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国和平崛起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和平论文,战略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崛起？人们通常认为，崛起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快速增长、成长为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至少在一个地区起主导作用的大国这样一个发展的历程。崛起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主导世界事务的全球性强国。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由于一国崛起无法回避对某些大国特别是霸主国的挑战，享有主导权的现实霸主国也不会主动放弃主导权，因此一国崛起的过程往往伴随国际社会的动荡与冲突，构成对世界安全的威胁。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在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为什么总是伴随“中国威胁”的杂音。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崛起的国家战略选择，即崛起为怎样的大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崛起？
和平崛起是当前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注：2003年12月11日，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把目光投向中国》演讲中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尽管这是中国高层首次用“和平崛起”描述中国的国家战略，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思想并不是当今中国为了让世人接受自己的权益之计，而是中华文明与社会制度赋予中国的特殊禀赋，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已经清晰地提出了对中国崛起和平属性的基本思路和要求。我们可以从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从战略的需求定位来看，到这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对国家崛起含义的特殊理解，寻找和平环境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中国崛起的最大利益需求。
追求利益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动因，利益需求是国家战略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属，它决定着国家战略的基本目标和努力方向。国家利益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体现，同一时期也会有层次的划分，关键在于把握其根本利益需求。对于中国崛起，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呢？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都在期待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被列强瓜分、侵略和掌控的处境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富裕的、民主的、让各国尊重的现代化国家。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相应的地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57页。）他这里讲的“更加发展起来”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需求的基本认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邓小平一再强调，中国的对外战略只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需要。他说：“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为什么说寻找和平环境实现国家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崛起的最大利益需求呢？
首先，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国民利益决定的。什么是中国的基础国情？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4页。）地大物博为我国主要立足国内资源与市场发展国民经济、增强本国国力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从人均占有量的角度来看，我国又是一个重要资源相对短缺、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的国家，自然灾难的频繁爆发更是影响国家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人口众多，使中国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人力资源相对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众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优势。但是人口众多也带来了其它国家难以想像的许多问题和社会发展的深层矛盾。且不说人口素质，单看13亿人口的规模就相当于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尼、巴西、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十个国家人口的总和，占世界总人口的1/5还多（注：中国人口12.95亿，上述10国人口合计约为12.7亿。作者根据《新编实用世界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2版）提供的各国人口数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经济适度人口是8亿人，合理的资源承载人口为9.5亿。（注：早期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代表人物克纳特·威克塞尔(Kunt Wicksell）认为，适度人口是达到最大平均劳动生产率和最大福利时的人口规模（转引自卡尔·桑德斯：《人口问题——人类进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83年中文版，第328页）。1957年，孙本文从中国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提出“8亿人口是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详见孙本文：“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文汇报》1957年5月11日。）1988年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宣布：从我国目前土地资源生产力来看，其合理的人口承载量为9.5亿人。按温饱标准计算，其理论的最大承载人口能力约为15-16亿人（转引自“中国耕地”：《自然之友通讯》2000年第1期）。现在人们在分析中国人口国情时仍然使用这两个数字。）众多的人口大大超过经济供给、资源承载的临界点，给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了持续增大的压力和负担，解决不好就会影响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制度的巩固与安全。人口与资源这样一种基本格局决定了中国政府必须始终想着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和如何吃得更好的问题，必须努力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这是制约中国国家战略选择的最大需求。
其次，作为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中国特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安全环境的特别复杂程度和国家战略的防御性特点。我国是世界上海陆邻国最多的国家，与其他大国相比，有着更为复杂的周边环境。陆上与15个国家接壤，2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有1.9万公里在少数民族地区，而且全国123个陆地边境县几乎都有少数民族聚居。由于边疆地区居民的宗教习俗、文化传统具有不同于内地居民、反而与境外周边国家相似的特点，与周边国家和睦相处成为边疆民族地区安定的重要保证。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历史性地造就了中国封闭内向、防御型的安全观念和睦邻友好的“礼仪之邦”形象，即使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工业，也没有对外征讨的利益驱动。从海上看，中国大陆海岸线1.8万多公里，与7个国家相邻，随着海洋权益的日益加剧，沿西太平洋正在构成一条东北一西南走向的海洋热点线，海上安全形势十分严峻（注：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涉及海洋权益的矛盾日益加剧，从北向南有：日俄北方领土之争，日韩竹岛（独岛）之争，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中国与朝、韩黄海大陆架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台湾海峡的统独之争，我国南海岛礁和海域权益之争。），中国不得不实行自卫防御性的军事发展战略。尽管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支军队，但从一国与邻国的兵力比较来看中国军事的防御性十分明显。正如西方学者分析的那样，美国与自己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军队在兵力上为六比一，而中国“即使撇开较远的美国不算，7个主要邻邦和地区的兵力加在一起，竟比中国兵力多一倍。”（注：［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5页。）
