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产一般的思维学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许光伟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南昌 330013）
摘 要： 回顾《资本论》创作史可以发现，政治经济学批判获得“学科基础”的规定来自“生产一般的思维学”的孵化。该种进程启发了研究上的“一般思维学（基础）”与“特殊思维学（工作类型）”的统一，从中可以认定中华经典《道德经》具有相当意义的学科建设内涵。然则，新时代的思维学研究应当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度，通过“经典对话”，提升理论思维科学的民族涵容性，并以中国经济学的整体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及其学科体系建设。启示我们：单纯的思维模式比较和思维方法应用研究已经不合时代之需，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高度上加强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性质的探讨，适时进行广泛性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跨领域研究，实现经济学文化自信意义和导向的“本土寻根”、“综合创新”以及“古为今用”。
关键词： 《资本论》；《道德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一般；思维学；批判
一、马克思的思维学及学科基础相关问题——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说起
从“存在的秘密”（对象存在→对象思维）到“认识的秘密”（对象思维→对象逻辑），《资本论》是独立成篇的著作。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第一分册无论如何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而由于它包括整个叙述的基础……这将是一本独立的小册子。”因为，尽管“整个著作将分成六分册”，“不过我并不准备每一分册都探讨得同样详尽；相反地，在最后三册中，我只打算作一些基本的叙述，而前三册专门阐述基本经济原理，有时可能不免要作详细的解释。”[1]130但其并非马克思某一时期独立构思的产物，而是连续性作品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运思。马克思值得提醒自己的一个大事件：1859年2—3月，马克思重新编制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七个笔记本的索引，将其标为《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是年6月11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柏林出版。时间再往前推移：1857年8—9月间，马克思撰写“导言”，虽未完成最终定稿，但留下“自己的思路”。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间，马克思开天辟地创作一部极其伟大、卷帙浩繁的经济学手稿，其由七个笔记本组成，标题统一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导言》的一开始，马克思试图直接说明的是“生产（对象）”，据此提出了对象思维——生产一般，他将其看作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以及“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生产一般”思维形式的提出是一个伟大的构想，然而决不是马克思一时的空想或发挥“头脑风暴”的灵感之思，而是由于1856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渐渐迫近以及1854年12月至1855年1月间对自己前几年写下的政治经济学笔记重新阅读的结果，特别是在此期间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对黑格尔的思想进行了批判性系统吸收。
象所固然，思不必至。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声明这个《导言》的价值在于实现了“个别上升到一般”（辩证的认识论），据此大胆描绘了立足于欧洲社会的唯物史观认识论的整个概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2]32～33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规定据此得到提升，因为它从科学方面认识到，生产方式的变革在思维学中的结晶形式就是“生产一般”的规定性。简言之，这就是对象思维（形式）——生产的对象思维（规定），或者说是生产方式的“客观总体规定”。
首先，生产一般——作为“道”和“象”的规定——始终作为一种特殊的“孵化器”装置。“在五篇结构安排中，生产一般的规定是为工作批判准备的靶子。从生产的发展（客观批判）到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客观批判），是理解‘一般的抽象的规定’置前的机要之处。随着后来‘个别上升到一般’工作路线的成行，在六册计划当中，社会主观批判开始作为隶属于客观批判工作体系中的一个实存内容；这是‘破’‘立’关系的自然顺承。据此，各个‘分册’（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与其说阐明各个生产关系个别，不如说马克思希望通过它们——各个专题（经济发展关系的‘路标’）的详尽研究——达成对‘运动的总体’的揭示。”[3]17
其次，要充分考虑生产一般和资本一般的机理联系，找到马克思思维的“辩证过渡”。一是认识到，“当马克思开始写作《大纲》的时候，他计划给他的《经济学》一个论述他的研究方法论的前言。《导言》不仅仅是出于自我说明的目的，如同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一样，《导言》还包含着作者对他的总主题的初步考察。然而在1859年，当马克思把他的研究的第一部分……拿去出版时，他决定略掉这个阐明他的动机的部分……因此，1857年的指导性目标……变成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导言》的起点——最抽象和最普遍的规定——被一个具体的、历史规定的现实——商品——取代了，但是由于1857年的文本没有发表，马克思没有对这一改变做出解释。”二是考虑到，“鉴于《资本论》出版后出现的评论，马克思不得不就他的研究方法发表意见并重新审视《导言》中提出的某些论题。他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有必要声明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不同：尽管阐述可以从一般开始，从普遍形式转移到历史规定的形式，从而——这是对1857年的表达的确认——‘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研究则必须从直接的现实开始，正如他在1859年所说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4]
COPD多为高龄患者，其本身存在运动潜在风险，康复治疗时在获得良好疗效同时需要考虑患者的生命安全[8]，因此治疗前，需了解患者的病史，排除禁忌证，再行心肺运动试验获得患者的心肺功能，在患者训练时需要密切监测患者血压、心律失常、心肌缺血、血氧过低等运动受限因素。
最后，需要认识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就单个方面来看，并不构成社会生产关系，它们作为有机整体构成一个统一社会的历史生产关系的特殊类型。就资本主义而言，理解这个生产关系类型的中轴线是生产—交换（关系），分配包含在生产和交换中，而当其社会实现时，又同时把生产和消费含于自身体系内。这个模式可写成：‘生产（分配）—（生产性消费）—交换（分配）’→分配（生产和消费）。”“所以，上述‘生产的一般规定’是马克思指着实体发展关系来说的。”总之，“这种构型是独特的。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一般：它把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都写作‘生产关系’。”[3]589～590
她故意卖了个关子，逗着我说出来。可是那么难听的话，我怎么说得出口？我就反过来引逗她说出来，我问，卖银币的女生究竟叫什么啊？白丽筠不说，吃吃地笑。我再问，白丽筠就呵呵笑起来，笑得既放肆又无奈，脸上的两只酒窝深深地陷进去，真是笑靥如花呀。
可以说，生产一般就是马克思在《导言》中制订的方法，它试图和逻辑形式上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结合；但同时必须指出，生产一般的方法乃是“马克思的思维法”。或者说，马克思运用的思维的总规定——马克思后来直接称之为“抽象力的规定”——乃是客观的对象思维形式。“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22从这一角度，马克思坚持声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坚持的是“生产一般的思维学”。盖因既有的思维形式策略都是从个别的角度和某个侧面来把握生产对象和研究社会生产关系，黑格尔天才地认识到了思维形式的运动，但通过逻辑学把“思维”神秘化了。黑格尔的“一般”仅仅是与概念的特殊规定性和个别的、现实的规定性相对而言的，仅仅是描述了“抽象的一”，撇开了对象的客观规定。马克思真正要恢复的是历史活动和思维活动的“合一性”，从而，它指示了学科工作基础的三个层面规定：历史、思维和方法论，——这意味着经济学科必须同时是“历史学科”、“思维学科”和“方法论的学科”，是三者统一意义的综合学科门类①[6]33。唯一能够胜任此项概括任务的恐怕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实是能够将思维学和逻辑学进行统一的一个“特殊的思维科学”规定。而这样看的话，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就作为了《资本论》的“学科基础”②。
