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转型与权力持续：中国城市变化中的社会分层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权力论文,体系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起，中国实行了市场机制改革，这一改革对收入不平等现象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就是通过对中国天津1978—1993年之间收入差距及分层结构的变化的调查而写就的。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在改革前，因为普遍生活水平较低，收入差距并不明显。但在近五年中，工资及其它收入有了明显的增长，收入差距逐渐扩大。尽管这一“不平等”现象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但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乃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所设计的改革的主要目标。观察家们认为，国家直接干预会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
Djilas认为：苏联模式的国家在创造出一种官僚精英阶级，他们剥削民众甚于服务于民众。Szelenyi把这种阶级的行为概括为“再分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精英阶级成员以国家的名义占有资源。所生产的产品并不直接分配给生产者，而是根据个人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来分配。
市场机制改革对分层体系的影响有两个方面：（1 ）基于旧体制系统的政治资本，能继续产生利益。（2 ）市场机制所产生的新体制下收入不平等会有新的表现形式。
观点之一：市场机制最有可能产生出越来越加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应与诸如人力资源和企业家活动之类的因素联系起来。Nee 的“市场转型”模式认为，在再分配体系中，基于权力的不平等将被作为一种“权力由再分配向直接生产者的转化”的后果而逐渐减小。
Parish认为，在中国改革初期，农村改革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异，导致了社会分层的瓦解。70年代末，80年代初，家庭承包责任制促使农村家庭收入增加及不平等现象的初步缓解。
Szelenyi,Manchin和Nee都认为若存在收入不平等的初步缓解， 也应归因于随着市场机制改革而加剧的不平等。在中国农村，改革前几年收入差距缩小，而后来又扩大。伴随这种不平等而来的却是生活水平的改善。同时，由于中国的地区差异性，收入差别在工业发达的省份比其它省份更为显著。
观点之二：政治地位本身在市场转型中提供了持续性的利益。Rona—Tas提出“权力转换”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市场转型和定位中， 尽管政治地位已失去其绝对优势，但它在市场领域中还是很重要的。
观点之三：以政治为基础的特权已永久地、深深地融入经济情况之中。Nee的“权力转换”假设认为，在中国不完全改革的情况下， 市场行为加强了干部利用其地位上的权力对资源进行再分配的趋势。
简而言之，学者们对以下问题持有分歧：是否市场改革破坏了干部利益的基础；是否干部特权的持续性反映了其技术能力；是否“改革”社会主义赋予的某些方面给了干部更多的特权；以及特权是“不完全改革”的一个暂时特性，还是新体制的一个持久特征呢？
再分配和市场改革的共存
中国政治统治的两个中心机构：共产党和工作单位。在改革时期对都市分层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国避免了采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模式，而采用一种“渐变式”的方法。从而带来了逐步的变化。
一项从天津的调查显示，与改革过程相一致的是1976—1986年，月工资增长了91%，而收入差距缩小了30%。在这一时期的国营和集体企业中，只有低收入的工人才能增加到工资，经济情况较好的单位的工人则加不到工资。而且工会中的奖金分配则受平均主义支配。这种使大多数人得益的制度成为1985年工资改革的基础，这次改革减小了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之间工资的差异。
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工资的这些变化并不是以市场标准来分配工资这一改革的结果。政府为避免让那些与政府机构密切相关的效益不好的企业受到改革的消极影响，制定了“调节税”，对效益好的企业征税很重，以使收入分配更为公平。同时，政府也对企业用作增加工资和奖金的收益进行控制。
显而易见，收入分配在改革时代不仅仅是一种市场现象。国家的干预可能导致再分配政策的削弱，但这一转变过程可以是逐步的、非线性的；或者，国家可以使其突然转变。
到1991年，政府的直接干预在许多经济领域已消除或减弱。到1993年，在所有大城市都已开放股市，银行贷款已代替政府投资成为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政府减少了对物价的控制。在劳动力市场，政府不再对工作分配负责，并允许个人依据其自身意愿找工作和跳槽。因此，1990年后，中国朝市场机制的转轨有了关键的变化，这对收入分配有何影响呢？
