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研究·
政党协商：内涵、特征与价值
陈 家 刚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17)
摘 要： 政党协商是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进行直接讨论、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国政党协商的基本特征是组织性、政治性、平等性和直接性。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的背景下，深入推进政党协商，有助于实现政治吸纳、政治沟通、政治支持、政治整合和政治平衡。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政党协商；政协协商；协商民主
政党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历经七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丰硕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使政党协商不仅在理论上不断创新发展，而且在制度上日臻完善，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核心和主导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政党协商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意义更加凸显。因此，科学界定政党协商的内涵与特征、深入探讨政党协商的定位与边界、准确理解政党协商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价值，既有利于推进政党协商本身的发展和完善，也有利于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过程中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一、政党协商的发展及其内涵
虽然“政党协商”概念的权威提出是近两年的事情，但是，政党协商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脉络和轨迹。中国共产党为政党协商提供了坚定的支持，同时也在大力推动和主动探索、创新政党协商。政党协商在我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离不开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基础，也离不开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实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政党协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成为我国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集中体现出我国民主政治、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
1.我国政党协商的基本脉络
梅欧儿童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经过反复实验研究，证明二手烟确实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其中孕妇和儿童受二手烟的影响最为严重。
政党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政党协商在我国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思考，有一个生长、发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关于我国的政党协商，不同观点、不同立足点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有学者通过考察1945—1949年的政治实践后指出，“政党协商作为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主要形式，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于新时期焕发新活力”[1]。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合作与协商经历了从“联合革命” 到 “协商建国”再到“合作治国”的历史进程[2]。政党协商是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发展、成熟的，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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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在自身的各种文献中明确了与其他党派团结合作的主张。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3]。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待其他革命党派的方针，体现出团结合作的思想，并直接促进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
第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我国政党协商合作的重要实践。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启了联合抗日、协商合作的历程。
第三，抗日战争胜利后，政治协商会议于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同参加政治协商。通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中的进步人士等协商合作的成果。“虽然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主导，并最终被国民党彻底破坏，但政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精神却已经在中国各党派和人民中间扎下根来。”[4]
第四，“五一口号”与协商建国。1948年，中共中央提出“五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热烈响应，并由此开启了协商建国的序幕。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界人士经过充分讨论和协商，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以政党协商为基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格局，形成和发展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政党关系。“协商建国”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第五，协商民主与政党协商。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该文件提出的七种协商渠道中，“政党协商”位于更加突出的位置。2015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了政党协商的基本内涵、主要形式及程序环节和保障支持等。从其地位和重要性方面来讲，政党协商在我国各种协商形式的制度安排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
