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走向释义学的心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现代主义论文,释义论文,心理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9)02-0136-06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心理学家格根(Gergen，K)发表在《American Psychologist》杂志上的《现代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论运动》一文为标志，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迅速崛起。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对西方主流心理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矛头直指主流心理学的立论基础：实在论、反映论和个体主义。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当代西方主流心理学代表了心理学的现代主义理想，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现代主义价值，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面前，心理学中的现代主义已经面临着无法摆脱的困境，因此需要进行一场激进的革命，以重构当代心理学。在此之后，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理论心理学中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潮，与“现代主义的”西方主流心理学形成明显的对立。[1]面对这种矛盾冲突，部分心理学家采纳了一条折中的道路。他们以释义学原理为基础，既反对心理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又力图避免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把心理学建立在释义学原理的基础上。
1 心理学中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冲突与对立
1.1 现代主义心理学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产生之前的西方心理学皆具有现代主义的特征，其表现是：(1)重视科学的价值，追求自然科学的理想。从冯特开始到行为主义和现代认知心理学，使心理学科学化一直是心理学家追求的目标。在经验实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西方主流心理学相信存在着客观真理，认为心理学最终能发现这些真理。人文主义心理学虽然反对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但主张现象学的心理科学，认为建筑在现象学基础上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并认为通过对意识的如实描述，最终可以发现绝对真理。因此，在相信科学、相信客观真理方面，心理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一致的。(2)重视科学方法的价值，认为通过适当的方法，心理学家可以发现有关心理规律的客观真理。现代主义心理学注重科学方法的价值。受经验实证主义的影响，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方法的正确性。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而在于研究方法的不同。科学的发展就是方法的发展。因此，西方主流心理学一直重视研究方法的建设，它表现为强调实证方法，如观察与实验；同时，重视数量化的方法，以确保心理学知识的精确性。(3)重视科学的客观性，强调心理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必须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把研究者和被研究的对象严格区分开来，不能把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个人偏见掺杂到研究的过程中。另外，研究的样本要具有代表性，能代表一般的人，以便心理学研究成果具有跨情景、跨文化的普遍性的意义，可以应用到所有的文化条件中。(4)重视心理现象的生理基础的探讨，力图给心理现象一个稳定的物质基础，给心理学的研究构建一个科学基础。无论是科学主义心理学还是人文主义心理学，都相信心理现象的本体论地位，认为心理现象是一个不同于物质现象的“精神存在”，具有实体的地位。在心理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还原论倾向都与此不无关联；近几年来出现的认知神经科学热也与追求这种理想有直接的关系。人文心理学虽然反对还原论，但仍然从人的“潜能”的角度认识人的本质，把人的“潜能”看成是一种“实在”，体现了现代主义的特征。
1.2 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特征
1985年，美国心理学家格根发表了《现代心理学中的社会建构论运动》一文，该文被认为是后现代心理学建立的标志，[2]因为社会建构论是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元理论基础。从格根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中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特征是：(1)强调知识的建构，反对实在论。知识并非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和我们自身的摹写或表征(representation)，也并非通过采用所谓的客观方法而探索出的“科学发现”。所有的知识皆为一种社会建构，是根植于特定历史和文化的人们协商、对话的结果，是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发明”的，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客观方法“发现”的。知识和知识的对象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反映和被反映”、“表征和被表征”的关系。人们的认识过程是积极主动的建构过程，而不是被动的反映过程。[3]同时，建构是社会性的，并非个体的、内在的。人际互动、社会协商、共同意识决定了知识和知识的类型。