和未来努力方向的研究。[注] 代表性研究有：马小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轮廓初显》，《当代世界》2015年第2期；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课题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稳中有进》，《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1期；卢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刍议》，《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9期。 这些研究成果对理解和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大有裨益。
这些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看作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全新的“新事物”，忽视了其与之前新中国外交的联系；第二，以大国外交的一些共有特性(例如提供公共产品、大国责任等)为中国之特色；第三，以传统文化解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源。
笔者认为目前的研究没有抓住中国的独特性及其对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塑造作用，没有将内政和外交统一起来研究。国家身份(National Identity)的分析视角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尝试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国家身份为分析起点，提出假设：国家身份决定了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它与现代化共同规定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性质和品格。
一、中国的国家身份与现代化
国家身份指在特定国际背景下国家拥有和表现出的反映个体独特性的形象，即国家是什么、代表什么。国家内外环境中的文化和制度因素有助于构建国家身份，国家间的互动形成和变更国家身份。国家身份既是关于国家特征的描述，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也反映其他国家的存在或身份。[注] Kuniko Ashizawa, “When Identity Matters, Regional Instiution-Building,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 2008，10(3).它是对特定民族国家独特性的陈述，赋予国家权威，并将一国与可能试图影响它的国家区别开来。[注] Gilbert Rozman, “China Quest for Great Power Identity”, Orbis , 1999，43(3).国际关系学关于国家身份的界定虽有差异，但都认为它影响国家对外行为。
如果冰糖在结晶的过程中，我们在糖水中加入颜色，那结晶出的糖块也会有颜色。宝石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让宝石有颜色的物质不是颜料，而是不同的致色元素。以蓝宝石为例就是钛离子，铁离子，钒离子等。
国家身份由多种因素决定。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均为国际关系物质主义理论，二者均认为国家实力决定其身份，重视物质性条件和物质性实力对国家身份和对外行为的影响，如华尔兹所言：“在无政府状态中，单元的相似性以及单元间的关系完全由能力来决定。这两个特点描绘出一个纯粹的政治和权力领域，单元间的一切互动不受任何机构的指导和权威的制约。”[注] [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 由于实力相差悬殊，大国经常对小国拥有权威，使国际体系呈现出等级制特征。[注] David A.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45-62.自由主义虽与现实主义不同，强调国际机制对国家预期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承认国际机制的设计和维持很大程度上是由体系中追求自身利益的那些最有力的成员设计，与有差别的权力的重要性联系在一起。[注]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5-76页。
作为国际关系理念主义理论，建构主义重视观念对国家身份和对外行为的影响，认为物质主义只强调因果关系，对观念的作用重视不够，突出观念的建构作用，认为物质性因素只有通过观念的建构才有意义。温特认为国家身份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国家的自我领悟之中。其内容经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现与该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之间的一致，所以，身份也会呈现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注]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是一个国家在与具体时空下国际主流文化的互动中形成的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的形象，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的结合塑造了一国之身份。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国际分工决定国家身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7页。 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角度来分析国内结构和国际结构，认为国家内部和世界秩序的社会经济基础均受历史传统的影响，而且呈现出综合与不平衡的状态，使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内结构与世界外部结构相比呈现出特殊性，而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注] 李滨、杨蓉荣：《历史唯物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建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 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逻辑，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身份是由特定国家在其所处的国际社会中的生产方式水平——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产业分工决定的。[注]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吕丹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高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现实主义忽视非物质因素对于国家身份和对外行为的作用，温和理念主义——建构主义则强调观念因素对国家身份和对外行为的建构作用，极端理念主义者更认为理念发挥首要作用。新马克思主义兼二者之长，对物质性因素和非物质性因素的作用都给予关注。然而，新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均强调决定国家身份的物质性因素的基础作用。另外，历史唯物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以国家生产力水平(国家实力要素的质量)界定国家身份比现实主义以国家实力资源多少(国家实力要素的数量)评价国家身份更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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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上理论，笔者认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因素对国家身份和对外行为均有影响，而前者更能揭示国家内政外交的根源；国家身份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是国家在国际体系内的生产力水平——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依此逻辑，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和大国最能揭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身份：社会主义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与西方大国不同，也有异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也建构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展中国家意味着中国生产力水平低，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低，不是强国；大国意味着中国物质资源较多，政治影响较大，大国地位不是源于生产力水平的优越，大而不强。这三重身份中，社会主义是“常量”，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大国身份是“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不变，这种身份的相对恒定性决定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外交品质和特性概括的可能性。同时，综观天下，可以发现，大国之中中国的身份极其特殊，独特的国家身份应该成为分析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性质与品格的出发点。
