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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舞体的生存环境中观察舞蹈，有些近似行为生物学。但是，动物，诸如昆虫、鸟类许多行为，是靠遗传而代代传递，属于本能行为。而人类的舞蹈行为却更多的是靠后天的学习、创造来传衍、发展。因此影响动物行为的主要是自然环境，而影响、制约舞体的则主要是社会文化环境。
一个舞种的传衍、发展，不论有多少主体和偶然因素，也无法超越环境为之提供的综合条件。它只有在与环境相适应的情况下，才得以保存、发展，反之则要改变自身以求对环境的适应，否则，便会逐渐消失。这与生物的“天择”很相象，不过舞蹈的这种社会选择现象，“人择”无数倍的大于“天择”。具有创造性的人类，不是消极地受自然环境的制约，而是按照生存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环境，使自然环境打上人文环境的烙印。因此，自然环境对舞体的影响很少有纯粹而直接的。如地形对于舞体的影响，很难直接观测，但它却会对其劳作方式、服饰样式甚至交通工具等产生影响，而这些因素往往会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的步态——反映在舞体的具体步伐上……。
环境对于舞体的影响，大致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起作用：一种是对舞体的躯体产生影响；一种是作用于舞体（含观者）的心理结构。由此而影响了舞蹈的形态、功能与源流，体现出各自的文化特异性。由于舞蹈并非全然的本能行为，而是一种审美活动，环境对舞体的影响很难脱离心理机制的作用，人类愈加进化，躯体机制愈要受到心理因素的调节。
此外，我们不可忽视舞蹈的“伴同物”（诸如：诗、乐、服饰、舞具……等）以及与舞蹈共存与相类的文化艺术形式（诸如：杂技、艺术体操、哑剧……等）对于舞蹈发展的作用。它们或与舞蹈存在于同一自然、社会文化环境之中，或与舞蹈具有相类似的传达媒体。有时，它们包含于“舞体”之中，有时它们又是影响舞体的环境因素，这再次说明事物的可伸缩界面。
当论及舞蹈与生态的关系时，笼统地说某种环境因素影响了舞体，同样是难以深入研究的。为了对于影响舞体的环境因素具体化到可以观测予的层面——给予定值、定型、定序（定位）的分析，我们也应象对“核心物”一样，对一般理论意义上的环境因素进行因子分解——对工作概念，给予可操作性的定义。
我们的基本方法是：把对于舞蹈具有显见性生态作用——处于同一层次的环境因素，如：经济、宗教、习俗、服饰……等列为“舞蹈生态项”——把他们视为一个个的文化系统。第一步，先借助其自身领域的研究成果，找出其内部结构——具有协调关系——的诸要素。如：宗教学对于宗教要素的分解为：信仰崇拜、传播地域、教义信条、教规教仪、组织形式（结构）等，我们可将其参照为“宗教生态项”的内倍结构因子。对于各种舞蹈生态项，我们可以选取其分解出的结构因子，分别考察其对舞体——不同层面——的影响。以服饰为例，它既是舞蹈伴同物，又是舞蹈的生态项。我们先对其进行功能性分解，如：日常性、劳作性、征旅性、节日性、祭祀性、婚丧性……服饰；再进行形态性分解，如：样式的肢体离合度、裸露部位和裸露度、宽松度等；质地的柔软度、厚重度等；色泽纹路的基本色调、参组色彩、画纹类型等；以及饰部的特性：简繁度、撞响度、覆盖部、软硬度等。
显然，经过这样的分解，研究各种生态因子项对于不同舞种（舞体）的影响时，思路就变得清晰，操作起来也易于观测。但观察各种舞蹈生态项对于舞蹈的作用，必须根据实际需要，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切忌简单化。不过，有了科学的分析方法，便好象过河有了船——掌握了到达彼岸的工具。
当然，舞蹈生态因子的分解与确定还须在测查中进一步证实，有时工作的开始只是假说性的。通过测查还应弄清各种生态因子与舞体的“结合部”及发生作用的性质与形式。在探讨上述问题时，我们也借助了生态学的术语概念：’生态链”、“生态环”、“生态络”……等来解释舞蹈与环境因素关系的诸多现象。当然，必须对其进行重新解释和定义。
鉴于这种测查的复杂性——多维的、系统性的，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我们的工作只能从局部开始，以“横断面”与“纵向追踪”相结合的方法逐步推进。不过，有了上述层层“剥皮”、交错“切割”和综合分析的基本方法，有关舞蹈生态的研究，就同样不是“纸上谈兵”了。
合理借助自然科学量分析的方法