据此，马克思庞大的计划在《导言》最后一节得到极大的张扬，似乎完全变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项基础调查工作。“显然，第四节要阐述的是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当作意识形态论应给予怎样的批判这一思路。”[7]358因为《资本论》在学科定位上无疑应锁定于“理论科学”——而且是特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科学”，是包含了各门经验科学丰富材料的从经济层面进行系统历史考察的有特定称谓的“理论社会科学”。从而，“关键在于处理对象（物质生产）成长为研究对象（经济形态社会）的规定。”[3]308然则，“马克思在‘导言’第四节把握了物质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运用这一结论，探讨了生产方式的历史理论……根据这样的对观念主义的唯物论的重新解读，如何批判黑格尔的意识形态论本身，进一步提炼这一思想，并把萌芽的观点记述下来，这就是‘导言’第四节的内容。”[7]358～359马克思在所拟定的“8条纲要”中，重点提到了“生产一般”思维规定性在各个领域内的表现及可能遇到的认识问题，例如：“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这意味着唯物史观域内的行动主义路线，而进一步需要强调：“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2]27～28
创新型人才要具备合理的创新知识结构。合理的知识结构是提升创新思维能力的基础，没有扎实合理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创新知识的储备,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积累的知识越丰富，思维就越开阔，越易激发创新潜能；创新型人才要具备熟练的创新操作技能，缺少熟练的创新技能,即使产生了灵感,由于缺少横向纵向联系,最终仍是昙花一现。知识经济时代，信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创新型人才要具备获取并筛选信息，发现并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敢于质疑并求新求变，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自主创新思维和学习能力，强烈的创新欲望，高度的责任感，坚韧不拔、敢“闯”敢“试”的进取精神。
二、《资本论》体系的“思维结构”原像
象所固然，思必可至。《道德经》言“执大象，天下往”，知其母而知其子，类合而象识。然则，所谓思维学，就在于确定对象思维规定，那么，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涵义而言，对象思维是探究物质资料生产“必由之出发点”规定。这样就可以从物质生产中以批判的方式引导出生产关系，实现对其客观规定的全体性把握。在分析商品拜物教关系时，马克思写到，“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5]93可见在思维学用语上，生产方式和生产一般是同义语，它是生产力，同时也是生产关系，“马克思将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看作是相同涵义的用语。‘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8]也因此，马克思的生产一般规定内部既蕴藏联系的观点，又蕴藏发展的观点，但总体上“发展的观点”占据了上风，它倡导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矛盾作用”中研究与把握社会生产关系对象。并且整体看，对象思维的工作路线是：把知识提升为逻辑，把逻辑按照批判的线路提升为“思维学”，最终的目标把思维学提升到历史高度，实现与历史工作规定的本身合而为一。
这样看，生产一般启发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但超出了逻辑学。按照逻辑取“象”，抽象的一般→特殊→现实的总体，同时也是思维上的一般→特殊→个别，总体而言，这就是“五篇工作计划”的根据与思想来源。思路机理如下：
第一阶段：中华原始共同体形态
II.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对象思维形式总体：生产关系的发展）
III.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生产关系的总和或制度的体系化）
IV.生产的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展开：生产对交换的关系）
V.世界市场和危机（交换关系总和）
这里依然是一个“道”“象”的直观统一，重在揭示围绕主体一般规定的“客观发展逻辑”。其远远没有达到“规律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的体系性统一，并且没有能够很好运用发生学工作逻辑，但有一点仍然值得肯定：其大致勾勒了“以共同体为中心”、“以土地为中心”、“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演进线索，找到了“共同体一般”的各种具象形式，并且找到它们的一个共同之处——所有制与主体身份关系的合一（中华所有制类型）。因此，这样的“对话”的一个富有意义之处在于，它深刻揭示了历史科学内涵的丰富性及其不断拓展的前进性。立足中华主体型社会，从历史科学内涵拓展的角度搞好“对象思维形式”规定性的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富有积极意义。
以马其顿为例，该国的地震区划图采取了1 000年内超越概率为63%的最大地震烈度作为抗震设防的基本烈度，将马其顿全国划分为7、8、9三个设防烈度区[6]。按照我国相关抗震设防的规定，三个烈度即众值烈度(50 a内超越概率63%)、基本烈度(50 a内超越概率10%)、罕遇烈度(50 a内超越概率2%～3%)的相关定义[7]，马其顿抗震设防基本烈度概率接近于罕遇烈度，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贯宣材料》所述，罕遇烈度相对于众值烈度比值的优势分布为3倍，罕遇烈度对基本烈度比值的优势分布为1.8倍的情况，马其顿相应抗震设防烈度区7、8、9度区基本对应于中国规范的6、7、8度区。
马克思在《导言》所制订的方案是赋予生产对象“有历史规定的思维形式”，据此建立了生产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系统研究③。但六册计划以后的剩余价值理论史的草稿的写作使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剩余价值就是资本的认识形式，从而“前三册”工作计划相应就解体了。因为，剩余价值理论逻辑能够统一雇佣劳动和土地所有制，而三册工作计划的合并则进一步意味着生产一般→资本一般的工作机理关系的形成。再就是认识到，这个工作的实质是从生产方式中取出“生产关系—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然则后三册在逻辑上也就都是这个工作机理所取出的范畴，它们本身体现了不同的历史前进中的发展阶段的规定。“生产一般→世界市场”的最初构想经过中间过程最后落脚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意味着生产方式是发展的历史动态过程，体现在生产对象的不断前进的规定上，也就是马克思强调的“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的语义，而“特殊生产形式”直接就定格或者说实现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任何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都是体现生产对象的本质规定的生产一般总和，从中取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就是“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的完整工作含义。