(2)后现代主义心理学认为，所谓的实在(reality)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它反对本质论。社会建构论是建筑在这样一种信念上，即实在是社会建构的。所谓的心理现象，包括意识、情绪、认知等并非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的某个地方，而是一种社会文化、语言的建构。“对于现代主义者来说，世界简简单单地‘在那里(out there)’，以供观察。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的文本里，这种假设是没有理由的……谈及‘世界’或‘心灵’等需要语言，‘物质’、‘心理过程’等词语并非世界的镜子，而是语言系统的构成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我们当成‘真实的’，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公共建构的副产品”。[3]所以，传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人格、态度、情绪、认知等并非一种内在的实在。从社会建构的观点来看，心理现象并不存在于人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3)语言并非是具有确定意义的透明的媒介，也并非是表达思维内容的中性工具。人们理解社会时自身的语言系统和语言系统所指涉、描绘的对象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系统并不是一个地图，能准确地反映它的对象。语言“能指”的名称和“所指”的实体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其关系是人为的、偶然的。从社会建构论的观点来看，语言是先在的，语言的“能指”功能并非仅仅具有命名作用，它同时还具有规范作用，它规定了人们认识的方式，限定了人们思维的方向。所以，语言并不是一个中性工具和媒介，也不是一个真理的载体。[4]实际上，它为我们认识世界和自己提供了范畴和分类的方式，使我们能对意识和心理进行分类，并用于解释新的经验。它不是表达思维，而是规定思维。
1.3 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争论的焦点
心理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和争论。这些冲突和争论是围绕着这样几个方面展开的：(1)科学的地位。现代主义心理学秉承了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的思想传统，把科学的价值看成是理所当然，认为科学的进步是不容置疑的。在现代主义心理学家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证明了科学对人类所具有的价值，科学技术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因此科学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心理学应该走科学之路，特别是走自然科学之路。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则在西方社会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坚持多元化、多样化的心理学发展观。反对把心理学的科学化，特别是把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作为心理学发展的唯一目标。在这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家继承了心理学中人文主义的传统，认为心理学以人为研究对象，不同于以物质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心理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自然科学并非唯一的理想模式。(2)心理现象的地位。现代主义心理学坚持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传统，认为心理现象同物理现象一样都是一种“实在”(reality)，都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心理现象的分类、心理学的研究都是以这个实在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却“解构”了这种实在，认为心理现象是主客二元论的产物，是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通过语言的交流和话语的应用建构出来的，它没有实体的地位。(3)知识的客观性。现代主义心理学信奉经验实证主义，认为知识是一种反映和表征。世界分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所谓的知识是人的主观精神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通过适当的方法，人们可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一致，从而获得绝对的真理。后现代主义则认为，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所谓真理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所有的知识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和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建构出来的，因此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真理，所有的理论、所有的方法，相对于它的背景都是正确的。
2 释义学原理及其心理学意义
释义学是一种复杂的哲学体系，其代表人物有很多，理论观点也存在着分歧，受篇幅的限制，笔者在此无法全面阐述他们的理论，仅选择那些最基本的、对心理学家有启示意义的理论概念来进行分析。
2.1 理解和解释
早期的释义学家狄尔泰曾经提出，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使用的是说明(explanation)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人文科学使用的是理解(understanding)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在自然科学中，研究对象是外在的，没有内在的体验和意向性的特点。因此，自然科学采取抽象的方法，剥离对象所处的情景和情景所具有的意义，通过一般的归类总结其因果规律，其目的是预测和控制。但是在人文科学中，研究对象处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文科学面对的是人，人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这些意义是用客观的观察所不能及的。它需要的是通过“移情”(“empathy”)的方式进行理解。“我们说明自然，但我们理解心灵”。
