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发展战略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00-2009年间年均真实GDP增长率超过10%①。然而，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却在持续恶化，自20世纪末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64.2%快速下降至2007年的57.5%②。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快速恶化直接导致中国消费需求萎靡不振(Kuijs，2005；Aziz and Li，2007；李扬和殷剑峰，2007，徐忠等，2010)：这一期间，中国最终消费率(消费/GDP)由62.3%急剧下降到48.6%③。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快速转变的原因何在？近年来，大量文献开始对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决定因素展开研究(如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2009b;李稻葵等，2009;龚刚和杨光，2010；等等)，发现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可能成为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稳步推进，然而，为何在1999年前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却出现了结构性的转折呢？可见，城市化、工业化等因素难以逻辑一致地解释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演变的历史过程。本文认为，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变迁可能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演变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图1描述了1992-2007年间中国轻重工业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之间的关系。
图1 产业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历史资料(1992-2004)》。
从图1中可以看出，产业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高度负相关：重工业占工业产值比重越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越低。1992-1993年，重工业比重上升，居民收入占比下降；1993-1998年，重工业比重缓慢下降，居民收入占比也略有上升；1999-2007年，重工业比重快速上升，居民收入占比则大幅下降。由此可见，轻重工业结构演变很可能是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转变的重要原因，但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变的原因是什么？产业结构转变影响收入分配的机制是什么？本文将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④
本文认为，政府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是中国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快速转变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发展的各种政府政策导致我国经济部门资本密集度过高⑤，资本收入增长快于劳动收入，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向企业和政府倾斜。
文章证明，若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低收入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将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农业人口从农业部门持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即落后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在第二阶段，企业家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资本不断积累，工资水平持续上升；在第三阶段，企业家同时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且资本密集型技术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资源被配置到资本密集型部门，表现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第四阶段，经济中只有资本密集型技术被采用，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这说明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转变本身并不会导致收入分配恶化。
相反，如果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鼓励和支持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降低劳动力需求，进而降低均衡工资水平，工资收入下降将导致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赶超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在动态框架下，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城市化进程缓慢，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由此可见，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转变本身并不会导致收入分配恶化，而过度工业化和重工业化才是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的直接原因，政府发展战略及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所在。本文的理论模型可以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重要的经验事实：
(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更高的收入不平等(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
(2)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更高的城乡收入差距(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
(3)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更差的经济绩效(Lin，2003)。
(4)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了更低的城市化水平(Lin and Chen，2011)。
(5)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的重要特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人口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工业部门。
(6)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企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部门。
(7)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越来越多的资源被配置到资本密集型部门。
(8)在经济发展初期，劳动者工资稳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劳动者工资开始持续上升。