现代化是一个很难定义的概念。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各国与此有关的变化的复杂性以及经历这一过程的方式的多样性。狭义的现代化指一种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它以工业化为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西里尔·E·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是建立在科学和技术革命之上的社会变革过程。政治方面，现代化要求日益提高国家通过公私机构动员和分配资源的能力，这一过程需要越来越多地统一使用和控制的人力和物力；经济方面；现代化要求以新技术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提高按人口平均的产量；在社会层面，现代化意味着个人摆脱孤立和高度自给的农村社会，日益流入相互依赖的城市社会。[注] [美]西里尔·E·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周师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8-20页。 广义的现代化指一个自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改造经济技术和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注]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7页。
本文采用广义的现代化概念，指资本主义兴起后，在西方列强的冲击和压力下，经济落后的中国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实现科技进步，在经济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现代化既表现在“器物”层面的技术进步，也表现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以及因之而来的人们精神风貌与生活方式的变化。近现代中国作为农业国，现代化是提高中国在国际体系产业分工中的地位，进而提高国家身份的根本途径。近代以来的一个半世纪，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亟待解决的时代主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任务，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预计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一国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国家根本任务的恒常性也决定了从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出发透视当代中国外交之特性的科学性。
广西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参与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另一个主要贡献在于在培养社区居民带头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促进了公民参与，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成为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力量。其在促进居民个体境遇及社区环境的改善的同时，将居民、社区、政府和社会联系起来，在社会工作者的带领下充分发挥协同治理的作用，有助于更好地协助社区居民适应社区生活，实现个人与社区的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促进社区居民更广泛地社会参与，形成社区凝聚力和社区意识。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社会倡导或政策倡导的功能，搭建政府与居民平等互动的交流平台，改善政府与居民的关系，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
有学者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师范教育》中对解放战争时期师范教育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师范教育和其他各项教育事业一样，完成了由战时教育向正规教育的转变。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期间，人们以为从此中国就走上了和平民主的新阶段，因而各解放区先后提出了实行教育正规化的问题。即要制定统一的、正规的教育制度，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在重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加强文化课的教学。为此，各解放区对师范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把师范教育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洋桔梗的最佳定植时机是幼苗具有4片真叶，第5片真叶未完全长出前[3]。洋桔梗不同品种对高温的反应差异很大，即使同一品种的不同个体对高温的反应也不同。日本泷井公司根据洋桔梗不同品种自然花期的早晚将洋桔梗分为早生、中生、中晚生、晚生4个类型。根据闽西北气温、光照等气候特征，建议早生品种选择在10—11月栽培；中生品种选在9—4月栽植；晚生品种选择在较热的季节栽培；中晚生品种适应性较强。由于各地小气候和设施情况不同，在尽可能保证设施内夜间温度能控制在5 ℃左右的前提下，结合经济价值选择适栽时间，洋桔梗最佳栽培时间见表1。
二、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身份之下的现代化
冷战背景下中国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以保证国家和政权安全。工业化是当时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在此基础上逐渐实现“四个现代化”。1951年12月毛泽东就指出：“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7页；相关表述还可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33页。 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报告的题目即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注]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2页。 显然，改革开放前的现代化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就是要改变落后局面，实现民族独立，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本是求安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三十年里，现代化则要使中国人民生活富裕，根本是求富。
(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需要现代化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了彻底变革。国家利益——而非家庭的、家族的或地方上的考虑——在观念上和实际上才成为各项决策的焦点。对一切行动的评价都要根据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如何而定，要看它们对国家的贡献如何。[注] [美]吉尔伯特·罗曼兹主编：《中国的现代化》，陶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36-638页。 政权有力、国家统一、主权完整和政治独立为国家进行空前规模的协调、控制和动员社会资源实现现代化做好准备。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大国身份的任何一种，都要求新中国必须将实现现代化作为根本任务。
邓小平继续推动在农业、工业、科技和国防方面的“四个现代化”，然而，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形成鲜明对比，邓小平对西方开放、支持民营企业等举措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新模式。[注] June Grasso, Jay Corrin & Michael Kort, Modern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 M.E.Sharpe,1997, p.245.邓小平特别强调现代化的重要性：“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搞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页。 他更将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新时代标志着中国由富变强，但是实现现代化依然是国家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强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将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关于现代化的部署更加具体，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发展中大国身份需要现代化提升国际地位