第三，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决定了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大问题。中国社会有着其他大国难以想象的复杂特点，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目标追求的多元分化，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别，多民族国家的复杂国情与境外民族分离主义的影响……社会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大问题。如何解决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确保国家秩序和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公平分配社会所得、协调各方关系、满足不同阶层利益需要成为关系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正如邓小平一再强调的那样：“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也决定了中国人对世界责任的独特理解，即：中国的稳定繁荣，本身就是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因为中国一旦动乱，就会打内战，“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1页。）
以上三个方面的国情构成了中国三个层次的利益需求，即：对于国家发展，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对于国家主权，在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政策中维护我国领土领海的完整和不受侵犯，实行防御型安全战略；对于世界责任，有着中国的稳定繁荣本身就是对世界和人类的贡献的独特理念。在西方学者的眼里，控制征服他国、争夺更大的势力范围一直是传统大国追求的最大利益，“富国先是变得难以控制，然后变得危险——这几乎是一个普遍规律”（注：［英］约翰·格里宾等著：《历史焦点》（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8页。），那么，中国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呢？从以上分析来看，实现中国战略利益不需要更大的疆域，现有疆域内的安全、发展、稳定问题不仅不可能在短期解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会一直是中国政府无法回避的重大战略难题，中国需要什么？需要和平，需要和平的环境来做好国内的事情。“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2页。）维护世界和平环境，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注：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副首相格拉时第一次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设想，即：“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将九年时间，算是第一步，第一步原定的目标，是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国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到这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中国最根本的利益所在，这一点与历史上通过对外扩张道路崛起的大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战略需求。
二、从战略的性质定位来看，“和平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中国崛起目标规定的制度属性。
从社会主义本质来看，和平是社会主义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注：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改造和逐步消灭私有制、反对少数人对其他人的剥削、压迫和控制的理念基础上的，在其对外政策中也必然反对少数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剥削、压迫和控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对外侵略扩张的社会根源，维护世界和平。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延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1页））从历史上看，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严峻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也成为宜传世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地，因此，虽然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的思想，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20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只能是“战争与革命”，所以列宁也强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就不能和平共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资本家是会找借口来打仗的。”（注：《列宁全集》第二版，第40卷，第78页。）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实行的是一条和平的外交路线，强调“和平至上”（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12页。），但是面对着严峻的国际紧张形势，毛泽东主张用革命战争去反对反革命战争，提出要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以武力来保卫和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得己的选择。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突破了“世界革命”的传统观念，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对内是“不断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对外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注：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三大特点，即：“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引文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从而为中国崛起指出了根本的发展方向。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成为一个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在全世界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目标呢？
首先，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今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将长期并存。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一方面加强了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另一方面科技革命和生产社会化、市场国际化的发展也使国家间关系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军事对峙转向既相互往来对话又相互对立竞争，经济和科技实力的较量关系到各国的发展前途和命运。社会主义国家在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和较量中的最终命运不是依靠“世界革命”，而是取决于能否发展自己，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改革开放，“从世界各国吸收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7页。）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321、346页。）
其次，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决定了和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追求。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常讲，中华民族无论从历史或现在看，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很少压迫别人，反而常常受到其他民族的侵犯和凌辱。饱尝苦难的中华民族，对任何侵略和暴力行为深恶痛绝，酷爱和平与自由。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属性的认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追求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呼吸的和谐状态，对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采取学习借鉴、兼容并蓄的态度。一个强调和谐宽容、和平共处的民族与崇尚权力与对外征服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自然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民族特性，从而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基本取向是和平的社会主义，即；中国靠什么崛起——独立自主，如何处理国家间关系——和平共处，出现国际争端怎么办——搁置争议。这种和平的社会主义政策取向已经在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打下了深刻烙印。（注：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在世界上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但是在建国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中国从未侵略过别的国家，也没有侵占过别国的一寸土地，在国外更没有任何军事基地，即使是在受“左”倾思想影响严重的50-60年代，也是如此。）