政党协商及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我们对政党协商的认识和实践经历了从民主联合战线、统一战线到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再到协商民主和政党协商的不断深化过程。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政党协商”基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实践，丰富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成熟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实践，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更加广阔的前景。党派联合、统一战线、协商建国等实践探索，为今天提出政党协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何谓政党协商？
人们日常理解和认识的政党协商，总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联系在一起。但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如果仅仅局限于从政治协商来理解政党协商，其内涵就略显狭窄了一些，也缺乏对政党协商与其他协商形式密切关联度的重视。但是，对政党协商的理解又不能过于泛化，进而模糊了其与其他协商形式的区别和差异。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政党协商有着多重属性：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重要实现形式，亦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平台”[10]。也有学者指出，“政党协商是一种高层次、精英层的政治对话，不是普通党员之间进行的协商。政党协商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和示范性，起到‘风向标’的作用”[11]。因此，政党协商的性质可以定位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
在《意见》中，明确了“无党派人士是政治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商联是具有统战性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有关部门要为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参加协商做好联络服务”。这里只是一般性地指出上述无党派人士、工商联可以参加政治协商或者协商，没有明确指出他们是否参与政党协商。而在《实施意见》中，则明确了“无党派人士是政治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政党协商”。“工商联是具有统战性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参加政党协商。”由于在术语上用的是“参加”，由此我们可以说，我国的政党协商有两大核心主体：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政党协商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而不是八个民主党派内部的协商。无党派人士、工商联等可以作为重要参与者参加协商。正如有学者指出，虽然《实施意见》把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纳入政党协商的范围，但政党协商主体是执政党和参政党，政党协商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性和民主党派的参与性的有机统一[16]。
第二，从协商内容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8]
第三，从协商的方式来看，有学者指出：“政党协商是指政党通过彼此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实现政党功能，履行治国理政的根本职责，最终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政治活动。”[7]可见，政党协商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基于共同的政治基础，通过对话、协商、参与等方式就一些全局性、根本性问题进行合作，并达成政治共识的互动过程[9]。
不管从何种角度去理解，政党协商的内涵可以界定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进行平等直接协商的民主形式。从这个基本界定出发，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以深入探讨政党协商的形式、内容与实践。
分别吸取1 mL(约1×108 cfu/mL)供试菌株菌液于15 mL YPD固体培养基(50 ℃)中，混匀后倾倒至灭菌培养皿中，待培养基凝固后，用无菌镊子将药敏纸片紧贴于琼脂表面。室温放置1 h，然后将平皿置于28 ℃恒温培养箱中倒置培养，24 h后测量并记录抑菌圈直径，每种抗生素做3组平行。分离菌株敏感性参照CLSI的最新版本标准进行判定[12]。
2.政党协商的主体
经过七十年的探索与实践，政党协商在中国政治发展中不断完善，并日益表现出鲜明的特征。
第一，组织性，即党派性。政党协商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直接协商，是政治上最高层次的对话、讨论与商讨。参加协商的是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或者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联负责人等。他们代表的都是特定政党。政党协商不是个体之间的协商。例如，在专题协商座谈会、人事协商座谈会、调研协商座谈会等形式中，都是中共中央负责人主持会议，参加者则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联负责人等。政党协商不是个体行为，而是组织化的政治行为，是政治集团之间的对话讨论和交流，髙度的组织性是其显著特点和独特优势。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同属于政治协商，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制度依托，两者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因此，无论是政党协商还是政协协商，在发挥好各自作为协商民主制度渠道优势的同时，充分实现相互之间的衔接配合，才能够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第二，政治性。政党协商主要是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要事务进行的政治协商，不是围绕社会生活中一般性事务的协商，高度组织性的特点决定了其高度政治性的特征。因此，政党协商尤其强调其政治性、宏观性，以及全局性的重大议题。它不是个体意见的反映，而是汇聚集体智慧；它不着眼于个体和团体利益，而是立足全局，反映人民群众和所代表群体的整体利益，具有全局性；不局限在某个特定领域，而是立足于广泛了解、深刻掌握各种社会心理、思想动向、利益诉求及潜在矛盾的基础上，具有综合性优势。
第三，平等性。平等是政党协商参与各方能够进行并实现政治聚合的前提条件。虽然在当代中国的政党结构中，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等之间存在掌握政治资源不同、社会影响力不同等情况，但是，政党协商的平等性重在强调协商过程中意见表达、政治对话、协商保障等方面的平等。