哲学释义学的创始人海德格尔把理解和解释(interpretation)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人正是通过对存在的解释而了解了自身的存在。海德格尔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发现存在于这种解释活动中的共同结构。普通的自我理解由于受到传统的影响，往往是扭曲的和错误的。我们需要摆脱传统的概念与范畴，把自己从僵化的传统观点中解放出来，因此我们必须对存在进行解释，发现隐藏于理所当然的日常生活背后的最“原始”(“primordial”)的意义。
当代哲学释义学的代表人物加德默指出，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使用理解的方法，在理解的过程中解释其意义。但是，加德默关注的焦点并不是为了发展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和技术。作为一位哲学家，他更关心怎样使理解成为可能。在加德默那里，释义学的目标并非发展一种理解的程序，而是澄清理解发生的条件，发现所有理解模式中的共同因素。
心理学研究的是心理现象，心理现象有其自然属性。然而，心理现象就其本质来说不同于自然现象。心理现象具有目的性和意向性。因此，释义学启示我们，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应更多地使用理解的方法，把心理现象置于具体的情景和文化背景中加以理解，解释其目的和意义。自然科学的那种解释因果机制、预测和控制的方式对于心理学研究来说是不适当的。
2.2 理解和解释为什么可能发生
哲学释义学与早期的方法释义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方法释义学关注怎样通过适当方法理解作者或文本的真实意义；哲学释义学关注的是理解和解释的条件，即理解和解释为什么可能发生。
海德格尔把理解和解释视为人的存在方式，他指出人的存在不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存在，而是一种“在世界中的存在”。这意味着，人同这个世界是密不可分的，人与世界没有主体和客体之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解释不是站在世界之外进行的，而是处在整个世界这个大的背景中，处在整个人类文化历史背景中进行的，同周围世界的不可分割性，理解和解释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是理解和解释的发生条件。
加德默继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使之发展成为有关前理解的理论。加德默明确指出，理解和解释之所以可能，并不是因为文本有着“客观”的意义，即作者的本意，而是因为理解是根植于文化历史背景中的。我们在进行理解之前，就已经对文本有了一般性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或称“偏见”(“prejudice”)。这些前理解或偏见构成了我们理解的基础，使我们的理解和解释成为可能。加德默认为，前理解或偏见并不是消极因素，它反而对理解和解释的发生有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可能脱离文化历史背景去进行所谓的“客观理解”，任何理解都处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中，所以理解和解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认识过程是与事物的文化历史背景分不开的。文化历史背景知识为我们的认识打开了一扇窗户，让理解和解释的发生成为可能。
释义学关于理解和解释的文化历史背景的论述，对于我们克服西方主流心理学的科学主义倾向有着积极意义。释义学的原理揭示出，人们的认识过程发生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并受文化因素的制约。但是西方主流心理学却在经验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指导下力图“客观”、“公正”，回避人类文化历史因素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释义学对文化历史背景的强调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正如心理治疗专家克里斯特夫(Christopher，J)指出的那样，“哲学释义学不仅提供了一种文化模式，而且阐明了文化怎样影响了自我，怎样释义性地思考文化的意义和识别文化的特殊表现。释义学可以让我们更多的理解作为治疗者的我们怎样受到文化塑造，以及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怎样受到主流文化观的影响”。[5]
2.3 理解的模式
在对理解的模式的研究方面，释义学家提出了释义学循环、视域融合、对话等概念。释义学循环是对一种理解过程的形象比喻，它指的是在特殊的、具体的事物中寻找整体的精神，在对事物整体的领悟和理解的过程中认识特殊和具体，特殊和具体两者相互决定，没有先后和优劣的区分。对事物整体的理解不能离开对部分的把握，对事物部分的理解也离不开对整体的认识。整体和部分之间的这种来回运动就构成了释义学循环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释义学的理解过程没有真正的起点，也没有明确的终点，理解是在整体的理解和部分的理解之间徘徊的。加德默曾经指出，对于任何理解来说，都没有真正的起点，因为任何理解之前都存在着前理解，理解与前理解之间的互动同样是一种循环。这一概念的启发意义是：心理学研究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是以往对心理现象的理解同现时理解之间的互动或循环。科学主义所要求的那种“中立”、“客观”的理解是不存在的。
视域融合是释义学另一种理解模式。释义学的理解是一种对意义的追寻，意义既不存在于文本作者的主观意图中，也不是由解释的方法或研究者的前理解创造的。意义产生于理解者的视域同被理解对象的视域或文本视域的融合。视域的融合并非是对个人视域的放弃，虽然个人的视域可以改变，但不同视域之间的差异并不会消失。这种理解的模式同狄尔泰所主张的移情式的理解是不同的。移情式的理解是放弃自己的视域，从他人或文本的角度进行体验，解释其意义。视域融合是两种视域的相切、交融，在融合中使自己的视域敞开，处在倾听和开放的状态，愿意被另外一种视域所改变。在这种融合中，视域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但是视域的范围却扩大了。