第三，和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外交形象是一国通过其外交思想、政策和行为在国际社会留下的特定印象，一国的外交形象直接影响其外交目标的实现和外交行为的实际效果。如何设计中国崛起后的国家形象？用邓小平的话，就是要成为未来多极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极。（注：1990年3月，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邓小平对中国国际地位和作用的判断是在对中国国情和基本国力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实事求是的判断。1990年春天，邓小平在接见外国来宾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中国“块头大”、是一个政治大国、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从不回避中国自身的劣势和在当今世界舞台上作用还十分有限的现实。即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同时又是一个小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很穷，千万不要自吹，如果说是多极化中一极的话，这一极还很薄弱，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通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成为多极世界中的有重要分量的一极，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引文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3、358页））。那么，中国将成为怎样的一极呢？是象先前崛起的大国那样，以控制征服他国、争夺势力范围为荣还是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的引导下用极端的方式去洗刷历史耻辱？或者是以阶级斗争推动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大国呢？邓小平在谈到中国这一极的特点时说：“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7-158页。）可见，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和平政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标志。
我们在考察一国战略时，不仅要分析其战略需求，还要考察其性质和实现途径。如果仅仅考察一国的战略需求，似乎还会印证中国今天高举和平大旗是为了“韬光养晦”（注：邓小平关于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策略思想是1989年邓小平在世界风云突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为中国外交制定的应对战术，也是指导中国外交走出历史困境、在国际斗争风浪中乘风破浪的锦囊妙计。邓小平当时强调“韬光养晦”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即：在世界上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动乱、纷纷倒下之时，卧薪尝胆，一心一意地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但对此不必张扬。“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到下世纪50年代，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引文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实现本国发展目标，并不能保证其崛起后不对世界构成威胁这样一种观点。然而事实是，撇开中国正在形成与世界发展“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格局不说，仅从中国崛起的性质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制度上、机制上保证了对和平追求的忠诚，（注：邓小平多次强调：“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8页））“和平的社会主义”要创立的是一个走出传统大国崛起阴影的世界和平守护神形象。
三、从战略实现的途径定位来看，“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目标的实现，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现实利益和制度属性的独特价值组合，而且从其战略实现的具体途径上，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选择一套与西方传统大国崛起不同的经营理念。战略是什么？套用管理学的解释，“战略就是在竞争中做出取舍，其实质就是选择不做哪些事情。”（注：引自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什么是战略》，原载哈佛《商业评论》2004年1月号，哈佛商学院出版社。）“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体现了和平崛起战略理念的思想精髓。
从理论上讲，“中国永远不称霸”是因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注：《人民日报》，1979年3月1日。）。霸权主义与中国主张的“和平的社会主义”性质相违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虽然主张“霸权稳定论”的西方学者认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需要一个霸主国家来做“世界警察”，按亨廷顿的说法，“世界需要美国作为普遍价值观的守护神式的领导”，但是这样的“霸主”和“领导”经常通过各种手段干涉别国内政，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进程和价值观强加影响；或者为了一己私利，到处插手世界事务，使得当前的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动荡。作为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有着相同命运、也是霸权主义受害国的中国如果以后发展起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界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2页。）。选择“永远不称霸”的发展轨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永远不称霸”的承诺基于中国对霸权主义危害的深刻认识，那么“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则更多地反映了中国对现实利益的思考。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国间的互补性、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任何一个大国，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损害他国的安全和利益，从长远来看也不可能获得自身真正的安全和稳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由于中国崛起的目标设计里没有争当世界霸主和对外扩张的利益需求，只是想一心一意地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因此在国际社会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最大期盼，“广交友、不树敌”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选择。所以，邓小平强调：“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即使从反霸的立场出发，中国也没有必要另拉山头，去当发展中国家的头，这样只会加剧国际形势的复杂局面。（注：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既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可以为中国和平崛起目标的实现营造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这是邓小平为国家前途命运思考的又一辉煌之笔。
如果说中国所处世界的变化与中国的现实处境是当今中国发展坐标体系的纵轴与横轴，那么，邓小平外交思想就是在客观、准确地分析了这个坐标体系后，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个认识体系中既有对中国崛起的目标、属性的本质把握，也有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具体问题思考，这些认识是今天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实施极其可贵又具有可行性的思想财富。
标签：邓小平文选论文; 中国崛起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