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高存郑”与“子贡全鲁”考异及视野转换中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野论文,意义论文,子贡论文,弦高存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07)02-0010-06
春秋时期，有两位商贾各自留下了精彩的一幕——弦高犒秦师而保存郑国，子贡游说齐、吴而拯救鲁国。对于“弦高存郑”，“子贡全鲁”，不同时代的视野转换中有不同的评价和不同的意义，大致体现出由历史考察及道德评价向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演变的趋势。对此加以深入研究，不仅有利于进一步弘扬儒商精神、爱国主义和审美理想，而且对于我们在继承文化遗产中不断进行文学创新，亦颇有启示作用。
“弦高犒师”考异
弦高，春秋时郑国的商人。《左传》（僖公三十年）中记载了他犒赏秦师（或称“弦高存郑”）的段经历：
秦师过周北门……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1]494-496
弦高犒师的事迹还反复出现在《公羊传》、《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高士传》等文献之中，但各家记载有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弦高犒师的性质评价有异。《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中云：“弦高者，郑商也。遇之殽，矫以郑伯之命而犒师焉。”何休解诂曰：“诈称曰矫。犒，劳也，见其军行生意矫君命劳之。”[2]2264《淮南子》卷12《道应训》中也说：“郑贾人弦高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秦师而宾之。”[3]204同书卷 20《泰族训》更明确地说：“弦高诞而存郑，诞不可以为常。”[3]365《史记》卷42《郑世家》中也说：“秦缪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诈以十二牛劳军，故秦兵不至而还，晋败之于崤。”[4]1767此与上文所引《左传》中的客观叙述不同，用“矫命”、“诞”或“诈”等对弦高犒师的行为作了主观乃至道德方面的评判。宋代晁补之《跋兰亭序》中指出：“传称子贡诈而全鲁，弦高诞而存郑，遗一言之细，建二国之业，犹不可以为常。”[5]卷33至于元末明初，苏伯衡在《空同子瞽说二十八首》其一则借用郑国大臣皇武子话对于“弦高犒师”加以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皇武子言于郑穆公曰：“轻财之谓贤，制胜之谓能，其弦高之谓矣。夫高将市于周，遇秦师于滑，知其包藏祸心，求逞于我，不爱其乘韦与牛十二，用以犒师，以息郑国，可谓轻财；既犒师矣，遂夺其心，三帅知我有备，气沮计穷，暴骨是惧，敛兵而退，可谓制胜。不然秦师奄至，谁其御之？我之弗知，何以能备？孟明、西乞、白乙攻我于外，杞子、逢孙、杨孙应之于内，存亡之数未知也。今甲兵不试，边鄙不耸，勍敌远却，社稷用宁，高之力也，功莫大焉。举贤用能赏功，所以为国也。君请图之，以劝来者。”穆公曰：“无遗于善，而民知所适，何以弗为？”[6]卷16
苏伯衡借皇武子之言，从轻财犒师、救国存郑等“贤能”的角度赞扬商人弦高；清初陈维崧《吴子班读史漫衡序》中记载其师吴应箕以“弦高之智”来赞扬他的聪明才智：“又一日者，师见余《假道于虞以伐虢》文，则又益狂喜曰：‘此弦高之智也，而乃得之十数龄童子，奇哉！’”[7]卷3其实，这是相互映衬，既是赞扬陈维崧的聪明才智，又是推崇“弦高之智”。宋代洪迈《容斋续笔》卷10中有《天下奇士》一文，其中有云：“天下未尝无魁奇智略之士，当乱离之际，虽一旅之聚，数城之地，必有策策知名者出其间，史传所书尚可考也。郑烛之武、弦高从容立计以存其国。”[8]337、338将弦高誉为“从容立计以存国”的“魁奇智略之士”。