“尽管加德默主要是在理解历史文本的背景中讨论了视域融合的概念，但是一些哲学家和理论心理学家曾经指出，这一概念完全可以用于理解他人。其中关键的思想是：达到对他人的理解并不是以移情的方式重建他人的心理过程和隐私经验，而是持开放的态度，并整合他人的视域，在这一过程中，让自己的观点得到改变”。[6]这一观点在心理学研究中对如何处理主试与被试关系、在心理治疗中对如何处理医患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加德默也把释义学的理解看做是一个对话过程。对话是一种开放的结构，在对话中，我们向问题和答案的原理敞开自身，愿意倾听对话和接受它们的影响。对于文本来说，它若要成为理解和解释的对象，它就必须向解释者提出问题，且问题不能是任意的和武断的，因为问题决定了答案的方向。对于解释者来说，对话并不仅仅是向文本提出问题，而是敞开自身，接受文本的提问，在这一过程中，解释者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这一点对于心理学的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受客观主义的影响，心理学的研究者大多数只关注自己所提出的问题，而没有考虑文本(被研究者)的提问。这是释义学所反对的。释义学强调的是双向的提问和共同的改变，即形成视域融合。
3 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西方心理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与冲突。现代主义心理学是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主流，它表现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个体主义等特征。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发展迅速，对心理学理论研究、临床应用等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特征表现为科学观上的多元化和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反实在论和反相对主义。释义学的心理学既反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科学主义倾向，同时也反对社会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倾向。释义学的心理学试图超越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对立，把心理学建立在释义学的基础上。
释义学原理为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观奠定了基础。传统的西方心理学一直试图把心理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极力仿效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这种科学主义倾向伴随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始终。但是释义学早就指出了心理学的研究不同于对物质物理现象的研究。狄尔泰指出，科学有两类，一类是研究物质现象的自然科学，另一类是研究人及其创造物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目标是说明事件的因果关系，进而达到预测和控制的目的。人文科学的目标首先是理解，理解有意义、有目的的人文现象，而这种理解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意义和目的的解释来达到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目标不是把人文现象置于一般规律下进行因果说明，而是将其设置在具体的、有意义的情景中加以理解，把握其特征和意义。
哲学释义学家加德默也强调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他指出，自然科学假设了研究对象的客观存在。在这种研究模式里，研究对象客观地“在那里”(“out there”)，独立于人的经验，通过适当的方法，科学家可以到达“那里”，把握对象的真实本质。但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来说，却不具备这种客观的属性，我们根本无法从这种意义上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中，研究的主题和对象实际上是由研究的动机构成的。换言之，“释义学的或者质化的研究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之上，它同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数量化方法有着不同的倾向……研究者的取向和对研究对象的态度成为研究过程本身的一个部分”。[7]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主观的性质，不能脱离人的经验而存在。社会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都证实，研究者的期待、偏见和研究动机都强烈影响了实验结果。这说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不同于研究物质的自然科学。
因此，释义学对自然科学模式和人文社会科学模式所作的区分对于重建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是有借鉴意义的。心理学研究的是“人”，不同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人是有目的、有意识的，具有“意向性”能力。释义学的观点启示我们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必须重视心理现象本身的特点，采纳适当的方法，而不能盲目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