市场机制改革中孰得孰失
对于改革时代中国农村的孰得孰失问题。Nee 对其已做过系统分析。他的发现为城市研究提供了假设的依据。
假设1：再分配权力重要性的衰退。市场改革越深化， 对党员和干部所能带来的收益就越少。但权力持续假设认为这一现象对收益并无影响。
假设2：政治资本的转换。Nee和Rona—Tas 认为党员和干部在私营经济中具有特殊优势，党员与市场行为之间存在互动联系，也就是说党员参与市场行为将得到高收益。
假设3：市场行为的回报。排除其他因素而言， 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人比未参与的个人收入要高。这导致90年代初许多官员、专业人员、企业工人纷纷下海，追求高收入。
假设4：人力资本的价值。市场改革越深入， 人力资本的价值越大，对参与市场行为的个人来说就越重要。（1）在改革初期， 都市中私营企业的高收入工作并不需要高学历就可完成。在改革后期，教育对市场部门的影响比国营企业的影响更大。（2 ）以工龄作为衡量尺度的工作经验显示了人力资本的价值，但工作经验对收入的影响与我们假设并不一致。90年代，由于管理者可以自行决定工资，所以级别工资失去其重要性，工龄的价值也减弱了。（3 ）市场改革建立了一种新型的人力资本形式，这种新型工人的工作具有高度“市场关联度”，这种工人在市场改革中，得到了交易买卖的技巧和高收入。
城市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决策权逐步下放到单位，而非个人。改革削弱了政府行政人员的权力而增加了企业领导的权力，建国以来，单位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机构，也是一个重要的资源分配者。工作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影响着个人收入的差距。单位资源的多少取决于单位本身的行政权力——即其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不是企业的赢利能力。单位是由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控制的，政府控制权越大，其经济能力越强。单位的管理也是如此。
假设5：单位级别和国有制重要性的下降。市场经济体制越深入， 单位级别以及国有制对职工工资的影响力就越小。但权力持续假设者并不这么认为。
假设6：单位的制度性自治。 工作单位与国家机关的脱离程度越高，其职工的收入就越高。
研究设计
我们的数据是从1988年和1993年对天津的调查中得到的。该调查数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居民。1988年的调查涉及6个市中心区， 1993年的调查还包含了3个人口不太稠密的沿海区域。1988年的调查从18 个随机抽取的街道抽取了36个居委会作为基本单位，抽样过程与1985年、1986年的天津调查的抽样类似。1993年的调查面覆盖了所有124 个街道，我们从每个街道中随机抽取一个居委会为基本单位。两次调查中，居民都是从每个作为样本的居委会中随机抽取的，每户中再随机抽取一个18岁或18岁以上的成年人作为被访者。两次调查的样本大小相同：1988年为1008个，1993年为1042个。两次调查的回复率几乎为100%。 这在有中国政府权力参与的调查中是典型的。
选取分析年份。1978年是中国城市改革开始的标志。在我们的分析中，1978年作为改革再分配经济的一个参考点。我们选取的年份包括了市场机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些关键点。到1983年，天津开始实施增值税体制（保留一部分利润以发奖金）。1988年，新的《国营企业法》给了工厂管理者使用利润的更大的自主权，再分配进一步下降，市场活动进一步发展。最后1993年到达从1991年春开始的全面改革的顶峰。
收入的测量。中国都市实行月薪制，由标准工资或基本工资构成。改革前后， 基本工资都是由中央政府根据一套复杂的等级规定的。 在1978年以前不考虑通货膨胀，在1978年以后，通货膨胀以“物价补贴”的形式来调节。
工人工资单上的其它收入包括“浮动工资”和各种补贴、津贴、补偿以及奖金。这些收入受中央控制较少，所以再分配程度较小。
其他收入来源还包括私人工资、第二收入、银行利息、已婚子女贴给父母的钱和其它非工作收入，并以1978年为基准调整了通货膨胀。总收入与基本工资的比例是衡量收入受国家再分配控制程度的一个很好的尺度。用该尺度，我们的调查表明，显示了1978—1993年在天津国家再分配的潜力其实下降了；1978年基本工资占总收入的94%，1983年为85%，1988年为78%，到1993年只有43%。 同时， 工人的非工资收入由1978年的22%，增长到1983年的55%，1988年的75%，1993年的97%。
自变量。衡量市场社会中人力资本的常用变量是教育程度。教育程度包括①小学及以下②初中③高中（职校）④大学及以上。另一项人力资本的变量是年龄，它代表了在中国企业中的工龄和经验，因为工作流动在当时是很少的。
在改革期间，退休对收入的消极影响可能有所强化，因为退休金是以基本工资为基础的。基本工资比起收入中的其它成分要增长得慢，另一方面，退休职工受年龄限制，要在市场行业或外贸行业找一份工作来补充收入较困难。