本文的理论模型与Banerjee and Newman(1993)，Bernhardt and Lloyd-Ellis(2000)，Ghatak and Jiang(2002)等文献紧密相关，这类文献强调职业选择对财富分配动态演进的关键性影响。Banerjee and Newman(1993)，Ghatak and Jiang(2002)强调资本市场不完备性对个体职业选择的影响：穷人由于受到借贷约束而不能选择具有更高生产率的职业。他们重点讨论了初始财富分配和模型技术参数对长期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则证明，政府发展战略才是长期不平等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尽管初始财富水平、储蓄率等因素在某些情形下确实会影响到长期不平等程度。Bernhardt and Lloyd-Ellis(2000)刻画了低收入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平等程度的演化。他们的文章着重讨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财富分配与企业家能力分布相互作用的机制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则重点考察了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为分析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我们的文章与现有文献存在三个方面的不同：首先，我们强调发展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而非初始财富分布的影响(Banerjee and Newman，1993；Aghion and Bolton，1997)；其次，禀赋结构影响最优技术选择的机制是投入品相对价格，而非市场效应(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最后，对于政府的角色，现有文献主要强调其在再分配过程中的作用(Banerjee and Newman，1993；Aghion and Bolton，1997)，而我们认为政府所选择的发展战略对于收入分配有更重要的影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基准模型；第三部分分析模型的静态均衡，进而刻画了不同发展战略下的技术选择和收入分配；第四部分探讨不同发展战略下财富分配的动态演进过程和稳态分布，并讨论发展战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第五部分基于数值模拟方法定量考察赶超战略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第六部分为总结性评述。
二、基础模型
(一)行为主体的人口学特征和偏好
为刻画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对其收入分配的影响，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经济体：经济由连续统的个体组成，其测度被标准化为1(即经济总财富等于平均财富)；每个个体只生存一期，并拥有一个后代，即经济中不存在人口增长，且家户是无限生命的；经济中只有一种可储存的商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作为投资品，同时作为经济中的计价物；所有个体具有相同的能力和偏好，他们的差异仅体现在其继承财富的不同上。
图2 个体一生主要事件时序图
为使本文的分析更有意义，我们对生产技术的性质做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现代技术的生产率高于传统农业技术，即
为简单起见，在不产生混淆的情形下，我们从现在起将省略下标i。
三、不同发展战略下的静态均衡
本节将求解和讨论不同发展战略下模型的静态均衡，我们首先给出发展战略和静态均衡的定义。
定义1(发展战略)：一国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指政府引导企业采用与本国比较优势相一致的技术。相反，一国推行赶超战略是指政府鼓励企业采用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技术，如低收入国家政府鼓励企业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
证明见附录。
命题1讨论的是发展中国家的适宜技术选择问题(Atkinson and Stiglitz，1969; Basu and Weil,1998; 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 Basu and Weil(1998)认为不同的投入品组合(如资本/劳动比)对应于不同的最适技术；从而国家间禀赋结构(如资本/劳动比)的差异将导致其适宜技术的不同。然而，Basu and Weil(1998)中的技术进步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而非企业家的最优选择。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基于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增长模型讨论了企业家的最优技术选择问题：企业家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选择其研发项目，进而决定经济中的适宜技术。他们认为，禀赋结构与技术的不匹配导致低收入国家劳动生产率低于高收入国家。Acemoglu and Zilibotti(2001)中所强调的禀赋结构是指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比例，但在发展中国家，资本劳动比往往是经济发展更重要的约束条件。Lin and Zhang(2007a)探讨了资本—劳动禀赋结构对适宜技术的影响，各种投入品(如资本和劳动)的丰裕程度决定了投入品的相对价格，要素价格的差异决定了企业家最优技术选择的不同。然而，Lin and Zhang(2007a)是在一个市场完备、代表性消费者的框架下得到上述结论的，命题1则讨论了在资本市场不完备和异质性个体情形的适宜技术问题，得到了与Lin and Zhang(2007a)相似的结论。不同的是，本文模型中的劳动供给和需求与财富分布有关，从而经济均衡工资水平不仅是总体财富水平的函数，同时也是财富分布的函数。这意味着经济中企业家技术选择和个体职业选择也是财富分布的函数。
(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静态均衡
一国推行赶超战略是指政府鼓励企业采用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技术，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主要考虑低收入国家政府鼓励企业使用资本密集型技术(11)，即低收入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赶超战略下，由于企业家可以选择回报率更高的劳动密集型技术，政府要激励企业家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就必须对选择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企业家进行补贴。在欠发达国家，政府可以使用多种政策工具支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如金融抑制、汇率高估、行政配置资源、剥夺企业自主权等(Lin et al.，1994；Lin and Chen，2011；Lin and Zhang，2007b；Lin and Li，2007)。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政府通过对所有个体进行一次性征税(Lump Sum Tax)的方式获得收入以用于补贴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企业家，税收额T是赶超程度的表征。假设政府补贴额刚好使得企业家在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之间无差异，而对企业家的补贴额取决于他在资本密集型技术上的投资额。具体而言，当企业家投资一单位资本到资本密集型技术上时，他将从政府获得补贴
。从而投资到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资本量由政府的预算约束平衡式决定：
比较(9)式和(7)式可知，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条件非常类似，仅是对劳动需求进行了修正，从而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均衡工资、技术选择的分析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情形基本相同。我们将不同发展战略下均衡工资的性质总结于引理1。
引理1：对财富分布给定的低收入国家，赶超战略下的均衡工资率不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工资率；赶超程度越高，均衡工资率越低。
证明见附录。
(三)发展战略、福利与收入不平等
基于上节的分析，我们将在本节比较不同发展战略下的个体福利和收入不平等程度，讨论发展战略对个体福利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为比较不同发展战略下的福利水平，我们定义个体在赶超战略下的福利损失函数为(12)：
