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后期的技术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里论文,哲学思想论文,后期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60年代，战后法国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的黄金时期。电影、电视和报纸，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在战后欧洲和法国迅速发展并得到应用，人们的生活水平也迅速得以提高。现代化和高新技术深刻地影响到了法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对法国的社会结构和各个阶层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法国社会内部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也愈益激烈。这一矛盾终于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彻底爆发。五月风暴终于促使一大批战后法国学者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进行深刻的反思，而鲍德里亚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代表的人物。迄今为止，他是继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之后，在欧洲大陆对现代技术与社会问题进行思辨研究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本文拟从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STS)的视野出发，对鲍德里亚后期的有关技术的哲学思想做一追踪考察。
1 命定策略与物的决定论思想
80年代后期，鲍德里亚的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折，他由原来对大众媒体的哲学反思转向了对物的命定策略的思考。80年代之后出版的《命定策略》一书标志着他后期技术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完善。它是继《虚像和仿真》之后，鲍德里亚在80年代出版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该书英文版的封面由三个画面组成：首先是一幅可怕的怪物的狰狞的头像；然后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符号标记"IBM"；三是"IBM"旁边站着的面无表情，孤立无援的一群人。应当说，这三个形象实质上代表了该书的主题："IBM"代表的当今的高新技术，特别是电子技术；孤立无援的人，代表的是高科技时代的主体（人）状态，即被动的，孤立的绝望的状态等；而那个可怕的怪物则代表了高科技时代的“物”的可怕的狰狞的真面目。该书的副标题是“水晶复仇”，也暗含着鲍德里亚所谓的“命定之物”在高科技时代特征，即它要对人，对主体实施其“复仇”的策略，要报复高科技的发明主体——人。因此，这三个方面突出地体现了现代高科技时代的技术、人和物三者之间的关系。综合来看，该书反映了鲍德里亚就现代科学技术对当今社会的深刻影响而进行的哲学反思，是从哲学视野出发对科学、技术和社会(STS)进行思考的重要哲学著作。
首先，我们还是从“命定策略”这一概念谈起。所谓的命定策略(fatal strategy)，本身就包含着决定性、致命的、悲观的含义。通常来看，所谓“策略”，主要指的是人，因为只有具有自我意识和主体性的人，才可能拥有策略或计谋，然而，在本书里，鲍德里亚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作为主体思维的人才有的“策略”赋予了的通常的“物”。显然，这是任何阅读该书的人感到疑惑并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当然，这也是最能体现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思想的核心问题。按照鲍德里亚的解释，命定策略首先就是“物”追逐某种行动过程或发展轨迹直至其极限，甚至突破极限的方式。因此这里的“物”，已经不是在《物体系》中的所谓日常生活之物，它显然具有了拟人化的特征，即它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谋略来发展，直达极限。它不但具有一般我们人类的谋略的功能，甚至比我们人类自身可能还要狡猾，也就是它有自己的策略和计谋，有可能反过来控制人，所以该物对我们人类来说，就成了某种“致命”之物。鲍德里亚经常用以描述和说明命定策略的一个公式是“比x更x”，如他所谓的“比真还要真，比漂亮还要漂亮，比实在还要实在”[1]。比如，鲍德里亚认为，我们不是用丑陋来对抗美丽，相反，我们是去寻找更丑陋的东西：怪物。我们不是用固定的来对抗移动的，相反，我们要追求比速度快还要移动的东西：蜕变(metamorphosis)。我们不会去从错误中辨别真理，相反，我们将会追寻比错误还错误的东西：幻觉和外表(appearance)。类似的例子还可以列举很多。
