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理论与转轨国家的经济市场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工业社会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
“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于1959年夏季在奥地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来的。1973年，贝尔所著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简称《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问世[①a]。该书作为系统论述后工业社会的代表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后，“后工业社会”日益成为西方国家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课题，先后出现了诸如“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后大规模消费社会”、“后匮乏社会”、“后福利社会”和“后社会主义社会”等新的提法，从不同角度预测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在诸多研究未来社会的著作中，对我国读者产生广泛影响的，除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外，还有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1980年）和J·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趋向》（1982年）。
“后工业社会”理论以当前突飞猛进的科技革命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广泛论述了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管理体制以及政治和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勾画了后工业社会的基本面貌。按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的描述，其主要内容包括：
（一）在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即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等。
（二）在职业上，由于专业与技术人员以2—3倍于劳动力平均增长率的速度增长，因而他们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要职业集团，并将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
（三）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它日益成为社会革新和政策制定的源泉。近期出现的一系列新兴产业（如计算机、电子学、光学、聚合物等）都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它们在投产之前主要靠理论研究。而由于理论知识地位的提高，大学、研究机构等汇集和充实理论知识的部门成了未来社会的中轴结构。
（四）由于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科技进步，因而需要不断开辟新技术领域；而新的发明和创造具有“不确定的性质”，这就要求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革新，以减少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此外，技术的发展往往带来有害的副作用（如环境污染等），为此，必须对不同的技术方案进行选择和鉴定。
（五）在决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即用体现于自动化装置、计算机程序，基于某些统计资料或数学公式的一套指令里的规则系统，来代替人们的直观判断，进行决策选择。其中，计算机是智能技术的重要工具。贝尔认为，由于有了新的“智能技术”，人们已能够确定理性的行动，并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
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把社会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部分。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理论知识居中心地位。这引起了社会结构和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如果说在工业社会以前，权力的历史基础始终是所有权（通过继承权得以保持）的话，那么，在后工业社会，在所有权继续作为重要基础的情况下，技术已成了另一个获取权力的基础（而教育则是获得技术的手段）。社会结构的这种变化将产生如下矛盾：1.科学的日益科层化（hierarchy）[①b]和脑力劳动的日益专业化使处于主导地位的专业阶级逐步分化为四个阶层，即科学阶层、技术阶层、行政阶层和文化阶层。这些阶层虽然由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所联结，但它们之间缺乏共同利益和内聚力，因而存在着很大的分离因素。2.科技知识的重要性要求科技人员成为社会的中坚。但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职能越来越从属于社会目标，政治秩序成了社会的支配体系，这使人们的竞争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而由于科学本身也存在着官僚科层化的倾向，这又大大削弱了科学的传统独立性及其“神圣”的气质。因此，后工业社会必然出现科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并使科学往往成为政治的附庸。3.后工业社会的认识至上和理论知识至上的情况，要求社会走向职能合理化和能者统治（即制度化）；而植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强调自我的文化，则是反道德规范和反体制的。这也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基于以上分析，贝尔认为当代社会的三个组成部分（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正在日益走向分裂；而在后工业社会，这种分裂将扩大。