命题2(发展战略，个体福利与收入分配)：对于低收入国家，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帕累托占优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对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有个体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福利都严格下降。同时，赶超战略将降低城市化水平，赶超程度越高，城市化水平越低。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工人福利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严格下降，但企业家的福利可能上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赶超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
四、不同发展战略下的动态路径和稳态特征
前文考虑了在财富分配给定情形下发展战略对技术选择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部分将考虑财富分配的动态演变，探讨发展战略对不平等的动态影响。
命题3：当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时，低收入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将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农业人口从农业部门持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即落后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在第二阶段，企业家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资本不断积累，工资水平持续上升。在第三阶段，企业家同时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且资本密集型技术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资源被配置到资本密集型部门，表现为一个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在第四阶段，经济中只有资本密集型技术被采用，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工资水平单调上升，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单调下降。长期不平等程度是储蓄率α、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率
和利率r的减函数。
证明见附录。
(二)赶超战略下的动态路径和稳态
然而，一个经济体能否进入第四阶段取决于政府推行赶超战略的程度。可以证明，当政府推行赶超战略时，经济有可能无法跨越前三阶段；此时，赶超战略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不平等程度。我们将上述讨论正式地表述为引理3。
证明见附录。
由于工资在模型中是内生的，财富分配动态路径为一个非线性马尔可夫过程，完整刻画其动态路径非常困难(Banerjee and Newman，1993)。为方便比较不同发展战略下的动态路径，我们只考虑经济最终跨越了前三个阶段，最终进入第四阶段的情形。换言之，我们考虑稳态经济绩效和不平等程度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完全相同情形下，赶超战略对收入不平等动态路径的影响。赶超战略下动态路径的特征总结于引理4。
引理4：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其城市化阶段所需的时间长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所需的时间，且赶超程度越高，所需时间越长。当赶超程度足够高时，企业家和工人/农民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可能在前三阶段上升。
证明见附录。
事实上，城市化的速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企业家财富的累积速度和单位资本吸纳劳动量。当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企业家财富累积速度较慢，同时，资本密集型技术单位资本吸纳劳动少于劳动密集型技术，使得赶超战略下单位资本吸纳劳动降低，这两种效应都导致低收入国家在赶超战略下城市化速度变慢。上述讨论总结于命题4。
命题4：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经济可能停滞在经济发展的前三个阶段，此时，稳态不平等程度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赶超程度越高，稳态不平等程度越高。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城市化所需的时间更长，赶超程度越高，城市化时间越长。同时，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前三个阶段上升，收入分配动态呈现库兹涅茨倒U形特征。
五、数值分析
本部分将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定量考察赶超战略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我们首先简单介绍数值模拟的方法，然后报告并讨论数值模拟的结果。
(一)数值模拟方法
我们根据假设1—3选择数值模拟的参数，我们选择
；α=0.5；r=1.2。我们假设初始收入分布满足对数线性LN(m，n)，m、n分别为收入对数的均值和标准差，我们从LN(m，n)中随机选出10 000个样本作为初始财富分布。数值模拟中，我们以常用的基尼系数作为收入不平等的度量。
(二)静态数值模拟结果
在静态情形下，可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考察赶超程度对均衡工资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的定量影响，我们以T∈[0，0.4]表征赶超程度。同时，如上文所证明的，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赶超战略的影响存在差异，我们以m∈[-2，0]表征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标准差n取为1。图3和图4分别描述了赶超战略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均衡工资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
从图3中可以看出，对于人均收入比较低的低收入国家，不同发展战略下的均衡工资水平均为
=0.5；但从图4中可以看出，赶超战略下的基尼系数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且赶超程度越高，基尼系数越大。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赶超战略下的工资水平低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且赶超程度越高，均衡工资水平越低；同时，从图4中可以看出，收入不平等程度是赶超程度的单调增函数。对于高收入国家，由于政府无须进行赶超，均衡工资水平和不平等程度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均衡工资水平和不平等程度相同。
图3 发展战略与均衡工资
图4 发展战略与收入不平等
(三)动态数值模拟结果
在动态情形下，我们可以利用数值模拟方法考察赶超程度对均衡工资和收入不平等动态路径的定量影响，同样，以T∈[0，0.4]表征赶超程度的不同，时期数取为20。图5和图6分别描述了赶超战略对均衡工资水平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动态影响。
从图5中可以看出，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落后国家工资水平单调上升，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在赶超战略下，均衡工资水平不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且赶超程度越高，均衡工资水平越低。当赶超程度足够高时，均衡工资停滞于最低工资水平，经济发展停滞于第一阶段。从图6中可以看出，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基尼系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单调下降。在赶超战略下，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且赶超程度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当赶超程度比较高时，基尼系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结构；当赶超程度足够高时，经济稳态收入不平等程度远远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图5 赶超战略与工资动态
图6 赶超战略与收入不平等动态
六、结论性评述