由此可见，商品的两个因素——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是生产一般的思维学的基本内容，它们共同体现了唯物史观域内的唯物辩证法（机理）。《资本论》一开篇，马克思就强调了“现象论的批判”，然则，必须把“商品的两个因素”的叙述同“生产一般的研究”予以对接，同时又要将“商品的两个因素”视为新的研究方法的规定。就第一方面而言，必须认识到，《资本论》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续篇，从而，它是在“生产一般的思维学”下进行工作的；这就是说，取“象”的工作在生产一般的研究阶段已经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规定已经在马克思那里“了然于胸”，决定叙述就从商品开始，从对商品内部因素的联系的分析开始，从工作内涵上的“因素比类”开始。比类和类比不同，依附于取“象”行动的“比类”乃是联系性规定域内的本质规定的进一步提取。象是什么呢？是对生产对象的道的规定的系统化，因此，“因素比类”也是相对于象的规定（生产一般的思维学）的“逻辑比类”。换言之，使用价值和价值恰恰是通过商品的特殊规定体使自身归类为“个别”和“一般”——分别区别于对方的存在。“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5]48这是一种物质规定的具体多样性，即物质因素的生产一般。相对而言，价值反映的是“社会等一性”，“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5]50使用价值具有物质性质上的非等一性，而价值只具有社会性质上的等一性。比类的结果说明了“商品的两个因素”当然是象的结构上的一个必然性表现，由此也产生对“象的结构”的抽象性表述，即“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也就是互系性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全部的社会生产一般规定的理解上的秘密。但抽象劳动决不是孤立的、绝对的思维形式，从实在的规定看，它是生产关系对象的实体关系的生成。实际上，抽象劳动不是思维形式，劳动二重性才是立在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的客观规定背后的总体联系的规定，乃至是在生产一般的层面上直接表现出来的“总体思维形式（构造）”。相对而言，生产一般是运动，劳动二重性是构造，于是引出上述“第二方面”的讨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研究方法”的规定，这时就内在于“商品的两个因素”之中，从而可以说依据取象的“比类”实则也就是执行一种批判工作逻辑——存在（论）批判。
“事的科学同物的科学的区别在于，不是从单纯的物的规定出发，而是从物的存在的批判（规定）出发，以寻求客观批判和社会客观批判的规定，即寻求生产关系的客观发展。”也就否定了这种看法：“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反对派们而言，《资本论》首章的工作开局是为了生产总揽全书的‘知识论’，甚或是为了提出一种‘工作假设’，具有根据需要来假设之嫌”，因为，“这种观点否认马克思在此研究的其实是商品学——并且是从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开始，而断定马克思是为他的交换价值的决定以及价值的引出而做铺垫，但显然，马克思意在寻找的‘真正的、内在的价值’（被认为是寻找价值本身），其实是不知不觉地替代了传统的价值概念，或者说在不知不觉中偷换了概念。”然则，“按照这些想法，交换价值及其属性固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概念，而马克思并没有否定，并且完全接受了过来。在此基础上，他显然是想进一步进行‘证明’而已，但并没有证明其错误，只是改头换面地重新应用罢了。”[9]解释学工作者的错误——以为马克思开篇执行的是“价值解释学”——就在于彻底遗忘或刻意忽略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规定。可见，只有将“比类”视为“生产一般”的内在性关系，借由“取象比类”的整体性诠释，才能最终发掘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规定，还原“实践逻辑”认识真相。换言之，在这里，乃是“中华‘事的科学’深化了人们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的认知”，导致我们能够认为，“《资本论》不是纯逻辑学，亦不是一般意义的科学作品，它首先是以探索人类整史结构为宗旨的‘一部特殊史书’。”[10]
“商品的两个因素”是生产一般思维学的认识产物，然则，它所引导的是理论思维科学的工作规定，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建立为“特殊思维学”的学科规定，进一步确立思维学和逻辑学的统一，产生“辩证的认识论”统一“批判的知识理论”的工作效果。由此在商品章的第三节引出价值和价值形式的关系讨论。这是个完整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据此安排认识批判——所谓“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商品章设计乃是兑现了马克思先前的这一承诺：“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1]123从而，商品生产方式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历史规定就可以说成是“商品”和“劳动”，因为在前者的规定当中包含了“价值形成”的因素（社会联系的规定），而在后者的规定当中则蕴涵着“劳动的二重性”（历史发展的规定）。随着“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转化为“资本的二重性”（商品和货币），与上述生产运动所对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历史规定就可以说成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引出的生产关系（规定）是“剩余价值生产”，引出的交换关系（规定）是“资本积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面是资本同资本交换、流通过程和直接生产过程的实现再统一，实际是不断扩展的“资本同劳动的交换”的一个运动规定。于是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这个序列便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运动”，而每一新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构造都是生产方式的一步步前进的结果；于是生产总体开始形成，并产生“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④。这样的发展结局也使得资本积累以后在资本主义的全过程中一贯到底。从而，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就是剩余价值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它把运动的机理和运行的机制全都写入了从本身在不断发展与更新的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结构体系当中。
三、《道德经》与《资本论》取“象”比类工作关系的再探究
《道德经》的思维学对《资本论》的研究启示是：在如何研究生产关系上，从来就不是一种体式，所以，不同时代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和表述方式。但总体而言，“从《道德经》到《资本论》是术语的传承和革命，是思想领域发生的一次次重大变革，延续了历史的生生不息。”[11]《道德经》分为《道经》和《德经》。其实都是讲“思维学”的，是从各门学科中提炼思维科学的工作规定。《德经》的原型实际是“政书”、“史书”，但其中会有许多的主观考量，通过思维学的“道”“象”把握，就可以把正确的认识形式说明出来。这样看，《德经》其实相当于今日所说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它是标准的“生民”“养民”的社会策略与政治研究⑤。然则，《道德经》锁定“中国本质”的概念架构：道+德，可以说成是人类最早的“思维学总论”。在处理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上，《道德经》紧紧抓住了“对象思维”，致力于说明道与象的生成机理，抵制“神秘主义”的侵害，而在内容上，则致力于处理主体领域内的道和德的统一关系。简括而论，《道德经》确实是中华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初范本或者说是工作典范的始成。
从这个路径上，总结马克思的思维学成果：（1）对象思维形式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批判性”继承的思想遗产，生产对象和生产一般是《道德经》意义的“同出而异名”，但在马克思看来，从生产对象到生产一般是一个思维形式的客观化过程，生产一般的思维形式和研究对象的组成乃至对象和研究对象本身，都是广义上的“同谓之玄”。这正是思维学的特征，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因此，如果要问《资本论》如何把握思维规定的科学内涵，那么答案只是这么一句：对象思维是客观总体。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是作为“特定的历史存在”和“大写字母意义的认识存在形式”思维形式的规定，它们相互支撑，连结成有机的工作体系，形成对内在历史过程的机理说明。（2）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维体式是“道·象·识”。“全部的工作重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它最终以学科方法的规定完成了对《资本论》副标题‘身份’的锁定。马克思作为‘平凡人’的非凡工作，为思维学科提供了一种丰富的素材，同时也是对思维辩证法的另一种意义的注解。”[12]所谓“道”，指的是对象思维形式的客观规定。《道德经》的道，不是“道本体论”，也不是以道为思维本体，而在于把道确认为思维本体（规定）的客观存在性。道是对象思维的根本属性，是一切对象性存在（规定）的共同属性，然则，以道为工作出发，“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所谓“象”，指的是总体规定，是“有象”、“有物”的统一。