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舞蹈生态学引进了自然科学（生态学、物理学等）和社会科学（语言学、人类学等）的方法论并与之相交融。这是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无任何模式可循，研究路线的选择和方法论的探讨贯穿于学科建立之始终——是学科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所以要借助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是因为我们所确立的研究目标，不能靠传统的经验总结（并不排斥经验感受），更不能靠臆测（并不排斥假说），而应通过实地考察，进行相对精确的测查、计量，再经综合分析，探讨出科学规律，才能达到。因此，这种交叉学科的探索，既顺应了舞蹈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当代艺术与科学发展的总趋势。现代科研实践已经证明，在研究具体现象——不论是自然或社会现象——时，孤立地进行分析（分解），再将分析成果简单相加，企图从中引出整体性（HOLISIM)的结论的作法，很难达到探讨出对象的实质特性和明晰规律的目的。舞蹈是一门创造美感的艺术，美感是高度综合的，对它的分解、测查、计量，更要力避简单化。对于舞蹈形体运动分析，可以也应该进行物理或数学分析，但却不能就此认为把艺术还原为数理化的精确描述就是“科学化”。至于研究舞蹈与环境的关系，则必须注意在分体事物相互联系、互相依存中来考察各种运动——活性结构。此外，对于美感的研究应与研究其他心理现象一样，力避主观与客观相割裂的绝对化倾向。总之，愈是自觉意识到保护艺术自身的特质，愈能有效地借助自然科学方法，否则只会使双方黯然失色。
为了更合理的借助自然科学方法，在课题步步深入的基础上，我们不断总结，逐步确立了以下的方法论要点：
一、在不排斥逻辑构想与合理假说的情况下，把研究的基点放在可操作、观测的经验事实上，结论只能在实证性考察之后做出，假说的证实与否定都是有意义的。
二、考察核心物与环境的关系时，必须分析出可观测的因子。分解出的因子应相互独立，其总和又应概括总体效应，实验从局部开始，向纵深开展。
三、研究环境与舞蹈的某种具体关系时，要分清相互作用的结合部、层次与侧面，不能含混地进行类比，既要注意其共时性关系考察，还要注意生灭、兴衰、分合、传承、演化等历时性变化，要研究不同环境因子的作用方式、影响程度，如：同步性、后延性、累积性效应等。
四、在总结概括观测到的舞蹈现象——经验事实时，应力避泛泛描述，而要根据对象的特点，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定量(QOATIFICATION)、定型(TYPING)、定序(ORDINATION)的描述和解释。有些客观现象不易于直接测度或定型、定序，可考虑用某种模式将搜集的资料化为某种数值，类似心理学上所说的量度化(SCALING)，凡此种种皆依研究对象性质而定。
五、舞蹈自身及其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注意精确性与模糊度相伴，因果律与或然率交叉的认识论——思维方式。若是把舞蹈中的模糊现象作绝对的精确性处理，即使理论上可行，也会失去其蕴含的活力。但若不能从模糊中分析出中心现象，又会陷入一片混沌。
六、考察相互关系时，应预见到我们所遇种种情况，往往不是单线联系，而是交错复杂的网络；考察历时性变化时，也非仅仅是线性变化关系，更不一定能遇到平衡态或单解值……
七、对已知模式或未知模式的寻找应注意其有条件性，因地而异，非一成不变。幻想用一个完美无缺的模式来解释千变万化的舞蹈现象是不切实际的，但它又是有据可查、有律可循的。
可以想见，我们总结出的方法论原则，绝非牛顿定律F=MA这样普适的、精确的、单因子、单值的、不随时间变化的确定性关系，而将是有条件的、允许模糊度的、多因子的、多值的、随时间变化的统计规律关系。驾驭分解与综合，注重整体的洞察力与感受力，本是艺术研究的特点和长处，不应因引进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丢失。
开放课题经受实践检验
作为一门开创性学科，《导论》所要完成的任务是：明确提出科目的研究范围、性质和任务；确定学科的方法论原则；建立本学科的术语系和提供可操作的方法；指出这门学科自身所具有的基本规律；此外还应提出进一步体系化的设想和方法——提出可供选择的具体论题。这些，在《导论》定稿论证中，得到了各方面专家学者的首肯，使其得以顺利出版。
从初建课题时起，我们就清醒的意识到，舞蹈生态学作为一门宏观的、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既要引入自然科学的方法，又须吸收社会科学的信息，还应汇集舞蹈各门学科的成果……因此，这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是开放性的研究课题。经过3年多创建基础理论的实践，我们更加体会到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复杂的舞蹈生态系统，它所涵盖的生态环境和舞蹈现象纵横交错、纷繁多变，而科目的基本方法又十分强调从经验事实出发及可操作性——力避主观臆想和空泛之论。为了——论证《导论》所提出的基本原理，进一步充实这一理论体系，实践从局部网络入手向纵深推进的工作设想，我们必须适时开放课题——争取更多的人参与课题研究。为此，在《导论》出版后，我们进行了多次普及方法论的讲习班。每期约3周左右，除系统讲授基础理论之外，还要用相当的时间进行各种形式的研讨。结业时参加讲习班的成员，都必须选取自己所熟悉的材料——所关心的舞蹈现象，以舞蹈生态学的方法论写出论文纲要。其中成绩优秀者，带着问题经过进一步的采样调查后，再进入高级研修班，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自己提出的论题——写出论文。在此基础上，选编出版的《舞蹈生态学论丛》，具有“长编”性的课题成果。（回想这一过程，真庆幸当时我院科研体制尚未被商业化倾向人为干扰，国家对重点项目的科研经费虽然拮据，确有保证）。