二是弦高犒师前后的身份有异。晋代皇甫谧《高士传》中云：“弦高者，郑人也。郑穆公时，高见郑为秦晋所逼，乃隐不仕，为商人。”[9]卷上唐代吴筠有《高士咏·郑商人弦高》诗：“卓哉弦高子，商隐独摽奇。效谋全郑国，矫命犒秦师。赏神义不受，存公灭其私。虚心贵无名，远迹居九夷。”[10]9655明确说弦高犒师前的身份为“商隐”，犒师后远游仙去，与《左传》所载弦高是“将市于周”的真正的“郑商人”有异。对此，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在《书东坡延州来季子赞后》解释说：“左氏叙事信鬼而略仙，弦高仙去不书。”[11]389
三是弦高犒师的助手有异。《吕氏春秋》卷16《先识览》中说：“郑贾人弦高、奚施，将西市于周，道遇秦师，曰：‘嘻！师所从来者远矣，此必袭郑。’遽使奚施归告，乃矫郑伯之命以劳之。曰‘寡君固闻大国之将至久矣。大国不至，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日无所与焉，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劳以璧，膳以十二牛。’”[12]187以上是说相助弦高犒师的是奚施，而《淮南子》卷18《人间训》中相助弦高犒师者为“蹇他”：“秦穆公使孟明举兵袭郑，过周以东，郑之贾人弦高、蹇他相与谋曰：‘师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之。”[3]315对于上述两种说法，明清之际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加以考辨，明确采取《吕氏春秋》中的“蹇他”说，指出：“《吕氏春秋》言：秦穆公兴师以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蹇他将西市于周，遽使奚施归告，乃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师。是奚施为弦高之友（原注：《淮南子》作蹇他），而《左氏传》不载。”[13]1110奚施或蹇他，都是《左传》中没有记载的。
四是弦高犒师的对象有异。南朝宋诗人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中也云：“弦高犒晋师，仲连却秦军”[14]274，李善注《文选》引高诱注《吕氏春秋》中“于边候
之道”语：“，国名也。”又曰：“音晋，今为晋，字之误也。”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下“七四”条云：“古人有误用事实处。弦高本犒秦师，谢康乐云：‘弦高犒晋师。’”[15]254究竟是犒晋师还是秦师，考察历史事实，显然是谢灵运的诗有误，《左传》记载是准确无误的。
五是弦高犒师后对赏赐的态度有异。《淮南子》卷18《人间训》中在记述弦高犒师救郑的事迹后，又写道：“郑伯乃以存国之功赏弦高，弦高辞之曰：‘诞而得赏，则郑国之信废矣。为国而无信，是俗之败也。赏一人而败国俗，仁者弗为也。以不信得厚赏，义者弗为也。’遂以其属徙东夷，终身不返。”[3]315上面所引的《左传》中则没有这段记载。至于元末明初苏伯衡在《空同子瞽说二十八首》其一则将《淮南子·人间训》中“辞赏”说细化与深化：
（郑穆公）遂召弦高赐焉，高稽首曰：“臣草莽之臣，未尝获齿君之舆隶，惟是贸迁有无以利民用，臣之职也。方秦师之东也，不虞相遇于滑，不及以闻于执事，辄致君之命，有犒于其师，出臣之位，矫君之命，死有余罪。君惠免之而不以戮，为幸已甚，何赐之敢觊觎。先君桓武庄文勋在王室，天鉴其忠，祚我子孙，恤其灾而捍其患，秦师之不克逞志于我，则由此故也，臣何力之有？而君归功于臣而赐也，使人谓君以臣之故而赏僭也，无乃不可乎！贪天之功以为己功，犹窃人之物以为己物也，罪又甚焉。其敢幸秦师之退而自为功乎？若曰不腆常牛，臣之自输，于是乎归焉。臣虽贾竖，又敢取之以犯不义乎？臣闻为臣子不敢私其财，义也。故虽子之财，父实有之；子之道，臣之道也。如是自臣身至于妻孥私家，孰非君之有哉？寓于臣而已，非君实寓则臣焉取之。牛韦在臣犹在君也，输以共用，固其所也。若私君之有曰我之有，而求归焉，夫岂义乎？获赐而亡义，又焉用之？且微社稷之灵、先君主君之福，秦师有进而无退，傅于城下，其谁获免于执干戈以事捍御乎？臣将覆亡之不暇，而况能有牛与韦乎？今徼福于君，不惟全其首领，亦定其室家矣，其为赐焉，不亦大乎？岂特臣受赐，虽国人皆受赐，而臣重有赐焉，人将谓臣无厌，而惧且以为僇矣。君无庸赐之，是免于臣僇而纳之于义也，请辞之。”穆公曰：“成子之名，而教民以义，何故不为？”遂许高。君子于是谓郑穆公君矣，皇武子臣矣，弦高民矣，闻善而能从，明也；见贤而能推，忠也；有功而不德，谦也。明以扶众，君子之道也；忠以事上，臣之职也；谦以自居，民之行也。君明、臣忠、民谦，求国无治不可得也，此郑之所以免于秦之师也。[6]卷16