所谓“识”，就是指认识批判而言，以“发展的观点”阐释道，进而揭示“象的存在”，形成认识上的批判机理，——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部意义的认识论。（3）工作逻辑是研究对象认识的一贯到底，研究对象的结构逻辑作为认识线索，全部贯穿于“道、象、识”的各个工作环节中。所谓的以“思想具体”把握“具体总体”，其实是将生产对象规定作为“联系的观点”重新贯注于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中心规定的发展机理的分析和运行机制的分析。这样，《资本论》商品章第一节是以“规律的方法”开局，以寻找客观规定。因此，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价值规律不是在结束过程，而是在阐述的一开始就被涉及到的工作批判规定。商品章第二节处在了“亦道亦象”的工作状态，从对“道”的归属来看，“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用意在于确证商品是个“客观的规定”，即认定商品的两个客观因素的性质：使用价值的物质客观和价值的社会客观。商品章1～2节系统说明了研究对象的形成机理。第二节从对“象”的归属来看，则是阐明了“价值客观”是从交换价值的主观社会表现上所反映到的“认识属性”，为此，马克思实际上一直在抱怨李嘉图的“抽象不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5]98～99因此，如果坚持逻辑思维形式上的从抽象出发“上升到具体”的认识路线，那么，最终的批判规定则一定是由“抽象劳动”所承担，——以这个最根本的抽象规定把握“思想具体”（研究对象规定），这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人们将在本书第三册和第四册中看到。至于价值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5]98这样在认识批判工作环节，一定要通过对范畴生产机理的整理发掘，确保“概念为真”，实现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工作一致性。这种工作贯彻到全书的理论史，那就是：“《资本论》第四卷实践的逻辑是范畴发生的认识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它使范畴的‘生产’实践化，首要性地贯彻了‘认识’由‘历史’生产的原则。”然则，它所主要涉及的理论认识史的整理工作是“生产方式的资本范畴——‘特殊历史’（物化生产）发生学”、“生产关系的资本范畴——‘特殊系统’（物象系统）发生学”以及“交换关系的资本范畴——‘特殊现象’（物象）发生学”。从而表明，“资产阶级的认识形式科学是‘思想真值’（真相）与‘思想假值’（假象）的相互依存和齐头并进的生长过程史。”[13]
而显然，作为人类认识成果，上述思维原则早已存放在《道德经》尤其它的第一章中了。第一章（作为全书的“总论”）的文字其实并不神秘。它只是说了两个字：道和象。以《资本论》商品章的比较为例，其结构和《道德经》的第一章是完全工作契合的。实际上，它们都是讲“规律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在思维学架构内如何实现工作统一的问题，盖因道、象分别是客观和总体的“规定化身”。但相较而言，《道德经》的开篇更加注重说明的是如何确保“思维为真”，因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使一切方法均能在思维科学中找到归宿，皆可归结为“思维方法”。然则，“道，可道，非恒道”是对“对象规定”进行的总描绘和限定，是从“规律的分阶段展开的方法”角度说明发展规定的客观思维特征，要旨是强调“客观规定”。与道相对应的名，是思维学的范畴，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辩证的认识论”⑥。故而“名，可名，非恒名”也。这是对“研究对象”的内涵、思维形式的诸种运用关系乃至思维学科的命名工作规范进行归纳、总体概括和意义限定，要旨是强调对上述“思维方法”规定的贯彻⑦[14]。然则，以“无”（道之名）为思维形式，这是历史世界（客观规定）与“思维”的工作合一；以“有”（象之名）为思维形式，则可达成全部存在（总体规定）与“思维”的工作合一。实际上，这就是在“名”的意义上对道和象进行认识把握，显然，《道德经》开篇是在讲述“思维规律”——包括思维形式的运动规定和构造形态。于是有“恒无”，以无为恒常的规定——道的规律，然则有“欲以观其妙”，犹如从价值规律的探求出发则一定要询问“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于是有“恒有”，以有为恒常的规定——象的系统，然则有“欲以观其徼”，亦犹如从价值出发对“价值形式”的探讨；于是有“道”（恒无）和“象”（恒有）之统一，直至所谓：“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于是有认识史上的“识”的过程，同时又具有“玄之又玄”的运动特征表现，不过，这是使一切思维形式置放于一个同一规定的领导下的过程，所谓“众妙之门”即相当于马克思强调的“认识批判”，如商品拜物教批判⑧。
这些论述充分显露了《道德经》作为“一般思维学”的作品性质。我们进一步剖解《道德经》第二十一章的结构，从中可看出整个论述所围绕的中心仍然是正确取“象”。“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抽象为道，具象为物；取象比类，同之一通，异之万化。然则，这是取“象”前的两个步骤，或者说必须遵循的两个工作前提——道和德的结合、道和物的结合，前一个结合指示“本质联系”，后一个结合指示“事物发展”。全部的问题在于不能把“道”神秘化，用逻辑学的思维神秘解道，结果就是将道视为某种“最高精神实体”。另外需要注意，《道德经》讲的物，重点是“物本体”意义，是事、物统一的概念。然而，道体现于万物中是“惟恍惟惚”的：言下之意，该种存在特性以“恍”“惚”为名⑨。恍→惚，忽然醒悟、顿悟，实质规定是“惟恍于惟惚”。这是个特殊的比类，用它说明“对象思维”的获得状况，马克思后来用“抽象力的规定”表达之。盖因道、德一体，然则有道、物一体，这就是《道德经》坚持的历史科学和思维科学的工作合一性。“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惚是动作，强调没有时间过程的延续，是瞬间的，实际是指示工作同步性（所谓“惚于恍”）。可以说，研究对象的最核心的工作规定就是建立历史和思维的统一性——深入考察认识过程的“恍”与“惚”⑩。然则，研究对象是“对象的规定”和“思维的结构”的有机统一；恍兮→惚兮，即反过来思索，实事求是，做到真正的有物→有象。所以，后面一句话实际是强调科学研究必须遵循“象下有物”的认识原则。“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窈兮→冥兮，同样是特殊的比类，逻辑学的工作规定在这个阶段上开始被涉及到了，作为“逻辑性认识”往往是曲径通幽处、远走越远，但具有“客观逻辑”（有精）。“其精甚真”中的真，如上所论，《道德经》侧重说明的是“思维之真”（客观思维形式）；以此推断，“有信”乃是指主观逻辑范畴的“概念之真”。这个工作链条实际是“概念为真（精）——思维之真的工作中介（真）——概念之真（信）”。有了这些工作基础，所以老子总结说，对于思维学而言，“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从而有所谓的“对象思维”（一般的抽象的规定）。马克思据此强调：“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马克思没有停留在“绝对思维”的神秘思考上，而是进一步强调：“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2]3然则，马克思提出必须把握“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建立“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这应该是马克思思维学的进步之处。
5、机油泵性能差。为解决大修或检修后的机车初次启动机油泵泵不上来油的问题，应将机油滤清器或出油管卸掉，然后用注油器从机体出油孔注满机油，即刻上好滤清器或通向机油指示器的机油管，启动后，机油就会泵上来。
以此观之，《道德经》同《资本论》一样都是以“特别的思维学”来准确和巧妙地把握史书规定的对象。作为“一般思维学”，《道德经》第二十一章的总结论是：“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然则，这是中国思维学的初成。这一章的实质在于言说中国人的行动路线：是道象一体、象物不离，是强调“道中有象，象中有物，物中有精，精中有信”。这是中国的“名”。从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整个路线图可算是中国最早的朴素的“行动主义的辩证法”，因而超越了形式逻辑的知识论。也因此，取“象”比类毋宁以行动路线的“抽象和具体统一”表达之。但马克思提出抽象力——对“象”（抽象的一和总体规定）展开的提取行动，是为了制止“虚假抽象”和“逻辑的自我演绎”，从而，结构规定必须和历史结合。可见，生产一般恰恰就要说成是“道”和“象”的统一性规定。抽象和具体作为存在规定，其同样是“历史对象”。关于“具体运动”，《道德经》命名曰“无”；关于“抽象构造（生成）”，《道德经》命名曰“有”。这就是《道德经》开篇就提出“道”（《资本论》中相当于“运动”和“生产方式”）的命名规范（即无和有）的根据，因为只有解决对象的规定性，才可进而解决“思之维”结构性存在的形而上问题，从中提炼思维科学的基本范畴。
从仿真效果可以看出进口道拓宽一条左转车道的方案总车均延误是最小的，但是由于红线范围有限，此路口并不具备展宽的条件，所以此方案并不适合. 设置预信号的方案比进口道左转右置的方案效果要好，相比之下降低了延误值，有效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但是由于受到外围大交通的影响，在主线流量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设置预信号方案是否适用有待进一步仿真测试.