使我们深受鼓舞的是，报名者除来自京、津两市外，囊括了河北、甘肃、青海、新疆、湖南、湖北、河南、福建、安徽、浙江、云南、广西、贵州……具有不同舞蹈生态环境的广大地区，每期研习班都洋溢着高昂的学习热情和认真的探索精神。更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对于这门新学科提出的方法论和系统化的术语概念，听讲者不仅乐于接受，而且大都能联系自身的实践经验，自觉的予以运用。优选出的论题涉及了诸多方面。如：对不同层面的舞蹈（多维舞种、民族舞支系、舞目类群、具体舞目）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较全面的历史或现时的考察；侧重考察某一生态项或某一生态因子（诸如：宗教、习俗、舞具、服饰……等）对舞蹈的具体影响与表现；考证不同舞种的源流谱系及流变状况；运用舞蹈生态学原理阐释舞蹈发展中一些过去难以解释的现象；运用舞蹈生态学原理反思自身的编导教学经验，总结规律，提出问题；对重要舞种典型舞畴审美特征的分析；舞体的特殊因子对舞种发展的作用以及其它学科的学者学习本学科方法论之后的再思考……等。论文的内容丰富，论述有据，虽然只是局部性的考察与分析，由于方法对头，大都显示出论题的创新性和进一步深化的潜力。这一切，不啻是对这门初创学科的验证与补充，对我们起到了教学相长的作用。
值得令人深思的现象是：凡是实践经验比较丰富，采样调查比较扎实，虽然看上去“理论基础”较差，甚至很少动笔写论文，（如：舞蹈编导、群艺馆干部、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的编辑……等），领会原理一般都比较快，研究路线弯路较少，选题的价值也比较高（虽然在写作论文时，需要花费较多的力气予以辅导）。反之，即使行文较熟练，却往往出现概念的混淆，似是而非的理解，无的放矢的泛论——不自觉的游离了本学科的方法论原则。这或许可从某种意义上更加突现了这门基础理论学科的实践性，它始终遵循着“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以此检验科研成果的优劣、真伪。
通过初步开放课题，我们在经受实践检验的同时，对于这门学科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它对于科学地阐释纷繁复杂的舞蹈现象，开拓艺术科研的新领域，指导舞蹈实践与促进舞业发展……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反映论基础上的认识论、方法论是建立学科成功的保证。它也是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引进艺术科研与之相交融的一次成功实践。
在创立学科近10年的历程中，选修本科目的研究生，在本人的指导下，比较深入的领会及运用舞蹈生态学的方法论完成了不只一篇论文。其中杜小青的《黄淮花鼓秧歌与安徽花鼓灯的同源新辨》论文，对于一向比较薄弱的汉族舞蹈研究领域，做出了有价值的突破，被本院学位委员会及院外专家一致评议为：“具有新意和开拓意义的不可多得的好论文。”
尾语
回眸已经走过的历程，对于学科建设的信心逐步增强。与此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学科需要补充、完善的地方还很多。愈是深入认识到学科的涵盖幅和潜力，愈感到今后路途之遥远与艰巨，远非少数人所能完成。但是，这一历程的最大的收获是科学思维的自我锤炼，它的意义不仅限于艺术研究成果，而涉及到对人生真谛的感悟。如果把人类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问题研究透，随时清醒地意识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态位”，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不仅会在实践中少走许多弯路，而且将使人生境界得到新的升华，这是我对《舞蹈生态学》的探索，情有独钟的根本原因，但愿能与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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