由苏伯衡所写的弦高辞谢赏赐的话语中，充分展示了弦高舍私为公、忠义谦让的儒商品格。而与《淮南子·人间训》、《空同子瞽说二十八首》其一中的“辞赏”说相反的是《东周列国志》，其第 44回《叔詹据鼎抗晋侯弦高假命犒秦军》中则说：“郑穆公录弦高之功，拜为军尉。”[16]410即弦高犒师救郑后接受了郑穆公的赏赐。
元明以后的诗歌与小说等文学作品在对弦高的观照中出现明显的转换，由历史真实性及道德层面的考察，转而为较多的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并且侧重于弘扬商人的爱国精神。以上所引元末明初苏伯衡《空同子瞽说二十八首》其一便是一例；又如明代诗人王廷陈则是侧重赞美弦高“效谋全郑国”的精神：“弦高犒秦（晋）师，郑国懒以全。”[17]卷3还有杨慎的《续百一诗十五首》其九：
郑国有良贾，弦高与奚施。西市黍离国，东遇虎狼师。乌揵纳犒质，白璧通款辞。乙丙已夺气，殽函成积尸。小邦得干城，强敌亦何为。[18]卷16
由于弦高与奚施等商人智勇双全，促使郑国早有准备，秦师只得灭滑国而还。回师途中，被晋军乘机出击，大败秦师于殽，俘获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诗中所说的“乙丙”）等三帅，所谓“乙丙已夺气，殽函成积尸”，因而诗人发出“小邦得干城，强敌亦何为”的感叹。显然，诗人真心叹服的是“干城”存国的弦高、奚施等“良贾”。清代诗人王渔洋也有差不多同样的感触：“少日论兵事，空惊老大身。拊膺成一叹，食肉尔何人。剧孟能倾楚，弦高竟却秦。白头清镜里，归卧故山春。”[19]卷7然而，对于弦高等“良贾”也并非没有异议，其中有的指责弦高等人矫郑伯之命而犒赏秦师，其行为“诞”或“诈”（见上文所引《公羊传》僖公三十三年、《淮南子》卷12《道应训》和《史记》卷42《郑世家》等）。对此，清代诗人陈廷敬的《遣兴四首》其三加以反驳：
前驱射叔武，弦高犒秦师。见义为则勇，功过焉用知。嗟此志节士，遭彼愚者嗤。别嫌古所戒，来日犹可追。[20]卷6
抨击那些“嗤”笑弦高等人的“愚者”，张扬弦高等人“志节士”的“见义为则勇”的爱国精神，功过分明，知荣明耻，诗风阳刚，骨气奇高，寄托着诗人的审美理想。至于冯梦龙、蔡元放编的《东周列国志》中则生动塑造了商人弦高等爱国形象，这见于该书的第44回《叔詹据鼎抗晋侯弦高假命犒秦军》。小说中明确写弦高的身份是商人，而且是“以贩牛为业”；他犒师的对象是秦师而非“晋师”，“自乘小车，一路迎秦师上去”；他犒师的助手是蹇他及其他人，蹇他向他传送了秦军来犯的信息，另还有人相助：“（弦高）辞别蹇他，一面使人星夜奔告郑国，教他速作准备”；他犒师的动机是出于爱国之心：“吾父母之邦，忽有此难，不闻则已，若闻而不救，万一宗社沦亡，我何面目回故乡也”；他犒师“存郑”后接受了封赏，“郑穆公录弦高之功，拜为军尉”。虽然是小说家言，其中有颇多的想象中情节，但也是将“弦高犒师”的历史事件引入到通俗小说，在通俗文学中成功地塑造了春秋时期一位爱国商贾的光辉形象，显示出雅俗共赏的审美倾向。
不同视野中的“子贡全鲁”
前人有云：“子贡诈而全鲁，弦高诞而存郑。”[5]卷33将保全鲁国的子贡与保存郑国的弦高相提并论，当然，对他们的评价也是有褒有贬，所谓贬者，一是“诈”，一是“诞”。关于“弦高诞而存郑”，上文已有考辨，至于“子贡诈而全鲁”，在此也应作一番考察。
关于子贡，人们都知道他是春秋末期卫国人，是孔子的学生，善于辞令，与宰我同列孔门“四科”中“言语”科最为擅长者。子贡一生中有两件事最引人注目：一是曾经商曹、鲁间，富至千金；二是曾游说齐、吴等国，促使吴伐齐救鲁。
先说子贡经商曹、鲁间，富至千金。司马迁《史记》卷128《货殖列传》中指出：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4]3258