四、以“中华思维学”和《资本论》对话——未尽的讨论
从思维学上看，所谓对象规定，即“道”“物”一体；所谓研究对象规定，即“象”“物”一体。于是，科学抽象法被总结为“具体→抽象→具体”是满足了“体系辩证法”和唯物主义逻辑学的要求，立足的是“逻辑自洽”的解释。其实如果立足思维学的话，那么马克思说的研究方法依《道德经》的用语而言，应该是“道→物→象”：以自然科学的研究而论是“物质→物质技术方式→生产力”，以社会科学的研究而论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相应，叙述方法是“取象比类”。显然，马克思在叙述方法环节加入了“逻辑学”和“知识论”的因素。而归根结底，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是统一的，在具体应用环节又是“两位一体”乃至“一体不离”的。然则，《资本论》研究具有“内在关系哲学”的知识构造，更具有“实践逻辑”的行动诉求。
这些工作反观到中国的路径即得到“思维科学一般”。根据以上的探讨，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在思维科学（理论思维科学）而不是逻辑学的高度把握《资本论》的学科特点。它的具体涵义是：（1）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学科基础规定，它构成了“特殊思维学”，在辩证法的内部统一了“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和“批判工作逻辑”；（2）走出逻辑学的“思维神秘”，是重归历史领域，建立各门学科的“对话”，从中升华“对象思维形式”的规定；（3）从学科归属看，中华经典《道德经》为立足生产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了“一般思维学”基础。然则，以生产一般对象思维为核心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基础规定所突出者，即是强调“思维学”对于“逻辑学”的学科工作领导性，因为按照学科内涵实质，理论思维科学反映的是思维形式的认识论，而理论逻辑科学是反映思维形式的知识论。在此境遇下，就有必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体系建设，尤其是理论思维科学的建设，加强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特殊思维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一般思维学基础的“对话”，并通过学科基础研究的夯实，努力使思维学的研究从一般基础转向体系构建，从理论与应用并举到主体建设与学科交叉并行，实现在理论社会科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方面的“领域全覆盖”——从商品社会领域逐步扩展到总体而广义的经济形态社会研究的全部领域。
应考虑以下几点：（1）迄今为止的思维学研究从主流的理论应用效果看，总体还是作为批判性的“唯心主义体系”对待，严重缺乏学科基础之地位。（2）而唯物主义的思维学基本作为“唯物主义反映论”，或直接放在唯物主义逻辑如唯物主义抽象法中予以探讨，鲜有独立。（3）列宁所强调的“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们不必要是三个词，从统一性来说，“它们是同一个东西”。这里的“同一个东西”应该指的就是“理论思维科学”工作规定。但是，由于没有独立学科意义的思维学与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工作规定的联系，导致“历史唯物主义思维学”的建构行动一直难以得到巩固，这严重阻碍和迟滞了理论思维科学的建立。（4）对象思维——生产一般的思维学，至今未得到系统整理，造成在研究对象问题上观点的众说纷纭；“重叙述，轻研究”的文风进一步强化了研究工作的薄弱性，助长了逻辑学的“神秘”；更为糟糕的情况则可能是，对象和研究对象在规定性上彼此混淆，而不能清晰地知道“道的规定”和“象的规定”的不同。（5）不能明确思维学的意义是什么。然则没有这样的明确，“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的工作统一在科学规范上就可能难以真正建立起来，“科学抽象的经济学”就可能向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的方向一直滑落下去，等等。鉴于此，可以说在业已形成的困境中，“思维科学”始终是教科书体系难以逾越的学科工作领域，从而有必要提出“中华思维学”。
这个工作规定盖言“文化是学科工作规定，它拓宽了逻辑和经验的狭隘基础，极大增强了知识的理解弹性与批判性的生长向度；于是对中国而言，以此为契机，实现经济思维与语言的‘回家、回历史与回中国’就成为中国经济学建设事业中的一项持久性的日常工作。其说明了中国人是在怎样的意义上‘神会了’《资本论》，通过它叩问过去而开启未来”[15]。盖言“在历史探究中衔接‘农业史的经典’和‘工业史的经典’之逻辑，找到《资本论》传承《道德经》的具体学科工作路径”[11]。盖言“辩证思维是中华民族特别擅长的思维方式”，但一直没有被作为“方法论”看待，这种“认识论中的非逻辑思维”（其它种类还有形象思维和直观思维）“一般也不作为方法论讨论”[16]。盖言“大象无形的逻辑认知特点意在统一‘历史’和‘行动’，形成对‘理论范畴生产’能动性的发生学思考”[17]。盖言突破单一路线的批判研究，实现“主客体批判”并举，从而，该“顶层设计”就实质性而言是大象无形的，体现“行动的科学”和“历史的科学”的合一性要求，促使“研究”和“叙述”必须作为“实践态的思维”予以考察；亦即，“批判的起点、发展的起点、历史的起点——三者的统一性，意在消弭‘纯逻辑起点’之理论假说。”[18]
新时代需要新的理论动力，需要新经济思维。中国方法、中国智慧、中国学科，这些“中国元素”最大程度地集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创性工作内涵。研究固然还局限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但实质内容已提出“重新研究全部历史”之要求。归根结底，这是“时代的感召”，因为它是强有力的，就必然能够推动理论研究向深处进军。从而，“它的实质意蕴在于书写‘中国人资格’的经济思维方法，通过阐明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之‘批判逻辑’，实现‘重新研究全部历史’之导向的时代感召要求。”[19]然则，“《保卫〈资本论〉》以‘十二部史’总括《资本论》逻辑，乃是对‘中学欧渐—欧学西渐—西学东渐—新中学再造’学术扩张链条的更大程度上的工作提炼。”[3]681四卷结构的工作体式分别命名为“历史发生学”、“系统发生学”、“现象发生学”以及“认识发生学”，是展示了逻辑的实践态，即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与“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结合并非“逻辑学”的刻画事件，而首先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特殊思维学”工作范畴，即作为生产一般的“实践地（历史）批判”、“总体地（辩证）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全面地（认识）批判”。这些研究事项又突出地说明：新时代的《资本论》研究防止“庸俗化”的根本出路是建立历史向度的阅读行动，通过经典对话，确立“经济学的文化自信”。然则，“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科学’来掌握，和与之相反的将经济科学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掌握可能完全不是一码事！”[20]
按照《道德经》启发的人文社会科学路径，《资本论》研究在类型学上目前具有了“四象模型”的辩证知识关系，即分为“政治版《资本论》”、“哲学版《资本论》”、“数理版《资本论》”和“文化版《资本论》”。这其实是基于学科基础不断得到明确的一个类型上的考量，亦标识了“《资本论》学”的诞生。即政治版《资本论》研究明确学科对象的归属，它决定“学科属性”；哲学版《资本论》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着重阐明“理论科学”的认知规定性；数理版《资本论》解决方法论工具的创设，结合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文化版《资本论》则是这些研究的总归宿、总归纳，它的要旨是发掘“思维科学”特别是“理论思维科学”。要之，是认识到，“文化将增强研究与叙述的总体性，概言之，文化版《资本论》是合乎中国人阅读与运用要求的《资本论》形态。”[15]依照“文化版《资本论》”，中华经济形态社会理论的统一性逻辑是“以共同体一般为架构的社会发展理论（规定）”，因此，如何实现“共同体的思维学”和“生产一般的思维学”的规定性的融合，创造性地表述“共同体一般”，就是一个文化思维课题。离开了唯物史观的指导，中华的“共同体思维学”容易被解读为“无穷循环反复”的思维模式，乃是疏于对生产规律的探讨了。共同体一般是内蕴“生产一般”的主体批判规定，从而，也可以说成是主体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关系所观照的社会生产对象的历史发展，由其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基本构造形式是“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然则，在补足生产对象的规定性之后，我们可以尝试将至今为止的中华主体型经济形态社会的阶段上的发展（类型）刻画如下：