国际体系是一个等级体系。这个体系下，国家功能相似，彼此间的差别主要在于其实施类似任务的能力大小。[注] [美]肯尼斯·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29页。 国际体系就如寡头市场，由于能力大小的差异将大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新中国的现代化，旨在实现国际体系等级结构中国家地位不断攀升，摆脱落后挨打，受制于人的困境。
毛泽东对中国大而不强的国际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对尼赫鲁说：“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而是一个农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1、362页。 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曾多次有类似表述。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由西方国家主导，以西方国家的利益为先。这一体系中，绝少有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逐步确立了东亚政治军事大国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期，形成中美苏大三角，中国成为影响国际体系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现了独立自主。新时代中国确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以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转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根本改变大而不强的国家身份。
五是低保政策与就业政策、扶贫政策缺乏配套和协调，政策调控效果不佳。低保政策主要对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家庭给予低保补助，但对低保家庭陷入困境的原因不做深究，政策缺乏针对性。只有低保政策与就业政策、医疗救助、扶贫政策等协同发力，才能让低保家庭早日摆脱贫困，摘掉低保户的帽子。
三、国家身份和现代化之下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坚持独立自主。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表明，它努力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大国，也不同于二战后独立的民族国家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并筹建亚投行，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合作，都是为了实现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不谋求支配地位，不恃强凌弱，外交目标始终以服务国内建设为根本。中国与某些西方国家、苏联和某些发展中大国不同，不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上；也不同于一些发展中大国，自己发展了就要以西方殖民者曾经对待它们的政策对待周边弱小国，谋求地区霸权。
(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服务于国内建设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首先表现为，政治上中国摒弃强权政治，既不屈从于霸权，也不谋求霸权。没有独立自主，新中国就有可能和晚清政府、中华民国一样，沦为西方的附庸，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外交不能独立自主，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身份的相对稳定性和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决定了中国外交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服务于国内建设、独立自主的品格。
中国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可以上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此后中国现代化步履蹒跚。与实现现代化相比，清政府认为维护满清统治更为重要，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对洋务派处处限制和阻挠。洋务派无力、也无心在全国推动现代化，只在其辖境内学习西方技术，造船制炮，其动机更多出于和同僚竞争的需要。太平天国运动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下降，客观上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全国性的擘划。甲午战争后日本也加入了侵略中国的列强行列，中国现代化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完整的主权、与时俱进的文官体系都不具备。因此，当时现代化所需的集中进行政治控制和协调的能力、管理资源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鼓励社会相互依赖的能力以及通过研究和教育来产生和分配知识的能力，本质上即领导人通过公私机构为实现现代化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注] [美]西里尔·E·布莱克：《日本和俄国的现代化：一份进行比较的研究报告》，第437页。 中国尚未拥有或未完全拥有。
新中国成立初期独立自主外交首先表现在不屈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毛泽东说：“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84页。 中苏同盟是维护中国安全和主权完整的重要条件，为中国营造了较为安全的政治环境，使现代化获得了极其短缺的资金和技术。然而中国不是苏联的附庸。作为苏联的盟友，由于实力所限，中国不能完全独立自主，[注] 例如中国对苏联和南斯拉夫冲突的态度。详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页。 但是它努力争取自主，没有加入华约和经互会。冷战期间华约一定程度上是苏联控制东欧，推行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工具，经互会则服从于苏联经济发展。无论抗美援朝还是援越抗法，中国都是独立自主作出决定。中苏分裂也是中国追求独立自主，不愿受制苏联的结果。邓小平总结中苏分裂的原因时说：“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5页。 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更以本国利益和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本国应采取的外交政策，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外交政策更加自主。
3．教师指导与学生自学相结合。除了在课堂上指导学生学习，教师还要进行课外指导，在指导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进行有选择的指导，根据学生偏好选择听力学习还是阅读学习。大学生自主学习是基于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在此期间，教师一旦发现问题要及时修正，大学生在自主学习英语听读过程中，多与教师沟通、交流、分享，不断挖掘适合自身学习的方式。在移动学习过程中，师生之间要相互学习、分享心得。移动工具的运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英语听读的效果，能够扬长避短，促进师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处女作《回到明朝当王爷》横扫网络，囊括多项年终大奖；《大争之世》《步步生莲》入围台湾图书借阅榜前二十名；《锦衣夜行》荣获台湾金石堂销量第一名。