其次，鲍德里亚的命定策略并不具有近代哲学的辩证法意义，而是一种有关物的非常极端，或激进的理论。表面上看，鲍德里亚谈的命定策略，似乎具有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成分，他也承认存在着对立的两极，如善与恶，好与坏，真与假等等；但鲍德里亚强调，他的命定策略思想不是黑格尔所讲的对立双方的互相转化，并不像辩证法那样，认为对立的两极处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相互斗争，相互发展和转化。相反，对立的一极的发展是无限的，没有尽头，它超越自身至极限，完全失去了平衡。“物已经找到了避免意义辩证法的途径，它通过无限的扩散，增加潜力，超越自身攀登直到极限，由此，淫秽就成为其内在的命定性和无意义的理性。”“世界不再是辩证的，它肯定要走向极端，而不是平衡；它肯定走向激进的对立，而不是调和或综合，这也就是恶的原则，它表现在在物的‘恶的聪明机灵’中，表现在纯粹物的狂喜中和物的谋略中，它战胜了主体的谋略。”[2]由此可以看出，物的命定策略和辩证法是完全对立的，是通过走向极端形式，来表现其自身，并达到其目的的一种策略。而且，在他的命定策略的公式中，所包含的是向对立的两个极端方向的无限发展。通俗地说，就是好的越好，好到极点；坏的越坏，坏得罄竹难书；快的越快，快得无法比拟；慢的越慢，慢得无可奈何。比如，速度为例，他认为，与网络的快速相反，人们同样寻求“迟缓”，不是对思维上，而是难以解决的不动，是比迟缓还要缓慢的东西：即沉默(silence)和迟钝或惰性(inertia)。通过努力化解不了迟钝，通过对话同样也消除不了沉默。
再次，为了更好的理解鲍德里亚的命定策略，我们还要对鲍德里亚所谓的两种策略做一对比。一是所谓的“平庸策略”(banal strategy)；另一则是“命定策略”。此两种策略在各个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所谓平庸策略，主要针对的是近代传统哲学的主体。在传统哲学中，主体的意志、愿望，权威、力量和诡计或计谋，其所作用的对象是自然界及其对象，包括对他者的征服。在平庸策略者的眼里，物，甚至作为人类自身的他者，都是被作为没有生命的对象或客体来对待的，都是理性主体欲征服的对象。对于主体的这一策略，整个近代科学和哲学，都对此进行了深刻详细的研究。鲍德里亚对此一点不感兴趣，他从现代技术的视野出发，提出了与平庸策略相对的命定策略。这样，近代哲学主体的人，在命定策略里就变成了“物”，主体对客体或物的征服，也就变成了物对主体或人的报复，也就是他的“水晶复仇”。而促成这一主体和客体转换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以，通过这两种策略的对比，我们可以从更深刻的角度来理解鲍德里亚的技术哲学的思想。
最后，从命定策略可以自然地得出“物的逻辑”的技术决定论思想。综观鲍德里亚的物的理论及其有关物的逻辑的思想，它从其70年代初期的《物体系》就显露端倪，之后，经过对大众技术媒体的分析，到了80年代的《命定策略》之时，该“物”已日渐羽翼丰满，开始把其主人，即近代哲学的“主体”逐出其领地，按照鲍德里亚的话来说，该物最终要消灭创造它的主人—人及其主体性。“主体的欲望再也不是处于世界的中心。反过来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物的命运。”[3]该物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威力，就在于它已经不是自然状态下的朴素的“自然之物”，而是包含了高技术的成分，它融入了人的智慧，成了比人还要高明的“物”，所以，该物才会具有“策略”，即所谓的命定策略，并因此反过来要消灭人本身。而这一点，正是理解的关键。
鲍德里亚在这里颠倒了近代哲学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把以人为中心的近代哲学主体论彻底地倒转了过来。“物”一改以往受人役使，受人摆布的被动命运，开始变成主动，向人进行反击，对主体进行“报复”，也就是他所谓的“水晶复仇”。那么物品报复的形式又是什么呢？鲍德里亚在《命定策略》中列举了其报复的方式，物品通过漠然的“热情”，通过物的惰性(inertia)、调侃似的沉默和认同等等。通过这些“戏弄”的方式，物品使得主体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其固有的理性的中心地位，从而达到其报复的目的。我们这样讲，可能还显得很抽象，但是如果我们把物对主体的人的报复与20世纪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结合起来，那么物对人的报复的例子到处都是，可以信手拈来。当然，这里的物再也不是一般的日常生活之物，而是具有高科技特性的“物品”，甚至是具有人工智能和思维能力的“物品”。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主要指的是现代高科技对当代社会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影响。但是，鲍德里亚有关物的策略及其对人的报复观点，强调的仅仅是高科技之“物”的负面作用，而且鲍德里亚把这一作用夸大到了极端的地步，也就是他所谓的物本身所要追求的“极限的”策略。
2 完美的罪行与“虚拟实在”问题