第九阶段：社会主义共同体形态
I.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对象思维形式：生产一般的始源规定）
(1)根据单孔三次定流量抽水试验数据，运用裘布依公式计算渗透系数，新化县孟公集镇泥盆系棋子桥组(D2q)灰岩含水层渗透系数为0.22 m/d。
第二阶段：主客体的初融态（社会）
第三阶段：封建制下的主体（社会）形态
第四阶段：主客体的次融态（社会）
(1)浮选钛精矿烘干尾气产生异味的关键外因是温度的控制，因此浮选钛精矿烘干采用间接式的低温、缓慢烘干可减少异味的产生。尾气采用强制洗涤是有效解决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开发利用所采用浮选回收钛铁矿烘干尾气中粉尘及异味的最佳选择。
第五阶段：官僚制下的主体（社会）形态
第六阶段：落后主体形态的外部冲击
第七阶段：先进客体形态的外部冲击
第八阶段：主客体的深融态（社会）
至于那些由虚假代理人所实施的行为，或者对虚假代理人实施的行为，法学家最关注的是本人的追认(ratifica)及其效力，至于对虚假代理人的归咎及其责任则毫无争议。根据乌尔比安的著名定义(D. 46,8,12,1。《告示评注》第80卷)，追认指的是事主对虚假代理人之行为的承认与批准，并由他本人承受相应的法律后果。 乌尔比安在D. 46,3,12,4(《告示评注》第30卷)中将追认等同于委任，从而得出，对债权人之虚假代理人作了支付的债务人，由此获得解脱：然而即便我未向真正的代理人支付，而本人后来追认了已作出的支付，发生解脱：确实，追认能够与委任相提并论。
整个思维学在机制上表现为“生产一般的展开”：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从而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特殊规定性被彻底把握住了，也可以说，“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作为辩证认识论是从生产对象的客观思维规定中被“认识”提前的，整个过程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主观逻辑（认识的发展）与客观逻辑（世界史的形成）的工作统一。从中可以推断出，尽管在起草《导言》时，马克思已发现了资本主义的理解轴线是“生产关系—交往关系”，但至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阶段为止，马克思还未具备完整的从生产一般思维出发阐述“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机理的方案。因此，尽管六册计划强化了“世界历史—世界市场”目标方向的客观发展逻辑，仍然执行的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工作路线，即在“交换关系总和”（世界市场总象）之前，一定是生产关系本质的发展，而出发点就是生产一般本身。亦即，中心规定是生产关系，这是全部工作的对象，但客观批判逻辑决定必须从生产一般推进到生产关系对象，于是这些阶级范畴必须被“认识”生产出来。关于生产关系的阶级范畴内部的过渡关系，马克思一开始设计的是“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后来改为“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则是坚持了客观史上的认识次序：生产关系的前向生成运动→生产关系的后向生成运动。总之，这是界说“生产关系全体”的规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之形成基础，然后全面推进到经济制度系统生活，推进到流通关系的发展和交换关系的世界总和。
“是的，小说家的改动还是蛮大的——首先，S参加了该前妻的婚礼，想一睹情敌真面目的念头像猫爪抓挠着他的心。那时S未满三十，自以为距离大腹便便的中年仍遥远而漫长，称得上风华正茂，没想到新郎比他还年轻，也更有男性气概——身高一米七八以上，体形瘦削，目光敏锐，稚气未脱的脸庞却让人感到精明强干，胸有成府，又略带江湖气。而S个头矮小，天真未泯，像一个纯朴的大男孩。”
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② 很显然，《资本论》没有把自己的学科基础认定为是某种单一学科如历史学或数学，也没有认定为某一门类如社会学类，而是更为强调多种与多重学科基础规定的“工作合一”。
新时代需要重新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的取“象”行动。它的底层结构是行动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话”，深层理解意蕴是各种取“象”工作关系的逻辑联系的建立，从中提炼和升华系统性的“中华对象思维形式”的思维科学规定性。需要了解到：“《资本论》是时代性作品，对其阅读相应具有时代的烙印。”也因此，“在当下，需要在继续关注马克思主义感召路径的中国传统研究的同时，适时加强对‘国学感召’下的《资本论》研究的重视，并发掘其对‘中国化研究进程’所发挥的应有积极作用。”[21]然则，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亟待推进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的体系建设。必须认识到，单纯的思维模式比较和思维方法应用研究已经不合时代之需，并且不能把“中国特色”的道路内涵归结于“特定的文化”，例如说，“特定的文化决定了人们的特有思维方式，而特有的思维方式给一个理论的创建提供特定的方法论”；中国方法是特性与普适性的统一，从而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理解这样的判断：“只有根植于一个民族自身历史文化的理论，无论是‘引进的’还是‘自创的’，也才能被国人理解和接受，也才能具体用于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22]在此语义下，我们变“特有的思维方式”为“系统性中华思维学”研究，寻找文化的方法论根据，从“文明向度”上对接中华思维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工作内涵。同时也是基于这一路径对传统思维方式予以创造性理解、改造与新运用，如从“唯象论”的取象比类转向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域内的取“象”行动考察，而格外强调了“取象”（抽象总体的理论形成）和“比类”（具体总体的实践形成）的机理统一，认为这是“道”“象”“物”一体意义的实体反映与属性反映的认识论内部工作关系的统一。如果缺少立足实践规定的统一性，又容易出现思维形式套用、错用、误用的情况，例如说，“把马克思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想，照搬到艺术思维领域，是难以成立的。马克思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到的‘上升’，是由抽象思维到具体思维的上升……‘经验思维’‘抽象思维’‘具体思维’的名称，是从所循逻辑规律的角度对自然语言思维的命名。‘识性思维’‘决策思维’‘艺术思维’‘宗教思维’的名称，是从目的—功能上对相应思维的命名。艺术思维与抽象思维、具体思维在逻辑关系上分属不同系列，怎么能照搬呢？”[6]265扎实的历史研究，从中掌握系统的实践知识，以条目体归纳、支持和反映章节体，这些其实都是实际的研究方法规定，也是史学家常说的“史实”、“史法”、“史观”等等研究内容和因素。从而需要站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高度，切实加强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的实践性质的探讨，适时进行广泛性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跨领域研究，实现本土寻根、综合创新、古为今用。例如通过文化与思维的统一，“由此可证，中国的天道思想——阴阳辩证法是‘唯物论’，其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通。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先天八卦图，唯物辩证法的三大基本定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都在图中体现。”[22]