性别变量可以用来测试性别角色和性别歧视。对基本工资、奖金以及第二收入的官僚体系中，政治联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非正式资源，党员资格对其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
职业作为一种社会体系中的资源再分配工具和市场体系的产物，可分为以下几类：拥有高度再分配权力的职业；具有高度市场联系度的职业；二者皆不具备，但受再分配影响的职业。
（1）再分配权力。 当一个职业在其工作单位的决策过程中所能控制的人数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便称该职业为具有较高再分配权力的职业。如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部门主管等等。经分析，再分配权力与党员资格有强相关（r＝0.28）。
（2）市场联系度。 市场联系度是指人们从经济行为而非从国家中得到好处的机会。一个职业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标准中的任意一个便可被视为具市场联系度的职业：①职业者在工作单位之外直接进入市场；②他们为本单位外的机构和个人服务，但这些服务仍属其本职工作所必需。买卖代理人便是这一职业类型中最普遍的职业，这些人在市场社会中，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常常可以拿到回扣或其它非工资的红包。但是在再分配体系中，这种联系却无法为他们提供任何好处，而市场体系的形成可以使上述职业受益。
（3）工作单位的级别。 工作单位的级别一般可以反映一个工作单位在国家科层体系中或在特殊预算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在中国，存在四个等级；科级以下；科级；处级；局级及以上。级别越高，它在再分配体系中权力就越大。
（4）工作单位的性质。 工作单位是一个具有法律地位的工作组合。可分为五类：机关；国营事业单位；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新兴行业。新兴行业主要指的是拥有若干个组合的形式，并在改革时期形成且日显重要的行业。个体户、私营合营企业、中外合资公司、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公司以及外方独资公司等均属于这一领域。在被调查者中，归入新兴行业的人数在1978年仅占3.5%，而到1993年则升到20.1%。
调查结果
我们首先描述天津的收入不平等趋势。我们已经讨论过，渐进式改革促使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但在90年代初这一不平等可能已扩大。1988年至1993年之间，总收入明显增加，收入不平等也明显扩大了。真实的月总收入增长了76%，从1988年73元跃进到1993年的131元；收入不平等的减弱来自两方面原因。首先， 基本工资的差距缩小了；其次，奖金分发在经济领域十分普遍。相对于基本工资来说，在工作单位之间及国有、集体部门之间的奖金是极少均等，这将导致更大的工资差别。然而，在个人水平上，奖金（其它收入）的差距急距下降，所以自1988年起总收入差距缩小。
我们讨论了从1978—1988年政府通过提高工资表底层的国有和集体个人的工资的政策来减小收入差别。由于政府政策的均衡效果，低工资工人获取了工资的大幅增长。中共党员、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人，及第三产业工人工资的大幅增长的一些系数推翻了收入均衡取决于市场力这一假设。唯一与市场化相一致的系数是受教育程度对基本工资和其它收入增长的积极影响。
在市场机制改革的最初10年中，收入差距的缩小可能是国家干预的结果。然而，在随后的5年中， 这一被我们描述为是更明确的经济再构建的阶段中，收入差距却扩大了。是什么引起了这一变化？在1988年之后，城市社会分层是如何变化的？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一个转变收入定值的分析。
分析表明，在1978年到1993年四年中的任何一年，性别都影响了收入。党政机关人员都获得较高收入，并且4 年间的系数没有显示出明显差别。这一发现支持了权力持续假设。教育对1978年的收入没有丝毫影响，但它的影响是积极的，并自1983—1993年其影响力大幅增长。这与假设4相一致，这假设预测市场化可产生更多收入。正如假设4所预测的，在所有的4年中，年龄都具积极影响，但与1978年相比较，1983 各年龄层的收入都增长了，然后从1988—1993年明显下降。这表明年龄并非用来测量经验，而是用来测量资历，而资历正日益失去其重要性。退休在四千份中对收入都呈负面影响，而且呈增长趋势。
职业特征尺度对收入而言都具有某些显著影响。在所有4 年中有高再分配力的工作具明显优势，且这种优势在1993年得到进一步加强，从1978年的系数0.083增长到1993年的0.146，这一结果支持了权力持续假设。
具有再分配的工作和市场联系度高的工作的差异在1978、 1983和1988年给前者带来了收益，但这一利润在1993年受到削弱。若这一削弱持续下去，到最后，在市场联系部门工作的人将比那些在具有高再分配力部门工作的人收入更高，这一发展极大的支持了Nee 的市场转型假设—“市场机制改革将导致相对于直接生产者的再分配者得不到更高的回报”。与这相一致， 1993 年的模型显示了市场联系部门人员的收入自1988—1993年戏剧化地增长。但在这一阶段内，具有再分配权力部门的人员也很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扩大了他们和大多数既非再分配部门亦非市场联系部门职业者的差距。