进入90年代后，鲍德里亚在其有关物的命定策略理论基础之上，又进一步发展了其技术哲学思想。那就是他有关“完美的罪行(perfect crime)”的理论。鲍德里亚所谓的“完美”，显然是和人类对生活中各种形式的极限追求联系在一起的。其最主要就是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进步而达到的至善至美。比如当今世界人们总是“通过高科技的外科美容术追求”脸形和体型的完美、“通过克隆”来取消人的自然遗传的疾病等等。因此，把完美和高科技的发展和进步相联系，是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人们正是通过发展最新的高技术来追求物本身的完美，人本身的完美和我们生活世界的完美。那么，对完美的追求的过程及其结果，其结局是否也完美呢？
鲍德里亚对此给出了一个完全否定的回答。完美的追求，非但没有一个完美的结局，而且是“有罪的”。为什么呢？因为完美的追求必然导致绝对的同一性的出现，以及差异性的消失，而这一结果是人对“完美”的追求的初衷所未曾料到的。按照鲍德里亚的解释，“假如没有表面现象，万物就会是一桩完美的罪行，既无罪犯，也无受害者，也无动机的罪行。其实情会永远地隐退，其秘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4]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人们美好的幻想。因为凡事物皆有表象，所以完美肯定是有罪的。鲍德里亚又说：“完美的罪行就是创造一个无缺陷的世界并不留痕迹地离开这个世界的罪行。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成功。我们仍然到处留下痕迹——病毒、笔误、病菌和灾难。”[5]显然，这里所谓的“留下的痕迹——病毒、笔误、病菌和灾难”等等，其实指的就是在人类在追求技术进步、技术和工艺上的完美进程中所付出的代价。通俗的讲，它指的就是技术对人类的报复，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副作用。
鲍德里亚对完美罪行的论述并不是毫无道理。我们看到，电子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计算机病毒。人们在享受计算机便利的同时，又无不时刻担心病毒和黑客的入侵。同样，生物技术的完美追求，不但在英国出现了克隆羊“多莉”，而且它也意味着人的克隆的到来。但是，克隆技术的发展却为我们人类带来更大的生物、医学和社会伦理的难题。目前，虽然从技术上讲，克隆人基本可行，但假如克隆出了畸形的，甚至怪物的“克隆人”，那我们如何对待他们？显然，这些克隆人与技术制造的一般的物体和商品完全不同，他们也与人工智能的机器人不同，他们具有自己的愿望、意志和智力水平，是我们的同类。我们现有的伦理原则和法律制度是否应该都适用于他们？不管问题的答案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克隆人出世，它绝对不可能按照技术的完美性的设计那样行事，因为他们是“人”，是拥有自己的意志、愿望和目的的人。他们对我们的人类的生存，无论是在生物性、伦理性和社会性方面必然构成人类有世以来的最大的挑战和冲击。而且我们现在也不能预测，这一最新的生物技术成果，可能会对我们的人类造成多么大的副作用，它又是如何报复我们人类的？
鲍德里亚的“完美的罪行”的理论，与物的命定性理论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是他的“命定之物”追求无限的必然结果。因为“命定之物”对绝对和无限的追求所达到的结果就是“完美的”；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完美却并非是无辜的，善良的，反而是“有罪的”。因为命定之物是有意志的，它已经不是古代和近代的“死物”，而是已经变成了“活”的物，在物中已经包含了人的意识、意志和高科技等因素。现代的高科技之“物”，已经是具有人的最高智慧的“物”，如机器人和克隆人等等。所以，通过鲍德里亚的完美理论，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高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是如此之大。
在《完美的罪行》一书中，鲍德里亚还把完美的罪行的理解与形而上学的“实在”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该书的前言中，鲍德里亚说到：“本书写的是一桩罪行——谋杀实在罪的始末。也是消除一种幻觉——根本的幻觉，对世界的根本性的幻觉的经过，实在不会在幻觉中消失；而是幻觉消失在全部的实在中”。由于技术的完美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得原来的实在世界被完美掩盖了，被遮蔽了，使我们看不见实在，不知道实在为何物了。鲍德里亚说：“完美的罪行是通过使所有的数据现实化，通过改变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纯信息的事件，无条件实现这个世界的罪行——总之，最终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克隆实在和以现实的复制品消灭现实的实物，使世界提前分解。”[6]因此，正因为完美对实在的掩盖和谋杀，才导致了“虚拟世界”的出现，也就是当前人们经常谈到了网络的“虚拟世界”。这一20世纪之交常被人们挂在口头的学术词语，鲍德里亚早在80年代在对大众媒体的分析时就以“虚象(simulacra)”一词提了出来。简而言之，所谓的虚象，就是不以实在为摹本所成之像，是脱离实在世界的图像，诸如大众媒体、网络等等，都是虚象的具体的表现。之所以形成虚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高科技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所导致的结果。显然，高科技的发展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足以对我们现实的“实在”的社会构成巨大的冲击，而鲍德里亚的完美的罪行的思想，就是对这一当代技术社会现象的深刻的哲学反思。