新时代的理论科学需要实现“工作再出发”。例如说，“西方人所讲的‘dialectics’与汉语中呈现出来的对应词‘辩证法’，含义并不相同。中国人所说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作为欧洲文化遗产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所指涉的并不是同一种内涵。”[23]但必须承认，中华学科传统于近代遭遇了“研究断裂”，尤其在师承方面出现严重性问题。然则在“中华文化”修复工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在于恢复“有机文化观”——“东西方思想文化的有机互动”⑪[21]。而人类文明基因就存放在这种有机性之中。所谓道和物如何“惟恍惟惚”的问题，实则是讲明：“抽象为道，具象为物”，这是根本，所谓“抱元守一”；而“取象比类，同之一通，异之万化”，这是中国逻辑之道，所谓“道化万物”。然则，以思想总体把握具体总体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这个“思想总体”。必须认识到“思想总体”首先是历史实践的事体，其次才成为“思维总体”的规定⑫[24～25]。从而，以“思维”掌握“具体”首先是研究方法的规定，是思维学面对的任务，是历史研究和思维研究的工作结合问题。这里不是搞什么“思维解释学”。具体总体成为“精神上的具体”（思维具体）在于表明思维形式是一种客观反映，本身是对历史行动规定的一种高度性总结，是具象性的历史认识。具体思维形式对于总体思维形式的工作提升必须根据对象规定进行，而在对象存在—对象思维—对象逻辑的统一思考模式下，任何的单个思维形式都不是“逻辑自足”的，必须依照对象的总规定说明思维形式规定的产生机理及其运用之妙。然则可以说，从历史科学与思维科学的工作合一到理论科学与实证科学的工作合一，再到历史科学本身的不断前进——最终实现历史科学与实证科学的工作合一，“中华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任重道远。但毋庸讳言，在中华整全历史域内时代重提“政治经济学批判”，必意味着对中西方学术工作关系的“重构”。整体上看，这不啻是又一次的“人类智慧革命”，它昭示文明规划的新图景。
注 释：
① 思维学是思维科学的学科基础，思维科学则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的“第三大科学体系”。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思维学”独立出来予以说明：第一，因为思维科学本身是一项综合性研究，是综合性科学的范畴；第二是考虑到，思维学同时是方法论科学的学科基础，思维学的方法在各门学科中具有普遍性的应用。所以，恩格斯强调“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马克思把他的“生产一般的思维学”列入辩证法工作范畴，完全是看到了“生产一般”同样是符合辩证法规律的运动和构造。这样看来，马克思当时坚持的是“理论思维科学”的建设路径，还没有深入到思维科学体系的探索中去。在这方面，中国的集中成果是，“钱学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创建思维科学技术部门，主张发展思维科学要同人工智能、智能计算机的工作结合起来，提出思维科学是人的意识与大脑、精神与物质、主观与客观的综合性科学”，然则，“钱老把思维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定位就是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列，思维科学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关系没有什么‘亲疏’之分。”[6]33
既然生产一般始终代表了人类实践的总路向，它本身既是对象思维形式的始源规定，同时又是内涵不断扩展、实践内容不断丰富的“有历史规定的思维形式”，然则，辩证处理好生产一般与诸种对象思维形式的工作关系，就既是“理论的问题”，也是“实践的问题”。在此境遇下，社会主义理论的行动意蕴就在于“本土寻根”与寻找中国的“辩证表达”。必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是依据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一项带有历史意志和集体行动特征的学术建设工程，事关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学的完善。其深刻性内涵在于“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交相辉映；理论深刻性则在于对《资本论》体系的创造性传承与转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决不是“舶来品”，它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历史根据就是从社会发展理论层面阐述的“中华共同体经济学”，从这个层面的历史考察中可以了解到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始终发展公有制生产。现实根据就是指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上存在“两种文明过渡方式”同时历史进行的现实可能，为此，习近平主席时代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构想、理论与实践主张，这一理论构想内涵可以扩展理解为“世界命运共同体经济学”，从目前看，它在工作内涵上还主要侧重于“经济机制联动”的探索。显然，这同时也指明了“资本的两种发展类型”，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特性。从这些路线上，我们得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性质与学科逻辑的深刻性，得到可运用于实际分析的基本工作范畴——对象思维和对象逻辑。其是《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共通之点，然则在当前，尤其需要加强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性质探究。
③ 这正是一种真正意义的科学研究孵化工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由工作设想转向理论科学建构。
珊德拉夫人不屑地说，我已经看过这世界上最大的、第二大的、第三大的瀑布，不打算再赏光看这个小不点儿的瀑布了。
④ 仅以第二卷为例，“《资本的流通过程》显然是对以生产为主导的分析的一个直接补充。因此，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显然是资本积累的运动的条件和形式。”换言之，“这是由生产方式入手，经由对生产关系性质最为透彻的揭示而达到对社会交换关系的总认识。”[3]386～387
⑤ 延展来看，《道德经》中也有许多的“经济学内容”，如第一章就是“经济学总论”，第三章涉及“使民不争”的经济学——实际是始源规定的生产规律探讨，第五章涉及“对象和研究对象”的学科性质，第三十四章涉及价值规律规定与始源意义的“劳动价值论”，以及三十八章可称之为“劳心经济学”、四十二章指涉共同体社会发展“思维形式论”、五十七章涉及“宏观经济学”，而最后一章（八十一章）则涉及到了“语言经济学”，等等。
⑥ 特别注意这个“名”首先不是逻辑学和知识论意义的，然则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之说。归根结底，这个名，是指“思维形式”范畴的统一性而言，抽象再抽象！损之又损，形而上者谓之道为统；具象再具象，益之再益，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用。然则，道和象、有和无皆是可得到统一认识之思维领域的存在规定。
⑦ 关于研究对象问题上的“道名学说”的机理分析，可进一步参考拙文《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中的一些观点。
开放内在空间是相当了不起的内在革命。陷入极端的负面情绪的心灵，正在经历被支离分裂扭曲，力量难以汇聚。不能接受师生关系紧张是自己的原因，难以启齿正经历的不幸，意味着感受到外部的恐惧不安全，还没有机缘在新调入的环境把真实自我和力量展现出来，还没有感到自己的能力是被信任的，恐惧只被同情不受尊重。