其实，子贡经商，有其家族传统。《列子》卷七《杨朱》篇中说：“卫端木叔者，子贡之世父也，藉其先赀，家累万金。”[21]81唐代魏徵编撰的《群书治要》引《尸子》云：“子贡，卫之贾人。”[22]卷36对于子贡的经商行为，人们往往有褒有贬，例如孔子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億（臆）则屡中。”[23]248这一是批评子贡不安本分，二是称赞他有屡屡猜中市场行情的本领。后来，有人认为孔子所言是揭子贡之短：“欲攻子贡之短也。子贡不好道德而徒好货殖，故攻其短，欲令穷服而更其行节。”[24]91、92又有人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角度肯定子贡等经商致富：“白圭、子贡，转货致富，积累金玉，人谓术善学明。”[24]6至于文学作品中的子贡，则不乏正面形象。南宋词人辛弃疾有一首《临江仙》（莫笑吾家苍壁小）词，其下阕云：“天作高山谁得料，《解嘲》试倩扬雄。君看当日仲尼穷，从人贤子贡，自欲学周公。”[25]419、420这与上文中所引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论述异曲同工。元代秦简夫的杂剧《东堂老劝破家子弟》第二折中儒商李茂卿说：
那做买卖的，有一等人肯向前，敢当赌，汤风冒雪，忍寒受冷；有一等人怕风怯雨，门也不出，所以孔子门下三千弟子，只子贡善能货殖，遂成大富。[26]215
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在巧妙的对比中突出了儒商子贡甘冒风险、艰苦奋斗又善于经营的品质与智慧。
再说子贡游说齐、吴等国，促使吴伐齐救鲁，对此，《吴越春秋》、《越绝书》、《史记》等均有记载，而以司马迁《史记》卷67《仲尼子弟列传》中写得最为生动。子贡这次游说诸侯的出发点是“存鲁”，其中有三部曲：一是劝说有篡权之心的齐国大臣田常放弃伐鲁而改为伐吴，推动他走上乱国殃民的罪恶之路；二是游说有骄矜之气的吴王夫差，使他放弃伐越而改为救鲁伐齐，引诱他走上了亡国杀身的不归路；三是游说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指点他表面上屈从吴王，骨子里伺机灭吴。至于文中也写到子贡游说晋君，那只是一个插曲。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写实笔法，生动地展示了“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4]2197-2201的历史画卷，具体地表现了子贡善于辞令的外交能力，一位智中有“诈”的商贾兼游说家的形象跃然纸上。当然，对于子贡的“存鲁”之举，人们有不同的评价，宋代晁补之《跋兰亭序》中说：“传称子贡诈而全鲁，弦高诞而存郑……犹不可以为常。”[5]卷33唐代诗人周昙《子贡》诗云：“救鲁亡吴事可伤，谁令利口说田常。吴亡必定由端木，鲁亦宜其命不长。”[10]8347对子贡“存鲁”之举持反对态度并且剖析最为深刻的是宋代苏洵与王安石，苏洵在《子贡》一文中说：
子贡之以乱齐，灭吴，存鲁也，吾悲之。彼子贡者，游说之士，苟以邀一时之功，而不以可继为事，故不见其祸。使夫王公大人而计出于此，则吾未见其不旋踵而败也。吾闻之，王者之兵，计万世而动；霸者之兵，计子孙而举；强国之兵，计终身而发，求可继也。子贡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贡之出也，吾以为鲁可有也，而齐可无乱，吴可无灭。何也？田常之将篡也，惮高、国、鲍、晏，故使移兵伐鲁。为赐计者，莫若抵高、国、鲍、晏吊之，彼必诘而问焉，则对曰：田常遣子之兵伐鲁，吾窃哀子之将亡也。彼必诘其故，则对曰：齐之有田氏，犹人之养虎也。子之于齐，犹肘股之于身也。田氏之欲肉齐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惧肘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鲁，肘股去矣，田氏孰惧哉？吾见身将磔裂，而肘股随之，所以吊也。彼必惧而咨计于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趋鲁，压境而止，吾请为子潜约鲁侯，以待田氏之变，帅其兵从子入讨之。彼惧田氏之祸，其势不得不听。归以约鲁侯，鲁侯惧齐伐，其势亦不得不听。因使练兵搜乘以俟齐衅，诛乱臣而定新主，齐必德鲁，数世之利也。[27]卷3