二、“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主要意义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对现代经济，乃至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工业社会”理论从对技术进步的分析入手，联系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化，进而揭示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及可能出现的矛盾。这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认识；而且对确定当前的发展战略和各项社会经济政策也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和技术已成为社会的主要资源；科学与发明的新的结合，通过技术预测和规划使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技术成长成为可能，这已构成了社会的主要基础。而所有这些变化，都对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在假定技术状态不变和收入递减的情况下，曾认定资本积累不可能无限制地继续下去。一向作为典型计量方法使用的资本—产出比，即科布—道格拉斯函数[②b]，也未能真正揭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③b]。1957年，罗伯特·M·索洛在《技术的变化和总的生产作用》[④b]一文中创造了一个“综合生产函数”，设法把资本增长所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同技术变化所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区分开来[⑤b]；并发现在1909—1949年期间，美国因技术变化而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在生产率提高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达80%以上。这就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
当然，所谓“技术变化”并不是仅指某一发明创造进入实用生产阶段，或某一新工艺的推广运用；它包括了“改善新、旧资本效能（即效用）的所有较好的方法和组织”[⑥b]。经过不断探索，目前人们普遍采用“总和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来反映除增加投入物外的所有能提高产出率的因素，即各种提高投入物使用效率的因素；它包括了诸如提高劳动者素质、采用新的工艺技术和新的管理方法等提高产出、降低成本的各种途径[⑦b]。由于“总和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能够测定出所有投入物总和的每单位产出的变化情况，因此，它比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更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本质。正因如此，人们认为，鉴别和测算“总和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学在过去50多年中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步。
总之，“后工业社会”理论把技术这一因素引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考察之中，把“技术变化”（而不是股本增加）看成是经济增长的更为有效的决定因素，这就从根本上变革了人们的发展思想，从而为制定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原则和指导思想。这里，我们将着重指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如下诸点：
（一）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发生了明显的转移。如果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国家的力量在于其工业能力（主要标志是钢铁生产），那么，当前一国的科技水平已成为其实力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国家对科技事业支持的性质和种类，科研队伍的发展和组织，已成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与此同时，由于科研活动的制度化，科学已日益与不断发展的经济结构相结合，并成了企业组织的正式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兴产业纷纷出现。约瑟夫·熊彼特对资本主义的前途持悲观态度（由于企业官僚化和知识分子的敌对态度），但当他看清技术发展的前景时却明确指出，“技术的可能性是一个未曾探测的海洋……，没有理由认为会由于耗尽技术可能性而使生产的速度放慢”[①c]。
（二）重视人力资本的因素和教育的发展。后工业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知识社会：社会革新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科学研究与发展；社会力量也越来越多地存在于知识领域。而知识和技术是体现于社会体制中，并通过人表现出来的。这就要求社会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特别是教育。正是在此观点的推动下，经济发展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有形资本的缺乏（如基础设施落后）看成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把提高积累率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但随着科技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提高，人们已越来越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1949—1969年，美国教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3.4%上升到7.5%，20年中翻了一番还多[②c]。而世界银行对5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1960—1985年期间影响GDP增长的因素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每增加一年，就可能使GDP提高3%[③c]。因此，新的增长理论强调技术革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而教育的发展和知识的增加则为其创造了积极的外部条件。目前，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积极发展国民教育，已成了许多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强调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的发展模式。机器工业的发展使有限的资源日益减少，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这在70年代已成为全球性的突出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批计算机科学家曾出版了一本有关世界经济增长的模拟估计的书，根据当时资源的使用率，在模式中探讨了4个基本变项（资源、人口、工业生产和污染）的相互关系。该书提出几种预测性假设，其结果是：经济增长将在一定时期内或因自然资源匮乏，或因环境污染无法控制，或因食品供应短缺而陷于崩溃。对于福雷斯特模式，贝尔认为其计量方法过于简单（即没有考虑到物质的再循环、新能源的利用，以及技术有可能使资源发生变异等因素），也不同意其对前途过于悲观的估计。但贝尔已注意到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的严重性。