第四，直接性。直接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协商是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的协商，不是决策之后的情况通报或者告知；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进行的直接的政治协商，不是存在中间环节的协商。直接性有利于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各种利益、偏好、意见的及时沟通与讨论，也有利于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还有利于共识达成之后的具体执行和落实。
二、政党协商的性质与边界
3.政党协商与政治协商、政协协商的关系
1.政党协商的性质
当前，关于政党协商的界定主要从三个角度展开。
首先，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切实地反映了我国政治生活的现实，反映了我国政党制度的结构与逻辑，能够实现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密切的协商合作，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要事务进行协商和民主决策。可见，政党协商是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内容和实践形式。其次，政党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协商民主的七种协商渠道和形式中，政党协商处于首要的位置，凸现了政党协商在我国协商民主体系中的重要价值。再次，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我国的各民主党派代表自身所联系的群众的利益，通过政党协商可以更好表达和维护不同群体的利益，从而争取民众对于我国政治制度的认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各民主党派汇集的知识、智慧、资源优势，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提供了有效的执政资源；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协商提高了自身的执政能力。
3.政党协商的基本特征
协商是由人参与的政治活动。政党协商的参与者是代表着政党、代表着政治组织参与的。协商主体主要界定的是谁与谁协商的问题，也就是谁来参与协商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政党协商的主体是参加协商的中共与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和各族、各界人士[12]。也有学者认为，从数量与组成方式上看，协商民主的主体分为个体参与者与集体参与者。作为政党集体进行的集体性协商、个体之间的协商(如中国共产党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与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个体协商交流)、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协商 (如中国共产党个体党员与民主党派集体之间进行的协商)均构成政党协商[13]。还有学者认为，政党协商除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还包括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14]。这些研究和判断虽然具有启发性，但都存在着无限扩展政党协商主体范围的趋势。
从政党协商的本义来看，其主体应该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因此，如果个体是代表政党参加协商，那么此时的协商已经不再具有“个体属性”，而应归属于组织协商；如果个体只是代表自己进行协商，即使该个体具有政党成员的身份，那么，这种协商就不是政党协商。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政党成员的个体参与笼统地归属到政党协商的范畴之中。
⑤对目前气候变化的影响还有不确定性。目前最关心的问题有三个：一是未来如何变化和变多少，二是这种变化对我们自然生态系统会有什么影响，三是如何适应和应对未来的变化。
在我国政治协商制度中，参与各方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还有八个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联。由于历史原因，政治协商的实际参加主体除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外，往往还包括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惯例。一方面，无党派人士和工商联参加政党协商，有特定的历史源流和背景。我们党对无党派民主人士始终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定位，即“他们在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实质上是有党派性的”[15]125。另一方面，工商联作为人民团体的定性已经非常明确，如果将工商联作为政党协商的参加主体，虽然有政治协商的政治惯例作为理据，或者现实有需要，但必须在理论上给予深入分析，在政策上给予清晰区分。2000年，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王兆国在与全国工商联组织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就强调指出：“工商联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参政议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等职能，但工商联不是政党，不要往政党上靠，否则将来会出现许多问题。”[注]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十五卷)，2005年，第348页。 因此，从更为宏观和全局性考虑，政党协商的参与主体应该分出层次来，根据不同对象的属性和特点，赋予不同的角色定位和履职空间。各司其职、各归其位尤为重要。
4444)组成,每天给予量为每千克0.5克;(2)其余的氮供给由7%-11.4%的氨基酸溶液(广东利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68014)供给;(3)并且给予患者适当的维生素,保证水电解质的代谢平衡,将补给的总量配制1.5升,然后对患者行静脉输注。
无论是周公制礼所中“则(礼)—德—事—功—民”的序列，还是叔向的“威严—礼序—经业—百事”的逻辑，都表达为一种“事/利”与“礼/德”相互关联的序列，属于对“正德、利用、厚生”的更有逻辑的推说。这反映的是西周“德政”文化之下充满事功色彩却又不乏伦理追求的政治传统，以及这一传统在春秋时期朝向民本思想方向的有力发展。同时，经济活动的繁荣、传统礼乐制度的破坏在实际中加深了这样一种理想序列断裂的危险，“礼”与“利”的辨证成为春秋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国语·周语上》载芮良夫之言：
第一，从参与主体的角度来看，政党协商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直接协商，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的间接协商[5]；也有学者认为，“政党协商既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也包括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历史与实践证明，无党派人士具有政治性和组织性，因此是一个没有党派组织但有党派性的特殊群体。所以，政党协商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协商。在中国的当前民主政治发展形势下，政党协商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直接协商为主。”[6]还有人指出，政党协商不仅是直线双向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机制，也是“网络化”的信息沟通与交流机制，从而保证了共产党领导核心的一元性与各民主党派结构多元性的统一[7]。