显而易见，新中国继续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目标，当代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均将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提升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才能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国际规则制定的参与者、塑造者和引领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个时期的现代化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新中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是改革开放后的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独立自主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后的前三十年中国不仅从“器物”层面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工业体系更加完备，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国家调控和配置资源的能力更强，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浑然一体。这样的成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里未曾预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也未曾实现这个目标。这样的基础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功的保证。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要继续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更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现代化不断深入，目标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现代化不仅表现在产品丰富、技术进步的物质层面，更表现在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和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上。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进步，塑造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在属性和品格。
现代化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政策目标和努力方向，国家身份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性和品质的根源，二者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外交的中国特色，国家身份或现代化都不能独自规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特性。依此逻辑可以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特性归纳如下：
新中国的独立自主还体现在经济上。经济上的独立自主要求正确处理外援和自力更生的关系。建国初期，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是同苏联进行的，后者提供的资本成为中国新兴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周恩来却强调：“我们要争取苏联的帮助，但要去掉依赖思想。”[注]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72页。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借鉴苏联经验时高度的选择性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经济独立自主还体现在不受西方误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上。二战后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套用西方现代化模式，鲜有成功案例。西方国家为了维持国际经济旧秩序，也误导后者经济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达国家告诉发展中国家：要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必须推动同它们一样的工业化，采用进口替代战略。80年代当进口替代战略失败时，它们又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新的训诫：只有建立和发达国家一样的自由市场经济，根据“华盛顿共识”，实现“三化”——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才能发展本国经济。中国没有接受西方的经济发展药方，而是探索出了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
现代化是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物质基础和实力保证；反过来，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也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二者相互为用。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发展水平，将直接决定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质量。
(二)追求合作共赢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
现代化一向是相互依存关系日趋增强的实践活动，而从前的所有社会都是以较低水平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较高水平的自给自足为基础的。[注] [美]吉尔伯特·罗曼兹主编：《中国的现代化》，第635页。 为了要实现现代化，中国必须走合作共赢的外交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争取和平国际环境搞建设。他说：“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是好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0页。在其他场合毛泽东也表达了希望国际和平搞建设的愿望。可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69-370页。 同缅甸总理吴努谈话时，毛泽东不仅表达了希望两国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还希望对方给当时对华不友好的泰国当局传递期待和平友好，开展经济合作的良好愿望。[注]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4-377页。
邓小平也希望中国现代化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16-417页。邓小平的相关思想可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8页。 江泽民更希望中国与世界相互促进：“……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继续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努力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注]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党的十七大遵循了以上思想：“……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5页。
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决定了中国走合作共赢的和平外交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代领导人均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身份决定其必须奉行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注]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6页。毛泽东多次表达过相同观点，可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9、301页。 邓小平也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2页。邓小平在其他场合也表达了同样思想，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页。 江泽民向世界承诺，“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注]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胡锦涛继承了这一思想：“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上)，第37页。 十九大报告也昭告天下：“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5页。
(三)坚持公平正义、勇担国际责任、追求道德权威的外交品格
中国是地区和国际安全的主要维护者。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抗美援朝，援越抗法，援越抗美，中印、中越自卫反击战既维护了自身利益，也有力重塑了亚洲安全与和平。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庄严呼吁“亚洲的事情亚洲人做主”，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援助非洲国家。新中国的对外行为坚持公平正义、扶助弱小，发展中国家则冲破西方大国压力，为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作出重要贡献。