他强调，经济学应注重“研究稀缺物品的分配”；“节约就是在互有竞争的目的之间‘最充分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即“以最有生产性的技术（最高的利用率）来最好地（以相对代价）组合生产要素”，以便“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大产量”。他还指出，“任何货品都有代价”，“很少（如果有的话）有自由货品”。丰富的空气和水，一向被认为是自由货品，对它们的污染可以不花分文。然而，随着保洁费用的提高，洁净的空气和水已越来越成为稀缺的物品[④c]。这些论述对于当前各国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过去，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由于其体制僵化，企业不具有商品生产者的地位，缺乏推动科技革新的内在动力，因此在经济发展中往往采取了一种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经营模式。今天，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必须改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寻求一种能够把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协调起来的发展模式，即实行能够保持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为此，人们可以从“后工业社会”理论中获得某些启迪。
三、“后工业社会”理论与转轨国家的市场化经济改革
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指出，“市场社会的本质是把责任分散，使‘生产’决策由分散的消费者的多种多样的需求来指导”。但是，在后工业社会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首先，知识和技术已成为社会的主要资源，而科研项目的确定和科研资金的分配“却是由一个政治中心而不是一种市场决策做出的”，因此，“后工业社会将比以往包含着更多的政治”[①d]。其次，在后工业社会中，个人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准则在许多方面要从属于更广泛的社会福利和社会目标（如考虑生态破坏的影响等），因此，非市场的政治决策的重要性也大大加强了[②d]。最后，在后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而不是人与自然之间或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相互交往的首要方式”，“个人利益的冲突（各人遵循自身的兴致）必然导致集体管理和扩大强制（减少个人自由）的更大必要性，以便进行有效的共同行动”[③d]。而在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则从生产者与消费者合而为一的角度断言，“创建市场的整个历史进程已经完成”，“市场行将告终”，“市场化已不再是社会文明的中心任务”[④d]。总之，在“后工业社会”理论看来，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向是经济的非市场化和社会决策的加强。正如马克斯·韦伯在本世纪初所预见的，由于职能合理化的发展，行政管理必然随之加强，因此，所有社会体制的全盘官僚科层化是不可避免的；未来属于官僚科层体制[⑤d]。
关于“后工业社会”非市场化的上述论断虽然在西方发达国家可以找到某些例证，但并不意味着转轨国家应当放弃经济市场化的努力。
（一）对绝大多数转轨国家来说，距“后工业社会”仍然甚为遥远。经济上从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80年代末、90年代初，服务部门占用的劳动力超过就业总人数一半以上的，包括19个OECD国家在内，全世界有55个国家（或地区）。而在这众多已转向服务性经济的国家中，只有两个（前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属于原中央计划体制国家，即现在的转轨国家[⑥d]。
在为后工业社会规定可量化的标准时，赫尔曼·卡恩和安东尼·威纳更为直截了当。他们以人均收入为标准，把社会划分为5种类型：1.前工业社会（50—200美元）；2.局部工业化社会（200—600美元）；3.工业社会（600—1500美元）；4.大规模消费社会或先进工业社会（1500—4000美元）；5.后工业社会（4000—20000美元）。在1965年，只有美国和西欧（可能还有日本）可称为大规模消费社会或先进工业社会。据卡恩当时估计，到2000年，将有美国、日本、加拿大等12个国家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将有英国、苏联、意大利等9个国家是“早期后工业社会”[⑦d]。但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到1993年，人均GNP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即卡恩的所谓“后工业社会”国家）已达34个[⑧d]，大大超过了卡恩等人的预计。然而，在这34个国家中，1个转轨国家也没有。
看来，这些原中央计划体制国家，由于长期不利用市场机制经济发展已大大落后了。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至今甚至仍属于低收入（或最低收入）国家。例如，1993年，中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只占总就业人数的21%；人均GNP仅为490美元。同年，蒙古和越南的人均GNP则分别为390美元和170美元[⑨d]。很显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后工业社会”仍是遥远将来的事。
（二）经济的市场化是通向未来社会的必经阶段。从历史上看，300多年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在生产上达到人均产值相当于200美元以上”的水平。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世界经济在300多年来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呢？正如贝尔所指出的，从“公元前两千年，直到18世纪，‘生活在世界上文明中心的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无很大变化’。但是，技术效能与资本积累相结合以后，人类就发现了增长基础上再增长的‘复利’的‘神奇作用’。”[⑩d]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主要靠两大因素：一是科技进步；二是市场经济所推动的资本积累。
人们知道，抛开掠夺和敲诈等野蛮手段不说，西方国家获得财富的主要办法就是提高生产率。而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靠先进机器的采用，即技术水平的提高。然而，工程师设计一台机器并使之比其他机器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只解决了提高效率任务的一半。另一半任务需由经济学家去完成，这就是解决贝尔称之为“经济化”的问题：“在相对价格的结构内计算货币成本，从中找出生产组织中人和机器的最佳结合方式”，并“在互相争夺的各项目之间最合理地分配稀少的资源”。而“经济化的条件是一种主持分配的市场机制”。很显然，效率的提高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发展，而且要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其制度条件。实际上，现代公司就是为把提高生产率和稳定增加商品产量的目标，通过“可以更新的组织系统加以体制化”而建立起来的；它们是一种能“把人力、物资和市场协调起来，以最低的成本和最佳的资本投资收益来生产货物和劳务”的组织。这种组织的灵魂就是职能合理性思想和经济化思想。因此，公司的成功与否，主要看它能否为其所有者带来优厚的利润，并不断增加企业的资本价值[①e]。