在理论上阐明政党协商的性质，有助于明确政党协商与其他协商方式的共同特征与差异性特征，有助于明确政党协商的边界，并在此基础上聚焦协商主题，推动政党协商走向深入。
政党协商提出之后，就需要明确其与政治协商、政协协商的关系。虽然提法不同、内涵与边界也不一样，但三者既有区别又相联系，而且都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之中。
为突出介观尺度铣削加工特有的尺度效应，本文选取主轴转速、每齿进给量和轴向切削深度作为主要影响因素，分别编码为A、B、C，取值如表1所示，根据表1构建正交实验。为避免刀具磨损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每组铣削实验进行两次，实验顺序按U型排列，如表2所示。
政治协商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联、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地方的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进行协商，就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的政治活动。政治协商是一个统领性的范畴，它既包括政党协商，也包括政协协商，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具体实践形式，也是推动和丰富协商民主的重要途经。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进行直接讨论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政协协商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广泛协商、凝聚共识的重要民主形式。“这两种协商方式都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和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协商主体、协商内容等方面有相同、相似或者交叉的部分，但两种协商方式并不互相包含，更不能互相替代。”[17]
由图7可看出，随着搅拌速度的增大，产品直收率先明显上升，再趋于平稳。经XRD分析，产品为纯相。搅拌能加强氨与水的挥发，提高产品质量，但搅拌速度过大，能耗加大。
三胶扶正合剂联合紫杉醇、奈达铂同步放化疗治疗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临床观察 ………………… 冉 毅等（10）：1377
在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参与主体、协商渠道、协商程序等方面。政党协商重点在于协商主体，政协协商的重点在于协商载体。政党协商侧重于党际之间的协商，体现多党合作的精神；政协协商侧重于界别之间的协商，体现社会协商民主的精神。“较之于政党协商，政协协商的主体更为广泛多层、政协协商的内容更为广泛多面、政协协商的形式更为多样、政协协商的程序更为细致规范。”[18]就协商载体来说，政协协商只是基于政协平台的协商，而政党协商包括以政协为平台的协商但又不限于此。
1978年，茅台与贵州省轻工科研所一起对茅台酒的香气成分和香型进行了深入研究，初步揭开了茅台酒香型的奥秘；1983年，低度茅台诞生，成功地解决了白酒降度后的原口感、风格难以保持的疑难课题，后来使白酒行业争相仿效； 2004年，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双波长测定高粱中支链淀粉的比例”被评为首届中国白酒科学技术大会优秀科技成果二等奖；2007年，茅台研制出高粱、小麦中13种农药残留的检测方法并建立相关企业标准，通过专家评审，获得省级新技术鉴定。
政治协商、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三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的性质、结构和特点。厘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避免因协商内容、过程交叉和重叠而造成的政治资源浪费和效率降低，满足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推动我国的协商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英特诺中国技术中心具有很强的生产研发实力。位于苏州的区域技术中心是全球唯一一个可以提供英特诺全线产品的技术中心。未来，我们还将加大对深圳工厂的投资，来进一步提升英特诺在中国的本土生产能力。在与现有客户继续深化合作的基础之上，英特诺将在中国进一步拓展细分市场，涉及电商、食品、机场、医药、服装、轮胎等行业。在未来，英特诺希望能够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为中国市场和全球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1.制定具有特色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该大纲既要符合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有利于提升空乘专业本科四级通过率，又要体现本科人才培养的定位，提高学生英语口语沟通能力。
三、政党协商的价值
政党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实践形式，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和智力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政治参与、政治支持、政治吸纳、政治沟通、政治融合等多重价值。
1.有利于扩大有序政治参与，推动政治吸纳
政治参与体现着政党协商的民主属性。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组织载体，执政党与各参政党构成了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是我国多层次、多领域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体系的组成部分，我国民众可以通过不同的政党参与政治生活；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主体，我国各政党在与执政党合作共事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就是依托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形式开展有序的政治参与活动。加强政党协商，有利于扩大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其所联系的广大群众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畅通意见表达渠道。邓小平同志曾经在1957年就指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19]270政治参与的过程，同时也是吸纳精英的过程。各民主党派聚集了不同领域和层次的知识精英、商业精英，他们在统一战线旗帜下致力于推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精英吸纳功能是政党协商统一战线属性的体现，在当前的新形势下，政党协商的重点应放在精英层面，其主要任务是团结和吸纳执政党以外的各方面社会精英，共同致力于我国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
2.有利于畅通利益表达，实现政治沟通