但是释义学的心理学也不支持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建构论的观点。从主张心理现象不同于物理现象这一人文主义的观点出发，社会建构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把心理现象归结为一种社会建构，否认了心理现象的实在性，认为所谓的心理现象只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话语建构物，没有本体论的地位。社会建构论的代表人物之一舒特(Shotter)指出，所谓的“知觉”、“记忆”、“动机”并不指涉任何真实的存在，“心灵”、“自我”、“精神”等仅仅存在于特定的话语实践和社会交流中。[8]“这些术语所指涉的实体为我们所熟悉并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在，而是因为它在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中的流行及其意义……它们仅仅存在于我们或者整个社区从会话上维持的生活形式中”。[9]另一位代表人物格根(Gergen，K)也指出，“抑郁”、“愤怒”、“爱”等并不是一种心灵状态，如果没有这些术语，这些事件根本就不存在。“情绪”、“自我”等这些心理谓词是根据这些术语所服务的社会实践活动而建构出来的，每一种语言都创造了与它关联的事实领域。那些被认为是心理实体(如“个性”、“人格”等)和心理现象(如“态度”、“情绪”、“记忆”等)并不存在一个本体论的基础。
释义学的心理学既反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也反对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建构论的反实在论的观点。从释义学的角度来看，存在着两类研究对象，一类是人文类(human kinds)，另一类是自然类(natural kinds)。人文类主要指的是人以及人的行为与活动。自然类从狭义上讲仅仅指具有化学和物理性质的物质实体；从广义上讲则是指生态系统和非人类的动物。人文类的特征具有自我意识，具有能动性、自主性，可以对自身施加影响。对于自然类来说，任何方法的分类都不会对它产生影响，但是人文类却不同，它与分类有互动关系，分类本身会对它造成影响。因为，分类对它产生了意义，因而它会反作用于这个分类，改变原来的意义。因此，以这种观点来看，心理现象虽然不能归结为某种“本质”，但是心理现象具有实在性，不能用“话语建构”抹杀心理现象的实在特征。
现代主义心理学从客观主义的原则出发，以抽象的观点来研究人的心理和意识，以此使心理学的研究超越文化的限制，从而使其研究的成果具有普适性。后现代主义心理学重视人类心理的文化历史特性，从社会建构的角度认识心理现象的存在，把心理现象还原为社会文化的建构，取消了心理现象的本体论地位。释义学的心理学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存在着片面性，“人类的心理存在是从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突现(emergent)出来的，但是，一旦得以突现，即使仍然受到这种背景的影响，也不可能再还原为这种背景”。[10]后现代社会建构论的错误恰恰在于，在强调心理的社会文化特性时走向了极端，把心理还原为它赖以产生的背景，抹杀了心理的实在性。
在方法论方面，释义学的心理学反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方法中心论，但是释义学的心理学也不赞成后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的主张。早期的释义学家狄尔泰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的研究，认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目的性和意向性的特点，应采取移情的方式加以理解，把握其意义，而不是用因果机制加以说明。哲学释义学家加德默反对方法主义(methodologism)，认为方法并不能保证真理的获得。加德默指出，方法主义有两个基本的假设：第一，研究对象客观地存在于世界之中，独立于研究者，也独立于研究者对它的描述和分类；第二，研究者通过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即摆脱各种成见，悬置自身的价值和观念，在一种完全客观的基础上可以获得有关对象的真正知识。但是加德默认为，这种研究模式对于人文科学的研究是完全不适合的，因为在这些人文学科中，研究的主题恰恰是由研究的动机构成的，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的经验之外的研究对象；其次，在人文科学中，客观的、抽象的研究方法剥离了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而这些价值和意义恰恰是人文科学研究所追求的。因此，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方法主义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这些观点为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和反对方法中心论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但是，后现代主义心理学在反对方法中心论的过程中，接受了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主张，认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只要能取得效果，任何方法都是可以的，任何方法相对于它使用的情景都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就陷入了相对主义论。
释义学的心理学采取了另外一条路线。一方面，它主张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方法中心论在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是缺乏依据的，因为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能保证它的绝对客观性。每一种观察都是一种解释，都是建立在前理解基础上的释义学循环。经验实证方法并没有认识论上的特权。另一方面，释义心理学认为，放弃方法，采取“怎么都行”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必须采纳一定的标准来衡量方法的成败优劣，这个标准就是应用，把用一定方法获得的成果放到实际生活中去，检验其效果，以此评价方法的适当性。加德默曾经利用亚里士多德有关实践智慧(phronesis)的思想，主张在对话中获得的理解必须通过应用加以检验，把一般的结论放到具体的情景中，考验其表现，通过这个过程判断其适用程度。释义学的心理学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应用作为衡量研究方法的标准，超越了相对主义，把心理学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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