苏洵认为，以“乱齐”、“灭吴”等牺牲他国的巨大代价而达到“存鲁”的目的，是不可取的，并为此感到深深的悲哀。王安石也有《子贡》一文，其中写道：
予读史所载子贡事，疑传之者妄，不然，子贡安得为儒哉？……
夫所谓忧君之忧、患民之患者，亦以义也。苟不义而能释君之忧、除民之患，贤者亦不为矣。《史记》曰：齐伐鲁，孔子闻之，曰：“鲁，坟墓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贡因行，说齐以伐吴，说吴以救鲁，复说越，复说晋，五国由是交兵。或强，或破，或乱，或霸，卒以存鲁。观其言，迹其事，仪、秦、轸、代，无以异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一也。于史考之，当是时，孔子、子贡为匹夫，非有卿相之位、万钟之禄也，何以忧患为哉？然则异于颜回之道矣。吾所以知传者之妄，二也。坟墓之国，虽君子之所重，然岂有忧患而谋为不义哉？借使有忧患为谋之义，则岂可以变诈之说亡人之国，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传者之妄，三也。子贡之行，虽不能尽当于道，然孔子之贤弟子也，固不宜至于此，矧曰孔子使之也。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子贡虽好辩，讵至于此邪？亦所谓毁损其真者哉！[28]卷64
王安石一是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德层面，质疑子贡“存鲁、乱齐、破吴”的“爱国之心”：“己以坟墓之国而欲全之，则齐、吴之人，岂无是心哉，奈何使之乱欤？”指责子贡以“亡人之国”的“不义”之举而保全鲁国；二是从“史考”即主要从情理上进行历史事实考察的角度，怀疑子贡“存鲁、乱齐、破吴”的真实性，并认定此为“传者之妄”。苏洵、王安石等人强调在“史考”中求“真”及道德评价等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尤其他们对子贡以“乱齐、破吴”等牺牲他人的利益换取“全鲁”结果的批评，启发人们具体地看待“爱国”的举动，对“爱国”的内涵进行历史的辨证的分析，强调“爱国”之心应该建立在真、善、美的基础上。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弦高“存郑”的爱国行为予以充分的肯定，因为所谓的弦高“矫郑君之命”而犒秦师，指责者主要是维护君主的权威。其实，弦高“矫郑君之命”只是智退秦师而挽救郑国的权宜之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商”在外君命也有所不受，所以不应该指责弦高“矫郑君之命”而犒秦师。何况“矫君之命”只是封建君权统治下的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看待弦高，已经失去以此加罪于他的正当理由。而对于“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4]2201的子贡，我们则有肯定也有否定，肯定的是他“存鲁”的爱国之心，否定的是他在“诈”中“乱齐、破吴”，尤其是因此而祸害齐国、吴国等老百姓的不仁不义的行为。
当然，对于子贡“存鲁”之举，也有多加褒奖的，例如南朝梁代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中指出：“说之善者，伊尹以论味隆殷，太公以辨钓兴周；及烛之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亦其美也。”刘勰作为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美学理论家，他从辞令之美的角度赞扬游说诸侯的子贡（端木赐）。元明清时期对“子贡全鲁”的观照中出现明显的转换，由历史真实性及仁义道德等方面的考察转而为较多的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往往是扬弃“子贡全鲁”中“乱齐、破吴”等不仁不义的道德因素，从审美理想的高度塑造爱国儒商子贡的艺术形象，例如明代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写吴越兴亡的历史，其中写到“子贡存鲁”，作者用欲扬先抑的艺术手法，展开了剧中末角季恒子与丑角伯寮的一段对话：