利益表达是政党协商的基本功能之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参与主体与利益诉求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多样性是人民内部基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不同群体具体利益的表现。“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20]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各参政党作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既参与公共利益的表达，又代表本党派成员和各自所联系群体的具体利益，发挥着畅通利益表达、协调各方关系的作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能够收集、整合、平衡本党派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意见、要求、愿望，并通过政党协商直接反映到执政党的决策过程之中，并努力寻求在整体利益框架下实现特定利益的合理安排，实现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这是政党协商的价值。通过政党协商将人们的利益诉求反映出来，有利于党和政府更加全面了解社会利益结构，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利益。
3.有利于科学民主决策，促进政治支持
在复杂和充满不确定的现实中进行政治决策，既需要全面综合各种不同的决策支持信息，也需要考虑政策对象各种不同的利益关联，政党协商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因为“协商能够使讨论和决策过程中的社会知识最大化”[21]。政党协商讨论的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尤其需要决策的科学性、准确性。通过政党协商，执政党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建议，使决策过程更民主、决策结果更科学；通过政党协商，还能够及时纠正决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不足，从而有效避免和减少决策损失。“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19]273另外，通过政党协商可以充分发挥各党派的智力优势参与政策制定，不仅可以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积极推进决策的贯彻执行，而且可以有效协调政党之间的关系，更加自觉地团结在执政党周围，更加自觉地形成政治认同，形成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支持。
4.有利于凝聚共识，实现政治整合
现代翻译学中等值或者说对等理论是一重要的思想。诸多西方翻译理论家都在探讨翻译等值问题。当提及等值之时，并不是指本体论上的绝对等同，而是认识论上的等值，也就是说，在认识事物的实践中是等值的。
代表不同群体的利益是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我国各政党在建设现代化国家方面有着广泛的共识，但是，在具体的政策领域、具体的工作方面依然存在意见分歧、利益冲突和紧张关系。不一致就需要协商，协商就是不同观点的合理表达。政党协商是增进政治共识、广泛凝心聚力的过程。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将他们组织起来，“便于他们把各个阶级的意见反映给我们，在政治上他们也能够更好地同我们合作和配合，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有时比我们更有效，在国际上也有影响。”[15]172政党协商还能够促进政党关系的和谐，真正实现平等协商对话，理性、平等地看待问题和讨论问题，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在政党协商过程中，执政党能够吸纳足够的社会支持和调动充分的社会资源，有利于整合各方面利益诉求，团结各种社会力量，实现社会整合。政党协商的包容性，有利于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政治体系框架之内，促进政治认同；有利于发挥“社会减压阀”作用，为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成员表达愿望和诉求提供规范渠道；有利于避免政党对立、政党竞争造成的政治动荡和社会撕裂，防止政治力量之间的重大分歧和对抗，减少内耗，降低社会成本，促进社会稳定。
5.有利于加强监督，实现政治平衡
权力只有受到监督和制约，才不会被滥用而损害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只有协商模式才能规范、建构现代的公共行政。 因为真正的公共行政需要在讨论和决策中把公开性、平等和包容性最大化，所有政策协商的参与者都有确定问题、争论证据和形成议程的同等机会。”[21]政党协商的过程，就包含着对执政党和政府决策的纠偏防错功能。政党之间的党际监督，主要是参政党监督执政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保留民主党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平衡机制。“民主党派是我们的友党。作朋友一定要做畏友，在大的关键问题上要互相提醒，才是真正的朋友。”[15]243通过政党协商，能够使得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政治权力制约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有利于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功能，避免由于缺少监督而导致的种种弊端。各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是中国共产党自身监督之外的重要监督形式，有利于执政党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水平，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党协商是我国政治制度、政党制度、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特征。“政党协商贯穿我国协商民主实践的全过程，在各种重大政治协商实践中发挥着全局性、决定性、基础性作用，已经成为我国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的基本方式、科学决策的关键环节、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渠道。”[22]不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积极推进政党协商，既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实践，也有利于发现和总结中国政党政治建设的经验，从而实现政党政治研究的话语建构、理论对话与文明互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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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2X( 2019) 06-0050-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与党的执政安全研究”(18AZZ011)
作者简介： 陈家刚，1969年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万人计划”领军人才，信阳师范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巩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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