收入分配持续恶化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断从居民向企业和政府倾斜不仅直接造成了收入不均，同时也是中国消费需求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是“十二五”期间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然而，有效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前提是理解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本文基于政府发展战略的视角，从理论上研究了收入分配的根本决定因素。
研究发现，城市化和产业结构升级本身并不会带来收入分配恶化，政府不当的发展战略才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文章证明，若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低收入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将经历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农业人口从农业部门持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即落后国家的城市化、工业化过程。在第二阶段，企业家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进行生产，资本不断积累，工资水平持续上升。在第三阶段，企业家同时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且资本密集型技术所占比例持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资源被配置到资本密集型部门，表现为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第四阶段，经济中只有资本密集型技术被采用，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工资水平的不断上升，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不断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持续下降。这些结论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等推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了“公平的增长”(Growth with Equity)。
如果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鼓励和支持违背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降低劳动力需求，进而降低均衡工资水平，而工资收入下降将导致企业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由此可见，过度工业化和重工业化才是收入分配持续恶化的直接原因，发展战略及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政策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逐步放弃了赶超战略，然而，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衍生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并没有完全改变，如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扭曲的资源价格体系和金融抑制政策等(Lin，2003)。这些制度安排对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产生了长期和持续的影响，是近年来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持续恶化的重要原因(Lin and Chen，2011; Chen and Yao，2011；等等)，相关制度、政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最重要的政策含义在于欠发达国家政府对于该国的收入分配和经济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刘易斯在其经典论述(Lewis，1955，p.376)中所指出的，“没有哪个国家在没有一个明智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取得过良好的经济绩效，……然而，政府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例子却也比比皆是……”。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一个政府要成为一个明智的政府，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命题1证明：
引理1证明：
对于资本稀缺的低收入国家，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企业家将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均衡工资率由下式决定：
命题3证明：
(1)经济发展四个阶段
(2)不平等的动态演化
(2)不同发展战略下的长期收入不平等
作者感谢巫和懋教授、霍德明教授、张鹏飞、徐朝阳、李飞跃、张晓岚、路乾、王伟等对本文提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①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②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③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④最近，Chen and Yao(2011)从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入手，研究了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对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
⑤基于跨国数据的比较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经高于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最高点，也远远高于同等发展程度的其他国家(王金照，2010)，这说明中国产业结构存在过度向资本密集型工业和重工业部门倾斜的趋势。
⑥这个式子意味着个体在t+1期的财富是t期个体收入的一个固定份额，从而t＋1期的财富分布与t期的收入分布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财富分布的动态路径和稳态分布基本等价于收入分配的动态路径和稳态分布，尽管存在一期的时滞。
⑦为简单起见，劳动密集型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资本—劳动比分别设为1∶2和1∶1，但本文的所有结论对于更一般的Leontief技术均成立。
(11)在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技术符合其比较优势，它也有可能推行赶超战略，比如对劳动密集型的纺织行业进行保护补贴等。然而，这种情形相对较少，影响程度也较轻，因而本文不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12)由于个体是风险中性的，所有个体的收入可以作为个体福利的度量。
(13)该条件包括了本部分第一节中情形(ii)和情形(iii)。在情形(ii)中，若政府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有企业家都将选择劳动密集型技术，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则部分企业家采用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在情形(iii)中，两种现代技术同时被采用，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投资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资本的比例高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下的比例。在两种情形下，赶超战略都将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使得经济中的均衡工资率低于
，资本密集型技术不具备自生能力。
(14)与Bernhardt and Lloyd-Ellis(2000)类似，模型也可能存在周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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