然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1.私人企业追逐本企业利润而形成的经济发展，往往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越来越多的“外差因素”（或叫“外部成本”），增加了社会的额外负担。这就要求社会决策以更明确的“公共利益”作为判断标准，用贝尔的话来说，就是要采取一种相对于“经济化方式”而言的“社会学化方式”。这种方式除了强调社会公正外，还将造成社会公共部门的扩大。2.公司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只有少部分的公司资本是通过出售股本而筹集起来的，而更大部分资本是靠企业自身的成功而自我筹措的”[②e]。与此同时，公司董事越来越成为企业主（股东）的受托人（而不是代理人）；公司本身也越来越从股东的工具发展成一种带有自治性质的组织（如同大学一样）。
以上两方面变化似乎已或明或暗地成了某些反对市场化经济改革的人的理论依据。这种人往往把社会决策中公共目标的强化理解为集权；把产权的社会化等同于产权的国有化；并往往利用市场存在的某些缺陷来反对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从当前情况看，这种趋向有把人们引入新的理论误区的危险。
实际上，对于市场存在的缺陷，人们早有认识。例如，为了削弱私人所有权，贯彻社会公平原则，各国都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企业利润纳入国家预算，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把这部分收入再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至于现代公司的出现，实际上也具有替代市场的作用。因为，正如R·H·科斯所指出的，运用市场机制是必须付出费用的，这就是交易成本。而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其经济作用就在于把若干分散的要素所有者组成一个单位参加市场交易，从而减少市场当事者的数目，减轻交易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科斯还认为，市场运行之所以存在缺陷，其根源就在于产权界定不清及由此而造成的交易过程的摩擦和障碍。因此，产权的明晰化是降低交易费用、减少制度运行摩擦的关键。股份公司之所以成为适合于市场运行的现代企业形式，就在于它一方面把资产的实际占用权和支配权交给企业法人，避免了资产最终所有者不能最有效使用资产的弊端；另一方面又为最终所有者保留了资产的收益权、社会监督权和资产使用效率的评价权，从而迫使企业最大限度地提高资产使用效率。至于“外部性”问题，科斯认为并不一定由政府出面解决（政府如同一个“大企业”，其活动也是有成本的）；只要产权是明晰的，私人之间的交易活动不存在交易成本，私人之间达成的契约同样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可见，无论社会决策如何强调“公共利益”的目标，无论企业产权如何社会化，都不可能否定市场的作用。相反，如果没有经济的市场化，就不会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产权的社会化和各种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也绝无可能。人们不会忘记，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缺乏市场竞争机制，因而失去了发展的活力。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推动科技进步的动力，甚至已取得的科研成果也往往难以在生产中得到应用和推广。例如，连续铸锭工艺与可以节约能源和劳动的氧气转炉炼钢法都是原苏联科学家首先发明的，但在冶金工业中采用这种新工艺和新方法方面，原苏联却远远落在日本、美国和西欧各国后面；计算机初期理论也是原苏联科学家最先开始研究的，而在计算机生产上原苏联却至少落后于美国9—15年。由于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原苏联创造每单位国民收入所耗费的能源、金属、水泥长期比西方国家高出50%到100%；工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20%左右。而在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并成为财政的沉重包袱的情况下，不能指望社会事业（包括社会保障、教育、科研、环境保护等）会有令人满意的发展。
总之，对转轨国家来说，经济的市场化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如果有人想用“后工业社会”有关经济非市场化和社会决策强化的思想来否定当前的改革方向，那就不仅会造成改革的大倒退，而且会使经济发展重新走上那种高投入和高浪费，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平衡的粗放型和掠夺式经营轨道。
（三）就世界范围而言，经济市场化仍是当前各国经济体制调整的主导趋向。如上所述，按照“后工业社会”理论家确定的标准，目前世界上已有55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了向服务性经济的转变；人均GNP超过4000美元的国家（即卡恩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国家）也已达到34个。这种情况表明：从经济结构和收入水平看，似乎正在按“后工业社会”理论预测的方向发展，而且变化之快超乎人们的想象。当然，符合上述标准的，有些是人们并不熟知的小国家。这里可能有“衡量标准”本身存在的问题。例如，一些小国家或许其地理位置适于进行转口贸易和提供国际金融服务，或许具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因而无须经过制造业大发展的阶段就可使服务部门迅速发展起来。至于人均收入的提高，则可能因出口某种丰富的自然资源而达到。但无论如何，世界已向“后工业社会”前进了一大步。
然而，在世界向“后工业社会”大踏步挺进的今天，各国的经济并没有出现非市场化的趋向；相反，自80年代以来却兴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改革浪潮。其中，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在经过长期的经济停滞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即实行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确立的，旨在推行政府高度保护下注重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的国家干预体制，也纷纷进行了市场化的经济改革，甚至喊出了要把传统发展经济学“彻底埋葬”的口号。最令人吃惊的是，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浪潮不仅席卷了按设定标准已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且甚至可以说是由它们首先发起的。其中，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包括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最为引入注目。