⑧ 在先贤老子看来，象的实体是“玄同”。它的特点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类是对“象”的不同领域的具体应用。为此，《道德经》第五十六章用了许多的“比类”——“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以及“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⑨ 道的存在方式并不神秘，以“商品之道”为例，可类比于“商品的两个因素”思考一下其原理机制。
⑩ 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这个“心”在于言明思维学内涵的思考概念，即主体调查研究意义的行动规定——实践。而后有“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社会标准之获得即是“对象思维”之成。
⑪ 所谓“经济学路径的中西方学术研究模式，若做一整体性概括，其曰有三：一是西方本位的经济研究，俗称‘倒着研究’模式；二是东西兼顾型研究，学术名称为‘世界历史规定’的经济研究模式；三是中国本位的经济研究，可直呼为‘正着研究’模式。如此看来，对中国经济学的建设而言，所期望的目标研究模式自然应该是直截了当的‘正着研究’。但它根本取决于‘倒着研究’的完成以及真正实现所谓的‘中西研究贯通’。”[21]
信息技术为课堂教学也带来了创新型的革命，微课在学习中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有效的学习资源。但是，微课在课堂中的运用时机是否能够很好地把握，是否能够在课堂中高效地学习，仍然是微课教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加强课堂内学生自学微课环节的组织，让每一位学生在有效时间内认真观看微课内容，否则自学就流于形式[2]。
⑫ 这里面有五个过程：历史→具体规定，思想总体→思维总体，思维总体→思维具体以及历史总体→具体总体。“五个过程”的总规定才能确保思维掌握具体的正确性和认识完备性。其中，“思想总体→思维总体”说的是抽象力规定产生的关键环节，而思维总体规定指向的是“对象思维”。显然，这里提到的“思想”一定是指历史的主观表现，即历史的各个行动本身，马克思称之为“发展形式”。“具体→抽象→具体”确实不宜作为“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工作规定对待，而还原为形式规定和工作程式，它体现了思维学和逻辑学统一的学科工作诉求。然则，《资本论》在体例体裁上具体条目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内涵与形式，“不单单是个思维发生学的问题，它更不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的思维方式革命的问题。”[24]《资本论》提供的不是主观思维，“马克思革命”的工作内涵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将批判作为思维方式和“内在的方法”规定看待。所显示的史书构造与思维学规定（思维形式的“认识论”）的结合的工作形式即条目体，在于“发掘研究方法”；而知识构造与逻辑学（思维形式的“知识论”）的结合的工作形式即章节体，则在于“发掘叙述方法”。所谓“《资本论》有两大紧密联系的任务：对客观对象的理论再现和科学批判”，然则，“《资本论》有个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马克思经过深思熟虑而做出的决定。它的宗旨与围绕正标题而展开的再现有所不同，但又时时处处寓于再现之中。全书再现与批判有机融合、交相辉映，在有些地方，还有专门进行的批判。在终篇，再现与批判必然臻于完美统一。”[25]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许光伟.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默斯托.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M].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59-60.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郭京龙.中国思维科学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7]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M].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8]吴宣恭.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范畴[J].当代经济研究，2013，（3）：1-10.
[9]许光伟.《导言》的革命：事的科学和研究对象的确立——兼析“科学抽象法”的反思问题[J].江汉论坛，2015，（9）：9-16.
[10]许光伟.论中华所有制问题——《资本论》中国化与中国化《资本论》关系域内的讨论[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7，（1）：5-18.
[11]许光伟.《道德经》与《资本论》关系简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5）：5-13.
[12]许光伟.《资本论》辩证法的三个认识维度——兼析马克思思维的发生学研究[J].经济纵横，2017，（8）：22-31.
[13]许光伟.《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认识发生学[J].经济纵横，2012，（10）：1-11.
[14]许光伟.生产关系的三层次解读关系及其意蕴——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域内的道名学说和生长论[J].当代经济研究，2016，（10）：5-13.
[15]许光伟，等.文化版《资本论》研究刍议——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8，（1）：5-18.
[16]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54-255.
[17]许光伟，等.马克思“抽象力”理论规定本根与溯源——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J].中国经济问题，2018，（4）：12-25.
[18]许光伟.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8，（5）：33-44.
[19]许光伟.《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再解析——中国语境与中国运用[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5）：1-11.
[20]许光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多重规定与研究意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J].当代经济研究，2018，（11）：5-14.
[21]许光伟，等.国学感召与《资本论》在今天——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3）：46-55.
[22]杨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个方法论问题[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602-608.
[23]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
[24]许光伟.《资本论》与条目体——兼析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规范[J].经济学动态，2017，（12）：34-48.
[25]陈俊明.《资本论》终篇：科学批判与理论再现的完美统一[J].当代经济研究，2018，（10）：5-13.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6X（2019）01-0005-14
doi: 10.3969/j.issn.1672-626x.2019.01.001
收稿日期： 2018-11-11
作者简介： 许光伟（1971-），男，安徽滁州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本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责任编辑：颜 莉）
标签：《资本论》论文; 《道德经》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生产一般论文; 思维学论文; 批判论文;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