〔丑〕老大夫，不要说起，那子贡我认得他，唤做端木赐，是一个彻底小人。他平日极会营运，家累万金，但知自家受用，一些也不肯济人。假如原宪是个善士，桑户蓬枢；颜渊是一个好人，箪食瓢饮。那子贡与他同在孔门，日逐相处，再不见有一些看顾，要那朋友何用？我好笑那孔夫子常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今日怎么到要这样人去？〔末〕你知其一，未知其二。子贡在圣门居十哲之列，在言语之科，不但颖悟过人，兼闻性与天道，仲尼常称其为瑚琏之器。假如原宪、颜渊之贫，或者他常时周济，更不可知；或者二子却之，亦未可晓。他今日出使，必然奏功，大夫不可轻易视之。〔丑〕鄙人孤陋寡闻，不识好歹，侮慢君子，罪愧何如？ 自今以往，敬闻命矣。[29]515、516
接着，由末角用一曲［皂罗袍］唱道：
［皂罗袍］（末）为国深谋长虑，乞诸侯救援，肯使庸愚。料萧萧一命远投吴，看堂堂大阵来存鲁。大夫，你道子贡是什么样人？［合］是圣门高弟，言诗起予，闻一知二，当今大儒。瑚琏之器，你休轻觑。[29]516
当丑角伯寮从不仁不义的道德层面指责子贡时，末角季恒子立刻批评伯寮“知其一，未知其二”，用对白与唱词深情地歌颂具有爱国精神与外交智慧的儒商子贡，将子贡理想化与审美化了。与之异曲同工的是冯梦龙、蔡元放编的《东周列国志》81回《美人计吴宫宠西施言语科子贡说列国》等。《浣纱记》、《东周列国志》等将“子贡全鲁”的事迹理想化、审美化，又通俗化、大众化，子贡成为元明清小说戏剧家审美观照和审美创造中的具有儒商精神与爱国情感的艺术形象，并且以通俗化的形式逐步走向大众。
弦高和子贡，是春秋时期两位留名青史的商人，他们在经商之外又有救国的壮举，一位“存郑”，一位“全鲁”，千百年来往往成为人们论辩与歌咏的热门话题，其中也被许多人视为爱国商贾的典范。但对于他们“存郑”、“全鲁”的行为，在不同时代不同视野下却有不同的评价，贬之者主要以“诞”与“诈”加以批评。但随着时代的推移，特别是在元明清诗文作家和戏剧小说家的视野中，大大突出了弦高与子贡爱国商贾的形象，既张扬了儒商精神，又弘扬了爱国思想。应该说，先秦及后来一段时期是侧重于历史真实的视野中对有关“弦高存郑”与“子贡全鲁”真实性及道德层面的考察，而元明清时期是侧重于审美视野中对弦高和子贡艺术形象的塑造，这主要表现在秦简夫的杂剧《东堂老》、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冯梦龙和蔡元放编的《东周列国志》，以及苏伯衡、王廷陈、杨慎、陈廷敬、王渔洋等人的诗文之中。这是元明清文学在继承前代文史传统的基础上善于演变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闪烁着儒商精神、爱国主义和审美理想相结合的光辉。如此在视野的转换中重新发掘乃至不断提升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价值，与元明清时期重商思想的进一步兴盛以及商贾地位日益提高有关，也是与元明清时期民族斗争更为激烈和民族意识进一步强化有关，其中更是寄寓着元明清戏剧小说家及诗文作家的审美理想，他们在审美理想的引导下对有关弦高和子贡的历史传说进行了艺术加工和审美创造。总之，对于“弦高存郑”、“子贡全鲁”等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元明清时期的一些文学家用新的视野进行观照，去芜存菁，取精用宏，创造出一批儒商精神、爱国主义和审美理想相结合的文学作品，有的还以雅俗共赏的风格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对于我们在继承文化遗产中不断进行文学创新，颇有启示作用。
［收稿日期］200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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