总之，综观鲍德里亚后期的技术哲学思想，物的命定性理论与完美的罪行同时构成了其技术哲学思想的内在相关的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这两点代表了后期鲍德里亚对现代技术的深刻的哲学反思，同时也集中地反映了其悲观的技术决定论思想特征。从比较的视角看，鲍德里亚的这一技术决定论也是一种技术本质论。它与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后期有关“座架”(gestell)本质技术观点有类似之处，即他们二人都是从技术的本质出发来探讨现代技术的社会影响。我们现在无从详细考证鲍德里亚的技术思想受到海德格尔的技术观的影响有多大，但鲍德里亚早年从事过德国文化的翻译，受德国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作为80年代的思想界一位的重要人物，他对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思想非常熟悉，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一方面，海德格尔就技术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现象，从其存在哲学的角度就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报复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探讨。他有关技术是“座架”的思想使技术彻底摆脱了技术工具论或技术中立论的传统技术观点，使技术本身具有了自己的独特的存在地位，也就是技术本质论，或曰技术决定论。另一方面，鲍德里亚把技术物品视为“命定之物”的看法，大大地推进了海德格尔的技术观点，使技术进入了“拟人化”的境界，也就是说，鲍德里亚在20世纪末使技术完全复活了，它不但具有“座架”的潜能，而且还要彻底地取代主体的地位，摧毁主体，反“客”为“主”。当然，有一点同样是肯定的，即鲍德里亚对技术地位的强调过了头，而且有夸大之嫌。他有关物的命定性理论和完美的罪行的观点，都反映了作为主体的人在强大的技术之“物”面前的无能为力、孤立无援的状态。这一点显然是他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地方，也是其思想中的片面之处。鲍德里亚所谓的技术不但要报复人，而且要彻底地摧毁主体的地位的看法，在目前看来，至少是不可能的。即使从将来看，也很难得出这一悲天悯人的结论。他的“技术决定论”的色彩比海德格尔后期的技术哲学思想更浓重，更悲观，使人产生一种悲观的绝望情绪。这是我们理解鲍德里亚的“命定策略”及其技术哲学思想所必须要注意的。
当然，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鲍德里亚的技术哲学思想的深刻性和先见性的一面。也就是说，无论鲍德里亚如何夸大现代高科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以电子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为例，20世纪末期电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证明了鲍德里亚在80年代对“命定之物”的观点，具有非常的先见之明。就像加拿大传播理论的著名学者麦克卢汉在60年代预言到了“地球村”即将来临的技术乐观论一样，鲍德里亚在80年代初期，根据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大众媒体技术的发展，从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即技术对未来社会的决定性影响出发，做出了与麦克卢汉的乐观主义完全相反的悲观的描述和预测。我们认为，鲍德里亚的“命定的物”虽然晦涩难懂，歧异甚多，但从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STS)的辩证关系看，它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它提出了由于人而引起的技术革命和技术的加速度的发展，以及技术发展本身的逻辑，最终将导致人对技术的全面的失控，导致人为其所创造的“物”所控制。就像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劳动所创造的商品，反过来变成了奴役工人的物品；鲍德里亚也认为，在现代技术社会里，虽然人本身发明了技术，但技术已经或在未来，会对人本身形成全面的控制。这一思想的哲学意义在于：由于人本身的能力的无限膨胀，人最终创造了一个自己的对立“物”，即被创造者要消灭创造者。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景象呢！也许，这就是鲍德里亚的思想所吸引我们的地方。
收稿日期：2003-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