而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大幅度调整，则可看成是新一轮的市场化经济改革。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国际资本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扩展和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①f]，特别是考虑到冷战结束后各国的经济竞争提升到首位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国际范围内的经济市场化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一方面出现了“后工业社会”的明显迹象；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市场化的迅猛发展。这不能不说是有悖于“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实际上，在有关“后工业社会”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如公司权力从企业主（股东）向经理转移后如何阻止管理部门滥用权力和谋取私利的问题，在公共决策强化和公共部门扩大时如何解决“公共决策很容易像私人决策一样不合理和不见效”的问题，以及如贝尔一再表示关注的“西方社会中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问题，等等[②f]。而所有这些对后工业社会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后工业社会”理论中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这不能不反映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不成熟性。其实，贝尔本人作为一个实事求是的理论家，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理论的不成熟性，并预见到某些人会在解释这一理论时利用其不成熟性加入种种乌托邦思想。因此，他在结束《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时指出，“后工业社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新的乌托邦”；并明确地指出，“人类在他们的想象中总是设法使社会成为一件艺术品，这始终是一个理想。考虑到必须解决的任务，理智地从事建设社会现实就足够了”[③f]。我想，贝尔的这些提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转轨国家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努力，是有益的。
注释：
[①a] 1973年由纽约基础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该书；中文版198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①b] 即未来属于一种按职务或职位（而不是按个人或世袭地位）而建立的官僚集权组织体制。
[②b] 说明产出物与各种投入物之间的一种实物关系，表明收益与生产规模成固定比例。
[③b] 这种计量方法认为，在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每增加3%，产出就增加1%。1907—1949年，在美国的私人非农业部门中，按人／时计算的资本额增长了31.5%。根据上述计算方法，人均产出大约应增长10%。但惊人的事实是，在此期间美国的人／时产出却增长了104.6%。很显然，有90%的生产率增长是无法按工人平均资本额的增加来加以解释的。
[④b] 〔美〕《经济学和统计学评论》第39卷（1957年8月）。
[⑤b] 索洛在其分析中把技术作为计算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以后的一个剩余因素，即在生产率增长中扣除了资本和劳动力增加所引起的部分后，剩下的即为技术变化带来的部分。
[⑥b]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5页。
[⑦b]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2页。
[①c] 〔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纽约1942年版，第117—118页。
[②c]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40页。
[③c] 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第80页。
[④c]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5—516页。
[①d] [②d][③d]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6、136、532、525页。
[④d] [美]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355—356页。
[⑤d] [德]马克斯·韦伯：《政治论文集》，慕尼黑，1921年版，第149—150页。
[⑥d] 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47—148页。
[⑦d] [美]赫尔曼·卡恩和安东尼·威纳：《推测今后33年的格局》，《代达罗斯》1997年夏季号，第716—718页。转引自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9页。
[⑧d] 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62—163页。
[⑨d] 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47、162页。
[⑩d]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08、510页。
[①e]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05—306页。
[②e] 在60年代，美国全国1000家最大制造业公司的资本投资中，有60%以上是靠公司内部筹集的（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7—328页）。
[①f] 据估计，目前全球有3.7万家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生产总值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工艺研制的80%、国际投资的90%。而它们的活动完全是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进行的。
[②f] 〔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2、316、327页。
[③f]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0—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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