再者，《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一条分别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从事非全日制用工的劳动者可以与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
中国努力为世界发展作出贡献。从1950年至2016年，中国在自身长期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前提下，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 000多亿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 000多个，其中成套项目近3 000个，举办11 000多期培训班，为发展中国家在华培训各类人员26万多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吸引外资1.7万亿美元，累计对外投资超过1.2万亿美元，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201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30%左右。这些数字，在世界上都是名列前茅的。[注]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时代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中国在2015年宣布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止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建设8 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并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用于维护地区稳定。中国将出资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用以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业。[注] 转引自杨洁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话语权的使命与挑战》，《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5期。
中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顶住压力，保持人民币不贬值。进入21世纪，中国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参与建立了中国东盟“10+1”机制、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亚欧会议机制。十八大后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倡导成立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中国也是联合国权威的主要维护者，是常任理事国中维和人员贡献最多的国家，是联合国会员国中维和贡献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追求道德权威的外交政策还体现在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支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政治上，中国一直倡导将联合国宪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行为准则，反对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和全球伙伴关系，反对冷战思维和结盟谋霸政策，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经济上，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员，将自身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结合起来，不仅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还通过亚投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联体、金砖国家银行拓展发展中国家融资渠道，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发展中国家共谋发展。当前发达国家的产出占到了世界产出的80%，其国际贸易份额占世界的70%，它们输出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占世界的70%—90%，它们的国家政策能强有力地影响世界经济。比这些绝对权重更为重要的是富国在制定全球经济规则时可以随心所欲的施加各种影响。[注] [英]张夏准：《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思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5页。 因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一道倡导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结 语
探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是发现和把握中国之独特性。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性质和品格来源于其独特的国家身份以及这种身份之下的现代化的根本任务。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之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中国发展中大国身份、现代化的根本任务长期不变，这个事实决定了以此为基点透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科学性和预测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未来走向的合理性。实现现代化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依托和载体，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方向和政策目标。
National Identity ，Modernization and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ei Jianfeng
(Department of Diplomacy and Foreign Affairs Management,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Key words ]Chinese diplomacy; national identity; modernization; foreign behavior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is the statement about the uniqueness of a nations.It is formed and changed when nations interact with others.National identity determines the fundamental tasks of states and shapes their foreign behavior.Different national identities take different foreign behaviors.The socialist developing power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national ident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 determine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hina is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The national identity and modernization jointly shape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dependence, peace and friendship, and the pursuit of moral authority.
[作者简介] 雷建锋，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法学博士(北京 100037)。
*本文受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 “‘一带一路’与中国之周边大国外交战略研究”(项目号：3162018 ZYKB02 )资助。
[责任编辑 刘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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