工作单位性质影响在我们研究的后几年中变更明显。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工人们，其工资是直接受国家干预的，他们的工资在任何一年中都与集体企业的工人的收入无显著差异。而在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工人收入却在4年中有了增长， 国营事业单位与集体企业工人收入的差异在1978—1993年间并无太大的差距，而1993年国营企业职工收入却明显高于集体企业工人收入。
最后，在新兴行业中的工人在1978年的收入与集体企业职工的收入相同。实际上，他们在1983年的实际收入更低，因为大多数被访者来自为吸纳城市待业青年而设置的低收入的街道工厂中。但到1993年，该新兴行业中工人的收入系数上升到0.477，简言之，若一个企业工人拿400元，则新兴行业中的工人可拿644元。增长因素达1.61。 这一结论为假设6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分析还表明，非工资收入在新兴行业中占了越来越高的份额，但工作单位的级别和再分配对其它收入无明显影响。而工龄、党员资格、是否从事再分配工作，以及工作单位的级别等对基本工资有很显著的影响。而在新兴行业和与市场联系紧密的行业中，这种影响却几乎没有。
我们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包括每年4个有关收入互动项的模型。 1993年，当更进一步的改革完成时，两个重要的互动项处于一致的方向。在新兴行业中，是否受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是否是党员对尤其是与市场联系紧密的职业者的影响就明显下降了。这些结果已被市场贸易理论预测到了。
讨论与结论
以上我们对在市场机制改革过程中，天津的收入不平等，趋势和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趋势进行了一番分析，我们的结论是，在这15年期间，市场转型导致了天津市日益加大的收入不均现象。
我们已经区分了以下两种改革：一种是在80年代实行的局部改革，另一种是90年代的全面改革。在改革初期，一项增加低收入职工工资的政策缩小了天津当地的收入差距。另一些旨在更加合理分配工业利润的政策也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但这些政策却与市场经济改革不相符，因为市场更青睐于竞争而不是政府的调控。然而这些政策却是改革方针的有机组成部门，因为他们可以赢得工人阶段对改革的支持。
有关收入决定因素的分析表明，在原先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优势仍然有效。具有党员资格的工人在收入上仍有优势，具有再分配权力职业者的收入更高。由单位的行政级别规定的制度性权力仍然有效。事实上，这些变量变得越来越重要。Nee和Rona—Tas的调查都没有发现反映权力关系的变量的直接影响。这一直接影响就体现在权力的持续上而非权力的转换上。很明显，尽管权力运作的机制在改变，但再分配权力这一概念也不应被抛弃。
市场转型的显著影响表现在年龄的重要性在下降，这反映了资历制度的逐步削弱。相应的，受教育程度的重要性在上升。某人若其职务有具有较高的市场关联性，就会比那些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更具有特权。这些结论支持我们的假设。即：在改革中，与市场相关的人力资本因素的重要性逐步上升。
此外，在各部门间的收入分配的转变完全有利于那些从事市场活动的单位，以及那些以非传统的组织形式运作的单位。由于在过去几中，在国营机构的国营企业中工作的人也占有优势，所以我们观察这个问题的根本视角不是单位如何变成私人的；而是单位如何从政府控制中获得自主权。
最近的收入不平等的全面增大，很有可能是由市场或准市场机制引起的不平等叠加在原有的由再分配权力引起的不平等之上这个事实引起的。在天津，大部分城市工人仍然留在国有或集体企业中，党员资格在市场中占有很大优势。但是，最近的资料表明，它可能在市场部门中逐渐失去原有的影响力，而且它正让位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这些分析和结论使我们对中国市场改革的性质及其影响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们预测，由于市场将继续有利于拥有权力、关系、资源的少数机构与个人，所以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不久的将来仍会持续加剧。但是政府能对此有所调控。如果政权发现有必要重新获得处于不利地位的大多数人的支持的话，这种调控措施是会被采用的。最后，我们还应从这个个案的分析中得知：我们可以利用分析西方社会的理论工具，来分析后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不仅要关注市场力量，还要关注非市场力量。并观察二者如何深入渗透，进而影响城市社会的分层体系。
孙中欣编译自Bian Yanjie ＆John R·Logan 1996."Market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American SociologicalReview.61:739—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